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

第一章 参阅资料

第二章 施季里茨（一）

第三章 缪勒

第四章 施季里茨（二）

第五章 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一）

第六章 施季里茨（三）

第七章 盖伦（一）

第八章 施季里茨（四）

第九章 施季里茨（五）

第十章 参阅资料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第十一章 施季里茨（六）

第十二章 参阅资料一杜勒斯兄弟

第十三章 麦克

第十四章 施季里茨（七）

第十五章 秘密通信（一）

第十六章 施季里茨（八）

第十七章 戈林（一）

第十八章 施季里茨（九）

第十九章 通信秘密（二）

第二十章 施季里茨（十）

第二十一章 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二）

第二十二章 盖伦（二）

第二十三章 巴比

第二十四章 杜勒斯

第二十五章 施季里茨（十一）

第二十六章 参阅资料

第二十七章 里克特（一）

第二十八章 施季里茨（十二）

第二十九章 罗门（一）

第三十章 施季里茨（十三）

第三十一章 冈萨雷斯

第三十二章 秘密通信（三）

第三十三章 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三）

第三十四章 施季里茨（十四）

第三十五章 戈林（二）

第三十六章 施季里茨（十五）

第三十七章 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第三十八章 施季里茨（十六）

第三十九章 罗门（二）

第四十章 参阅资料——佛朗哥夫人

第四十一章 施季里茨（十七）

第四十二章 里克特（二）

第四十三章 施季里茨（十八）

第四十四章 克丽斯蒂娜·克丽斯蒂安森（一）

第四十五章 施季里茨（十九）

第四十六章 克丽斯蒂娜·克丽斯蒂安森（二）

第四十七章 罗门（三）

第四十八章 肯普

第四十九章 立场

第五十章 罗门（四）

第五十一章 施季里茨（二十）

第一章 参阅资料

　　(1945年6月19日)

　　斯大林小心地，慢慢地从眼前推开装看文件的卷宗，缓慢地从桌前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他站在宙前，注视着颜色像石块一样的鸽子，群集在克里姆林官广场上一蹦一跳，不慌不忙地觅食，假如不问断地看上很长时间，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是石块本身在移动。真是不可思议！在学校的课堂上神父季奥尼西说过类似的东西不祥鸟，炼狱，天堂。

　　转过身后，斯大林看了看情报负责入，连续抽了几口烟斗，把剩下的烟丝拍完，然后定到桌前，头向文件卷宗点了一下，问道：“喏，您如何向我解释这件事？”

　　“我有义务反复验证这个消息。这件事不同寻常，所以我必须多方验证其可靠性。”

　　“是谁向您提供了这个消息，可靠吗？”

　　“完全可靠。但是在情报工作中所有的游戏都是由可靠的人提供假情报。”

　　“谢谢您的解释。您十分通俗地向我解释了情报工作的实质。”

　　他把电文拉到面前，再次浏览了一遍：

　　“从6月中旬开始，三天内在五角大楼美国军事情报负责入和战略情报局官员同德国防军中将、“东方外军处”处长盖伦举行了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见中达成一项协议，盖伦将返回德国并且开展工作。盖伦同意格自己的情报员移交绪美国情报机关，包括‘俄国解放运动’领导人弗拉索夫将军，梅利尼克的乌克兰起义军积极分子和邦吉尔的士兵。协议中同意今后盖伦以及由他派遣道到波兰在伦敦的政府中的情报员，分布在西方的斯洛伐克、克罗的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的反共集团将由美国人控制。

　　但是，在联合公报今指出，一旦日尔曼政府在德国取得政权之后，盖伦打算仅仅为新德国工作。五角大楼使他相信，在此问题上将给他协助。协议强调，华盛顿将寻求机会对德国新政府施加压力，以便益伦组建民主制度下的、与西方体系融为一体的德国情报机关。他得到保证，他将是情报部门的首脑。协议强调，目前在德国成立统一的情报中心淌有些风险。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巩固其占领区，使共产主义无法侵入，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建议差伦将军考虑成立若干秘密中心的问题，首先是在西班牙，已批准盖伦与佛朗哥手下相应的部门进行接触。

　　五角大楼会议结束之后，盖伦将军与艾伦.杜勒斯进行了三小时会谈。此间人土认为，是杜勒斯将盖伦将军引见到这里并迫使五角大楼与他坐到谈判桌前。谈话结果不详。但是，据认为内容涉及在东欧国家积极开展反共活动的具体步骤。不能排除为了对在利沃夫地区与克里姆林宫作战的乌克兰反共队伍实施援助而制定具体的措施。”

　　斯大林沉默不语、在办公室走了很久，然后站到情报负责人面前，审视地看了看他的面孔，好像要用自己黄褐色的眼睛拥抱他似的，斯大林问道： “现在您说说，在此之后，”

　　他向桌上点了一下头， “我应当同社鲁门坐到一起讨论战后欧洲问题吗？为什么沉默？您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您下不了决心？”

　　“可能是第二种原因，斯大林同志。”

　　“为什么？您不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结我，只要回答问题。差别很大，不是这样吗？”

　　“我的根据是在西方我们面临看两股势力：‘思维健全的政治家——我觉得他们为数不少——公开支持与我们友好对话的建议。而敌人．他们终归是敌人，就没有办法了。对这类消息我们的反应越强烈，做一个思维健全的入，即希望与我们友好的人就越困难。”

　　“但是您相信使我们采取强硬态度的这个消息是伪造的吗？而且—一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的同情者处境困难吗7” 。

　　“应当验证一下，没时间去办。”

　　“有可能吗？”

　　“有”。

　　“杖鲁门在战争之初发表了讲话：德国入取胜就帮助德国人，俄国人占上风就帮助俄国人，已故罗斯福的亲信迫使他收回此话，对此您有何看法？”

　　“我认为，他冶备尽全力忘掉自己这番话。”

　　“如果这对他有利呢？如果我尽量帮助他呢7您看他会同意对话吗？”

　　“我不知道。”

　　“诚实地回答是好事。我们问一下葛罗米柯，您就这么说：您，您本人决定与希特勒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谈判，而且没有告诉我。这样行吗？”

　　”不行。”

　　斯大林微微一笑：“可也许社鲁门心眼更好些？民主选举，充分的公开，对吧？”

　　“正因为如此，如果我处在美国情报部门首脑的地位，我是要征得总统的批准的。”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皱了皱眉， “回答得好。不喜欢我们的民主，啊？好吧，我们考虑一下怎么办。用不着到艺术剧院导演那里去取经：人们会学会同这个人在关系世界未来的谈判桌前该如何举止，这个人平静地住在城里，他手下的军入友好地接待希特勒的将军……把文件给我留下……想一想！怎么能得到更加详细的情报……也许可以从西班牙？不过，您的职业不用我教，照您了解的去做吧。”

第二章 施季里茨（一）

　　（马德里，1946年10月)

　　马德里赫涅拉里西莫林荫道上，一个美国人走到施季里茨跟前，建议与他共进午餐，同时谈一些可能涉及双方利益的事情。他的神情完全是善意的，脸上见不到通常在实施抢劫或者逮捕行动时的不安迹象。

　　“我请最好的菜。”他补充道， “您意下如何？”

　　铺在宽阔林荫道上的法国梧桐树叶已经开始发黄，变得像金属一样，呈现出智利蜂蜜的颜色。然而见不到一点秋意，天气暖和，施季里茨面对柔和的阳光，不知为什么奇怪地耸耸肩膀，轻声答道：“为什么不去呢？”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会拒绝。”

　　施季里茨又看了看面前的美国人 “一个体格十分健壮的人。”他想， “总地说，他们十分健康，这是可以理解池他们不了解战争，生活在远离发生惨剧的地方，他们年轻，二百年的历史，算不上成年，仅仅是幼年。

　　他清晰地记得那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本地报纸刊登了丘吉尔这位“伟大的老人”在富尔顿发表的讲话。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向听众介绍英国前首相的不是别人，正是杜鲁门总统本人，这就使丘吉尔的讲话具有特殊意义。白纸黑字，一篇发言中提出了整整一套计划。

　　读了两这丘吉尔的讲话，施季里茨放下报纸，艰难地从吱吱叫的椅子上站起来(在他所谓的“客房”的小屋里有三把椅子)，来到街上。

　　三月，尽管天空万里无云，却仍然飘着菲菲细雨，人们躲在雨伞下，僻里啪啪地路过水洼，只有真正的骑士光看头，穿着实大衣大步走道——雨水并非子弹，这不可怕。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仪表，绝不能举正不雅地躲避什么，更不要说避雨。

　　他无目的地在城里漫步。读了报纸上的文章之后他无法集中精力。因此，当他发觉自己走到了市中心时，不禁心中一惊。对面就是美国使馆。高大的建筑不时有人出出进进。现在已经9点钟，开始上班了。旅季里茨站在报亭旁，浏览着报刊杂志，卖报人像海盗一样把宽大的贝雷帽压到眉际。他的一只限长了白翳，每当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叫喊，施季里茨都要全身震动。

　　“看一看丘古尔历史性的讲话，他向斯大林宣战。”

　　施季里茨望着进入使馆的美国入。这些人身高马大、健壮。好像穿着制服：因头大皮鞋、网眼袜子、紧绷绷的裤子、扎得很窄的领带，斗篷短短的，看起来祖笨难看，一般是驼色或者灰色。

　　他们走着，彼此愉快地交谈。施季里茨有些明白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党得——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判断一一他们在讲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有的在说如何在伊拉基度周末，抓鲜鱼(在西班牙人们不说“钓鳟鱼”而是说抓鳟鱼)有的在谈论托莱多城外芬娜·卡尔德隆城堡之行留下的印象(简宣令入吃惊的女人，魅力无穷)，有的干脆说右脚上的鞋有些夹脚，要送到佩普那里去，他在街道拐角处干活，手艺不坏，收费也不高。

　　他们不是普普通的人，在街上游荡，去咖啡馆，种粮食，在剧院演唱，在诊所里治病——他们是特殊的人，一些被拉入政治家阶层的人一他们之中没有人感到担心、‘愁眉不展、神情沮丧，没有人——从他们的表情判断——似乎不理解昨天在富尔顿发生的事情。

　　“这是—些办事员。”当时施季里茨想，。他们见不到文件之外的东西，他们缺乏展望历史前景的才能。我无权以他们的表情来对全体美国人作出判断，尽管我眼下对那些决策人物更感兴趣，那些真正的宣传家的责备可真天真。”他在思付，他们为地球上唯一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感到狂热，而这多么软弱无力……但是在那里一切都要由进入白宫的人决定，幸运的是这个国家有了罗斯福。上帝决定惩罚这个国家，召回了罗斯福，让杜鲁门取而代之。此人无法理解罗斯福所做的一切……”

　　施季里茨皱丁皱眉头，因为在一瞬间里他产生了奇怪的视像，他见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而是死尸，是透过灰色斗经依稀可见的骨架。人类大规模的死亡仍然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他把自己的观念作为历史长河中急骤转变的里程碑一样的经典…“昨天在大洋遥远的彼岸，丘吉尔在学院的那座美丽安静的英式古老建筑里发表了讲话，在字里行间中有什么使施季里茨感到沮丧呢？

　　显然，他明白了，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丘吉尔谈到，为了对抗俄国，必助建立‘英语民族’的兄弟联盟。这种联盟可以视为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丘吉尔强调，兄弟联盟不仅要求相同社会体系之间的友谊不断增长，而且要求保持军事关系，共同利用所有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由此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并且提高了英因的武装力量。

　　施季里茨首先抨击丘吉尔两次使用“帝国”这个字眼，以此证明从前的、也就是罗斯福实行的英国政策永远结束了。杜鲁门本可以表示独特的见解，他可以把美国的民主与英帝国的傲慢截然分开，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同众人一道为狂妄的温尼鼓掌，表示他字字句甸同意丘吉尔的讲话。

　　“作为一个天才的，深刻的政治家，”施季里茨认为，“丘吉尔谈到建立英语民族军事同盟来对抗俄国，这段话不仅是对克里姆林官的威胁，也是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冷态警备罗马和巴黎面临着建立新的有效的同盟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中丘吉尔公开强调： “共产党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大多数远离俄国疆界的——在整个世界———国家活动，这是对基督放文明的威胁。”

　　“也就是说，”施季里茨明白，“通过这段话丘吉尔明确要求意大利和法国政府立即将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排除出内阁，并且无条件地与那些为反希特勒斗争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刘清界线。1945年5月9日之后，谁也无法对欧洲的主权国家如此发号施令，从前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但却是丘吉尔敌人的做法，人类难道竞如此健忘吗？”

　　施季里茨明白，过去的结束了，他不间断地慢慢地、逐字逐句读完丘吉尔的讲话。

　　斤吉尔煽动：“我们不能容忍实力上的微弱优势。从我与俄国人的接触来看，我相信，他们首先对实力感到高兴，与俄国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所有英语国家以及所有的关系。”

　　他明白，莫斯科不会沉默。显然，答复将是激烈的，丘吉尔知道该怎么办，他已模适了斯大林的性格。看起来，采取行动之前，他已仔细估计丁可能受到的异议。仅仅一年以前，他还同这个人平起平坐，他曾经是大三角的一员，在雅尔塔同坐—iK基因吐开过当时在克里米亚他们身边还有一个人——罗斯福。

　　就在1946年3月的这一天，刚刚扔掉双拐的施季里茨走在城里边。他明白，现在返回祖国成了一个他从前绝没想到的难题。

　　当时，在1946年春季多雨的日子，他萌生了走投无路的可怕感觉：他在假定，与他为之贡献了整个一生的理想相反，向苏联进攻的极右翼力量在表态，他明白，英国法西斯分子的头子莫里斯在搜捕时从家中逃走，莫里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重新在海德公园聚众集会。施季里茨明白，那些公开向希特勒屈膝的福特手下的人可能会露面，宣布这项俄国所不能接受的强大计划。此人曾被希特勒视为帝国可恨的敌人，并且为战胜纳粹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对施季里茨来说，这是十分羞辱和苦涩的。他从积攒下来的零钱中数出10个比塞塔①，走进离美国大使馆不远的一家咖啡馆，叫了一瓶葡萄酒，他一杯接一怀，一口气喝光了。他醉醺醺艰难地回到八个月前从奥德萨的人安排他住进去的寄宿旅馆。他觉得心里凉冰冰沧的，他一动不动，好像又感到5月1日子弹击中胸腹部时袭来的疼痛……

　　“走吗？”美国人问。

　　“当然。”

　　“我定得快吗7”美国人说：“我可以走一些。”

　　“好吧，”施季里茨说，“最好慢一些……”

第三章 缪勒

　　(1946年)

　　强烈的阳光透过保温的固定木质百叶窗，黄色的光线划破了房间内的昏暗，这光线有如镜子的内在本质，对真实作出的僵硬的反映总是冷冰冰的。

　　缪勒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地、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屋里摆着巨大的红木桌子，靠在灰色大理石壁炉附近，另外有摆满书籍的书架。

　　他不慌不忙从宽大低矮的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享受着寂静。听到巴伐利亚产闹钟上的布谷鸟的叫声，缪勒微微一笑(这原是地方行政长官赠送的，早在1987年他就把它带出德国国社党国外处派他来到这里，打入阿根廷。)，布谷乌在畅快地宣布时光在流逝。

　　缪勒到了拉丁美洲，登上河岸，默默地与自己的同行者握手，然后坐上等着他的汽车。车子把他送到亨利克．特罗斯持赫默尔的“努埃瓦别墅。”起初，缪勒无法入睡；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两个小时。此后捡喝了一杯浓烈的科思洒。酒是大批地，这座三层楼的别墅的巨大地窖里放满了酒瓶。

　　他时常感到紧张，因为公路离住宅只有两公里远。在帝国内他巳习惯围墙和哨兵，可这里没有，一种毫无保护的感觉。缪勒经常在等一些穿制服的人赶来，问道：“战犯缪勒躲在什么地方？”尽管他持有瑞士公民里查尔多．布吕姆的护照，尽管特罗斯特赫默尔使他相信，这里毫无危险。贝隆是绝对友好的，尽管罗斯福的犹太人迫使他的国家向帝国宣战(1945年3月)。缪勒坐立不安。躺下睡觉时，他把巴拉贝伦枪和手榴弹藏在枕头下面，但还是无法入睡。他仔细倾听远处汽车驶过时的轰鸣。

　　“亨利克，”他最后说，“您把我送往内地时间拖得太久了。我明白，人们在尽可能详细地准备行动，您为什么不把我当作彻头彻尾抵什么也不能做的疯子送到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方。

　　“哎呀，里查尔多，”特罗斯特赫默尔微微一笑，“安静地休息吧(特罗斯待赫默尔从不提缪勒从前的名或姓，也不提他近些年来听惯的官职。

　　“分队长”的称谓已经不需要了。有时还觉得缺少些服装，要么没有领带；要么穿不上袜子)，我们十分爱护您。”特罗斯特赫默尔接着说，“要避免去冒不可预测的风险，眼下正在进行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侦察。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把最尊敬的客人分散到各地，必须严格按比例分配领导人、中级人士和普通工作人员……在此之后我们认为必须请您时间去检查身体，在您要去的地方向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要是有必要作一下透视，进行仔细分析和医生出色的会诊呢？近几个月承受的重负不会马上产生影响的，可能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我假设您的血压会急剧变化……所有这一切最好集中在这里，离中心不远的地方……熟悉一下自己的新名字，学习西班牙语。我向您推荐我的两个年轻朋友，他们完全听您支配，睡觉、游泳、散步……如果不是坚信您绝对安全，我绝不会斗胆说这种话……”

　　近些年来，缪勒已经习惯于别人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学会了在周围人的眼暗中发现去满足他任何古怪念头的欲望，坚信只有他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采取行动。绍勒十分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新地位，他必须等待不知什么人下达的命令，严格按时间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就在挂在小院里棕搁树上的锣响亮地敲响的时候，同时他必须在桌旁同主人以及两个同时负贵警卫的“教师”交谈。他们专心致志，十分殷勤，沉默寡言，但没有缪勒心中喜欢的奴性，这种奴性表现在帝国内保证他的安全，为他做饭、收拾住宅和开车的人身上。人们对此习惯得很快，要忘掉却要很长时间。

　　“什么是另一块大陆，”缪勒打量着两个沉默的壮汉，心事重重地想，“什么叫别离故土？是的。德国人，当然是德国人，不是阿根廷籍的德国人，这里的环境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不听我讲完就张口说话，穿着短袖衬衣、难看的牛仔裤，好像一群放猪的人。他们在游泳池中追逐打闹，哈哈大笑，他们不明白这可能打断我的思路，甚至使我生气。不，在家绝不会有这种事，还是故乡有规矩，异乡他方就是散漫，在有钱人家，甚至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也巳不再崇尚传统，这真是不幸！”

　　“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想到，“这种看法与我们的人种理论相矛盾，按照元首的观点，日尔虽入永远是日尔曼人，无论他居住在何处，在哪里受教育，血统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故土。”缪勒又想到，“这里是另一处根基，即使是日尔曼血统。这是什么样的根基？令人费解，无稽之谈。沙石或是粘土。这里的广播节目不同，舞曲连续不断，甚至连我也想随着舞曲的节奏踏看拍子。这里的饮食不同。在帝国我根本不吃这种肉．桌上摆几瓶葡萄酒，象喝水一样——在人际关系上总是带有矫柔造作感，这可不是五度的啤酒，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看美国、法国和墨西哥报纸，与英国人、斯拉夫的犹太人为邻，向他们问候，在他们的商店购物，交换信息，不断四处扩散，初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这种接触带来的分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小巧的“托尼”飞机降落在宅院旁绿色的场地上，只是到这时缪勒才放下心来。默默无语的飞行员猛地点头向他问好——在一瞬间里他脖子上原有的肌肉好像消失了，支撑不住头颅。缪勒喜欢这样。显然，飞行员离开帝国的时间不长，持罗斯特赫默尔帮他上了座舱，坐在驾驶员的右侧。

　　一路顶风，里查尔多！我想您会真正喜欢飞去的地方。”

　　飞机在场地上滑行了近一百米地面，急违爬高，缪勒这时问：“我们往哪里飞？”

　　“进山，科尔多瓦．赫涅拉尔。别尔格拉诺的别墅，这是我们的居民区，实际上只有德国人，有一个出色的机场。没有公路，要骑马才能到那里，到那里去的每一辆货车都是件大串，所以情况得到严格控制。

　　“那非常好，到那里有多少公里？”

　　“很远，有上千公里。”

　　“我们要在空中飘多久？”

　　“我们在阿苏尔降落，那里有我们的兄弟，我们加上油，休息之后继续飞行。在赫涅拉尔一皮科附近我们吃午饭，然后飞里奥库阿尔托航线，在那里我们过夜。群山之间一片寂静，美不可言。第二天，我们绕过科尔多瓦，继续前进，本来可以在一天内干完，可头儿要我别使您感到难受。不适应地在空中飘十个小时毕竟不是一件轻松事。

　　“您多大岁数？”

　　“27岁。”

　　“在帝国生活过吗？”

　　“是的，我出生在里谢姆。”

　　“这是什么地方？”

　　“巴特戈德斯堡城外的一个小村子。”

　　“到这里多久了？”

　　“两年。”

　　“学会讲话了吗？”

　　“我妈妈是西班牙人……我在外祖父家受的教育……白1923年开姑父亲就在这里住了。”

　　“在慕尼黑革命之后？”

　　“是的，他在帝国元帅的一个航空大队服役，当元首被投入监狱后，是帝国元帅推荐父亲来到达里的德国移民区”。

　　“父亲还健在吗？”

　　“他还在机场工作……”

　　“多大年纪？”

　　“60岁。他身体很结实。他组织了第一次跨越大洋的飞行，从非洲到巴伊列斯……”

　　“到哪儿？”

　　“布宜诺斯艾利斯…”美洲人喜欢简化，他们把首都叫作巴伊列斯了……”

　　绍勒冷冷一笑：“我不习惯”。

　　驾驶员没说什么，过了一分钟才看了分队长一眼，缪勒觉得目光中包含着某种怜悯的疑惑。

　　“您是党员？”

　　“是的，7月20日之后所有飞行员都必须入党。”

　　“必须入，您是不得已才入党吗？”

　　“我不喜欢摆样子，不宫欢会议上所有这些歇斯底里发作，吹捧式的发言…我喜欢德国，里查尔多、有没有元首无关紧要……”

　　“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茨·齐列。”

　　“为什么不起个西班牙名字？”

　　“因为我是日尔曼人，至死都是。我当过兵，没什么可隐瞒的，对于我本人对俄国人的轰炸我准备在任何一个法庭上负责。”

　　“那么对美国人的轰炸呢？”

　　“美国远着呢，我们去不了……人们空谈强大，而一说到实施打击，他们就尴尬了……。”

　　“父亲入党了吗？”

　　“当然，他是老党员，纳粹运动的老战士。”

　　“您同他关系好吗？”

　　“怎么会不好呢？”驾驶员微微一笑，“他是个杰出的人……我很佩服他。您知道，他为法国人安排飞机从巴伊列斯到达喀尔……他十分喜欢安东安·艾克丘别里这个飞行员，温柔得像个女人，他说，勇敢得像个年轻士兵……父亲和他一道执行过任务。应当明白，这条民用航线不是军入开辟的，帝国元帅对此很关心，于是父亲奉命与他交朋友……父亲说这个艾克丘别里写本书，谈过吗？”

　　“听也没听说过？”

　　“他讲了许多事情，他像孩子一样轻信，父亲说，根本不用提醒什么……当然，同所有法国人一样是个酒鬼……好色之徒……父亲打算在集中营找到他，父亲认为，法国战败后他会坐牢……他对父亲说，一个人跨越大洋飞行是最愉快的事，你，蓝天，地平线……我理解他，其中包含看瓦格纳的东西…、奇怪的是一个法国人会有这种感受……”

　　“那么雨果呢？”缪勒冷笑道， “巴尔扎克？莫伯桑？左拉？他们难道没有感受？”

　　“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写得有些轻松，而我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喜欢读起来很费劲的书——当我感到一切清楚不过时，一切就变得索然无味，似乎人们在撒谎。作家是一种特殊的人，面对作家的思维我感到害怕……”

　　“他应当做个飞行大队长，”缪勒叹了口气。

　　弗里茨高兴地说：“正是这样！”纪律是必不可少的，所有一切都需要有纪律，否则就会一团糟。”

　　“他从哪里来的这种谬论，”缪勒想，“不参加国社党是因为不喜欢会议上的歇斯底里，那么说，他感觉到了什么，他是自主的，说到作家时为什么这样蠢，为什么崇拜名气呢2”缪勒心里在问，

　　“别撒谎，你喜欢这样，尤其我们正在没有人烟、没有房屋的地方，多么幸福……孤独……”

　　“您知道，我和您最好不在中转站过夜，直接飞到赫捏拉尔．别尔格拉诺别墅……”

　　“您不累吗？”

　　“不，我很习惯。”

　　“幸亏我还会感到累，用这种小玩意我们飞不了八百公里以上，尤其是深夜……”

　　“阿苏尔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们在一个朋友的机场降落，他掌营着一些化学企业。他住在巴伊列斯，他有房屋、土地、机场和电台……房子很好，我在那里住了一夜，美妙的音乐、游泳池、马……”

　　“带什么人来过？”

　　“即使有这种事，我也不会回答您，里瓦尔多先生。我已起誓保持沉默，请原谅。”

　　“不，不，好样的，弗里茨……我只是忍不住，明白吗？”

　　“明白，我们试试吧，如果我觉得可以飞的话，我会飞的，只不过应当询问指挥中心，是否允许我连续飞行。”

　　“是的，当然，一切应当按规矩去办。为我会让您违反定”。

　　“这不是规矩，而是命令。”

　　“那更应如此，阿苏尔机场的主人叫什么？”

　　“机场在阿苏尔城外。右15公里运，不能飞到城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知情过多会成为负担，我想平静地生活，我在度过艰难的时期，我正在攒钱，将来返回德国。”

　　“会很快吗？”

　　“我想过上两年所有的战士都会要求回去。”

　　“是吗？您真是乐观主义者，真让人嫉妒。好样的，假如您没有估计错，我会感到高兴。”

　　弗里茨又露出自己温柔的微笑，在他脸上出观这微笑看起来十分奇怪，“我不是无目的地在这里飞行……”

　　一座按巴伐利亚样式、用浸染原木作骨架建造的电台小屋。在附近的机场草坪上迎接缪勒的是党卫队的人，旗队长威利·库特，丹克教授。他是“福克．威尔夫”设计局负责人。在1943年他们就巳相识，当时缪勒来到皮斯坦察湖，那里设立了公司办事处。缪勒同丹克讨论了在工作中利用一批法国和捷克工程师。这些入由于参与抵抗运动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关押在帝国的集中营。

　　缪勒同丹克谈妥，在一定的期限，至多一年时间将工程师用于不同目的，在此之后必须除樟他们，以免走露风声。

　　当时丹克说：“我马上查清谁会干些什么，那些没有想法的人可以马上除掉。弄清他们有何用途有—两个月的期限足够了。对才华横溢的人应当以礼相持，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何让他们接受我们的信仰。”

　　……丹克扬起手，行了纳粹礼；绍勒心头一阵高兴。他拥抱了丹克。

　　他们一动不动果呆地站了片刻，丹克用手揉揉眼除头向电台小屋方向点了一下：“饭巳淮备好了，里查尔多……”

　　“谢谢……我该怎么称呼您？”

　　“马蒂斯博士。我是科尔多瓦军用飞机制达厂的主任工程师，完全是合法的，我飞到这里来是为了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同时有话对您讲”。

　　房间内桌上摆着两副餐具，香肠、德国啤酒、烤肉、低温熏制的火腿、许多青菜和水果。

　　丹克解释说飞行员正在屋里吃饭，他是吕多维戈．弗雷德的人。您显然熟悉这个名字。1935年他来到此地，现在成了阿根廷公民，领导着中部地区的党组织。

　　用餐时丹克说，他巳网罗了一批理论家：“航空家、物理学家、技术测算员——他们都住在科尔瓦多，在我们厂里做事，警卫全是阿根廷人，不允许外国人通行。美国大使博拉丁请求庇隆参观我们厂，上校本人拒绝了。当然是桩丢脸的事，乱槽槽的，但这是世界的末日，不能慢腾腾的……在特殊的设计局我吸收了保尔·克莱洛夫、埃利克·维尔温尔、约尔加·修曼、雷马尔．霍尔登、奥托·贝列恩斯、艾利斯特·施洛特尔……您在我这里会见到他们，而且是在皮涅墨德，在维尔纳·冯·布劳思那里。有一部分带着犯人工作的人必须起本地的名字阿尔瓦多·乌内乔、恩利克·维拉斯科，听起来蛮好听，对吧？现在就看你们这些政治家丁……”

　　缪勒慢慢放下威士忌，没有送到嘴边，他皱起眉头，他生平第一次被人称作“政治家”。他一下于没有明白人这个字眼是对他讲的。从现在起缪勒不再是别的人而是一名政治家了。

　　“您这里有没有度数高点的啤酒？”他问。

　　“唤，当然。不过我认为，为了能在飞行中谈，我没有提议……”

　　丹克站起身．打开用高山林木制成的小柜子，他递过白酒，把缪勒的小高脚杯斟满，然后给自己斟满，酒几乎溢了出来，他不喝酒，好像肝脏不好，缪勒回想起来，丹克在德国时不喝酒，我发现他用矿泉水代替伏特加，为什么动作这样麻利，就像喝水一样。当时，缪勒在他的住房安装了窃听器，并且派去了特别信任的人。真正的纳粹不会不喝酒，这样回避酒精是不正常的。但是两星期后有消息说，教授的确有病，希姆莱本人两次让他——根据戈林的请求——去瑞士的雷帕维尔肠胃病诊所就诊。

　　“请让我继续飞行，”缪勒请求道，“我为您干杯，谢谢，教授，您自己不要喝，不必喝，我还记得您的肝脏不好……”

　　“确切地说是曾经不好，分队长……”

　　“听到“分队长”时缪勒不禁四处张望了一下，他马上感到，丹克已经明白——他感到害怕，还不错，是个政治家，不过，要让他彻底垮掉，只是别说假话，恐惧是流亡者自然的心态，而谎盲将使任何一项事业毁于一旦。

　　“您发现我在此地多么胆怯了吗？”缪勒冷冷一笑， “我连自己的影子也害伯，羞傀和耻辱。”

　　“人人都会出这种事，”丹克答道．缪勒明白他的举止是正确的。从他这方面讲，任何相反的反应部有可能导致失败，

　　“鲁德尔上校到我们这里时——您知道这人是多么勇敢——每隔十分钟就走到窗前，看看是否安全。这种情况会过去的，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您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3月底……不，不，经帝国元帅批准我带走最宝贵的档案文件。我随身带走一部分有关飞弹的资料、新型轰炸机的图纸，一系列有关瞄准系统的设计构思……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保证将我转往瑞士，那里一切准备就绪。”

　　“在此地您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有联系吗？”

　　“没有。目前我还在克制自己。庇隆毕竟比较可靠，他是这里的主宰。在许多方面他的口号类似于纳粹。当然，他对犹太入和斯拉夫人采取的容忍态度看起来有些奇怪。这里塞尔维亚人，克罗的亚人，乌克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很多……”

　　“在这几个月里，”缪勒微微一笑， “您治好了肝病？”

　　“您看，就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大家从前生活在紧张不安中——所有疾病都是由于神经不安引起的……而在这里我有一批可靠的同事，我们生活得和睦协调……”

　　缪勒又是微笑一下：“没有盖世太保，不会被召到党的办公厅，不必向帝国空军司令部写报告，不必每天和工作人员一道朗诵《我的奋斗》.....啊？”

　　“唉，您总是开玩笑，”丹克回答，缪勒明白他现在可以捞本了：现在教授害伯了，脸色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模模糊潮，好像拳击手受到漂亮的一击，感到一阵目眩。

　　“为您干怀，教授，为您心里记得我们的情谊干杯，谢谢。”

　　缪勒津津有昧地慢慢呷着酒，什么也没吃，他恰然自得地感到暖意在全身扩散，他饶有兴趣地问：“鲁德尔在哪里？”

　　“他是我们公司的主要军事顾问。仳窿保留了他的上校军衔。他常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完全是公开地……他得到了这一切，一个士兵……”

　　1943年鲁德尔上尉在袭击俄国队伍时负伤。机枪扫射，他被击中了双腿，动了手术。两次手术之后，在瑞士定做了特殊的假胶肢，然后按送到瑞士与西班牙边境的小城阿斯空休养。在那里他重新学会走路，重返自己的飞行大队，做了第一次飞行之后，有人将此事报告了戈林。元首亲自授予鲁德尔橡树叶骑士勋章．上校肩章和国社党金质徽章。戈培尔受委托起草了有关鲁德尔——负伤后——完成了20次战斗飞行，击落5架俄国飞机，击毁7列军车的材礼料。从此不再允许他飞行。他在一个个编队巡回，向人们演洪，号召对俄国野蛮入和美国犹太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后来他被“借给”里宾特洛甫。鲁德尔上校周游各个“仆从国”——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意大利北部。在这些旅行中，他完成了一系列舒伦堡赋予的微妙任务，盖世太保的人了解这件事，因为他们为他准备此行的各种文件，审查了他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是否有隐藏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斯拉夫人或者未经注册的宗教团体成员。缪勒两次读到鲁德尔关于与瑞士和罗马尼亚飞行员的接触情况报告。安东内斯库夺取政权之前，布加勒斯特与美国和德国飞机制造商有看十分可靠的联系。在战争期间，瑞士入既把他当作美国商人，又作为德国工程师。到伯尔尼出差时，他把帝国空军制服换成普通人服装。缪勒不喜欢鲁德尔的报告：编造假话，从瑞士杂志上抄袭的材料——在瑞士没有任何新闻检查，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当中立真不错，没话可说，尽管报告内容空洞(上校总是想造成他执行任务时发现的危险现象。)缪勒却深信此人：命运远不是所有军人，尤其是受到元首如此垂青的人，能与秘密部门合作——军官的荣誉成为了障碍：军人的贵族作风，士兵的派别主义等等……”

　　“是的，”缪勒表示同意，他看着丹克教授给他斟上伏特加，“您的话完全正确，他是个士兵，在有生之年得到了—座丰碑·…．．目前还没有我们的人来找您吗？”

　　“有过—个人。必须承认，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他转告我，目前我们要尽力隐蔽起来，并且不停地为庇隆军队工作。这个人说，今后怎么办，以后会通知我。”

　　‘到底由谁通知？”

　　“他没有说。”

　　“您没想过这会是个奸细？”

　　’ “没有。瞧您说的……是奸细肯定要挑拨离间，刺探情况……”

　　绍勒叹了口气：“咳，天真，非常天真的人，奸细肯定要先成为您的熟人、然后成为十分熟的人，最后成为朋友、挚友，在此之后您会自己说出他所感兴趣的—切，并且会按他的请求和劝告去做，挑拨您的对手采取我想设想的行动……这个人已成了您的熟人…—瞧吧……请描述一下这个人。”

　　“个子不高，十分均称的脸，穿着灰西服……”

　　缪勒大笑起来：“教授，如果靠这种描写形象，我一个敌人也抓不到……眼睛的颜色，鼻子和嘴的轮廓，与众不同之处。个头、手势、口音……巴伐利亚人、悔克伦堡人、柏林人，萨克森人……”

　　“是萨克森人，”丹克马上回答，“眼睛是灰色的，凹陷得很深，鼻子直挺挺的，鼻孔挺生动，甚至软骨有些突出，嘴很大完全像字母‘M’，有些模糊。讲话时没有手势……”

　　“不，我不知道谁可以做到打字。”缪勒说。

　　他没讲实话。他认识几乎所有国社党工作人员以及他们通过奥德萨的秘密途径于1945年派往南美和西班牙。根据丹克的口头描述，缪勒明白，那不是奸细，而是国社党新闻处长、旗队长格列尔。

　　恰恰是洛列尔——缪勒有些吃惊——在继拉·赫涅尔贝尔格拉曼巨大的机场迎接他的飞机。

　　当缪勒用鳖脚的西班牙语和他交谈时，洛列尔大笑起来：“分队长，我们这里只有30个阿根廷人，其的日子和时间．周围的人在世界上只相信他，亨利赫·缪勒。

　　洛列尔领客人青了自己的房子。他说，在小厢房住君分队长的仆人，他们来白巴拉圭，是印地安人，根本不值钱，花10个美元就买一个，那女孩13岁，他完全可以把她地上床暖暖脚，这个尤物已经习惯了。半年内老战上会给他这位德国人弄到阿根廷国籍，与这个女孩的婚姻——当然只是形式上的——可以使他得到此地的护照。将通过电台转告一一自然是有关人士——缪勒同志顺利到达临时居住地，暂时没有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有理由认为，在近一年里，世界局势正在变化，盖伦通过一个个环节传递这种信息。他是个可靠的人，尽管不完全是我们的人，他过分以我为中心，有军事派别主义。不过，时间会帮我们的忙。要镇定，再镇定。钓鱼和打猎有助于消磨这种迫不得已的无所串事的时光……

　　几个月后，阿根廷共和国公民里查尔多·布吕姆(他过去是受到纳粹迫害的德国银行家。因为其母有八分之一犹太血统)躺在卧榻上，看着阳光透过百叶窗，化为钢细的光线在洁白的墙壁上爬高，他在想。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他有理由这样想。他从不以幻想代替现实，所以他现在能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在纽伦堡的牢房里苟且偷生。

第四章 施季里茨（二）

　　(马德里，1946年10月)

　　“请一直走，”美国人说， “不远。”

　　“我常听人说‘埃姆贝拉特里斯’的菜不错，”施季里茨说。“就在这附近，向右转。”

　　“我只相信我了解的菜……走吧，走吧，别担心。”

　　“等一下，”施季里茨说， “红灯。会罚款。”

　　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道路拥挤的时间过去了，但街上的信号灯睁着那只又愚蠢又易怒的红眼，一眨不眨，站住，就是这样。

　　“大概灯坏了。”美国人说。

　　“应当等等。”

　　“见鬼去吧，我们走。”

　　“要罚款的，”施季里茨又说了一遍“认为他们……”

　　警笛立即响了起来。一个不年轻的警察，这位军士彬彬有礼而且不爱讲话。他拒绝当场罚款。他收掉美国入的汽车驾驶证和施季里茨的梵蒂冈证明书。他说要去核对违章地段的地址，然后走向人行道，坐上没有警察标志的汽车——他躲起来等着抓违章者。

　　“混蛋”，美国人说，装模作样，别担心，我帮你付罚款。”

　　“喂，”施季里茨笑了

　　“您不能定快些吗？”

　　“很急吗？”

　　“不大急，但……”

　　“但是他们为什么今天来找我呢？”施季里茨想，“他们为什么等这么久？什么意思？为什么恰恰是在纽伦堡审判结束的日子？全世界都在等待宣判，而在这里，在西班牙他们坚信许多被告将故宣告无罪，只有某个人为了以示惩戒而被关入监狱……我不相信这些，在纽伦堡没有人会被宣告无罪。那里审判的是最可怕的罪犯、世界上曾经存在的最恐怖的组织——自然，佛朗哥的长枪党成员不能幻想宣告无罪，在纽伦堡最终也将审判他们……但是无风不起浪，幻想不会成为现实吗？可以，唉，可以。”施季里茨暗暗反驳自己，“但我不相信希特勒的助手中会有人逃脱死亡。…，那里在审判匪徒…*此地有入在叫喊被告雅玛尔.沙赫特以前是帝国银行经理．没有签署过杀人命令……那么是谁向希姆莱提供资金建立盖世太保？是他！是谁给戈林黄金组建陆军和空军？是沙赫特，还能是谁？‘弗朗茨·冯·巴本是大使，是吗？！出任希特勒大使之前他是什么人？总理！他把政权交给了一个上等兵，巴本知道元首是个什么人，他十分清楚希特勒的计划，他明白，在他给希特勒加上民族的领袖’、‘德意志志伟大帝国的缔造者’桂冠时该怎么办……我不相信，我简直无法相信，希特勒分子——哪伯只有一个——在纽伦堡会被宣告无罪。假如发生了这种事，那么说，我注定要遭殃，我在这里成了人质，永远无法离开。”

　　施季里茨拍拍自己的衣袋，没有香烟。

　　“想抽烟吗？”美国人问， “在街上抽烟有些危险，直接导致癌症。尼古丁随着氧气侵入肺部，这是永久性的，谓考虑自己的健康、…”

　　“谢谢忠告。”

　　“您不相信？”

　　“我怎么能不相信，如果您在重复我的话？”

　　“您没有权力，”施季里茨心里说，因为我无法离开这里……一开始就忽视失败的可能性的人注定要失败……我没有工作，只是生存……如果我无法离开这里，我就完了，神经无法承受，我会失去自制力……我有权这样告诉自己，也有责任要倾听这些，因为这是真理……我已经到了极限，我了解这一点，并且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在欺骗白己，然而这种欺骗会导致悲剧……我必须离开这里，别无选择……这是不能出现的，”施季里茨暗暗纠正自己，“我仍然在搏斗，我无权在搏斗中失利，这太不公平了……布鲁诺惨造火刑公平吗？”他心里问道，他又在为衣袋中没有香烟感到遗憾。当你不得不变得无声无息、不清楚等待你的是什么时，这就十分糟糕了，(总而言之，没有威胁更好些)，再加上身上没有带劲头儿很大的‘杜卡乡斯’牌香烟……”

第五章 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一）

　　(1945年秋)

　　问：请讲述一下自1937年开始的国外之行。谁与您同行？助手的名字、姓氏、军衔是什么？您赋予他们什么任务？

　　答：他们的任务由海德里希布置。当时我还不是六处的负责人，我本人也被迫执行海德里希下达的违背德国人荣誉和优越观的命令。

　　问：您曾经拒绝服从海德里希吗？

　　答：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采取了自己的步骤，使他的任务化为泡影……我记得，在1938年……

　　问：您偏离了对您的提问。

　　答：1938年3月11日，合并⑦的那天，我奉希姆莱之命与他一同飞住奥斯特马尔克……

　　问：什么地方？

　　答：奥斯特马尔克。合并之后称之为奥地利。我们乘坐的是—架大型运输机。希姆莱坐着，身子倚在舱门上，谈论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后来又扯到斯堪的纳维亚古代民间诗歌，这是他喜欢的话题。我注意到始终摆脱不掉的噪音，发现舱门的锁打开了，希姆莱随时可能掉出去……我抓住他的衣领，用力拉向自己，他恶狠狠地喊着什么，我在他脸上见到了恐惧……我向他解释了是怎么回事……从那时起，他—直对我很好……这恰恰证明他相信我，尽管我内心中反对他。除了我，他不会容忍其他任何入这样做…”

　　问：您曾书面表示过反对他吗？

　　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体系中是禁止反对领导人的。

　　问：您在奥地利干了些什么7

　　答：我夺到了奥地利秘密机关的档案材科。秘密机关头子隆格上校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行动实施迅速而井井有条。在他那里我什么材料也没找到，大概只有一些与破译各使馆密码有关的材料。后来希姆莱委托我负责希特勒维也纳之行的安全保障。说实话，人们欢迎元首时的热情是我从未见过的。

　　问：在此之前您将多少人投入监狱7

　　答：这是卡尔登布龙纳和缪勒干的。我一般负责外交上的问题。

　　问：但是在希特勒巡游全城时是您负责他的安全，而不是卡尔登布龙纳和缪勒。根据您的命令，有三个通过多瑙河大桥走向希特勒一行人防人被逮捕。

　　答：你们的消息不正确。我从未下达逮捕命令。我呆在普察总局，在地图上标示一步步地——注视着大队人马……每分钟我们从分布在希特勒通过的各条街道的暗哨得到消息，元首上桥前20分钟，我得到通报说奥地利党卫队逮捕了三名可疑分子，据认为，他们企图炸毁大桥。夜间已埋下了地雷……所以逮捕他们并非依据我的命令……我知道，元首不喜欢更改他的行进路线，这样就便我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所以我赶到大桥，及时查看是否理有地雷，我确信，桥墩没有布雷。但是为了防备万—，我乘车走在元首车前10米远。此后，我回到了警察总局。

　　问：三名被捕的奥地利人命运如何？

　　答：当天夜里绥勒飞来了，这类案子由他办理，是他而不是我。

　　问：是否对他们用了刑？

　　答：我重申，我从未插手缪勒的工作。

　　问：但是您认为有无进行拷问的可能？

　　答：缪勒是个暴唳的人……他可能会动刑，尽管内务部条例禁止用刑。

　　问：那么盖世太保的条例呢？

　　答：同样禁止用刑。

　　问：您在维也纳工作了多久？

　　答：5月份我前在意大利。因为希特勒飞去拜访墨索里尼，这样来消除墨素里尼与元首之问就合并奥地利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

　　问：派您一人去罗马？

　　答：不…我和缪勒一道去的。

　　问：绍勒去干什么？

　　答：他是例行公事，检查路线，发现在希特勒所经过的街道居住的危险分子。我则与墨索里尼的秘密机关进行政治接触。

　　问：这次行程还有谁与您同行？

　　答：突击大队长施托尔赫和戈乌兹纳。

　　问：在这次访问中意大利警察预防性地逮捕了六干多人，左翼分子的妻子儿女被投入监狱。是谁策划了这一灭绝人性的行动？

　　答：是缪勒，我带了80名最精干的政治情报处工作人员。他们与意大和边防和证件部门进行了联系，同样作为旅游者，我向罗马派去了五百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们研究罗马语文学。他们组成三人小组，每个人都有十分具体的任务：结识墨宗里尼秘密警察的军官，勾搭上流社会女人，她们凭借其地位可能掌握着情报，同时连续监视住宅和街道上的可疑分子，以及可能借元首友好访问制造麻烦的人。当时墨索显尼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希持勒展示忠于纳粹思想的民族团结一致。他充分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希特勒首先看重街道上人们的表现，他是个敏感的人，认为自己具有先见之明。唯一发生的事件并不是我们的过失，而这却导致我的代理人、元首参谋部礼宾官冯·布吕洛夫一施瓦德辞职。问题出在元首错穿了晚礼服，在拿破仑广场举行阅兵式之后，元首马上要与国王去看歌剧。但是国王却穿了军服。希特勒立即解除了冯．布吕洛夫一施瓦德的职务，发配到比利时当大使。这是我的重大损失。

　　问：什么叫做“代理人7”您有权在希特勒身边的人中间招募代理人吗？

　　答：我所说的并不是—般意义上暗指的代理人。当然，在元首身边招募人马可能是愚蠢的行为，可能让我掉脑袋。但是冯·布吕洛夫一施瓦德出身良好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也就是说，他也有会害怕的地方。

　　问：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请解释一下，您指的是什么？

　　答：我是说他是个受过广泛教育的人。他的父亲保持着古老的传统，是个真正的贵族……所以，在家里也会偶尔谈起希特勒造成的恐饰。在这种谈话之后，恐怖总是要在早晨开始折磨人。有关盖世太保这个无所不知的组织的传闻(首先是海德里希散布的)起了作用。贵族中许多人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一行的人拉关系……似乎借此宽恕其暗中犯下的罪过。只有这样，我才能解释冯·布吕洛夫一施瓦德为什么告诉我发生在帝国集中营紧闭的大门后边的许多事情，我们之间有个君子协定：他向我提供情报，可能有助于我了解发生在希特勒办公室的事情，而我保证冯．布吕洛夫家庭处在我的保护之下。自然，这件事本不用商讨，交易的条件是自然而然、心领神会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事情不是由希侍勒，也不是由希姆莱决定，而是取决于他们身边的人……正是他们身边的人可以使一个人遭受打击，甚至是灭项之灾……元首是个很不记仇的人……在希姆莱发火几个星期之后，如果我能及时准备他的讲话，他轻而易举得到对我和我的事业有利的东西……顺便说一句，后来冯.布吕洛夫出事了……希姆莱请求希持勒批准运用冯．布吕洛夫的经验(在我们驻伦敦时的礼宾经验)，希特勒只是笑了笑： “他强迫我们的大使穿着运动衣去参加国王的招待会……”

　　问：这是否意味着冯·布吕洛夫在伦敦执行的是间谍任务？

　　答：我要问一下，什么叫“间谍任务？”当然．他向我提供有意思的情报，

　　(尤其是在温斯顿先生到来之前，与力量分布有关的)冯·布吕洛夫在伦敦熟人很多。他的情报与事实相符，没有将愿望代替观实。极权的恐怖意于外交官和我们这个部门有时必须去对付显而易见的东西．仅仅是出于这符合元首创立的学说。但正是我的疑虑为我争取到权力把真话告诉了希姆莱，不顾及元首的观点。

　　问：在获取机密情报的计划中，与冯．布吕格夫交往最多的英国人是谁？

　　答：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春一下交给希姆莱的文件。自然，冯·布吕洛夫从未给我写过什么。我不敢用一般情报员的工作水平来贬低一个人。但是，如果您能见到我当时的一些报告，我可以回忆起那些可能隐名埋姓的人。比如，弗列基·克劳斯，我们通过查克林·布洛格利把他安插在温斯顿.丘吉尔家。他代号叫“外甥”，而我们把查克林本人叫作“美人儿”……

　　问：这个环节我们下次再谈。目前，请继续提供您国外工作的证词、各种关系、联系人和侨民等等。 ·

　　答：在维也纳的行动最为复杂……

　　问：请详细谈谈这次行动。

　　答：海德里希把我叫去，说我们的人已经在荷兰——此时德国和奥地利正式交战——准备与英国秘密机关接触。他交给我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卷宗，建议研究一下文件，使我在早晨能提出不久的将来如何扩展行动的建议。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的间谍F479……

　　问：他的姓？

　　答：我只知道他的代号。

　　问：这个间谍有多高水平？

　　答：最高水平……他是政治流亡者，希特勒上台后他一直住在荷兰，后来开始与我们合作一…．正是他与英国秘密机关建立了联系……

　　问：根据谁的指示7

　　答：我认为这是他自作主张。与希姆菜和海德里希不同，我总是发挥秘密情报员的主动精神，因为我认为，进行了全部培训工作之后，我的工作人员可以有目的地参与行动……他让英国秘密机关明白，在德国存在着将军反对派。伦敦对此产生了兴趣；你们的人也开始有兴趣。在将军反对派中是否有人能够组织起反希特勒叛乱……间谍这样提问之后，海德里希提议由我来管理行动。

　　问：您不认为，将军反对派是海德里希自己想出来的主意？

　　答：我没有这样的根据。

　　问：F479间谍后来命运如何？

　　答：不知道。

　　问：是谁招募的他7

　　答：不知道。

　　问：请接着讲吧。

　　答：我告诉海德里希，我打算亲自与英国人在荷兰的秘密机关会面。他赞成我的计划，我化名总参谋部运输处沙弥尔上尉，并得到了证件。为此，真正的沙弥尔被派往波兰巡视。我开始研究有关他的全部材料。我花了一天时间学会了使用上尉经常使用的单眼镜，这似乎并不是件难事，而且我的视力不好，尤其是右眼，在杜塞尔多夫我们的密点，准备与英国情报人员会面，并且对即将举行的谈判的各个方面进行预演，到杜塞尔多夫两天后我们前往荷兰。到了与史蒂文森和贝斯特会面的地点后，我们被荷兰警察扣留，送到了警察分同，受到极细致的搜查。我们险些失败，但又奇迹般避免了。

　　问：为什么你们注定要失败？

　　答：因为在准备行动时，我十分器重德．克因尼教授，认为我的助手完全是—个训练有素的间谍。然而在警察开始搜查时，有人让我们把公文包打开，我惊恐地发现在我的助手那里有—‘包

　　阿斯匹林，纸袋上有“党卫队保健处”的印记。车好，我事先打开看了自己的公文包，所以在他们搜查德．克里尼时，我有时间把这个纸袋吞了下去。

　　问：出了一身大汗吧？

　　答： (受询问者的笑)

　　问：后来怎么样？

　　答：过了一小时史蒂文森和贝斯特来了，他们说走错了路。他们把我们从警察局直接领到贝斯特家。贝斯特迷人的妻于是个不错的画家，她是列斯将军的女儿，她为我们备好了晚餐。谈话是友好的，非常好(我从未尝过这样令人惊叹的牡蛎)，气氛坦率。当然，我们的F—479间谍也应邀参加了晚餐。他十分不安，我觉得，在座的人都发现了这一点。德·克里尼的表现出色，他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表现出一付奥地利风度和魅力，女主人对“古董先生”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发现贝斯特不断扫来的审视的目光。在我去盥洗室时，他不声不响地随我走来，问道：“您一直戴单眼镜；还是偶尔戴一下？”第二天我们应邀去了英国情报机关的密点，在荷兰他们以位于尼维一线特列格15号的“汉德斯·津斯特．费尔大陆”公司为掩护。我们在那里讨论了各种基本的观点。

　　问：究竟是些什么观点？

　　答：在将军们“推翻”希特勒之后，我们将宣布与西方强国媾和，使波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我们要回到经济中的金本位，然而从我们这方面讲，我们请求在计划中考虑将“凡尔赛和约”划出的殖民地转交给德国。 “这是必要的，”我们强调，“日尔曼人在激烈讨论生存空间问题”。待交还德国人失去的沿海地区之后，本来可以合理地维持我们的疆界，取代希持勒的吞并，贝斯特和史蒂文森同意我们的观点，建议讨论宣布“委任统治地”的可能性，史蒂文森少校用电话与伦敦联系，然后告诉我们，在我们与外交部的加里法克斯勋爵谈判之后将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到英国情报机关电台密码和在海牙的特殊号码“O—H—4”。双方达成协议，下一星期我与反对派领导人前往荷兰，然后飞往伦敦与加里法克斯勋爵和其他内阁成员会面。回到帝国后，我一直与英国人保持接触，他们的电台工作得无可指摘。但是，尽管我不断询问继续工作的问题，海德里希一直沉默，始终没有与我电话联系。11月6日我——冒着风险一再次前往荷兰与英国人会面，告拆他们，反对派领导人中仍然在辩论与伦敦和谈的条件。英国人为了“推动一下”我们的“反对派”，指出，如果继续进行战争并且出现德国入侵的现实威胁的话，柏林就无法做任何幻想了： “如果英伦岛被占领，我们将转移到加拿大并且把反纳粹的战争进行到底”

　　问：究竞是谁告诉您这番话？

　　答：我现在记不得究克是谁讲的。

　　问：您是不打算作出准确的回答吗？

　　答：我恰恰在努力最大限度准确地提供证词。

　　问：在什么情况下这次(用您的话说是由海德里希提出的)与伦敦的交易发生了变化呢？

　　答：我恰好要讲到这一点。由于海德里希中断了与我的联系，我感到十分不安，不断给他打电话，担心失去与英国情报机关的联系，情报工作中任何延误都是令人怀疑的，合作应当工作迅速……

　　问：这是您的观点？也许是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

　　答：这是我的观点也是我的方法，遗憾胁是，在保安总局我的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连海德里希也惧怕独自作主。他总是期望得到希姆莱的支持，而希姆莱，在与十分关心情报工作的元首讨论之前，什么也不会干的。所以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葬送了前途。元首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时常接见希姆菜。当时他正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施佩尔的建筑方案。他在关注电影界出了什么事，关注文学与绘画，仔细拟定自己向全民族发表讲话的提纲……所以有关贝斯特和史蒂文森交易的问题耽搁了，一直得不到元首的首肯，但是我——冒着风险——找到了一个大工厂主，他同意与我一道去荷兰，冒充“反对派”首脑。于是我开始和他一起排练……

　　问：这个人姓什么？

　　答：这是一个完全值得尊敬的先生，他不是党员也没有加入保安总局……

　　问：他是您的情报员？

　　答：这种水准的人我们不发展为情报员。是我的志愿助手。

　　问：那么说，他支持希特勒的政权？

　　答：当时所有人都支持希特勒的政权。

　　问：这个工厂主姓什么？

　　答：韦斯特里克博士。

　　问：是那位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欧洲代表韦斯特里克博士吗？

　　答：不是，是他的一个亲戚。

　　问：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那个韦斯特里克是您的情报员吗？

　　答：他不是您所指的那种人，他完成了一些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个人的委托。

　　问：他经常办谁的事？

　　答：他为里宾特洛甫工作地更多一些。什么事，关注文学与绘画，仔细拟定自己向全民族发表讲话的提纲……所以有关贝斯特和史蒂文森交易的问题耽搁了，一直得不到元首的首肯，但是我——冒着风险——找到了一个大工厂主，他同意与我一道去荷兰，冒充“反对派”首脑。于是我开始和他一起排练……

　　问：这个人姓什么？

　　答：这是一个完全值得尊敬的先生，他不是党员也没有加入保安总局……

　　问：他是您的情报员？

　　答：这种水准的人我们不发展为情报员。是我的志愿助手。

　　问：那么说，他支持希特勒的政权？

　　答：当时所有人都支持希特勒的政权。

　　问：这个工厂主姓什么？

　　答：韦斯特里克博士。

　　问：是那位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欧洲代表韦斯特里克博士吗？

　　答：不是，是他的一个亲戚。

　　问：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那个韦斯特里克是您的情报员吗？

　　答：他不是您所指的那种人，他完成了一些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个人的委托。

　　问；他经常办谁的事？

　　答：他为里宾特洛甫工作地更多一些。……但是至今我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

　　问：您参加调查谋杀行为了吗7

　　答：是的。

　　问：请叙述一下。

　　答：抓住贝斯特和史蒂文森三天之后，我来到柏林，向希姆莱报告了我在荷兰与英国情报机关进行谈判的有关情况……

　　问：希姆莱向您问起是否有人唆使贝所特和史蒂文森谋杀希特勒吗？

　　答：确切情况我记不得了……在交给他的报告中我肯定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问：但您认为希姆莱可能对此感兴趣吗？

　　答：我这样认为，但我必须十分明确地加以证实：当时我坚持认为贝斯特和史蒂文森与谋杀元首无关。

　　问：您认为“情报处”的其他人策划了谋杀行动？

　　答：我个人从未表示过这种意见。

　　问：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书面报告中？

　　答：在交谈中我也许讲过类似的话，但只是为了挽救贝斯特与史蒂文森，因为希特勒直接告诉希姆莱正是英国入策划了谋杀，而贝斯特和史蒂文森是谋杀的直接组织者。

　　问：希特勒在您抓到贝斯特和史蒂文森之后说这翻话的吗？

　　答：是党卫队的冲锋队抓住他们。我从来不是行动的设计者，我没有直接参与，是希姆莱下达的命令。

　　问：并不是涉及您的罪责程度，舒伦堡。您没必要这样小心翼翼。我可以改善您的处境。我们感兴趣的是主要的东西——希特勒是否是整个这次冒险行动的策划者，他是否预先设计了这个行动，海德里希是否依据他的命令将F—479情报员派到荷兰会见我们的人，以便此后上演一出谋杀他的戏？

　　答：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希姆菜带我去元首暗堡，希特勒向参加行动的人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他直接了当地说，必须公开审判，邀请全世界的新闻界，审判中贝斯持和史蒂文森要讲述他们如何执行温斯顿．丘吉尔的命令，策划对他的谋杀。我觉得，这样希特勒有可能以此向英伦岛进行宣传，使英国人明白：一旦丘吉尔下台，一旦有一位经受住恐吓和压力的一个诚实的政洽家取而代之，他，希特勒，准备与伦敦和谈。希特勒经常说他的旧友、国社党创造人之一格里戈里(因叛国和资敌的间谍行为被处决)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正是可以潜出帝国，与英国情报机关并肩工作的人……几天之后，埃斯列尔在企图越过边境去巴塞尔时被捕，希特勒打电话给希姆莱说，正是此人准备执行英国人的任务在“贝尔格勃劳勒”啤酒馆实施爆炸。其目的显而易见：由伦敦—一经过海牙——前往幕尼黑，实施政治暗杀的指挥部设在贝斯待和史蒂文森的住所。引路入是奥托．施特拉塞，执行音是埃斯列尔。希特勒下令对埃斯列尔施用最严厉的恐吓手段，并取得“真实的证词”。希特勒不时催促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而这两个人把调查的责任推给我，同时海德里希建议我去找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并争取与他一起研究总方针。我来到分队长办公室他看上去十分疲倦，显然彻夜未眠 “审讯不间断地进行，”他说，“贝斯特和史蒂文森否认自己参与了谋杀，埃斯列尔编了一套谎话，他是个幻想型的人，他说他幻想把元首炸成碎片已经有一年时间了。”我认为，导演一场由贝斯特和史蒂文森领导的反希特勒“英国阴谋”的尝试是错误的。 “这些人”，我说，“在与我们会面时，无论我如何去理解他们，他们在这次审判的悲喜剧中仍然只是配角，他们不会去读我们那些‘剧作家’给他们写的台词。”缪勒回答说他们会说出让他们说的一切：“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恐吓加刑讯，麻醉剂、精神病医生、催眠术、所有这一切我都掌握着。但埃斯列尔属于幻想型的人，他是个疯子，四个出色的催眠师中只有一个人能使他安静下来，而且仅仅能维持半小时，如果不公开审判程序，可以更经常地宣布休庭，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做他的工作。但要知道，元首希望的是一场公开的戏。这有些冒险”。我说，“我打算与希特勒谈这件串。”缪勒只是冷冷一笑：“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可想不出这一招，试一试吧，我只有对您说声谢谢，现在正是把我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机会。”

　　在同一天我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并向他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希特勒勃然大怒，但又克制使了自己。在请众人共进午餐时，他对希姆莱说：“您的舒伦堡不相信正是他的贝斯特和史蒂文森唆使埃斯列尔。显然，英国人通过“黑色阵线”·的奥托．施特拉塞与他保持联系，埃斯列尔毕竟承认他与两个陌生人接触过，这两个人交给他炸弹…。”“我们可以证明，”希姆莱说，“炸弹是在国外为埃斯如尔制造的。”希持勒沉默良久，然后对海德里希说：“我要他们坦白一切，随你们怎么干，他们必须说出我想听到的话，也就是真相。”但是在三个月中他又变了个主意，于是我松了口气……

　　问：是什么主意？

　　答：确切地说，是两个主意。第一是绑架温莎公爵，第二是谋杀或绑架奥托．施特拉塞。

　　问：下次审问时我们再谈这个问题。眼下我们有一些需要确证的看法。爆炸前一个半小时，您读到元首在幕尼黑啤酒馆的讲话吗？

　　答：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在这个简短的讲话中谈到帝国正处在进行长久浴血之战的边缘，一场走间死亡的战争，他委托戈林制定的四年计划将把德国变成军营。

　　问：这个讲话的口气您不感到奇怪吗？

　　答：我感到奇怪。

　　问：请解释一下原因。

　　答：因为波兰战争结束两个月后，帝国部长戈培尔在新闻和广播中开展的宣传战得到了赞扬……意义在于元首准备向西方提出和平建议，马上就要与伦敦签约，停止战争。德国的繁荣时期即将来临。元首在慕尼黑的讲话与我们报纸上的东西惊人的不协调。

　　问：您认为希姆菜和戈培尔对这个讲话感那意外吗？

　　答：关于戈培尔，我没什么可说的，但希姆莱——当时还忙于调查谋杀的情况——处于沮丧的状态中……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已被某种东西吓坏了。

　　问：究竟是什么7

　　答：我以后回答。

　　问：好吧，那么我反过来问一下这个问题，谁确定应邀去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与元首见面的老战士人选？

　　答：这个问题我不了解，但我认为，这是由希特勒办公室决定的，然后交给元首卫队长。

　　问：姓什么？

　　答：记不得了……过后我告诉您…

　　问：他是希姆菜手下的吗7

　　答：表面上是这样。

　　问：事实上呢？

　　答：事实上他隶属希特勒，赫斯和鲍曼的。

　　问：是谁分配“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位子？

　　答：元首卫队长。

　　问：坐在前排的是过去十分亲近希姆菜和施特拉塞的人，对此您如何解释？在爆炸中丧生的恰恰是处于缪勒特别部门监视下的那些老战士，：这又该如何解释？缪勒的部门窃听他们的电话、暗中检查邮件。最后，您如何解释元首的讲话这样短，而且没有像往常一样留下，却立即上了火车离开幕尼黑？我们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次空前简短的讲话……

　　答：您认为暗杀是希特勒本人组织的？

　　问：我们感兴趣的是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希拇荣告诉我，元首听说安放在他站的讲台的天花板上的炸弹使老战士9人丧生，40人致残时差点没哭出来，他说，“先见之明又像以往一样救了我的命，因为民族需要我！”元首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场戏呢？为了拾高自己的声望吗？但当时他在人民中间声望已经很高，还为什么呢？

　　问：为了使和平的理想破灭。您想得到吗？您还记得，当时的宣传媒介向德国人许下和平诺言……也许，希特勒想证实企图谋杀他的英国人必须消灭，而且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许，您的工作以及您与贝斯特和史蒂文森在谋杀前不久开始的工作都是他计划的环节？

　　答：对此我难以相信。

　　问：那么谋杀的真正组织者——如果您认为希特勒不是这次“第二次国会纵火案”的炮制者——是希姆莱？

　　答：不，当时他不可能做到达一步。我记得，1945年4月他多么举棋不定。当时我恳求他废黜元首，我了解他犹豫不定的性格，不，我不认为，当时他能这样子……

第六章 施季里茨（三）

　　(马德里，1946年10月)

　　“您很紧张，”美国人说， “无济于事……别害怕。”

　　“我只怕讨厌的监视”施季里茹说。

　　美国人笑了起来：“您真相信？别陷入神秘论。”

　　“您打算在哪家餐馆请客？”

　　“在菜做得好的那家，饱饱地吃一顿，各种各样的……我看得出您十分紧张，对不对？您没有任何危险，请您相信。”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相信？这也是按规矩办吗？”

　　“总地来说不是，但我们例外。”

　　“现在我没有证件怎么生活？”施季里获问，他明白，那个警察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在车里等着他们。有人十分需要他的证件，证明布鲁思博士身份和在西斑牙享受六个月居住权的证件。

　　“生活很难，”美国人表示同意，“但终归可以存在。”

　　“我耽误了时间，”施季里茨心里说，“而这是唯一无法弥补的。当我一动不动躺着时，我耽误了时间，因为在这几个月里白宫向右转了，俄国人重新成了“人类的威胁，”美国的共产党入被称为“强大的外国的间谍，”他们的行动被宣布为敌对性的。”

第七章 盖伦（一）

　　(1945年秋)

　　乘美国军用飞机返回德国后，盖伦住在慕尼黑，在华盛顿用晚餐时，杜勒斯向他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并建议他的部门设在从被捕的党卫队大队长波尔家没收的宅邸，毗邻美国占领军司令部。

　　“瞧您说的！”盖伦轻柔地微微一笑，“难道我们的友情可以炫耀”…整个地区到处是共产党分子，所有左派都抬头了……我们必须住在远处，远远躲开那些可恨的眼睛……如果俄国人得知我们在一起工作，您会遇到大麻烦的，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宣称，希特勒的将军把向美国传授纳粹的反共主义……”

　　去密点与联系人接头回来后那个夜晚，盖伦告诉自己的助手库特·梅克——此人曾在法国南方率领帝国空军小队： “我们去走走，我坐得太久，身子麻木了......”

　　他们走到盖伦现在住的小巷，沿着铺满嚓嚓作响的橡树叶小路向英格兰公园走去。秋天，气候温和，十月里孩子们还在游泳，的确， “和平巳降临人间。”

　　“美国人在我家装了东西，”盖伦解释说。这活儿干得很漂亮，但我的根利赫——他到底是高级专家——查了个一清二楚，甚至在浴室里也有，因为他们明白，浴室是进行密谈的最合适地点。所以我们就在散步时交谈。我们就以大夫的劝告作理由一一两小时的散步必不可少，让他写在病历上，证明……”

　　“在感到自己总是不受信任时，工作是有难的。”梅克说。

　　盖伦奇怪地打量了他一眼：“有美国入在场您怎么办？也许这样，如果不严重呢？比如，假如我们战胜了他们，我会把他们关到严加防范的地方，哪里也不让去，把他们作为行动的分析人员和计算人员，仅此而已。谢天谢地，我们过着相同的生活，这是最佳方案，美国人是一些天真的大孩子，他们很快会长大……”

　　梅克微笑了一下。

　　“要谢的不是上帝，而是您的朋友艾伦·杜勒斯。”

　　盖伦摇摇头：“不，要感谢上帝，是他引导我们见到了艾伦·杜勒斯......”

　　“好吧，我们感谢上帝，尽管我不相信上帝。”

　　“不过，可不要对英国人讲这种话，他们甚至这硬币上也铸上我们信仰上帝。’当然，这与圣经中的道理不大相符，圣经说应当把商人从教会中赶出去。但他们是胜利者，而且不会受到审判。受审判的是我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亲爱的梅克，必须与纽伦堡进行认真的接触……具体地——与那些肩负为帝国军队和政府辩护重任的律师们保持接触……他们甚至——无论看起来多么奇怪——为盖世太保辩护……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律师明确他们辩护词中的战略……”

　　“您打算帮忙为盖世太保辩护吗7”梅克吃惊地说， “您认为这是可能的吗？”

　　“不可能。但是这会使军队和政府的命运好一些。一种对比的方法。在此之前我和您必须权衡利弊。德国入很快就要有秘密警察来监视左翼分子。我们必须在律师们的发言中加入这个想法、要十分艺术地、有节制地、同时强烈谴责盖世太保的暴虐和惨绝人寰……”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请我与为党辩护的那些人建立联系呢7”梅克笑了一下。

　　“我们不需要纳粹党，它的目的——我指的的是反共和反俄的愿望一——需要而且可以通过另外的手段达到……但是要过些时候再谈此事。就是这样，纽伦堡的律师是首要的，其次：在马尔堡，巴尔绍大街住着一位梅尔杰斯大夫……这是您的老同事和老熟人……他的真名叫克劳斯·巴比。我希望您去见他……并且同他约定我们会面的时间地点。他和我。您要提供保护。想—下该做些什么。”

　　盖伦认真地打量了一下梅克，“在任何情况下，连一个美国人也不能得知这次会面的事情。”

　　……会面定在星期六，在德瑞边界的阿尔卑斯山，盖伦——遵照医嘱——不仅每天两小时户外散步，而且在星期天进山旅行，最大限度地负重，还在睡袋中露宿，山里的空气医治百病。

　　从前梅克认识巴比。当时巴比领导里昂盖世太保(正是巴比协助他挖出英国间谍、并且辨认从集中营脱逃的犹太人、俄国入、共产党人，他一个也不放过，亲自向海德里希报告行动过程，然后呈报卡尔登布龙纳。

　　梅克在梅明根火车站偶然碰到了他。梅克伸手碰了他一下，道过歉后，他搞下馆子，悄声说：“请到盥洗室来。”

　　在便池旁梅克嘴唇微微启动，几乎听不到声音地说：“为了严加保密，仔细检查后，在10那天到弗莱伊堡的‘楚尔波斯特’宅邸去。要乘去巴塞尔的列车，坐开往波恩的车倒数第3节车厢，这样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看到你身后有没有尾巴。如果我们发观了陌生人，就会有一个戴蓝色圆形软帽的女人坐到您身边。这是报警信号，不要去别墅。”

　　巴比瘦长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我们开始了，上帝保佑……我多么期待这一切。梅克……”

　　盖伦派去进行监视的人这一次没有发现任何令人不安的迹象，“目标干干净净，”有入向梅克报告今天没有任何人盯梢。离开幕尼黑时，巴比成功地甩开了英国人，像往常一样，他被小心地解脱了。梅克在“楚尔波斯持”等他。

　　傍晚他们离开佛莱伊堡，奥托一加博斯堡的一个朋友，奥匈帝王的后裔用白己那辆“奔驰”轿车把他们送到一个小村庄，然后从那里步行；深夜他们进了山，到黎明时他们到了一个小小的村舍：盖伦的营地设在附近。

　　”谢谢，梅克，”盖伦说，他正在篝火边取暖，“睡一会儿去吧，您全身已经湿透，两眼都陷了进去。您可以从我的背包里拿些巧克力‘美国人给我太多了，可我讨厌这东西。”

　　盖伦站起来，仍然没有看巴比，踏着草地向山坡走去，夜间的寒意使高高的草丛的气味分外浓郁，可以明显感到淡黄的蜂蜜的味道，防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阿尔卑斯山的杂草，有什么比这更美、更加富于生机？！

　　在顽石旁的悬崖边上盖伦猛地停住脚步，他没有转身，但知道巴比跟在身后，他说：“听着，梅尔杰斯，您每走一步都要办糊涂事，别以为美国人都是些天真的孩子，让已经去另一个世界的您的戈培尔相吧……”

　　“是我们的戈培尔。”巴比纠正他的话。

　　盖伦对此感到吃惊，他慢慢转过身：“您认为可以反驳我吗？”

　　“毫无疑义，”巴比答道， “我们现在打算建立新的民主的德国，而民主的前提是全社会的平等以及每个人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力。”

　　“真不知羞耻，”盖伦拉长了声调说， “您简直是厚颜无耻的入，梅尔杰斯！”

　　“您十分清楚我姓什么，盖伦先生。您的助手在里昂曾与我共事，您为什么这样……接着讲吧，我洗耳恭听。”

　　“不，我不需要您这样做，我不想和您谈了。”

　　“可我不。您必须和我谈，将军，因为您自己没有武器。我把梅克琢磨透了，所以您抓不住我。我要下山·一如果我被美国入抓住，正像梅克说的他们在跟踪我一我会告诉他们，您叫我来秘密见面，瞒着他们。要守规矩，他们不喜欢两面派，同我们一样。”

　　“您这是在威胁我，是吗？”盖伦问道，重新背对着巴比，’出就是说，看来您有了某种方法。灵巧，但没有成效。您总是指望强暴地、蛮横无礼地得到自己的东西。但是这样可以对付被当作与里昂游击队有联系的姑娘。这种把戏对我没用。约您见面之前，我在工作保险柜里放上了一份招募您的行动计划，因为美国人对您发生了兴趣。然而您拒绝合作，那末，我将把与您有关的全部资料转交美国人，并且帮助他们整理一系列您的罪证，提出充分理由证明必须将您送交法国，多莱士的人会在那边收拾您的……这就够了，您定吧。”

　　巴比沉默良久，然后他的手指哈巴响了一下，他轻声说：“对不起，将军。您要原谅我……现在一切的错都在我们身上，‘您的希持勒，您的戈培尔，，而其他的人好像只是在干对付他们的阴谋，要知道并不是这样，没有你们，希特勒和这个不幸的戈培尔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神经已经难以承受，绝望就表现了出来……对不起……”

　　盖伦久久没有开口， “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他想， “敏捷又毫不畏惧，一个彻头彻尾的蛮横的家伙；狂热地忠实于过去，不会背叛。看来，我从他身上除掉盖世太保的怪习气，学会上流社会的风度，总不是件难事。”

　　“津克斯在哪里？”

　　“在集中营。”

　　这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巴比的老朋友，正是这个人首先进行了毒气车试验。瓦尔特·拉乌弗来到明斯克。他们毒死了两千名苏联儿童—一—起初他们决定看看这对儿童机体有什么作用。试验进行得十分顺利，津克斯向柏林写了报告，对拉乌弗的发明大加赞扬：听不到任何喊叫、不用开枪。从犹太区到坟场有5公里．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将在车厢内室息而死，一切都静销俏地、秘密地进行。

　　柏林表示祝贺，朋友们设下酒宴并且发电报给巴比“我们收到了祝贺，祝您幸福，你的兄弟。”(胜利后津克斯被美国人逮浦，移交给法庭，盖伦——在第一次见到巴比之后——去见美国人，请求释放津克斯以便组织“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但是军事法官表示反对；被起诉的14名党卫队分子中有10人巳被处死，津克斯好不容易逃脱了绞架。三年后他因“良好表现”获释；回到募尼黑第二天，他便被列入盖伦的“组织”成员，作为对付“红色恐惧”的专家。)

　　“曼凯在哪里？”

　　“在集中营。”

　　(一年后此人逃脱，担任驻西柏林谍报站负责人，与立陶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有联系。)

　　“奥林斯堡呢？”

　　“是埃米尔吗？”

　　“怎么，还能是别人？”

　　“不，不，我不认识别人”

　　“那就回答吧。”

　　“他自由了。”

　　“这我知道。他参加了您的冒险行动？”

　　“哪次行动？”

　　这时盖伦转过身。

　　“就是那一次，”他愤怒地说，“两个讨厌伪狂热分子，周游全国，利用美国人的天真，要知道，纠集缪勒盖世太保和舒伦堡谍报处的‘老战士’，以便开始为伟大的德国进行地下斗争。您有什么舍不得的，梅尔杰斯？从今天起，您将从梅克派去的人那里接受指示。没有他批准。您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明白吗？”

　　“是。”

　　“这是什么意思？”盖伦又转过身，脸上仿佛戴上了愤怒表情的面具、 “您怎么回答，为民主而斗争的志士！我问您明白吗？”

　　“完全明白了，将军！”

　　见面至此结束！到山谷去的路对巴比来讲是有失等严的。他感到自己藐小，可怜，明白自己毫无希望的处境。他从一个小纸包中取出l0美元，买了一瓶气味难闻的伏特加，显然是用苹果酿的，过滤得不好。他空口喝光了酒，尽管他从家里带了一塑料袋涂了酸奶油的面包。巴比走到火车站，侍在一个角落，自己瘫软下来，数到三百下，然后睡着了。

　　他不记得自己睡了多久，他哆咳了一下，感到有个人坐在他身边。巴比没有睁眼，他感到太阳穴难受，嘴唇发干。他认为自已歇的时间不长，物质的转换是不同寻常的，两小时的睡眠足以消除体内的酒精，不会有任何后果，头不疼，肝部也不隐隐作用。巴比感到身边的那个人注视着他，他觉得那人很高大，不知为什么他坚信此人长着一双蓝眼睛。但是，坐在巴比身边的那个人——中等身材——眼睛是黑色的。相貌很熟，在什么地方见过，只是想不起是在何时何地。

　　“是这么回事，有关规矩问题，”那人说，“送您进山的人会要求住在‘汉堡人旅馆’并且在《信使报》上刊登如下广告……记住，一个字也不能变动：‘削价出售轻型相机，牌号‘莱卡’，‘蔡司’和‘科威克。注意地址：卡塞尔.俾斯麦大街7号；汉堡，奥夫·吉姆丘林霍夫2号。记住了吗？” 。

　　“请再重复一遍。”

　　那人又重复了一遍。

　　“现在记住了？”

　　“是的。”

　　“您明白这个广告的意思吗？”

　　“还用说，”巴比心想“只不过对商品不大明白。

　　‘蔡司’牌轻型相机是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区分队的装备。在帝国内除了他们，谁也不允许拥有这种相机，违抗者的结局是进入集中营。显然，要在梅克的人交给他的两个地址等待客人。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人从字里行间可以明白：卡塞尔和汉堡的地址是标志，梅克真不错，盖伦也真不错，能干！”

　　“谁接待我们的同志？”

　　“这不关您的事。如果有这种必要，会有人告诉你，我们接着说吧……您要向埃尔·奥格斯堡下达如下任务：他同伪造证件的行家有接触……别反驳，我们了解您的所有住处……就这样吧，既然他有这些关系，请让其写出详细报告，他手下的人是否持有俄文打字机？”

　　“有，有两台。”巴比答道，”不要用烦事来考察我们。既然你们，从各种迹象看，不是第一天盯我的梢，你们十分清楚，是我向奥格斯堡提供了这些俄文打字机。”

　　“其小一台是俄国产的，号码是32048吗？”

　　“我不记得。但号码似乎是5位数的。

　　“您要把这台机器毁掉，会有人把它暗中送交给您，等您上车后会有人交给您一台好的俄国打字机。箱子里还有钱。账目制度与盖世太休内部一样，我看不用教了。”

　　“您的看法正确。”

　　“从柏林您会得到某些情况……您要试着炮制一面份假情报，说俄国人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准备前出至“拉芒什”打击“盟国”，奥格斯博克是俄国通，让他起草个草案，然后交结我，我做些修改，完成任务您需要多长时间？”

　　“一周时间。”

　　“这对我很合适，我叫埃里赫．沃斯特。我们暂时要单线联系，我会给你打电话，或者每周五在“波尔”面包房与您见面……在上午9点钟。如果我知道我们之中有人被美国人盯住，我就不去与您联系，等到编辑部来电话或来信请您去谈您的广告，这意味着我在弗尔德车站等您，每个星期四，晚7点在售票处旁边。”

　　一星期过后，盖伦打电话结美国的联系人，请求特别会面，而且要立即见面。

　　“我有两条特别的消息，”在他们见面时，盖伦说，“一条是不幸的，我先讲这条吧，因为第二条，正如你所知，是令人高兴的。”

　　“我看还是从令人高兴的讲起吧……。

　　“我也有同感，但问题在于您可能中止我们的交谈，并把我那不幸的材料交给自己的总部，这些材料价值连城。”

　　于是他把埃米尔·奥格斯堡发来的加密信——两张打字机打出的俄文字条交给美国人，文字和签名漂亮极了。

　　“我不明白上面写了什么？”联系人说。

　　“我可以翻译，不过翻译过来只是意思十分相近。我决定把情报交给您，交给您本人，这样您可以用它做交易。这是摘录的驻罗斯托夫机械化集团军政治处的规定，要求政治副职介绍在调往拉芒什的军人中所做的工作。”

　　“情报从谁那里得来的？”美国人站起来问道，“来源可吗？”

　　“我的来源是可靠的，”盖伦答道，”我可不用废物。”

　　美国人给总部打了电话，请求立即派两名技师，并且找一名俄文翻译，火速研究一下文件，并提供给犯罪调查学家，以排除其伪造的可能。

　　“谢谢，将军，”美国人说“除了您之外，还有谁知道这份文件。”

　　“您。”

　　“那么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工作？”

　　“不，这是您的工作。”盖伦答道。

　　“亲爱的将军，您十分清楚，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乃至全世界的谍报机关都有一个检验系统如果问我这份俄国绝密文件怎么到了我手里，我该怎么回答华盛顿呢？您明白，这份文件足以使我们狠狠掐住华盛顿那些和平主义者的脖子，所以我必须讲出交结我这份文件的人的名字。”

　　“那您就说吧，您可以说，您的人一今天您提出的理由——招暮了一个名叫梅尔杰斯的人，他的全部材料在我的一个小分队……我本人，顺便说—句，直到今日早上也不知道……您可以说，为了事业，并且考虑到情报的急迫性，您没有要求我询问这个梅尔杰所…”‘近几天内我将准备询问，已有人着手办这件事……

　　住宅门外传来一阵刹车声，从尖厉的声音判断，他们两人都明白，美国人到了。

　　联系人把伪造的文件交给技师(盖伦感到吃惊，联系人没有把信封粘上，真大意，间谍马上就得暴露，应当记住这一点，有好处，应当派自己的技术人员去他们那里，完全应付得了)，说两小时后要去总部，然后联系人走到桌前，桌上摆着水果和维希产的矿泉水。

　　“好消息同样与这个神秘的梅尔杰斯有关，”盖伦接着说。

　　“我的人，当然，只是到今天才向我出示了一份行动方案，我批准了，因为值得这样干。问题在于梅尔杰斯可以把80多名缪勒和舒

　　伦堡的人纠集在自己左右。这些人准备为复兴帝国而斗争。既然不涉及俄国，我可以把所有资料交给您，顺便说一句，这个行动可以使您见到您所感兴趣的人，很有意思。您可以监视下面两个住所：卡塞尔.俾斯麦大街7号，汉堡.奥夫．吉姆丘林霍夫2号。我只求您帮个忙在未与我商量之前，不要采取措施除掉狂热的纳粹分子这两处的巢穴：那些去找梅尔杰斯的人，尤其是舒伦堡情报处的人，完全可以加以利用。您做这件事不合适，我可以去做他们的工作，从我这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这样，盖伦把逃脱法网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竞争对手交给了美国情报机关，由此他便可以利用舒伦堡的人，这些人具有丰富的对付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

　　当然，他没有打算把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的人交给美国人。他们已向“未来基金”交费。他，盖伦，需要这些人，德国需要这些人，他交给美国入的只是他不感兴趣、名声太坏的人，让那些美国佬自己惹一身骚吧，他为自己保留了帝国外的职业间谍，同时观察着他们的每次接触。

　　“应当会丢卒保车，”他经常向自己的手下人重复这句话。

　　让缪勒的人在美国佬的监狱里呆着吧。毕竟不是媒阿比特，也不是达豪，有肉吃而且允许系领带。他，盖伦，总会让他们离开那里。到了末日时，他们会感谢他：只要能做到分散而且控制，记住要丢卒保车。

　　后来，他坐下——手里拿着铅笔——研究律师的发言，这是为盖世太保写的辩护词。

　　在发盲的第一页盖伦看到，“从起诉意见来看，盖世大保的事业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盖世太保似乎成为希特勒政权尤为重要的武器”，盖伦建议梅克同律师讨论一下，能否加上这样的话： “在为盖世太保辩护时，我知道，这个机构蒙受首多么可怕的耻辱，我也知道，这个名字引起什么样的恐惧以及什么样的仇恨。”

　　在发官的第二页，盖伦要求使律师们相信有必要补充——在他看来十分重要——一种观点 ’

　　“关于集体过失问题”，盖伦向自己的助手解释说，”这个问题是不久的将来的问题，我们要重建军队，再没有别人了，如果在人们头脑中灌输“集体过失”的概念，谁会入伍，谁会加入我们的军队？所以必须补充。为了不使自己在调查每一个孤立的事件，查明某个人是主动地或者由于无所作为而犯下过错方面感到为难，就错误地认定，一个人可能是有过失的，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于某个集团。”

　　梅克冷冷地一笑：“许多人用无所作为来证明白己过去的立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您知道，我不大需要信徒，”盖伦皱起眉头，“他们明白——上帝保佑——为什么要报告吗？我重申，我正在为未来奠定基础，但它必须是牢固的。应当尽一切努力使辩护而不是指控成为纽伦堡的内容。”

　　在第4页盖伦建议再加上一句概念性的话“警察机关，其中包括政治警察，其行动是在国家内部事务范畴，已经国际承认的法律原则禁止任何一国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这样，在指控盖世太保的可能性上就产生了疑问。”

　　再次翻阅了麦克尔的发言提纲之后，盖伦将军擦擦眼睛。他发现，修改这种“愚蠢的”文件挺困难、伤害视力。在另外加上一句话之前，他久久地、艰难地、审视地打量看梅克的脸，仿佛头一次见到似的；盖伦经常这样，死板的面具遮住了额头、双唇和胡子，后来他出入意料地、仿佛听到了命令，双眼又重现出精神，变得又像以前一样，如同圆圆的小盒，流露着一切，而且饱含着笑意—一看来，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一体对他来讲十分重要的事。

　　“任何辩护人的发言——尤其是在这样的法庭程序中一般在开篇和结尾处会得到人们的评价。麦克尔把开头毁了，还有完全杂乱无章的结尾。有时要有目的地攻击自己人，丢卒保车，我是客观的，不怕批评，因为我相信未来……

　　让他把下面这段话作结束语……别写，梅克，您的记性呢？总共几句话，记住吧： “我绝不以证明那些践踏人权的个别人无罪为己任，但我想挽救无辜的人。我希望为这种审判提出一条在世界恢复道德秩序的途径。”

　　“是否值得花力气为盖世太保开脱，将军？’梅克又问洛 “这是—着败棋，盖世太保应当除掉。”

　　“说得对，’盖伦赞同道，“我们为盖世太保的骨干辩护得越令人信服，吸收这些人参加工作就越容易，这是其一，在为帝国军队和政府辩护时，我们的机会就越可靠，这是其二。”

　　……同天夜里，盖伦会见了总参谋部的辩护人拉登泽尔。散步时他们窃窃私语。

　　盖伦话讲得很慢，仿佛要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钉入对方的头脑：“军事指挥员按照其政府的命令，驯服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这个政府的行为是非法的而把军事指挥员送上法庭后，他被视为政府行为的同谋，公诉方面认为其对自己国家政策的合法性负有监督之责，也就是说，最终使这个军事指挥员成为对国家政策的审判……鉴于希特勒已死，公诉人对他个人只字未提。并且在寻找其他承担责任的人。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希特勒将帝国

　　的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他本人要负全部责任。归根结底，任何独裁，其本质在于一个人的意志变为最强有力的，而且—切决定都绝对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志。

　　“上述内容不应被解释为替某人开脱责任的尝试。每个德国将军都有足够的勇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必须确认真相，那就需要按照事件进展的实际来加以评价，并以此作为确认法庭真相的根据。希特勒讲过‘我不要求将军们理解我的命令，我要求他们执行我的命令。，这个讲话足以证明将军们没有参与希特勒的计划。”

　　盖伦看看律师：“我讲得不太快吧？”

　　“绝对不快。”

　　“德国将军，”盖伦接着说，“更不希望在西欧发生战争。

　　“如果在对俄战争初期安置和对待俄国战俘与日内瓦公约歹相符合的话，那么这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而无法避免的。在所有战场司令官都下达了反对可能出现的对战俘滥用职权的命令，一旦有人违反命令就追究责任。在他们的命令中没有见到虐待战俘或者屠杀。”

　　盖伦又看了看律师；律师一言不发，聚精会神地走着。

　　“总之，被指控的将军怎么有可能采取与命令或法律相违背的消极或积极的行动呢？”盖伦接着说

　　“成功的前景又如何呢？通过反驳、警告、表示担心来一般性地偏离违法计划尽管是可能的，但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有些可能没有被利用只是由于有许多情况将军们完全不了解。被指控的军事指挥员只懂得，他们作为士兵，必须像军人一样执行业已作出的决定。外交政治活动家会说，他们可以退休。在民主国家里国务卿可以这样做。德国军官不可能这样做。

　　“军入不服从命令是违背其义务的，在战时就是犯罪，要丢掉性命的，只要有主权国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士兵部没有不服从命令的义务。在希特勒的独裁之下，公开违抗命令可能导致部属被杀，而不是更换这个命令；无论哪一部分人都不能为自己与希特勒的方式相反的信念做出牺牲，如同现在被指控的军官们一样……德国军事领导只有一个义务——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必须在个人权力与军人义务之间作出悲痛的选择。他们作出了选择。在履行这一义务时，他们如同士兵道德所暗示的那样行动。

　　“我认为，有人想指控的军事领导人从不属于某个组织或者集团，并不是由统一的犯罪意念联合起来，这些人从不附属于犯罪集团……”

　　拉登泽尔一直没有打断盖伦的话，盖伦说完后，他默默地耸肩，似乎在表示怀疑。

　　分别时，他无力地向盖伦伸出手：“您的话我要考虑一下。”

　　“谢谢……让他们指控盖世太保吧，他们需要这样，让他们去糟踏纳粹党旧，但是务必使帝国政府和总参谋部免受耻辱。这是关系到未来的问题。约德尔将军感觉如何？”

　　“还好。”

　　“他的举正如何？”

　　“我不怀疑。”

　　“那么凯特尔呢。”

　　“他不太机灵......太多愁善感。您以为他会记住自己的事？别抱幻想啦。但是约德尔、雷登尔、邓尼茨不准备不屈服并且坚信自己的正确。”

　　“帮帮他们吧……您也是德国人……”

　　拉登泽尔叹了气，然后身子转向盖伦，伤心地问道：“是吗？您完全相信这—点？”

　　……深夜，回到自己办公室后，盖伦打开保险柜，开始干自己喜爱的工作。这工作法他感到自己仍保从前一样强有力，当时整个东欧在他的手中。没有他的同意——书面或口头的——萨格申、保加利亚皇帝鲍里斯、弗拉索夫和巴维里奇、梅尔尼克、安东内斯库、邦吉尔和吉索一步也不敢动。

　　他取出邦吉尔、潜伏在西班牙的巴维里奇的人以及波兰谍报站发来的密电，在空白之处点点画画。得到马德里、布宜诺斯文利斯和智利圣地亚哥发来的消息是天大的乐事；联盟将从那些地方扩大到全世界；他，盖伦，将成为德国新的情报组织的中心，这个组织并非像社勒斯所希望的只限于东方，而是面向全球。

　　正因为如此，他仔细分析了来自马德里的全部情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专注地研究鲁德尔、丹柯、鸟利德尔、拉乌利赫由布宜诺斯文利斯发来的电报，所以，对他来讲不存在什么小事。与国社党和党卫队的人不同，他的情报员，一旦得到他的同意和美国人的默许，就不顾危险地着手工作。谍报站的新名字对他来讲意味着财富，线索在延伸，还在出现新的名字。让眼下还神秘莫测，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里科特尔、来自马德里的布鲁恩、来自扎伊尔的扎乌列思或者来自里斯本的里凯尔特去完成这件串吧。小事是没有的，有的是为他的事业带来成功的工作的因素。

第八章 施季里茨（四）

　　(马德里，1946年10月)

　　“如果愿意，您可以去德式餐馆，大概您经常去那里，布鲁恩博士？莫洛将军……”

　　“对，我在那里喝过一次咖啡。”

　　“不，您在那里吃饭。我可以说出您吃的什么。”

　　“您早就盯着我了？”

　　“是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开始的。布鲁恩是您的新姓吗？”

　　“您既然这样问，看来您知道我的真姓，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伊克斯先生吗？”

　　“不，您可以叫我约翰逊。”

　　“很高兴，约翰逊先生。若是不吃德国饭，我是很高兴的。”

　　“是吗？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平庸的爱国主义，那我们去犹太人那儿吧，他们会给干干净净

　　的母鸡。您对这有何感想？”

　　“我认为西斑牙菜更好些，我很喜欢烤乳猪。”

　　约翰逊笑了一下：“啊哈，看看下嘴唇。喔，您的下嘴唇不难看。您的真姓叫博尔律吧？”

　　“两个姓我都习惯了。”

　　“漂亮的回答，”约翰逊轻轻碰了一下施季里茨的肘部， “往右边看，那是我的汽车。”

　　他们拐入一条僻静的小巷，一辆很大的“雪弗兰”牌轿车，车子按着马德里市的牌照：车里坐着三个人，两个坐在前排，一个坐在后排。

　　“上车吧，博尔津先生，”约翰逊说道，“您先上。”

　　施季里茨回忆起威利和奥根在1945年4月把他从林茨带回柏林。那一天朱可夫的部队开始突击柏林。当时他也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以前他从没有过这样不自由的感觉；那时他并没有被捕，他和他们一样穿着黑制服，但是发生了他们十分清楚而他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他们一言不发，阴沉着脸。这个情况使盖世太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就好像此刻一样，他们几乎从两测压在他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好像被包住一样，想想等待你的是什么。

　　“喜欢开快车吗？”约翰逊问。

　　“不大喜欢。”

　　“可我们美国人崇拜速度。我们到山里去，那里每客饭量很大，而且价钱比城里便宜一半。”

　　“太好了，”施季里茨说， “那样就可以缩短用餐时间，我的胃口不错，重要的是有规有矩……”

　　“身体怎样？您没有感到伤口疼？”

　　“这是不能单纯回答的问题，”施季里茨想，“要回答得十分准确；这次谈话可能是返回祖国途中的第一步。可你为什么认为会有谈话呢？为什么不能认为，这不是什么约翰逊，而是奥根、威利和库特的朋友呢？在马德里他们有上千人，许多人英语讲得很好，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办缪勒未完成的事情？喏，好吧，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最好不要想这些。1的眯之后，每一年都是定向地狱的阶梯，衰老的来临是十分明显的，我强烈地感到负伤所带来的后果。他问起这件事不是无缘无故的；人们是不会和患病的人合作的，但是，假如这个人支真是约翰逊，而不是假冒的话，那么他叫我出城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能偷偷把什么人搞出西班牙，他们不想与佛朗哥争吵。可官阶比我高的纳粹要人党而皇之地住在这里，不要任何警戒；党卫队将军冯·柳皮奇买了一套公寓房，离美国大使馆只隔两幢楼，他带着自己的狗，沿着使馆的围墙通道溜达。”

　　“天气变化时有感觉，骨头疼。”

　　“也许是盐的反应？为什么您把骨头疼与负伤联系在—起？”

　　“因为我—动不动躺了8个月。可我从前打网球，每星期打三次。生活悲剧把这样强烈的打击反映到了骨路上。总之，我就是这样的感觉。肌肉恢复起来并不这样困难，可要使骨胳康复，重新煅炼全部关节，就不是5个月的事，起码要一年时间。”

　　“一星期他们给您多少钱，傅尔津先生？”

　　“那么您呢？” ‘

　　大家都笑了，施季里茨明白，所有人都紧张地听着他的每一个字，约翰逊说：“您不仅英文说得好，而且像我们一样思维。不会去干与我们作对的事吧？”

　　“与你们作对，不，为你们工作——可以。”

　　“我们没有掌握这种情报，奇怪。”

　　“政治就如同做生意，威信非同小可。在你们与希姆荣的朋友谈判时，约翰逊先生，我在考虑你们的威信。历史是不会饶恕可卑的同盟。”

　　开车的人转过身，他的表情坦诚，很有感染力，他很年轻，额头上有一道伤疤，显然是弹片划伤的。

　　“博尔津先生，您认为，如果我们让整个欧洲归属俄国人，历史会饶恕我们吗？”

　　约翰逊微微一笑：“哈尔维，不要提理论问题，还不到时候。博尔津先生，请问，您最后一次见到瓦尔特．舒伦堡和克劳斯.巴比是在什么时候？”

　　“谁？”施季里茨这样问是为了争取时间，“现在他们要开始交叉讯问了。”他明白，

　　“我的每个回答都要有根据，要不断创造随机应变的机会。他们有所准备，他们从不同方面考察我，显而易见的事情。

　　“舒伦堡。”约翰逊重复了一遍。

　　“是在1945年4月。”

　　那么克劳斯·巴比呢？他在舒伦堡手下干过，后来被派到法国，主管里昂的盖世大保。”

　　“我好像见过他两次，不会再多了。”施季里茨答道， “我在政治情报处，完全是不同的部门。”

　　“但是您同意把巴比说成野兽和魔鬼吗？”那个头上带伤疤的开车入头也不回地说。

　　“你们掌握盖世大保的档案吗？”施季里茨问， “把谁看作野兽，把谁看作履行自己义务的士兵，牌在你们手里。”

　　他仍出了城，路经阿尔科奔达斯、圣·塞巴斯蒂安、德·洛斯·列伊斯，然后去卡巴尼尔亚斯、德·拉·西耶拉，进山，那是不易居住的地区，没有提供奶油烤乳猪的小餐馆，吃得太棒了，每个手指都要舔干净。不过，看来不会有什么烤乳猪了，这些人另有任务。

　　“您最后一次见到巴比是在哪一年？”约翰逊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我想是在1943年。”

　　“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阿尔贝希待亲王大街的保安总局。”

　　“那座大楼中有谁保护他？”

　　“我不知道，未必会有。”

　　“为什么说‘未必’？”开着“雪拂兰”车的人还是头也不回地说。

　　“我这样觉得。”

　　“这不是回答。”约翰逊说， “我觉得您是逻辑型的人，‘觉得’这个词对我们不合适。”

　　“我是个有感情的语文学家，”施季里茨答道，“比如，我认为我对烤乳猪的想法就不合你们的口味。总之，我就是这个看法。我通过逻辑反复验证情感，继续走吧，一宣到西耶尔。没有一家有烤乳猪的小餐馆，但是，我们未必会去西耶尔，因为你们油箱里的汽油只够四分之一的路程。”

　　“行李箱里还有三桶，”开车入喊道，“上帝保佑，这里有人给汽油，不象你们可恶的德国那样实行配给。”

　　“您这样说一个你们必须与之保持关系的国家也毫无用处。”

　　“怎么说呢？”约翰逊叫了起来，”一切都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您这样的德国人，您要行动起来。”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刚刚入学的孩子们“行动”起来吗？这话对人民不适合。”

　　“适合于被战胜的人，”约翰逊说，对被战胜的人什么都适合。现在我们要让您下车，一辆蓝色‘福特’汽车会接您，这是在4分钟之后，请记住，对被战胜的人什么都适合。这对您有好处，博尔津博士。”

　　汽车猛地拐上一条铺着碎石的乡间土路，走了一百米后，车子停了下来。约翰逊下了车，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姻，点上一支，吐出一口白烟，然后叹了口气，接着说：“下来吧，别尔津。”

　　“谢谢，约翰逊。”

　　施季里茨慢慢下了车，他感到腰部疼痛，他挺直身子，发出一阵咯喀响声。没有恐惧，没有懊恼、好像事情的过错在他身上一样，

　　“究竟出了什么事？”施季里茨心中在问，如果他们想收拾我，完全可以在车里干，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搞这些把戏呢？他们害怕西班牙警察，为什么呢？他们可以干的。”

　　约翰逊一个箭步窜上汽车后座，头上带伤疤、专横的年轻人猛地离开原地，汽车吱吱叫着掉过头。冲上公路。

　　“……10分钟过去了，奇怪的事情”施季里茨在想，公共汽车每天一班，总会有人能到城里，这一切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由于这些精神负担使腰伤像从前一样复发就槽了。去试试吧，忍着这样的疼痛爬过比利牛斯山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爬过比利牛斯山，没有别的出路。这个佐梅尔真是个畜牲，只给一个星期的费用，连坐公共汽车去莱里达也要攒3个月的钱，你又像‘俄国人’一样想到‘3个月’。那么该怎么想，”他在反驳自己，“一个选上乌克兰女人的俄国人；德国人知道要攒两个月零二十九天。更确切地说：要攒90天，只有我让自己随便说出‘3个月’来，任性的人，混乱也是秩序之母……不，要攒下去，坐火车过法国边境；如果我没有被当作无证件者而被捕——不能出示梵蒂冈的假玩意儿，他们会没收的——最少需要30美无，否则我到不了巴黎。其他任何城市对我都不合适，只有在巴黎有我们的使馆。他们为什么对巴比感兴趣？我的确只见过他几面；一个丧尽天良的刽于手，‘我仇恨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不是因为元首教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仇恨他们’是的，他正是这样对赫道夫说的，而赫道夫又告诉了施季里茨，当时缪勒尚未开始怀疑他。好像是在1944年11月，对，正是这样。”

　　施季里茨走上公路，一个人也没有。 “我可不喜欢这一切。”他想，

　　“奇怪的游戏；他们查出了破绽怎么的？不然他们可以抢走证件，为什么要演这样一场多余的戏呢？”

　　一辆涂得花花绿绿的老式“巴卡特”车从施季里茨身边掠过，车身贴着各种标签，一根长得过份的天线，开车的大约是个西班牙人，只有他们才这样装饰自己的车。美国入对待汽车就像一个好骑手对待马一样加最好的汽油，经常更换机油，而且一个月送出去清洗一次；他们很少刷车，关键是速度和可靠比而不是颜色。女人最重要的是漂亮。西班牙人对马达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只能告诉他们——这不用喂粮食。而他们崇拜得提出各种假设，交换各种猜想。不过，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灾难，失去信息的社会的死亡。

　　第二辆开过的车上挤满了乘客，施李里茨连手都没有扬。

　　第三辆车的门上用很大的字母写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车子刹住，司机用十分整脚的西班牙语问：“您去哪里？”

　　“马德里，”施军里茨答道。

　　“上车吧，我送您。”

　　从他讲话的样子施季里茨明白，司机是德国人。

　　“您出生在柏林吧？”施季里茨用极清晰的标准德语问道。

　　“真见鬼。”司机笑了起来，“但我在1939年就离开了…不，不，我不是移民，只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派我到这里的分公司。您也是德国人？”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那还用说？”

　　“到西班牙很久了吗？”

　　“该怎么对您说……”

　　“如果不愿意您可以不说。”

　　“我常到这里来，从三十年代始”

　　“您是什么职业？”

　　“一言难尽……我学过很多东西，我是语文学家吧。”

　　“这是干什么的？翻译？”

　　“可以这样说。怎么，国际电报电话公司需要翻译吗？”

　　“也需要。但我们首先需要德国人，出色的德国人。”

第九章 施季里茨（五）

　　(马德里，1946年10月)

　　“您的‘出色的德国人’是什么意思？”施季里茨问道， “依我看，所有德国人都是出色的，不是吗？”

　　“漂亮的回答。”

　　“这不是回答，像是更准确的提问。”

　　“还没有到回答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作出更准确的回答。顺便说一下，我叫弗兰茨·肯普，是工程师，主持伊比利亚半岛新干线管理局的一个处。”

　　“我是布鲁恩，语文学家。”

　　“很高兴，布鲁恩先生。”

　　“很高兴，肯普先生。”

　　“您住在什么地方？”

　　“市中心，您呢？”

　　“在列昂。”

　　“是阿托切方向吗？在圣玛丽娅.冈萨雷斯附近吧？”

　　“正是这样。”

　　“您为什么住在那里？那里太西班牙化，嘈杂，人很多。” ．

　　“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人必须住在他们所工作的人口密集的地方。”

　　施季里茨谈淡一笑：“是上边的指示吗：”

　　“基本上是，不是书面的。想喝杯咖啡吗？我请客。”

　　“谢谢，乐意奉陪。”

　　“这里下坡有条乡间土路，那里有唐.菲利普很好的小咖啡馆，没去过吗？”

　　“听也没听说过。”

　　“一个普通农民，但却有着美国商人的头脑。他懂得所有西班牙入都喜欢保守秘密，在城里连自己妻子也瞒着，佛朗哥关闭了所有妓院，于是他把钱花在破房子上——十分便宜地买了下来，他点着蜡烛迎接客人，还有两个供幽会的房间，结果大发其财，财务督查也没搞到他头上，等着瞧吧，他会成为百万富翁……”

　　肯普把车拐上乡间土路。

　　“为什么在西班牙到处都是破烂，施季里茨想，“无论是北方、南方、东部或是西部。奇怪的淡红色，连西斑牙的太阳也显得神奇美妙，好像一幅悲惨的画面，人类文明的末日，古老的大地，欧洲的悬崖。只有在俄国松林中才有的静静的沙砾小路，见不到尘埃。出了爱沙尼亚哪里也不会有这样的情景。”

　　“那就是他的房子，在小山坡—上。”肯普说。

　　“从结构上看像是中世纪城堡。”

　　“这是贮藏楼，地皮很贵，于是他利用了贮藏楼，我说过，这纯粹是美国风格。”

　　同美国人不同，肯普平稳地停住车；他生性珍惜东西，到这里刚不久，施季里茨明白，如果此人不了解战争，就会像西斑牙人和那个头上带疤的“雪佛兰”车司机—样急刹车。只有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才像肯普这样爱惜车子，在德国军队中急刹车的人是要受到严惩的——橡胶严重短缺，车胎磨损太快。

　　“这是对后方的打击。”劳动阵线的首领莱伊好像就是这样评价玩忽职守的司机们。

　　古老的城堡中定出一个穿着农民服装的老人，衣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很漂亮，纯正的西班牙式样。

　　“谁也无法像西班牙人一样衣着这样漂亮，’施季里茨心想，这是他们天生的。国家不复强大之后，有的民族开始生搬便套一些知识，有的俏悄混日子，有的寻欢作乐。西班牙人在王朝崩溃之后，纷纷讨论——有理由或者没理由——当局禁正行动，监督着受压边的人迈出的每一步。

　　当局担心无法控制有主动精神的人，可怜的西班牙人，除了如何穿戴，如何争论外一无所有。谁每周不起码换两次服装，就不是真正的贵族。唐.菲里普的农民服装是订他的，针脚缝得很密，各部位十分得体。

　　“日安，肯普先生，很高兴见到您，”唐·菲里普亲热地同客人打招呼， “咖啡正等着您，正好是您所喜欢的那种。”

　　“谢谢，这是我的同乡，布鲁恩先生。”

　　老人向施季里茨伸出一只细长的纯粹农民的手，他握得无力，好像是不肯花费力气。

　　古老的房间里冷清昏暗，散发着木头的气味，房间是用粗大的深色原木隔开的。壁炉旁放着一把老式圈椅，还有骑士的甲胄。“除了西班牙人，谁也不能这样迅速地在空荡荡的地方开始日常的生活。”施季里茨思付，他们有天赋的美学鉴赏力，这是无法剥夺的。但总地说来他们与我们相像。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人会把主人的床让给客人过夜——只有在我的祖国和西班牙。”

　　“也许，您想吃点什么，布鲁恩？”肯普问道，“这儿有很香的奶酪……”

　　“顺便问一下，您妻子不是西班牙人吧？”

　　“是德国人。”

　　“是美国人派他来找我的。”施季里茨想。

　　此人在干一件生疏的工作。德国人不会请陌生人吃饭，不是因为他是坏人，只不过不这样做罢了。这是传统，尽管不太好。但德国人可能惹恼我们的山民。这些人总是用他们最好的东西招待到家中来的陌生过路人。德国人可能想，他能用什么偿还，这值多少钱，这是为了什么？天阿，世界多么的小，等级又多么分明，一层层分开，神秘莫测……

　　“但我无法回报您，”施季里茨说， “我手头太紧。”

　　“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会为自己的人开支的。您懂什么语言？”

　　“英语和西班牙语。”

　　“尽善尽美吗？”

　　“可能吗？依我看，只有上帝降临时才会尽善尽美。”

　　“我不道…．总之，我没有等上帝降临，可我完美地掌握了自己的行当。”

　　“在一个天主教国家，您可以具有自由思想吗？难道不违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规章吗7”

　　“您十分虔诚？”

　　“天晓得……总的说我挺迷信．”

　　“所有的人都迷信……那么您是打算尝尝？奶酪，还是什么？”

　　“这里还有什么？”

　　“烤肉。”肯普头向壁妒那边点了一下，“菲里普在柳条上拷肉，像神话一样，价钱很贵，但味道很香……还可以烤鳟鱼，一种绝妙的食物......”

　　“那么就吃咸奶酪、绝妙的鳟鱼和红酒。”

　　“恩，来吧，做出反应呀．肯普，”施季里获想，

　　“鳟鱼——这是名贵的食物，价格很贵。来吧，工程师，让你给我要鳟鱼，那么我最终会相信你不是偶然到这条路。”

　　“唐·菲里普，”肯普叫了一声，施季里获立刻明白，此人在军队呆过，

　　“给先生上奶酪和鳟鱼。一瓶葡萄酒，然后上两杯咖啡，用您上星期五让我看过的咖啡豆。”

　　“是，肯普先生，您想品尝什么样的葡萄酒？我们这有加泰罗尼亚产的葡萄酒，挺苦的，还有乌拉加产的，就是刚才喝的，味很醇，闪着黑光。”

　　“您向我的客人推荐些什么？”

　　“加泰罗尼亚产的葡萄酒很好，我这里不常来货。”

　　“我们试一试吧？”肯普问。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施李里茨表示同意， “我饿坏了．会醉倒的．山里酿的酒劲儿很大。”

　　“怎么啦？为了健康喝个一醉方休吧，我送您回家。”

　　“谢谢。”

　　“您从来没搞过技术文献吧。”

　　“没有。”

　　“干得了吗？”

　　“可以试试。”

　　“在我们德国人这里可以试试，可美国人是另一类人，他们会立即提出问题‘可以还是不可以？’回答必须明确，同他们要开诚布公。”

　　“在所有事情上？”

　　“您指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只不过您和他们一道工作，您显然知道，是否应当在所有问题上与他们开谈布公，也许应当有所保留。”

　　“天晓得，总之要做到一切开城布公，他们像孩子一样十分轻信，而且极易被说服。应当向他们解释一切，就像在学校里一样，原原本本地。假如他们明白并且相信了，那么就不会有更好的合伙人了。”

　　“是的，他们是些很好的人，我同意您的说法……但是他们亲身感到了那些我们德国人反对的人的影响，这些人在大战中表现积极……。”

　　“我的老板没有受到影响，”肯普打断了他的话，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不吸收有色人种和斯拉夫人，在这方面您大可不必担心。”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我并没有担心。我毫无偏见，尤其是在现在，再没有人会为此受到惩罚，一切部土崩瓦解了。”

　　唐·菲里普送来奶酪，青菜和一瓶深色的葡萄酒，他把这些放在一张白色纸桌布上，问道：“鳟鱼是不是加奶酪？”

　　“稍加些奶酪，”施季里茨说， “只有一点我不满意，我饿了。我的朋友肯普先生，我想，请我吃三客或者四客鳟鱼。这是几份？”

　　“四份。”唐·菲里普回答， “鱼很大，今天早晨还在瀑布里游呢，肉不错，嫩得很。”

　　“能消化得了四份吗7”施季里茨问，他看也没看肯普，他明白，此时肯普的脸色肯定是慌乱的， “也许我让您破费了？”

　　“五份也行呵，”肯普答道，施季里茨最终相信此入正是两小时前在赫涅拉里西英大街开始的行动的继续，当时约翰逊前来找他。

　　“那就来五份吧”施季里茨说， “我能吃下去”。

　　“那太好了，”肯普微微一笑，您大概喜欢吃鳟鱼，烤好的鱼块妙极了，唐.菲利普有自己的烹调方法。”

　　“您能喝酒吗？也许开车不行？”施季里茨问。

　　“我担心，但我会喝，这条路上的警察很厉害，他们分布在佛朗哥打猎去的各条小道上。”

　　肯普在深杯中斟上浓郁的葡萄酒，往施季里茨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为了不幸的德国人。”

　　“值得为他们干一杯，”施季里茨同意道，为了不再这样轻信。”

　　“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施季里茨慢慢地，品着滋味喝光了酒，耸耸肩，“很简单。不幸的德国人不能没有狂热的信仰而生存。要么他们相信卑斯麦、凯撒，要么相信希特勒，他们需要有领袖、讲坛、令人害怕的震撼。如果害怕某个人，他们就开始构筑街垒，并且宣布罢工，总之他们相信会像以前一样持出现强人来收拾局面。”

　　“您反对强人？”

　　“那么您‘赞成’？”

　　“亲爱的布鲁恩，我发现您没有回答我一个问题，却迫使我回答了您的所有问题。”

　　“迫使？”施季里茨耸耸肩，向肯普递过杯子，“再添点儿，阿？我怎么迫使您了。有意义吗？关进牢房拷打了你？逮捕了您的妻子？把您的孩子送进了集中营？我没有迫使您于什么。”他贪婪地又干了一杯，切下一块奶酪，加了些青菜。嚼也没嚼就吞了下去，然后说：“我一瓶不够，您再要一瓶吧。”

　　“当然，当然啦，您想要安达卢西亚产的葡萄酒吗？”

　　“如果能干一杯我们巴伐利亚的酒。”

　　“等—下，我们马上能喝到。”

　　“对”，施季里茨想， “这是开始，还要进行下去，他上勾了，他大概知道，‘党的同志’给我多少东西，足够换面包、奶酪，五天内有两块肉，最后一次我喝地道的咖啡是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在两个月之前。当时戈尔贝特·若梅尔请我去‘西洪’……戈尔贝特……他叫戈尔贝特就像我叫布鲁恩一样。让我住进那家寄宿旅馆，那个从‘蓝色贵族师’来的老头给了钥匙，并且仔细注意何时何人外出又回来。但是什么风使他们把我从柏林弄到这里？从各种迹象看，坦克最后一次突破时，他们把我拖开了，有谁能摆脱那些人？为什么要在罗马为我治疗？又用假证件把我转送到马德里这里？为什么他们需要我？你穿着他们的军服。”施季里茨在反驳自己，“又没有任何证件，发着烧，暂时还是他们的天下，显然、他们当时有义务搭救—个旗队长。可这里的人们是清醒的：为什么没有证件？为什么在俄国人突破的柏林的那个地段？为什么独自一人？穿着军服？缪勒死了，戈尔贝特甚至说，他安葬在墓地。5月1日，除了他，没有人掌握对我不利的材料。缪勒从不与人交换情报，这不合他的习惯。我亲眼见到威利、奥很和库特死了。这已经结束了。阿斯曼呢？即使他活着，他手里但没有不利于我的证据。我在1945年3月从瑞士返回柏林。这证实我相信元首的制度，与俄国人有联系的人绝不会重返帝国。这样必死无疑……赫道夫呢？他拉我合作，并为此被打破了头，一切都按规矩办，”施季里茨抑制着不去想儿子的事。想到在克拉科夫夜里与儿子的相见，心都碎了。可为了重返祖国，他还需要这颗心脏。唯一薄弱的环节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豪尔。施季里茨在林茨将俄国在瑞士的情报站接头暗号交给了他，当时他正在与自己人联系。如果社勒所了解此事——他很可能知道，因为豪尔正是与他有联系——那么情况就变了。无法向什么人去询问豪尔的命运，也没有地方可以写信去。要不动声色地等待，从每天的补助金中留出几个比塞塔，没有别的出路。既然他在梵蒂冈自称为博尔津博士，他们可能还没有找施季里茨，如果所有档案落入他们手中，他们就可能来找“但是，4月份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内宫已经焚烧了文件箱，由此看来，缪勒得到了卡尔登布龙纳销毁重要文件的指示。如果幸免于难的人决定建立‘黑色国际’的话，他们可以在瑞士银行的保险柜里得到需要的文件的出路，唯一接触情报的途径……而且我将是可恶的，即使他现在不向我询问‘纽伦堡审判的闹剧’……。”

　　“可以相信吗？”施季里茨若有所思地问，“您的嘴是喝了蜂蜜的。为什么您认为我要回家？我不大相信。”

　　“唐·菲里普！”肯普喊了一声， “再来一瓶酒，不过要给朗卢西亚产的……我们的鳟鱼在哪儿？”

　　“难道您没闻到烟呐”唐·菲里普回答，“3分钟后鳟鱼就上桌……”

　　“您说的‘我们的鳟鱼是什么？”施季里茨问， “这是我的、我的，而不是我们的。”

　　“您为什么不吃奶酪？”

　　“因为我恨它。我吃了将近一年，明白吗？”

　　“那您为什么点它？”

　　“出于贪心，”施季里茨想了一下说，“贪心和妒嫉是行为的重要动机。”

　　“是吗？可我觉得是愤怒和喜爱。”

　　“您喜欢瓦格纳吗？”施季里茨说。

　　“相当喜欢，”肯普说， “而且他值得爱。”

　　肯普为施季里茨的杯子斟上酒， “还不够，俄国人不会觉得奇怪，我撤掉一半，”施季里茨暗想，

　　“然而如果我现在在这里这样做，我就会被视为可疑的人，这是不能干的。任何超出范围

　　的现象都是不适宜的，而且会引起反感，人们会感到与之格格不入，只有在具有民主传统的条件下，社会才不担心独往独来。希特勒创造的制度就其本质来讲是独裁的，被元首视为混乱的和非传统性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人的自我受到了集中营或枪杀的惩罚。起初是帝国和民族，后来是每一个人，不幸的德国入的意志经受了什么样的恐怖，天阿……。”

　　“您对希特勒有何看法？”施季里茨问．他洒脱地举起自己的杯子。

　　“您呢？要知道，我要像您一样以攻为守。”

　　“好一个学生，很快掌握了方法，顺便说一句，这是十分可靠的一招。积蓄时间来思考。”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施季里茨喝掉葡萄酒，放下杯子，靠近肯普，“我怎么能回答得更好些？显然，在你们公司谋到工作取决于我的回答。我该回答什么？我重复您的话。”

　　唐·菲里普端着木制大托盘定来，托盘上有5条略微炸过的上好鳟鱼，鱼的两侧带有紫色斑点，但是看得出这是十分好的鳟鱼，生长在高山。鱼做得相当漂亮。

　　“漂亮吧？”唐·菲里普说，“我自己也挺欣赏，烹制然后欣赏。”

　　“妙极了，”施季里茨同意，“把这样的尤物送到肚子里可实有些不合适。”

　　“没关系，”肯普淡淡一笑，

　　“您只管送好啦，就是为这才钓的。如果不钓上来，什么样的也没有。您试过不向兔子开枪吗？动物流行病、瘟疫、死亡。强者活下来，这是进化的法则。我尝过河里产的缚鱼，鱼肉又湿又软，一点儿也不香，因为在河里的鱼没有搏斗，退化了……”

　　施季里茨吃掉第一条蹲鱼，喝了一杯安达卢西亚产的葡萄酒，怡然自得地眯起眼睛，身子后仰靠在做工祖糙的圈椅上，说：“如果将您的看法引到人的共性上，那么世界就要被斯拉夫一犹太人占领了。他们得到的最多，我和您的祖国正在寻找这些民族的代表一无论什么时间，不管性别和年龄。”

　　肯普在杯中倒酒，给施季旦茨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半怀，他冷笑了一下，“没关系，我们尽量自我保护。这种力量是现实存在的。”

　　“不要把愿望当作现久实。”

　　“我是工程师，不是政客，我忌讳这个。”

　　“工程师无法阻正侵略，肯普，这恰恰是政客们的命运，或者说是军入的命运，您是什么军衔？”

　　“您呢？鱼要凉了，趁热吃味道特别好。”

　　“是的，”施季里茨同意， “我都忘了，您和我争论，我成了个好斗的人，忘了吃东西。”

　　他开始吃第二条鱼，甚至连鱼眼睛也吮吸了进去。唐·菲里普坐在自家巨大壁炉旁，看着这位骑士像一个对鲜鱼十分内行的人一样品尝着，不错，如果把鱼眼睛扔掉那才是笨蛋。

　　“您认为西班牙人头脑中最关心什么，是怎么说还是怎么做；在他们的眼中什么是第二位的，”施季里茨说，

　　“这是经受独裁政治压迫、丧失行为中自我表现权力的民族的悲剧……”

　　“帝国的独裁政治并末妨碍我们在5年里建立起欧洲前线的公路干线和最大的工业，”肯普回答， “这不是宣传，连敌人也承认这一点。”

　　“但他们也承认帝国内实行的是票证供应制，而且为了一个有疑问的字眼就把人投入集中营……”

　　“喏，您知道，现在把这归罪于元首再容易不过了。人们总是指控那些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您也知道，纽伦堡发生了什么……胜利者的报复。我们彼此告密，谁也不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这样的民族，毫无办法。”

　　开始吃第三条鱼后，施季里茨耸耸肩：“是的，一个奇怪的民族……卑鄙的社会民主党人统治时，人们没有告密，可以公开讲话，而元首上台后，民族也就变了，变成了大千万个告密者……”

　　“现在我明白您对希特勒的态度了。”

　　“他们做得对。”施季里茨回答，“如果他没有惹怒伦敦和华盛顿，我们就可以放手在东部了。在人类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人在战争中同时在两个战场取胜。”

　　“是吗？”肯普又为施季里茨斟上酒，“那么俄国呢？在1918年它不是在两个战场，而是在数个战场作战。”

　　“这是不可比的范畴。俄国人鼓吹受压迫人的国际主义，无论是什么国籍，全世界的无产者支持她们。我们的运动是国家主义的，只有德国人，此外别无他人。”

　　“这也是希特勒的明显错误。”

　　“是吗？”施李里茨吃了一惊，“您已使自己摆脱了恐惧？太好了，我真妒嫉，到现在我仍然害怕自己思考：国家奴役的惰性，没什么可写的……可我为什么总对您讲这件事，肯普？您把我灌醉了，我的舌头不听话。咳，见他的鬼，再来点儿，阿？您看看我的酒量。一醉酒我就唱歌．当然，我极少醉，到这里后一次也没醉，没有钱、现在我谢谢您。为什么您不为自己要鳟鱼？”

　　“我喜欢吃肉。”

　　“您说过这里的肉做得相当好？”

　　“如果我想吃，”肯普掩饰着气恼回答说，“请相信，我会给自己要的。”

　　“再给我来点酒，啊？”

　　“很高兴，”肯普又微微一笑，“好极了的酒，对吧？”

　　“对，”施季里茨说着把酒喝光，又开始吃第四条鱼，“现在您该行动了。您的把戏耍得太久了。肯普，不要提见面的偶然性，没必要。要让我相信这件事，我在情报部门干得太久了。我本来十分高兴地相信能在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得到职位我真够走运，但我不相信您，明白吗？只是不能相信，请不要为此责怪我。过后我醉醺醺的会变得心胸狭窄，因而会抱有敌意。”

第十章 参阅资料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1927——1940年)

　　人的命运取决于历史发展在道德范畴上急剧变化的程度；这种范畴决定了成为世界某个区域领袖——借助于合法的和偶然性的力量——的人的道德风貌；这也扩展到科学、商业、文化活动家身上，因为政治无法缺少这些社会及公务生活的成份。

　　假如没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索辛·本原来可以成为语文学家。的确，作为丹麦男人与法国女人生下的儿子，童年时他即掌握了双亲各自的语言，他的父亲曾是法国驻英届维尔京群岛使馆的名誉领事；这个年轻入轻而易举地学会了德语和英语，因为这个群岛是船舶一显然不仅仅是鱼船——的中转站。父亲把索辛送到科西亮，孩子必须学会伟大的君主所使用的方言，在此之后才决定让索辛去巴黎。就在这时白宫向唐宁街支付了三千万美元，维尔京群岛变成了美利坚台众国的财产，索辛也就成了美国公民。正是这一点使他有可能前往波多黎各，到那里从事搪业生意，同时注视着他的新祖国发生的一切。当时正是通信器材热，善于权衡利益的美国北方入最先明白，电话在公务中有多么重要。

　　战后索辛·本立即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名字叫“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该多黎各和古巴没有办公室。这些地方已经完全西班牙化，索辛·本小试身手，到了1923年他到了马德里。

　　如果你对西班牙没有准备，如果没有打算成功，排斥了阿拉伯和犹太人——在宗教法庭时期——的国家为此倒退了不正一百年，国家似乎受到了诅咒；昔日的伟大不见了，伟大的强国成了欧洲的稻草人，成了欧洲患病的婴儿，然而欲望却仍然是巨大的，帝国式的。

　　索辛·本能够——与其他80多个竞争对手不同—一让自己在马德里站住脚，在喜欢名声和奢侈的西斑牙人眼中揉沙子，他组建起一家公司，起名为“埃斯斑电话公司”，公司经理不是别人，正是奥尔加斯伯爵，由于这个家族的功勋，他的名字处处可见。但只有埃尔·格列科刻画了其形象，伟大的西班牙有如一种精神，外来的希腊人有着血缘关系。

　　在审核协议书时，索辛·本说：“我准备帮助世界上任何一个准备与我合作的国家，并且在此基础上展望其过程和公开的民族目的性。 、

　　同独裁政权签订的协定是十分有利的，四年之后，索辛·本在残损的人那里得到贷款，花了三千万美元买下了曾经十分强大的“国际电子公司”。在建立帝国的道路上该定的下一步就是婚姻。他娶了玛格丽特·丹拉普，她是煤炭大王的家庭成员。

　　从他在波多黎各起步已经十年过去了，他已成为世界通信工业中最强大的商人之一。

　　正因为如此，1939年8月4日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素辛．本上校及其在柏林的特别代表亨利·曼，这是希特勒采取的对外政策行动之一。

　　这次接见的结果使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得到了希特勒在国内从未给任何国家的公司的权力。

　　在家辛·本与“德意志民族伟大元首”拥抱告别之后，希特勒的私入经济问题顾问威尔格姆·凯普列尔把索辛送到汽车前。

　　“我想给您个建议，上校”他说，“请与您的同行、商人、银行家库特·冯·施列特尔保持接触。您知道，我们的民族革命调整了对待金融资本的态度，其中不包括了解我们民族目的性的人。施列特尔了解民族的目的性，所以元首信任他。如果您今后有什么问题，请与施列特尔联系，五分钟后我便会知道；要用电话，”凯普列尔微微一笑，“尤其是用您的电话，那么会更加保密。它符合我们政治家和你们商人的要求。”

　　自然，凯普列尔没有告诉索辛·本，库特·揭。施列特尔领导着“希姆莱之友俱乐郎”并且拨款组建盖世太保；他也没有说施列特尔是纳粹党的老战士；不过，‘索辛·本通过自己在纽约的关系对此了如指掌。杜勒斯兄弟与施列特尔关系密切，把他视为完全可靠的伙伴，反共的爱国者，德国强大政权的拥护者。

　　次日索辛·本与施列特尔相见。地点在柏林最高级的餐厅。在这里签署了一项协议，库持·冯·施列特尔、“国家社会主义的老战士”，将成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子公司的顾问。

　　当天晚上索辛·本宴请施列特尔向其推荐的人(事先已与戈林和希姆莱商讨过此事，二人支持银行家的做法)。此人叫海尔哈德·亚洛兹·维斯特利克，是帝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老板，“老战士”，他为希姆莱的机构提供咨询，并且在出国时多次执行交给他的任务。

　　索辛·本与维斯特利克在分手时已不仅仅是朋友，而且巳成为了合伙人。维斯特利克成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督察委员会成员。从此他可以作为通信帝国的领导成员，作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帝国利益的代表而不是以客人的身份前往美国。

　　此后索辛·本组织了与赫尔曼．戈林的事务性会见，讨论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参加德国军队装备新式武器助工作问题，除了希特勒和凯普列尔，谁也不了解谈判的结果。索辛·本同意参加组建帝国空军。这对于罗斯福上台后的白宫以及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巴黎与伦敦是—种敌对行为。根据和约德国己无权拥有自己的军队。

　　因此，在西班牙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时，索辛·本来到马德里是自然而然的。同样，佛朗哥一一在取得了流血的胜利之后一重新与索辛．本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全国的电话网、电报和广播持置于索辛·本上校的监督之下，这也是自然的。与他分享这种权力的只有国家元首的私人隙，两名长枪党人，没有涉及财政，而只是新政权的威望。

　　希特勒进攻波兰后不久，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设在帝国的公司——与所有划归经济部的外国公司不同——属于德国了。帝国以空前的速度成长，因为维斯特利克格外注意占领国内所有与无线电器材和通讯器材有关的工厂，并将其收归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所有。

　　等到整个欧洲已屈服于希特勒，欧洲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经理和纽约督察委员会成员维斯特利克博士作为索辛·本上校的私人客人来到纽约。

　　在“普拉萨”饭店为希姆莱的密使订了一套豪华的住房——共有5间房的套间。结其儿子订了两间一套的住房，还有三间一套的豪华套房提供给其私人秘书英格丽特·冯·法根海姆男爵小姐。所有费用是索辛·本支付的。

　　索辛邀请美国汽车大王之子埃德塞尔·福特参加第一天举行的晚宴 ：“亲爱的埃德塞尔，我认为，您与我的亲密朋友维斯特利克博士建立友谊是有益的，”索辛·本在介绍客人时说，“没有人像他那样理解巩固美德关系的全部益处。”

　　“我很高兴，维斯特利克博士。”福特用力摇着德国人的手，“我对你们总理的尝试持同情态度。”

　　“我很高兴，福待失生，”继斯特利克回答， “元首委托我向您转这他对您的康采恩的活动的赞赏。”

　　“谢谢。”

　　维斯特利克咳嗽了一声，点上一只烟，问道：“在这张桌前我可以十分坦率地讲话吗，先生们？”

　　“毫无疑问。”索辛．本答道， 就是要这样，海尔哈德。”

　　“柏林授权我与您讨论对美国大规模贸易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在一种意义上英国的帮助是不可思议的，假如唯有丘吉尔不接受我们要强加给他的条件的话，伦敦就失败了。帮助死人、一具政治僵尸又有什么意义7我有准确的统计资料，有数字和预测——我们对我们贸易的发展有什么期待，这将保证您的巨大利润。”

　　“不坏，”福特回答，“有意思的建议，您有什么看法，素辛？”

　　索辛·本耸耸肩： “如果我持相反的观点，我未必会想到来安排这次晚宴。”

　　“我认为，”福特指出， “是否有必要集中在更大的圈子里，并且具体讨论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三天之后，索辛通过石油巨头里贝尔特举行午宴，邀请了“通用汽车公司”国外部头子詹姆斯·穆尼、控制国家最大出版社的百万富翁斯特拉斯．博格、福特、“沃持福德”公司以及“柯达”公司的头子。

　　谈话是建设性的，美国的商人使维斯特利克博士相信，他们即将停止向英军提供军火，但此事是十分细致而复杂的。罗斯福在任期伊始，宣布承认莫斯科，显而易见，他通过无形的环节与伦敦联系。因为无法指望能有快速进展，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中能够洞察华盛顿与柏林联盟中的世界未来的人十分强大，我们看看谁更强大。

　　胡佛没有打击索辛·本和他的朋友。胡佛把情报保存在钢甲保险柜中，等着看谁会在利益之争中占上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柯达公司、沃特福德公司，杜勒斯兄弟的沙利文—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还是罗斯福当局和那些支持民主党人的公司。

　　英国情报机关则实施了打击——出其不意而且十分准确。伦敦情报机关驻纽约的间谍头子威廉·史蒂文森于1940年7月在纽约发表文章，指出维斯持利克博士实际上是—名纳粹要人，尽管他作为里贝尔的客人来到美国，实际上此行是索辛·本在德国时策划的，奇怪的是维斯特利克博士持存里宾特洛甫签发的外交护照。在伦敦有充分根据可以证实。这位纳粹要人所讲的每一个字都预先在希特勒大本营讨论过，并且得到元首的充分肯定。

　　维斯特利克在美国没什么可干了。回到帝国后，他立即把离开纽约前与索辛·本签订的协议交给党卫队大队长库特·冯·施列待尔。他，维斯特利克，受委托管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整个欧洲的企业。为此，董事会每年付给他十万金马克。

　　临行前，维斯持利克颇为策略地与索辛·本讨论了秘密联络的方式(他提议不要与他，企业的总经理，而是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情报与安全部门负责人格伦保持接触。这样更合适也更可靠)，很快：格伦将柏林发来的密电放到索辛·本的桌上：“帝国元帅戈林邀请您，尊敬的索辛·本上校，作为其客人来讨论与双方利益有关的问题。”

　　戈林在加林哈尔接见了索辛·本。戈林站在门口迎接，友好地拥抱，他穿着朴素的猎装，高尔夫球裤和笨重的矮腰皮靴，与他的身材不大相称，因为他穿着厚厚的家常毛袜子。几只巴伐利亚花瓶，有白色、蓝色和玫瑰色，色调十分明快。他先请美国客人欣赏他收藏的猎枪，一共有94支，12支镀金的“格兰持”牌；22支“皮尔德”牌；8支“别列”牌，2支“伊万·阿列什金”牌；17支、“马茨克”牌，其余都是苏尔生产的。然后戈林请客人参观了藏画陈列大厅，两个提香、鲁本斯、丁托列托、戈雅、委拉斯开兹、埃尔·格列科的速写。戈林没有收藏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元首把这些人的画称之为“发疯的油漆匠的吃语。”有谁能像他一样理解艺术？

　　索辛·本站在埃尔·格列科的画前：“多么惊人的鲜艳色彩，元帅！不习·思议阶和谐又是如此精确——红、蓝、绿：奥尔加斯伯爵的面孔在红色的强烈对比之下苍白得多么凄惨，弥留之际的痕迹步么清晰啊！”

　　“接着看吧，”戈林微微一笑， “那边有埃尔·格列科更有意思的作品。”

　　“不，请允许我再欣赏一下这幅面。”

　　“您可以在家中欣赏，它属于您了。这是我的礼物，索辛·本上校，在您家中能有友好访间帝国的纪念我感到高兴。

　　“元帅，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您……”

　　“您可以收下，甚至说您务必收下。您可以送我礼物，这样您可以感到心安理得。这礼物可能是为您飞往伦敦，去见张伯伦和丘吉尔，同他们讨论我们的和谈建议……如果他们拒绝了我的建议，帝国没有得到我们所预期的礼物——和平，那么也还有出路在瑞士——自然要借助您的帮助——提供战略物资，这是帝国所需要的，伦敦禁止出售……华盛顿—一当然不十分强烈——也禁止出售。”

　　“您可以认为，如涉及瑞士提供战略物资，得到这个礼物不成问题。至于在伦敦的谈判…*我不相信会成功，但可以尝试，我去试一下……

第十一章 施季里茨（六）

　　(马德里，1946年10月)

　　“您为什么认为我必须采取行动，亲爱的布鲁恩？”肯普感到奇怪，“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送走一个人——这事已经办了，我请同乡吃了顿饭……”

　　“什么事情没办……”

　　“我父亲是汉萨人，我们是特殊的德国人，在我们汉堡这事看起来很正常。”

　　“是吗？好吧，随你的便。我想减少赋予您的任务。”

　　“什么任务？我在说什么呀？！”

　　施季里茨开始摆弄另一条鱼，他把自己的杯子推到肯普面前，同时望了望酒瓶。葡萄洒刚刚见底，酒的颜色的确是暗红色的，一种肃穆的色彩。

　　“再来一杯？”肯普问。

　　“是的。”

　　“您的肝不错。”

　　“也许吧，实际上我对此—无所知。”

　　“从前，我每年都要去一趟卡尔兹巴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疗养地。不，不，我这可不是愚蠢的民族自傲——看来德国的疗养地是最好的…。—我注重现实。小时候我得过黄疽，医生们吓唬我的父母，说我是成个半残废，一辈子要吃规定的饮食．不能吃烤制品，只能吃蔬菜，至多可以吃清炖的鸡，去卡尔兹巴德回来后，我吃什么都行，甚至可以吃生拌菜。”

　　施季里茨的头向剩下的最后一条鱼点了一下：“想吃吗？” ’

　　肯普大笑起来：“您知道，我不敢再吃了！您这么会吃，鱼又做得这么香，我可能忍不住，您吃饱了？”

　　“天晓得…．如果再来瓶酒也许还能吃些肉，您说过，这里的肉做得很好，不是吗？”

　　“您难道还可以吃下去肉？”

　　“只是要有葡萄酒。”

　　“不会感到不舒服吗7”

　　“不会比吃的时候感觉差。”

　　“您打算明天到我们公司来吗？”

　　“一定来，谢谢。”

　　“别想着会有诱人的薪俸，一开始钱不会超过两干的”。

　　“多少？两干？这已是一大笔财产了！我有五百比塞塔，一时就饿不死、两干……如果您能帮我找到这样的工作，我至死为您效劳。”

　　“我想可以办到。您说您在情报部门工作过……谁的情报部门？”

　　“您呢？”

　　“我在问您，”肯普皱了一下用头，“我明白，您有权怀疑，但我和您现在是在西斑牙，谢天谢地，在这里为帝国尽责的人是会得到理解的……我一定要招您引荐给上司……公司经理埃尔·杰克博斯是个太好人，年纪不大，喜欢德国人的工作能力，仇恨与希特勒为伍的人……我必须为您编一段履历……所以我才问得这样仔细……帮我个忙……”

　　“首先，每个为帝国尽责的人都曾与希特勒为伍。其次，我不大喜欢说谎。是的，我在情报部门干过，是的，我，布鲁恩博士，我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你能编出些什么样的履历呢？”

　　“十分简单。我可以对埃尔说，您是支持施陶芬贝格并且打算在1944年夏季除掉希特勒的人。是的，我可以告诉他，布鲁恩博士的确是军事情报部门的人，但始终没有加入纳粹党……”

　　“他会相信您？”

　　“他别无他法。他需要人手，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在西斑牙没有这种人，明白吗？西班牙人不爱学习，他们更爱幻想和夸夸其谈…”

　　“他们不学习是因为在大学里一个学期要付一万比塞塔。”

　　“如果一个人渴望学习，他可以寻找各种机会。”肯普变得冷峻起来，他回答道，“有些民族追求知识和工作，而有的民族是懒汉。西班牙人就是懒汉。”

　　“那么法国人呢？”

　　“用不着来考我，”肯普又大笑起来，他的面孔变得温柔、软弱。施季里茨觉得，这个人要花多大气力才会使自己变化得这样厉害，“但许他忘了回答，”施季里茨想，“而我了解这个答复，意思是说法国人同样算不上真正的人：色鬼和酒徒；当然，他们不是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吉普塞人这样的动物，但他们终归是有缺陷的，去看看他们市场的肮脏、建筑的污秽墙壁，他们那些不知廉耻的娘们，穿着短裙，地地道道的淫妇……”

　　“我不大会说谎，肯普，问题就在这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个十足的傻瓜，都会明白我在说谎。好啦，给我讲讲，您打算对这个美国大老板说些什么……”

　　“好吧，我试试………不过别打断我的话，我完全是即兴说的……亲爱的杰克博斯先生，我碰到我一个老熟人，布鲁恩博士，他是出色的语言学家，英语和西班牙语说得像德语一样，”肯普微微一笑”科班出身的语言学家、诚实的德国人．从俄国军队手中逃到西方……战争期间他在前线履行自己的义务……目前住在这里，眼下还没右接受西班牙公司和英国公司的邀请……”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施季里茨冷冷一笑，“首先；您的即兴演说……我不了解美国人，但我仔细研究过塞克司特·埃姆比利克。他讲过一些名言，好像是这样，没有明确的标准，其实也会变得模糊，有关其实的意见的分歧限制了判断。如果您告诉我，杰科博斯，布鲁恩博士的经历，我只能作出有限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不会录用他布鲁恩。是的，是的，正是这样，肯普…”听着，您答应再来一瓶酒……思路跑了…但这没关系，我的想法都接在手心里……能控制自己的思路吗？”施季里茨问，他把胸口贴在桌沿上， “您可以。从您的眼神里我已经看出来。当然，我喝多了，但我还可以分析你的话……我说到哪儿了？”

　　“说到我答应再给您一瓶酒。”

　　“您这是客气，不过，欢认为加泰罗西亚产的更好些……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完全可以，布鲁恩。唐·菲里普2给我的朋友来瓶葡萄酒。”

　　“我不是您酌朋友，”施季里茨猛地闪开，强打起精神，目不转睛地盯着肯普，“我的朋友全死了，我独自一人，没有朋友，明白吗？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清楚。我明白从何开始。从您即兴编造我的履历开始。这些全是胡说八道……是的，确实是胡说八道。我要是您的约翰逊就不相信您一个字……”

　　“是杰克搏斯。”

　　“那好吧……杰克博斯……不要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民族的代表就认为他是个白痴。年轻，这是长处，而衰老才是痛苦，我们是古老民族的代表，因而进行了战争，我们由上至下习惯于纪律……有如锡制的玩具兵·…“而他们美国人是讲求实际的人。现在谈第二点……您说我没接受其他公司的邀请……愚蠢……他，那个戴维斯，那里没有电话吗？”

　　“是杰克博斯。”

　　“况且……难道他不会打电话给那些您提到的公司吗？他可以问，是谁在何时何地建议我工作。现在我得离开您”，施李里茨站起来，走问盟洗室。他打开水龙头，让凉水冲头，然后用奖过后有些发脆的毛巾擦干脸，

　　“我们是第一批光顾的人”，施季里茨心想，“还没有人动过毛巾，肯普不会不上钩，我看，我已十分精确地把他置于挨打的位置，待我站起来后，我一直走到这里，萎靡不振，几乎飘飘欲飞，我精于此道，别吹牛啦”，施季里茨反驳自己，“一切并不简单，至今你还不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甚至无法想象等待你的会是什么，肯定会有的，而且就在今天，这是确切无疑的……你为什么不设想一下他的说法的可能性？”施季里茨暗自思付，

　　“他也许真的是自作主张请你到这里来的？你在坐失良机。德国人宴请德国人？是的，我忽视了这种可能。如果他把我当作同乡请到这里的话，他可能会讲自己的情况，反之——坦率而有兴趣地——会询问我的经历，他的举止会是另一个样。他现在紧张得感到拘束．他似乎有所准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劝他换—张牌，他拒绝了，为什么呢？”

　　施季里茨听到汽车驶近的轰鸣，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车门呼地关上，声音好象远处传来的步枪声。

　　“来了，”他暗中说， “可能是那辆蓝色‘福特’牌轿车，本应当在‘4分钟后’就来。

　　4分钟算不了什么。美国式的精确倒是不坏。但那个自称约翰逊的人对巴比这样感兴趣吗？这可有些出格。天晓得，他们也许在策划阴谋、企图迷惑我。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施季里茨回答自己， “我无法理解他们的逻辑……他们与卡尔·沃尔夫或者舒伦堡谈判时，追求的是战略上的利益，但他们却故作讨厌与我这样级别的纳粹分子接触。为什么他们坐收渔利呢？旗队长们会向他们提供些什么呢7他们每个人都有累累罪行．必定要被美国人送上纽伦堡的被告席上。从这里一个人也弄不出去，佛朗哥分子不允许。他们是元首的兄弟、帝国的同盟者。”

　　施季里茨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表情，天呐，老了，这么多皱纹，好像一县木乃伊，而不是人，枯瘦，皮包骨头，衣服皱巴巴的，显得十分肥大，似乎挂在衣架上，不好意思。

　　施季里茨转身回到昏暗的房间，门边的桌子旁刚来了两个人。他们忙着交谈，看也没看施李里茨。

　　“还是没有酒？”施季里茨大声问道。肯普把一个手指举到唇边，他干得十分内行，勉强可以觉察，一闪即逝。施季里茨吓了一跳，走近肯普，俏声低语，

　　“怎么回事？”

　　“您不认识坐在您后边的人？”肯普向门边的桌子点了下头。

　　“我怎么能认识他，我刚能在城里活动？”

　　“我去结帐，然后去我那里，我那儿有酒有肉……”

　　“把您吓破胆的人是谁呀？”

　　“我没有被他吓坏。我为什么要怕他？我只不过十分讨厌赤色分子。此人在此地与共和制拥护者抱成一团，胡斯特·尼普斯，坐过佛朗哥的集中营，现在和法国人一起干，代表里昂信贷银行。离开这里，走吧，布鲁恩。”

　　“他们带我去见谁，去见共和制拥护者？”施季里茨明白，本可以不告诉他银行的名字。为什么要反复解释？

　　“本应当说出此人的名字，然后看我对他的态度。是的，显然，把我带到这里正是为了说出胡斯特·尼普斯的名字。但是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好像约好了似的？如果胡斯特是偶然光顾的呢？如果他真的与共和制拥护者在一起，后来被关入佛朗哥的集中营呢？一切都有问题，不是平安无事，而是一只巨大的捕鼠器，不能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如果尼普斯是共和制拥护者，而且与法国人共事，那么这是与家里联系的最可靠渠道。请他把我的信转交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困难吗？不，我似乎有些醉了，也许有些不知所措。

　　……尼普斯的老式“雷诺”牌汽车停在肯普的汽车旁，车子挂的是法国牌照， “我应当睡一觉，”施季里茨明白，“还有时间考虑，我现在有事可想了，因为我要迫使肯普采取行动。我做得对，在唐·菲里普那里吃饭从头至尾都是一手导演的。他们与共和制拥护者一道都在寻找，应当准备中途换马，交易所里的规距不适用情报工作，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必须有目的性。

　　肯普从装在汽车档板上的小箱子中取出口香糖：“得除去气味，如果他仍缠住我们，要有薄荷味而不是酒味儿，要知道，我多少也有些醉了……”

　　“您认为我醉了，既然您说自己时使用了‘也’这个字眼？我没有醉，肯普。我清楚得很，我根本不会醉，我有这种本事。我们去哪里？”

　　“我说过了，去我那里。当然，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愿意．您结婚了？”

　　“算是结了吧——家里人住在里斯本、一我一个人在这里。不，不是—个人，有一个风度绰绰的老妇照顾我……”

　　“有姑娘吗？”

　　“您想要姑娘？”

　　“当然”。

　　“没有西班牙女人，您也知道她们的规距，但可以找到法国女人。我们公司里有一对英国情人，在爱情上十分放纵。在奥斯特罗沃所有男人都在搞同性恋，可少女们痛苦不堪，准备扑向头一个遇到的男人怀中。”

　　“让她们去扑吧。”施季里茨说， “扑的时候可别跌倒，现在我得闭会儿眼睛，我全身无力。”

　　“歇会儿吧，当然，歇一会。有足足30分钟。”

　　“您开得这么慢？”施季里茨坐在座位上吃惊地说，“算啦，您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吧，……不过，开车时您不会睡着吧？”

　　“尽量克制吧。”

　　“有些人得靠闲谈来驱赶睡意，您呢？”

　　“您全身无力就休息吧，不用和我讲话。”

　　“好吧，您让我放心了。”施季里茨高声说。

　　“为什么我不真地睡上半个小时呢7”他想。

　　“像今天这样，我可以一年半时间不吃不喝了。戈尔贝待让我吃得太饱了，这大概是他们对我最初的态度。他是约翰逊，还有这个肯普本人抛出的诱饵。这是一个真正的杰出飞行员，他‘正面’提出问题；仔细描绘了我，没有一丝含糊——‘我是组织派来的，亲爱的布鲁恩，现在当转入地下，就好像有巨型战舰控制了海面，两舷挂着深水炸弹，潜艇深潜在水下。目前我们无力提高津贴，但是，我认为，局势很快会发生变化，您同意我的看法吗？您没有感到世界的新潮流？没有吗？可我感觉到了。我从不把愿望当作现实，相反，经常有人指责我过份悲观。谁？纳粹党内和党卫队中的同事。关于您的名字我结束争论，顺便问一下，博尔律是您的真姓吗？’施季里茨当时回答说，他只能对在保安总局的熟人谈论职业情况，同您一样，我的上司也是卡尔登布龙纳，但他呆在纽伦堡的监狱里。不过我坚信，我们进行地下斗争的条件己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所以，我在等待宣布授权领导我今后行动的人。我只接受这个人的领导。‘您的观点无可非议’戈尔贝特表示同意，您准备把选当作自己的领导人呢？如果不是恩斯特·卡尔登布龙纳，那么是谁？’‘舒伦堡’。他回答，他知道舒伦堡关押在英国人的监狱。在英国人没有得到全部情报之前，舒伦堡要长久地坐牢，有备用的时间，‘还有瓦尔特·沃尔夫。’‘很好，我将汇报您所提出的条件。总地来说，我支持您的观点，您可以信任我。您有什么请求或者愿望？’‘没有，谢谢。’ ‘也许您想与亲属和好友建立联系？’ ‘缪勒在什么地方？’ ‘他死了。’‘什么时候？’ ‘5月1日，葬在柏林。’”

　　“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施季里茨心里说，“地地道道的忘恩负义——这是健忘症，而且是不知不觉地。你怎么能记住这个戈尔贝特的一顿饭却忘记来自乌拉加的斗牛士何德罗·克鲁斯呢？他请你吃了根本没听说过的烤乳猪，当然．与布尔果斯·克劳基娅那里的不同，比她做得好，谁也做不了，在庞普洛纳，在圣·弗尔明时代的宗教节日，有人做过。在斗牛赛之后他请你美美地吃了一顿，当然不是你一个人，斗牛士通常要邀请12个人，这是他们的习惯—一尤其是在斗牛之后．得到了刺死的牛的双耳——这是西班牙的最高奖赏。”

　　施季里茨久久地分析着这个计谋——这是—个由褐色地狱转入另一个蓝色地狱的人绝望地产生的无力的计谋。佛朗哥的蓝色士兵比希持勒和褐衫队好吗？2同样的专横，检查，相互进行的全面监视，同样的封闭边界，同样仇恨赤色分子。

　　他需要联系，他巳习惯相信家里时刻在想着他，随时准备进行营救，尤其是在危难时刻。他要建立联系。施季里茨坚信这一点，他要让中心了解他现在何处，而且带他离开这里重返故里。对于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来讲，联系可能更为重要？

　　入口处的巨幅广告是行为的动机“伟大的斗午土佩德罗‘克鲁斯赴墨西哥前的最后—场表演，公牛米乌拉，著名大师弗朗西斯科·路易士。”

　　“在墨西哥没有实行邮政检查”，施季里茨想道。

　　假如我可以信任克鲁斯，他可以把我给希拉克枚师的信带到墨西哥，投到他住处的信箱里，我请希拉克去一趟柏林苏军占领区，给军事指挥部打个电话，告诉值班员说尤斯塔斯目前正在马德盟里，住在皮阿蒙塔，离—座老教堂不远，唐·拉蒙，洛德里凯斯寄宿旅馆3号楼3层。

　　施季里茨不敢想象值班员听不出是德国人的声音，假如他听了出来，这个电话就会引起他的怀疑；假如他把电话内容记录下来，谁也不知道这说的是他——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哪个尤斯塔斯？为什么在西班牙？为什么要让柏林军事指挥部了解这件事？在意识到自己与祖国是一致的之后，一个人就会认为自己有权而且有必要保持连续不断的联系。

　　在这个计划中施季里茨遇到一些障碍。他明白，他的所有幻象，尤其是离别之感使他固执地回避了问题，然而问题相当多。

　　“首先要去见斗牛士克鲁斯”，他心里说， 稍后，如果他是可以信赖的人，我要斟酌细结，把这件事办得天衣无缝”。

　　他来到佛朗哥“工会”报纸《人民报》编辑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是语言学博士，离开了家乡．除了西班牙，他无法居住在任何国家。他曾参加反对共和制佣护者最高统帅的战斗，他获得了奖章。他希望试着做一名体育记者。自然．并不是在一个部门内谋到位置，而是挣稿酬，“我靠退休金生活，不需要钱，首先是我对这工作看了迷”。征服了最强大者之后的威严，情绪的合理性，除了在普拉斯斗牛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要在你们有影响的报纸的表格上展示如何了解人与牛搏斗的秘密的途径。观众是一回事，而有权站在斗牛士身边的体育记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看来，你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人——由外国人格述斗牛．是的，当然啦，有个海明威，不过要知道他是个赤色分子，他是禁止进入西班牙的，再说他写的是小说，而不是新闻报道。

　　……带着《人民报》提供的证件，施季里茨来到斗牛场，这个斗牛场规模不大，但远近闻名。他穿过由三层警察设置的警戒线，来到表演场地。在木挡板隔出的空场上斗牛士正在准备搏斗。佩德罗．克鲁斯作了自我介绍，他请矛手①安赫尔宣读了一份文件，说他本人来自乡村，没受过教育，他请求人们写真实的情况，“我不怕批评，但我不能容忍满篇的外行话。我工作为了挣钱．但这是流血的工作，如果有什么不明白，请去问问我的同行，他们是内行，可以帮助你们领会其中的精微之处。”

　　1937年，施季里茨在佛朗哥的参谋部工作，他曾看过几次斗牛。他通常买“阴面”看台的票，坐在那里的都是有钱人。他总是坐在政治情报处头子冈萨雷斯将军的身边——一个超群的人，他酷爱斗牛，施季里茨虽然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感受真正的搏斗感，但他已对持斗了解一二，斗牛的崇高意义在于它使危险边到了登蜂造级的地步。斗牛士的大腿离公牛锥子尖般的犄角的距离越近，他越加漫不经心地在淌血的公午前舞动红色的旗子，角斗的等级就越高。西班牙人热爱冒险的盲目性和对死亡之危险的冷漠，然而这是无法表演的，语言可以弄虚作假，但是在表演场上，斗午士瘦小的身子在运动中哪伯有—丝虚假也会暴露无遗。逐个对付做殊死之搏的500公斤重的公牛，要么你刺中牛的心脏，要么公牛用特角挑起你，没有第三条出路。

　　起初，斗牛的进行并不顾利，尽管是些很不错的公牛。公牛的躯干使施季里茨想到了飞弹。在经办核物理学家隆格一案时，他不仅要去请戈林(他一度曾支持核方案)的部门做鉴定，而且要去见飞弹之父维尔纳·冯·布劳恩。当时施季里茨忧心仲仲地看着飞弹，这些飞弹像眼前这头公牛一样，“躯干”强壮，同时又有尖尖的臀部。飞弹显而易见地带有一种有目的的，不可思议的威胁。

　　佩德罗．克鲁斯采取了不正确的战术。从一开始他就表观得过于坦然，观众可不喜欢这样的开局。应当用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出现致命的结局来刺激观众。当然，如果人们发现斗牛士害怕公牛，他们就会结斗牛士喝倒采，所以，无论他的斗牛表演如何，最初的印象是至关宜要的。古时的剧作家懂得如何来表现主人公，所以他们在内容中写入了敌人如何强大、危险，主人公只能成功或者失败，分毫不差地遵守着利益的范畴。所以，”施季里茨想，“佩德罗应当去摆弄自己的公牛；应当预先与矛手们排练，当公牛扑向骑手时，他从马上跌下来；他应当与参与斗牛的人们商量，当公牛开始追逐人们时，他们要向四方敞开，最好去躲在木档板后面。此时，场内只剩下斗牛士和公牛；他必须表现坦然，可以事先练习这种表情；对比是一种艺术手法，更何况这不是艺术，而是对仍来自米乌拉收场重500公斤的公牛的真正角斗？

　　前来观看斗牛的观众的情绪极难改变，施季里茨甚至觉得，佩德罗输定了。人们在喝倒采。但是，如果实在不走运的话，却会因祸得福，公牛正在用犄角去姚一个年轻的斗牛助子，在档板附近，公牛追上了他，小伙子勿匆跳看，想躲过杀气腾腾的公牛。

　　如果佩德罗不手执红布扑上去，准备把公牛引向自己，年轻人可能就没命了。佩德罗引过公牛，表演起来。公牛从他身旁一擦而过，至多相距一公分。看台上开始响起“干哪”的呼声。这表示佩德罗的表演得到了好评。热烈的欢呼打破了看台上死一般的寂静。这证明斗牛士干得出色，像一个真正的骑士，具有奋不顾身的勇敢，动作完美，没有丝毫造作。优美，首先是优美。

　　施季里茨在贵宾座上发现了冈萨雷斯；他身着白色绸服、戴着白帽、保养得极好的手拿着一支马鞭，退休后他从不穿军服，尽管他有这个权力。

　　“他是我需要的人”，当时施季里茨想，‘只是目前我的地位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如果我有实力，他会与我结成同盟，无所事事的人是虚弱的，他没有什么理由与我恢复1937年时那种十分密切的关系……”

　　角斗结束了，佩德罗环绕表演场，将战利品——斗牛赛主持人赠给他的一两只牛耳举过头顶。他请施季里茨上了自己那辆可容纳8个人的巨大马车，拉上他的全体助手，其中包括“剑客“安东尼奥。他们来到僻静的桑．安大街上— 家叫“阿列玛尼娅”的洒馆、每当角斗结束，斗牛士都兴高采烈地聚集在这里。食物按照西斑牙习惯十分丰盛又十分杂乱。盆子刚摆上又撤下去，施季里茨叉起一块肉，没有吃完，又一道菜端了上来，真够气派！

　　时间越久，施季里茨越喜欢斗牛士。他喜欢那些信任并尊敬有求于自己的人们。

　　佩德罗热切地用闪闪发亮的眼暗望着自己的斗牛骑手和矛手：“没有你们，我能算什么，骑手们，谢谢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勇士，我赞美你们。”

　　邻桌的人用各种语言说道：“说得好！说得真好！”谁也不像西班牙人和格鲁吉亚人那样不重视宴会上的祝辞， “说在前”，不然会怎样？”

　　“这样的小伙子不会使人上当”，施季里茨当时想，“可以把情交给他。他既不会启封也不会告诉问及此信的人，西班牙人讲究信誉，你越是坦城地相信他，他就越讲信义——因为信义只存在于朋友之间。我要问他在马德里住什么地方，明天去找他。我要迷惑可能盯我梢的人，尽管未必会现这样的人，我似乎一身轻，在这里谁需要我呢？”

　　施季里茨仔细打量斗牛士，他善于观察别人又不使人发现。毕竟他曾学过绘画，目光就像斗牛的短矛的打击迅速又漫不经心，勾勒了一个人听人讲话时的姿态(一个人如何听人讲话十分重要。从这个动作可以立即判断其性格)，目光——可以永远记住一个人谈吐的姿态；目光——可以记住一个如何吃喝，他的性格也包合其中：不，施季里茨相当喜欢他，这个斗牛士。

　　佩德罗洒喝得很少，吃得更少。回答问题拘谨，但答复很出色。宴会将近尾声，他走近施季里茨：“我敬重您，德国人。我弟弟曾和你们共同在“蓝衫队’与赤色分子作战，他死于战斗。”

　　“不”，施季里茨心里说，这段时间我总感到被束缚着；我真切地感到危险。在我心中占上风的不是这种感觉，你什么也不明白。首先，我是个语言学家，所以我过得尤其困难，因为每次激情进发都在机械地、似乎自然而然地，通过冷静的思考，对事实和各种现象约分析来验证，否则我不会这样生活，我早巳失败。斯多噶派哲学家认为，在被标记的(思维)、‘标记的“语言”和真正超出一切的对象等三种因素中语言是主要的。而伊壁鸠鲁③简化了这一观点，剔除了“标记的”这一概念，推祟认识并且对对象作出判断的人，用语言采表达谎言或真理。伊壁鸠鲁使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他们拒绝将思想、思维视为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象而加以接受，‘我是世界的主人，我用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世界，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以我的话判断真伪’。可怜的伊壁鸠鲁，我这种工作对他不合适，一个月他们就受不了，也许时间更短。不过，斯多噶哲学家们也不能持久；言辞的主要作用不能使人从善，对生活的事实作出判断的不是言辞，但正是生活通过言辞来表述真伪；一旦言辞成为独立的，一旦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暴君，谎言也就开始衰亡。我总是追求生活的真理，所以我总是能正确地以语言来表达。我不想凌驾于生活之上，尽管这是十分诱人的，却是不可能的。生活已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并且迫使——或早或晚——按其轨迹行动，反之会怎样呢？好吧，你就向我炫耀吧，”施季里茨想，“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想想吧，等待你的是什么。打几声鼾，让肯普相信你的表演：一个饥饿的醉汉，迟早舌头会发钦，信口开河，你要做得令人信服。为此你要中断一下，你可以睡5分钟觉，让头脑变得清醒，集中精力，没有杂念。中止吧，你还有10分钟”。

　　……15分钟后，车子停在一座古朴漂完的房子前，肯普把一只手搭在施季里茨肩上说：“我们到了，布鲁恩，睡得怎样？”

　　“我—分钟也没睡”，施季里茨说， “如果睡不踏实，那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您这里有什么喝的吗？”

　　“我已经说过：要什么有什么，我要与您在家中倾吐积嗉，您要喝，我只有陪着，您知道，多不好意思……”

　　“我知道，当我不得不去干自己的工作时，我由要随波逐流……”

　　“您还在控制自己·…。”肯普叹了口气。他把施季里茨让进刚能容纳两个人的小电梯。电梯间是红木的，镶着威尼斯出产的镜子，门把手是黄铜的，手工制做一——张开的老虎张口，十分可怖。

　　肯普的房子让施季里茨吃了一惊：这是一座古老的西班牙式建筑，有许多神秘昏暗的角落，长长的走廊、木制护窗板紧闭的宽大窗户，室内好像是按德国式样装饰的——好多浅色的木头(大多是椴木)、浅蓝色的陶器、巴伐利亚出产的布谷鸟闹钟、像手术室一样洁净的厨房，摆设沙发的宽敞前厅，墙上挂着阿尔卑斯山和汉堡的风景，湖边小巧的街道。

　　“想喝威士忌吗f”肯普问道，“也许还是喝葡萄酒？我喝威士忌。”

　　“您有多少葡萄酒？”

　　“足够。一打12瓶。喝得了吗？”

　　“不，膀胱撑破了可不是好事，两瓶还可以喝光。”．

　　“有腊肉。地道的阿斯土里亚斯贷，很干，喜欢吗？”

　　“很喜欢，有奶酪吗？”

　　“奶醋也有，来一些吧。放一段音乐？我带来了不少国产唱片，听‘莉莉．马伦’的唱片吗？”

　　“您是什么军衔？”

　　“上尉。刚干到上尉我就退役了，如果留在军队，就会是上校了”。

　　“那一年退役的？”

　　“很久了”。

　　“从我再不想为帝国和元首效力时起，这样说吗？”

　　“不”，肯普边说边把笨重的高脚大酒杯、画有狩猎图案的盆子、酒瓶、腊肉和奶酪摆到桌上。

　　“您很清楚我不可能这样说。我被派到电信部……我们在制定核方案。突击大队长里科特尔领导一个管理小组。我负责配合，信息量巨大，必须注意在英文和法文报刊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后来就是理论家之间的连续斗争——他们好像作家或者演员……日以继夜地不停吹毛求疵，好像孩子一样，针锋相对，唯一与孩子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动拳头，而是磨尖的锥子。请尝一尝葡萄酒，要哪一种？”

　　施季里茨抿了一口：“这酒可比我们在唐·菲里普那里喝的好。”

　　“是吗？十分高兴。我的葡萄酒是从塞维利亚寄来的，那里有我们的办事处。我们买下了上好的葡萄园，埃尔根懂生意经……还要吗？”

　　“非常乐意”。

　　“我得给自己添点儿威士忌…”上等的威士忌，农民的l料……您不喝真遗憾；”

　　“如果您要我自己倒，我不会拒绝。我会喝得头昏眼花，我一定会。”

　　“头昏眼花，这我不能容许。在异国他乡，同胞必须相互照应，万一……”

　　“您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1944年……元首把核方案作为不见成效的方案取消了。后来盖世太保又逮捕了著名理论家隆格。他们查出，不是隆格的母亲就是他的外婆是犹太人。您也知道，血统不纯的人是禁止接触机秘工作的……恩，我就改派到比利牛斯……”

　　“谁派的？军队？”

　　在整个谈话中肯普第一次艰难地、收敛笑起容、盯着施季里茨答到：“是的。”

　　“情报机关？军事情报局？”

　　“不是。您知道；在谋刺希待勒之后，希姆莱解散了军事情报局，但电信部在军队中有自己的势力……”

　　“您什么时候进入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在1945年。”

　　“帝国的公民在美国的公司做事？”

　　“为什么？这是一家西班牙公司……后来给我和一个西班牙女人举行了假婚礼。我取得了这里的国籍。一切都合理合法。顺便问一下，您的护照怎么样？”

　　“我的护照没问题。”

　　“可以看看吗？”

　　“为什么？我说过，护照完全没有问题。”

　　“您是西班牙公民？”

　　“不，我有居留证。”

　　“暂时还能用，为我们预想的成功干杯，布鲁恩博士，为您成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人干杯……”

　　“我不为成功干杯……迷信。我为我们相识干杯。谢谢您在路上收留了我，”

　　“不用客气。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我也奇怪。”

　　肯普柱高脚杯里汩汩地斟上威士忌，然后一饮而进，说道：“在情报部门干了多久您变得这样疑神疑鬼？”

　　“一生”。施季里茨回答， “顺便问一下，那个盖世太保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究竟是哪一个？”

　　“隆格？不，是里科持尔……”

　　“不知道。我对这些不大感兴趣。’

　　“您不认为我们以后会需要这些人吗？”

　　“‘我们’？您指的是谁？”

　　“德国人。”

　　肯普站起来，在前厅踱着步，然后站到窗前，额头靠在玻璃上，小声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博士，我必须得到您的详细材料，您是什么人，怎样到了此地，与谁联系，为什么跑到那条一天只有两班公共汽车的公路去……不过，即使您拒绝这样做，我还是会为您安排工作。和所有德国人一样，我多愁善感。”

　　……凌晨3时他们分了手。肯普叫了一辆出租车，走到街上后，他向司机付了钱，再次嘱咐明天12点在阿托奇街的办公室等施季里茨。回到屋里肯普关上录音机，又从藏在墙壁中的照相机中取出暗盒，用遮光纸仔细包好，然后从杯子和特制的纸桌布上提取了施季里茨的指纹，将这一切锁在保险柜中。明天要把材料发往幕尼黑——盖伦将军的“组织”。

　　(居住在西班牙的军事情报局中校理查德·威克斯护照上的名字是工程师肯普。他收到“组织”的命令，通知他布鲁恩博士将于12点至12点半在锡尔鲁公路上，他必须将布鲁恩博士接上车，同时他又预先得知， “目标”可能会对未来表现出浓厚兴趣，如果证实此人确系盖伦将军所感兴趣的人的话。)

第十二章 参阅资料一杜勒斯兄弟

　　（1945年秋）

　　他们在俱乐都会面，像往常一样，他们坐在靠窗的桌子前——那是他们固定的位置，在侍者摆餐具时，艾伦叹了口气：“喜欢摆弄帕拉多克斯猎枪是开始衰老的征兆。”

　　“怎么回事？”

　　“这是明摆着的：我们在回避一个重要问题：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在设想如何将不可能的东西变成现实，这损耗着我们的大脑……”

　　“在很大程度上我对你比对帕拉多克斯猎枪更感兴趣，因为我年龄更大些。”

　　“然后衰老是间接的，”艾伦吸了一口笔直的英式烟斗， “你的情绪越好，长寿的可能性越大；而你活得越长久，长寿就越具有现实性。，

　　“但这是公式，而不是猎枪。”

　　“是的，我刚刚接近猎枪——请回答我，你认为俄国历史的哪个阶段最辉煌、最出色？”

　　“唉，显而易见。洗礼，然后战胜伊朗蒙古人，又粉碎了拿破仑，再后来就如同今天战胜了希特勒。”

　　艾伦摇摇头，“并不完全如此，尽管我同意前两点，决定俄国巨大飞跃的两位巨人是彼得大帝和列宁。彼得大帝使俄国成为欧洲强国，伟大的欧洲强国，我可以确切地这样说；而列宁则把战国变成一个世界性强国。如果说在1917年以前，在墨西哥、里约热内卢和布宣诺斯艾利所人们还不大了解俄国的话，那么在列宁的革命之后，他的国家学说在我们南部大陆，在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已成为现实。你同意吗？”

　　“遗憾的是你使我不得不同意这种看法。”

　　“是我？”杜勒斯一笑 “还是列宁？”

　　“不是你，这同样令人遗憾。”约翰．福斯特回答， “我和你可有君子协定。”

　　现在回答下一个问题，在俄国领导人中有谁像彼得大帝和列宁一样曾经在西方生活过？我的回答是再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对西方来讲，俄国不安定的思想与欧洲技术和文化进步的关系孕育着一种新的国家力量的出现。那么俄国何时在欧洲后院出现？俄国何时遭受耻辱的失败呢？这就是俄国朝廷采取孤立主义立场，中断与西方的全部接触，白相残杀的时，是第一次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法陆战队粉碎了尼古拉一世的军队。遗憾的是，对，对，遗憾的是在这次失败后，农民迅速得到解放。随后又开始与西方接触，并且可以——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使俄国成为欧洲五个工业强国之一。幸好尼古拉二世继位后重新关闭了彼得大帝打开的窗口，在宫廷的世袭人物中长时间内一直有人反对彼得大帝的革新，所有的联系中正了，本来已制定了成为欧亚强国的战略，但是尼古拉二世败于小小的日本，这在国内又引起了不满的浪潮。不满来自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门捷列夫这样的俄国人，而绝不是英国人，一个由思想来组成的民族，无法改变！在各种骚乱之后，列宁出现了。他作为俄围政治和国务活动家成为三个方面的重要人协德国哲学、法国革命、英国政治经济学。在俄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他不是通过武力扩张，而是以其学说的吸引力在欧洲、亚洲和美洲扩展了疆界。别争，约翰，同你一样，对此我并不喜欢，但是不能否认事实。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的现行政策无疑是我们近来采取的最愚蠢的政策。我们竭力把俄国拉到谈判桌前，强加结他欧洲议会制，为了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我们怨声载道……可是．倘若他们不能理解。那才谢天谢地呢，约翰！西方的任务在于把杜松子酒倒入瓶中，运到他们的边界，让他们自我消闲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恢复传统的思想体系，我们有义务中止在战时建立的所有联系，惟此才能使我们在欧洲自由行动，约翰，惟此才能保证我们在南美洲平静地工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事情。欧洲东部是克里姆林宫的据点，对我们来讲，这是近期战争的战术，如何保护西半球则是要提前多年来实施的计划的战略。”

　　约翰·福斯特声音清脆地咬了一口苹果，摇了摇头，问道：“是出谜语吗？”

　　(从童年时他们就已这样用成人不明白的特殊语言交谈．父亲总是暗中发笑：“随他去吧，这是一种独立欲，人的独立性产生于幼年，他们要学会自卫，否则会被击沉”)

　　“那么请回答解散战略情报局对谁有利？假如你的组织不复存在对谁有利？只能作似是而非的回答，否则你不会让我满意。”约翰·福所特·杜勒斯微微一笑。

　　“我不知道，”艾伦回答， “我猜不出来。”

　　……当杜鲁门从波茨坦回国时，谁也没有想到解放战略情报局，尽管有些风言风语，但是组建新班子的工作正在一天天进行。平民百姓是不大清楚的。罗斯福的人以及他们已故去的偶像受人尊敬，没有任何失礼之处。然而，善于思考的人都消楚，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不同的政策构想正在酝酿成熟。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作为一个竞争的组织实施了对战略情报局的第一个打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并未直接插手，而是通过其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朋友，“现在战略情报局如同泡影。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有义务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一观点，已经没有危险，而中途换马才是对事业的现实威胁。让我们公开承认吧，战略情报局忽略了佩尔·哈博。杜诺万掌握着有关南斯拉夫、波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情报，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些国家斯大林化，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最后我们应当支持这种观点：战略情报局依赖英国人及其经验和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甚于对美国情报人员的才能的依赖。”

　　上述一席话是采取行动的前奏，报界开始发难。在一片责骂声中罗斯福的人准确地发现了一种要求，即建立新的、直接隶属于总统的情报机关。这是建立一个承认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并且允许了解所有人的情况的社会的转折。罗斯福班子中那些尚能实施影响的人对将球打向战略情报局的入持否定态度。

　　“疯子比尔”，聪明但绝少忍耐性的威廉·杜诺万①，是战略情报局的教父。他慷慨陈词，驳斥那些指责战略情报局的人：你们是在指责一个在战争期间组建，经历了战争考验的神圣部门。

　　就在与总统的例行会晤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好吧，我们假设战略情报局的时代结束了。由谁职而代之呢？”

　　当时杜鲁门以自己惯常的方式答适：。“应当商议一下，我考虑考虑。”

　　……约翰·福所特·杜勒斯还不知道，支持开始向战略情报局进攻的胡佛的正是他的弟弟。

　　他不知道，甚至想象不到正是艾伦策划了解散战略情报局的整个阴谋。艾伦．社勒斯并非一下子作出了这个决定，也绝不是草率行事。他经过了痛苦的思索，设想了未来。

　　每一种想法，尤其是战略性的想法正是—种综和性的想法。他试探着一步步炮制出这个阴谋。他列举了各种事实和意见，真理与谬误，设想与现实存在的东西。渐渐池，起初模糊不清，构想的轮廓出现了。但与以前的构想不同一·调动起朋友们进行分析验证——他这个构想必须保密，世上只有一个人知到他，艾伦·杜勒斯，再没有别人，甚至连哥哥也无权了解此事。

　　他的依据是：首先，战争结束了，纳粹已经被粉碎。这样，战略情报局过去的全部行动构想已经过时。此外，它已成了杜鲁门制定政策的重大负担——公开遏止共产主义，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逐步迫使俄国人退回1939年时的疆界。其次，新的战略的基础不是联盟，而是世界上的实际态势。形势正是这样，英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围，在非洲和亚洲它都失去了重要阵地．更不要说在欧洲和中东。法国只是一个口头上的盟国。这样一来，唯一能与美国联合，共同反共的现实盟国可能而且必将是德国。但是，构成战略情报局神经中枢的人们不会立即也不会轻易赞同未来的这种模式，而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唯一合理的，因为德国——无论我们是否乐意—一是西方与俄国疆界接壤的堡垒。再者，罗斯福总统关于丘吉尔帝国自尊心所开的不祥玩笑，丘吉尔为英国殖民地的担忧已经结束。现在美国必须捍卫其已在世界取得的地位，无论将这场斗争称作什么——帝国的、霸权的、侵略性的——这无关紧要。从前属于英法的一切，现在必须由美利坚合众国控制，因为只有美国有实力把这些控制在西方。最后是第四点，他明白，在反希特勒时期创立的军事工业体系需要机动手段，不仅能就虽有利地将资本向世界输出问题提出深思熟虑的建议，而且要对投资加以保护。战略情报局过去没有做到这一点。它的每一个行动由三足鼎立的司令部—一陆、海、空军——加以监督、讨论并且予以批准(自然是在某种程度上)，要知道，每个司令部都有一定的公司支持。如支持海军的“得克萨斯公司”希望干的事情，“狄龙”公司则根本不满意，它传统上支持陆军(尤其是陆战队)。

　　“如果战略情报局的确不复存在，你认为该怎么办？”福斯待·杜勒斯问道。

　　“你知道一头驴到了荒岛上的故事吗？”艾伦吐出一口烟，然后说道。

　　“没有。”

　　“你不见怪吧？”

　　“我们彼此已有言在先，绝不抱怨。生气是有的，但没有感到不快。怨天怨地，这是头脑迟钝、呆滞的残余……”

　　“好吧……是这么回串，有一头驴来到一座没有人烟的荒岛，没有淡水、食物和树苗。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处境毫无改变的希望，这头驴走遍了荒岛，它用蹄子刨沙土抉水或者莱根——什么也没有，空空的。海面上见不到船影，天空上望不到直升飞机。驴要活下去该怎么办？

　　约翰耸耸肩：“也许，附近有个小岛上有淡水和青草？”

　　“有一个，相距一百米，但是驴不会游泳。怎么办？”

　　“我不知道，”约翰．福斯特回答， “真的，我不知道。”

　　“你看看，”艾伦叹了口气， “驴也不知道。”

　　约翰靠在椅背上大笑起来，并且说，“我要尝试给总统讲这个故事。尽管不能告诉他，他会感到不快……”

　　是闷，不必给他讲这个故事。我们这位继任者的思维系统十分迟缓。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洽恰是我有能力提出解散战略情报局的设想，我聪明善良的哥哥。”

　　“你担心一个助手永远不会去做上司吗？”

　　“也有这种担心——但这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很小程度上。一切都很简单：‘疯子比尔’不只是从你我的朋友与同志中吸收战略情报局的骨干。这些人中有许多甚至是左翼的，可以说，是有马克思思想的人。如果说，这在对希持勒作战时是合适的，那么现在这则是无法容忍的。”

　　“在新闻报道中我还没见到了这种怪事。”

　　“眼下为时尚早。在你看来。杜鲁门会在什么时候决定正式解散我的战略情报局？”

　　“很快。”

　　“那么，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

　　“他不知道。”

　　“最好由他向国务院讲述战略情报局的功能，约翰。”

　　“这意味着将毁掉整个事业。”

　　“那再好不过了。我会把体送上国务卿的位子，”艾伦狠狠地说，他又吸了口姻， “我这样设想，你是否发现……”

　　“所以你才暗中摆布我？”

　　“不是你，而是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要让他在这件事上失败。约翰，真正的上升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如果你熊帮忙实现这—设想，我答应为称导演一出戏。”

　　“什么戏？”

　　“一场轰动一时的戏，对事业有利的戏，可以使你成为国务卿，而我进入情报部门，不是置身于一群沽名钓誉者之中，而是效力于美国总统。”

　　“想法挺诱入。”约翰．福斯特说，“不过你最终也没有对相关的问题得出结论。在考虑涅止欧洲，显然还有亚洲的共产主义的同时，你却只字未提拉丁美洲，而这是主要的危险，艾伦，现实的危险，那里的火药桶上已经插上导火索。现在那里没有俄国人，过去也不曾有。在那里我们的行动不会造成红军突向拉芒什海峡的威胁。”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已着手工作。”

　　“以什么方式？”

　　“我打算编一套档案，约翰。情报行劝从此开始。如果我们说妥，新的情报组织在本质上是崭新的，也就是说具有积极作用。收集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和事件的档案材料将使我们有理由采取行动，然扇我打算在南方尝试另一个设想。”

　　“你能准确地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尽量恰如其份地理解你的意思。”

　　“我打算进行一次试验……我想迫使你我从前的对手在我们的南部大陆实施初期工作。美国人公开反对班戈、维利和桑地诺，此事使我们进退维谷。我们不能这样做，德国人会去动摇其根基。一旦失败，他们将承受全印打击，绝不会拿我们是问。我们是旁观音，不会受到牵连……”

　　“相当诱人，不过有些冒险。”

　　艾伦又吸了口姻，审视地望望自己的哥哥：“你反对？”

　　“我反对使达成为一种公开的财富。”

　　“不，这不会成为公开的财富。”

　　“会的。”

　　“不会。”

　　“有保证吗？”

　　“我组织了一些由可靠人组成的小组。他们要寻找并且找到逍遥法外的纳粹分子。这些人将会去做命令他们去他的一切事情。所有的探索都是完整的档案材料：离开它无法采取重大的行动。但是，如果说你认为南部大陆是世界最大的热点——你的看法正确——我们在华尔街的对手会了解的，建立统—的情报部门的整个想法就会夭沂。要知道，他们明白你有一个窥勖着领袖地位的哥哥，喜欢独自己的烟斗，认为行动胜于语言。他们不会容许你我将这种同盟变为现实。对外政策和新的情报部门掌握在一个家庭手中；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先例。任何一种先例的危险就在于它是先例，也就是说它是客观现实。”

　　1945年10月社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艾伦·社勒斯为克里姆林宫准备了一份绝妙的假情报。情报的实质在于美国总统的故似姿态不能不使斯大林大元帅采取相应的步骤，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之必要性已不复存在。盟国的统一和联合国的作用是和平的保证。斯大林对这一怪事未作任何回答。此后，右派报纸开始了关于建立“机动并完全具有能力的情报机关”之争。

　　后来众议员蒙特突然声明，鉴于战略情报同转入国务院的入已受到共产主义细菌的感染，他们在与俄国人的接触中受到污染，必须受到严格审查。

　　联邦调查局授权开始对战略情报局三干名工作人员进行秘密调查。

　　此后艾伦·杜勒斯秘密会见参议员麦卡锡，交给他有关战略情报局重要人物与共产党联系的文件。麦卡锡开始推动调查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车轮加速转动。主要针对反法西斯分子，从艾伦·杜勒斯的出发点说，而且不是美国血统的反法西分子。

　　报纸上开始出现有关全面间谍活动的文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完全独立的情报部门变得十分必要。

　　但是，在美国无论是离职赴欧洲担任纽伦堡法庭美方副控诉人的杜诺万，还是胡佛，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阴谋的幕后人是艾伦·杜勒斯。没有人能够想到，所有这—切太敏感了。他们只习惯作出比较简单的决定，而不能策划类似的阴谋。这是一种才能，是天赋……同时淮也不知道真正的、深奥的原因。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艾伦·杜勒斯加快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美国情报体系的未来所作的展望是绝对准确的。

　　在社会萧条时期，在他不再亲自行动之后，他手下人通过其他人招募这样一大批完全做好准备的人。他不会也绝不可能对他们为行为负责。任何—个负责合法地建立政府机构的领导人也不合允许招募目前正在招募的这些人。他袖手旁观，什么也不知道，他躲开了。他与纳粹的斗争以胜利告终。他没签署过一份文件，没批准过一次行动。但是，—旦召唤他采取行动，他能拥有配备齐全的一大批人。在西半球从没有这样一批人。他的“突击队”各分队将撤向全世界。新一批人不讨论各项命令，按五人一组的原则组建，谁也不曾相识，所有的人都巳做好准备。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地方，他将牢牢躲在幕后，罗伯特·麦克承担了全部行动工作‘他善于保持沉默，好像一个溺死的人，他有十分有力的理由这样做。’个人与历史，这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问题。请试着回答一下，假设罗斯福没有突然谢世，而杜鲁门没有占据他的位置，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当个人作为顺应自然趋势的表现成为领袖时，历史也就顾其自然地发展。而由于偶然机遇而平步青云的人操纵权柄时，历史的发展将报复人类，似乎是在惩罚其迟钝；胆怯和随波逐流。

　　个人与历史……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现实的——尚未由科学作出回答，最好去听听学者们的回答，因为在历史舞台上偶尔登场的个人的出现孕育着灾难，时间越长久，这种威胁就变得越加明显，这是因为，如果说从前军队在相对撕杀时，控制权是在战场上决定的话，那么观在一切都取决于——根据领袖的命令——手指按下毫无个性的按钮，使核裂变的力量发挥作用，烧毁死亡蘑菇云周围的一切。

　　1、

　　亲爱的麦克先生：

　　在拉丁美洲大陆漫游了五个月之后，我搜集到相当数量的材料(第一手材料)，足以得出结论，希持勒打入西半球南部的尝试取得了罕见的成功。例如，智利在1935年时存在有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力量。如果说我国在当时取得了27％的出口和23％的进口额，那么德国相应的只占将20％和7％。但是，一年之后德国使自己的出口增加到28％，进口增加到10％，迫使我们让出白己的阵地，我们的出口下降到25％，进口下降到19％。英国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厄瓜多尔、哥仑比亚形成了相同的(或者几乎相同的)态势。看来，纳粹灭亡之后，形势应当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鉴于自1938年开始阿根廷在南部大陆对德贸易中占据首位，鉴于阿根廷有几千家使用国社党和党卫队资本开办的公司，德国的地位一旦它得以重建——它仍然十分强大。

　　正因为如此，我想向您提—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您将在何种程度上批准对分布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巴拉圭的德国移民开展工作？您是否同意开展这种工作？

　　对这个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并且得出了十分吸引入的结论。问题在于我们是1940年以前唯一没有情报部门的国家，没有档案，也就是没有足以把可能的朋友吸引到我们的体系中合作的后备力量。这还需等待——我强调，还需要等待，如果您认为有可能委托专家研究一下保存在五角大楼和海军的有关1890年以来大陆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文件的话。当时我国的“达拉普兹”号战舰停泊在布宣诺斯艾利斯，由于发生了革命起义，战舰在稳定国家局势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有关贝哈拇将军的文件从未研究过，1894牢他指挥我国战舰与起义者作战也从未有人研究有关1898年“马尔博海德”号巡洋舰和“哥仑比亚”号在尼加拉瓜登陆的资树。无论是海军还是五角大楼(正如我所说)都没有关于1905年我国海军少尉候补生小队与“玛丽埃特”号驱逐舶一风在洪都拉所的资料(也就是说，这些资料可能未加整理，堆放在潮湿的角落)。海军保存着一些关于我们在巴拿马登陆的材料。1903年至1904年我们控制了这块土地。在“捷特洛伊特”号、“扬基”号、“尼亚克”号和“哈特福持”号驱逐视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时，我国海军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居民的交往也没有得到研究。由于我们当时在圣多明各牢牢站住了脚，所以有必要指出，海军日志上记载着我军在何处驻扎，居住什么样的房屋。房主的姓名、种族、亲属和孩子。我不相信我们已十分认真地研究我们在古巴的关系，在1906年至1912年间这种关系是很多的。当时我们借助我们有权在瓜达纳莫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对该岛实施了登陆行动。在海他的接触目前必不可少吗？那么多米尼加共和国呢？整整32年前的1914年我们有勇气挑起冲突，派遣“马奇亚斯”号巡洋舰镇压革命暴动。有谁还记得此事？那么1926年至1933年的7年间，我们控制尼加拉瓜局势与左翼分子的斗争呢？我不相信，萨莫萨对我们完全是—片诚心。毕竞他对纳粹十分同情，相信他仅仅会帮助我们，这是危险的。二次大战之后，他打击德国侨民并非是出于相信我们的反希特勒原则，而是打算将属于德国入的种植场据为已有。德国侨民被拘留，许多入逃往巴拉圭和阿根廷。但是帝国保安总局和军事情报局的谍报站在尼加拉瓜的工作畅通无阻。我正在挑选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下次寄给您。

　　最后一点。

　　波尔·罗门是驻西班牙谍报站的全权代表，负责收集拉丁美洲大陆和比利牛斯半岛重要情报、他是中央情报局从工会工作人员中招募的．而且我听说此人与左翼分子过从甚密。我丝毫不想否认他在德国期间的勇敢工作。但是，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却仍然是—个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我曾向他索取在西班牙与我有接触的德国人的材料。当时他答复说他的部门不打算与任何一个纳粹分子保持联系，以防损害民主理想，这是美国立足的基础。自然，在此之后我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应当在侨居南部大陆的德国人中间开展工作。看来，把罗门调换到另一个位他的理想主义不至影响事业助位置是较为合适的。拖延无异于死亡，白白浪费的每一天都对我们不利。伦敦并没有袖手旁观。德国人还在希望欧洲局势能在近年内发生变化，可以使民主国家与德国保守分子建立同盟。所以，目前拉丁美洲巳成为可能的合作试验场。远远躲开欧洲的杂言碎语，在这一望无际的广阔地域可以认真而平静地实施这种试验——为了遥远的末。

　　盼复，同以往一样，您的建议对今后的工作无比珍贵。

　　您真诚的

　　约翰·杰克博斯

　　2、

　　亲爱的艾伦：

　　我想让您看一下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西斑牙的负责人埃尔的弟弟，约翰·杰克博斯的信件。

　　您的麦克

　　3、

　　亲爱的麦克：

　　待我成了你的上司之后，您可以让我看令人感兴趣的信。目前我是“沙利文一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微不足道的律师。大胆去干吧！

　　您的艾伦·杜勒斯

　　4、

　　亲爱的麦克：

　　在写这封信以前，我思考了很久，您知道，我总是尽可能远离上层，更接近我们反对褐色恐怖的斗争实践，在所有缺点中，我将此作为上帝赐予我的为数不多的优点，即b发生的许多事情，我认为是不可信的。这是我的权力，您也合同意。我正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据我的民主原则，但是，如果我的正义概念与那些开始占上风的概念相矛盾的话，我认为自已有义务反对虚伪。但是，在斗争开始前我希望听取您的意见。

　　问题在于目前后住在布宜诺斯文利斯的约翰·杰克博斯(他哥哥埃尔管理我们在马德里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飞往其他地区时总是强调他是您的私人代表。但这并不严重，可怕的是他打算吸引我仍然视为敌人的德国人参与在阿根廷的工作。我指的不是那些迁居那里躲避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完全相反，他恰恰认为那些德国人可疑，是‘赤色’的。他在寻找那些早在战前由希特勒分子派遣的人以及目前躲到此地，企图迫遥法外的人并且建立稳固的联系。在西班牙我正在开展我们的工作(我希望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以便挖出所有的纳粹分子，并创造条件把他们送上法庭。相反，杰克博斯却在尽一切可能吸收他们秘密合作。(顺便说一句，我打算检查一下，他哥哥在西班牙是否也进行类似的工作)。

　　由此我产生了疑队他采取积极行动是自作主张，还是依据您的建议？

　　您真诚的

　　波尔·罗门

　　5、

　　至波尔·罗门

　　亲爱的波尔：

　　很高兴收到您诚恳的来信，它充满了正义的、勇敢的，您那种常有的坦率。

　　当然，约翰·杰克博斯(迄今为止他并不是我的私人代表)的积极行动(假如战略情报局解散之后我成了国务院官员，他又怎么能代表我呢？)是他自作主张。

　　我认为您是了解我对纳粹的态度的。

　　同时我答应去要求约翰·杰克博斯对其在阿根廷的所停所为做出最详细的报告。您也知道，某些官员的幻想习以为常，尤其是那些考虑个人成功多于我们事业胜利的人，这很平常但因此又十分困难，防止民主制度受到极权制度的威胁，但愿没有根据。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将各种可能运用于我们的斗争，但这些可能性绝不能给国民和事业威望带来损害。

　　我想劝您目前绝不要干涉杰克博斯的工作，至少在我得到他的解释之前。

　　您真诚的麦克

　　6、

　　致约翰·杰克博斯

　　我亲爱的杰克博斯先生：

　　我觉得您的来信十分有趣。‘您进行了极好的、有远见的思考。我认为，您的探索格外令人鼓舞；干吧I但是应当始终考虑到我们为战胜希特勒褐色恐怖做出重大员献的国家的威望。

　　有一个忠备独自工作吧，中断与使馆的一切联系。您在抱怨波尔·罗门这个好人和勇敢的士兵。他——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一可能拘泥于陈旧的概念，我无法排除人类经常见的嫉妒。同时我对这位老战士怀有敬意和同情。反对纳粹和日本侵略的战争结束后，您参加了我们的行动。不是您RJd错，您不认识罗门手下的人，国家迟早会感激地回忆他。他接近左派并不是他的错，因为它并没有被证实。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民主条件下，这种民主过去和将来都会受到诽谤，成为政治评论家斗争的工具。您要避免被迫去为不同的主人效力。这张王牌掌握在与你我所效力的事业为敌的人手中。

　　期待您详细而广泛的报告。不要通过使馆邮寄。找机会去见见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阿根廷的负责入阿尔诺德。他知道您要去拜访，同他商量一下合作的方式。我认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将是我们今后合作中完全可以信赖的伙伴。

　　您真诚的罗伯特·麦克

　　7、

　　致约瑟夫·麦卡锡

　　美国参议院

　　我亲爱的约瑟夫：

　　我想向您表示祝贺，现在已经由您主持调查非美活动委员会。除了您，其他人无法组织好——目前边切需要的——这项工作。这并非恭维，而是说明了一个事实。

　　鉴于您与埃德加（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长）的关系，据我所知，是友好的，请您向他索取波尔·罗门的全面情况，目前波尔正在我国驻西班牙使馆工作。问题在于早在战前我和您的宠儿比尔②便已吸收他合作。牌是从左翼中招募的，在1940年这完全必要，然而到现在则是无法理解的。

　　我请求您有分寸地、十分认真地按照我的按望去做，因为罗门应当校认为是f名极有才华且十分勇敢的间谍，而这样的人——始相信我这样讲完全是内行的——格外敏感。

　　如果埃德加提供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材科，们可以见面，讨论一系列可能采取的步骤。

　　我认为，最好开见面时能得到您的答复，这方面文字材料有时会碍事的。

　　您知心的

　　艾伦·杜勒斯

　　8、

　　机密I

　　亲启

　　致联邦调查局局长

　　埃德加·胡佛

　　亲爱的埃德加：

　　您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简短而充实地说明任务，我不能不为您感到高兴。

　　我完全同意，如果我们不教训共产党操纵的左翼分子——无论是我们美国共产党还是战争期间逃到我国的——，我们就无法恢复家里的秩序，诸如布列赫特和埃斯列尔之流。他们撰写、发表以及在好莱坞拍摄的东西是对我们的传统的公开挑战，是对我国人民不了解的共产主义学说的颂扬，而且这一切是在行政当局无动于衷的放任纵容下发生的，真是太过分了[

　　我将更严厉、更勇敢地安排一项任务并使之完全通过动员全民的过程，向年轻的美国人证明，在国内正在酝酿着一个真正热爱美国的人必须坚决于以粉碎的阴谋。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已经到了准备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刻。如果您能允许我和调查非美活动委员会中我的密友参考您所保存的左翼分子的材料，我将不胜感谢。

　　在此之后我打算同艾伦．杜勒斯联系，与他讨论我尤为感兴趣的事情，确切地认在欧洲的中心布尔什维克如何派遣宣传小组打入我们的大陆。不久前艾伦指出，目前留任国家机关的一批前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仍然与欧洲左翼分子保持密切联系。早在左翼分子进行地下斗争时，他们就已建立起这种联系。所以他们十分了解应当如何反对国家思想，最后还为自己冠以“反法西斯战士”的美称。对他们悄悄的存在我深感不安。

　　因此，如果我们一—胡佛、杜勒斯、麦卡锡——的友谊已形成某种秘而不宣的同盟，那么我坚信，我们可以医治我们美好国家的疾病。这个国家受到不同血统、不同思想、不同传统的人的严重感染。

　　您知心的

　　约瑟夫·麦卡锡

　　美国参议员

　　9、

　　致艾伦·杜勒斯

　　美国纽约，华尔街

　　沙利文.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

　　亲爱的艾伦：

　　约瑟夫·麦卡锡以其特有的效率对我与您所谈及的一切给予支持。

　　正像我所理解的，约瑟夫打算从外国人身上开刀。我已将布列赫特和艾斯列尔的材料转交给他。这些材料给人印象很深。但是这些人与战略情报局中您的某些同事有关系，其中包括您所感兴趣的波尔·罗门。

　　如果您能抽时间与我们共进早餐，我将深表谢意。有些事值得我们面对面讨论，而这就属于此列。除了您，谁也无法设计这样的计谋。它将载入二十世纪政治斗争的典范。策划新的计谋的时机已经错过，您不参与这些计谋将是不可能的。

　　您诚挚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埃德加·胡佛

　　10、

　　绝密，只此一份 致盖伦将军

　　慕尼黑市理查大街8号

　　尊敬的将军先生：

　　现寄去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艾伦．杜勒斯在过去一周的材料。

　　1．

　　杜勒斯先生最近对前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是出于他希望在退出战略情报局后以个人的名义指募那些政治情报处的著名军官和那些在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合作过的人。目前曾在战略情报局任职的左翼分子不仅受到非被难并从美国情报部门中开除出去。这种行动可能是一种公开性的财产，将会给杜勒斯家族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害。

　　2．

　　前提必须是杜勒斯先生打算将其“攻击性谍报站’的后备力量‘坚壁起来’。在他从事积极的国务活动之前，他曾设想以此进行积极的工作。

　　3．

　　显然，这取决于杜勒斯先生在纽伦堡采取一系列步骤，以便对掌握被指控的帝国银行总裁雅马尔·沙赫特、副总理冯．巴本和帝国宣传部副部长、主要的共产主义问题专家纳乌爱等人命运的人施加压力。

　　4． 应当将国务院情报负责人罗伯特·麦克视为杜勒斯的主要“关系”。应当确定麦克狂热忠于杜勒斯先生的原因。

　　C B一723

第十三章 麦克

　　……1942年夏季，马德里一片酷热，见不到一丝的风。三个月以来没有下一滴雨，树木落满灰尘，变成了一片灰色。七月肘的树吁好像到了十一月，枯黄黄的，飘飘欲落。

　　人们也像树叶一样，风尘满面，疲惫无力，脸上灰蒙蒙的。而美国领事馆前排队的人用报纸盖在头上，看上去，更让人难堪。但是他们在烈日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默默无语，尽量回避与他人交谈，尽管所有的人都抱着一个希色得到美国签证，离开已经发疯的欧洲，这里一切都已陷入绝境，每一天都预示着痛苦和恐怖。

　　队伍有时看上去像是一个具有生命力，可以自我调节的东西，一个人进入领事馆大楼，人们便移动两三步，一个紧贴着一个，希望尽快接近跷望中的大门。逻辑似乎应当提示人们．彼此太汗淋漓地贴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刚刚进去一个人，向前定两步还是三步并没有意义，不过，如果一个人完全屈服于理性的支配(因为人的一生大部分行动是借助于激情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动机进行的)，那么人群依靠的是感觉，逻辑对人群来讲是行不通的。起作用的是不可控制的群体的本能，尤其局势紧张，群龙无首，没有人下达兵有约束力的命令。

　　所以，当一个与队列中的人一样蓬头垢面的人走到大门前，抓住门把手时，人群像蛇一样向前涌去，本能地截住插队的人走向所有人都企望的地方。假如他乘汽车来，穿西服系领带，那么不会有人动一下：来人是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个星球的代表，难道他还要排队？这条默默无语的长处是我们创造的，由我们控制，只是为我们效力的。

　　但是米人对那些汗琳琳的，阻止他进门的人说了句英语，显然可以看出，他是美国人，来这里办事，与他们的期望毫不相干。

　　英语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使人们屈服丫。他们不再喊着让来人出示护照。人们的信任，或者相反，人们的愤恨就是在与陌生人接触以及要干那些取决于不宰的人们不成文的法律的事情的一瞬间产生的。如果人们相信，那么一切正常，如果不相信，议论纷纷也无济于事。你无法使人根信，现在只有用机枪来维持秩序，空谈是毫无用处的。

　　人们相信了来人。他打开门，站在门口对卫兵说，“副领事在等我。”

　　实际上副领事并没有在等他，他也不是美国人。他来此的目的与排队的人们相同：申请入境签证。不过，与进入领事馆大楼的人不同，他没有填写大量的调查表。表中所提的问题似乎令人生畏、意味深长。他问女秘书，在哪里可以找到第二副领事罗伯特·麦克先生。

　　“但他不负责入境事宜。”女秘书回答，“他主管完全不同的问题。”

　　“我知道，”来人答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找他。”

　　他知道，麦克是社诺万将军战略情报局在领事馆的代表，他肯定要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今后的生命就取决于这个人，要知道，情报乃是成功之母。

　　“您好，”他说着走进一问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屋里的主要陈设是一个很大的旧保险柜、大功率发报机，里边的门上安装着空调机。这扇门通着其他房间，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瓦尔特．科赫列尔，军事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我希望得到美国签证，在美国定居，并转交有关我的上司卡纳里斯将军的汉堡中心的军事战略情报。”

　　“您怎么认为我对军事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感兴趣？”麦克打开收音机后问道：“我主管美国与马德里的文化合作问题，您显然走错了门。”

　　“麦克失生，在军事情报局我听说过您的名字，所以我才决定来找您。”

　　“哼，您是否知道，”麦克笑了一下，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没有给科赫列尔让座，“有几十个军事情报局的间谍来找我们，答应揭开帝国的秘密，但我们把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间谍，仅仅是一些普通侨民打算不择手段地尽快到达纽约。”

　　“但我并不是空手来的。”科赫列尔说，“我有证明。”

　　麦克依然在屋里踱步(他尽量抑制内心的不安：从没有人这样坦率地来到领事馆。他说的不是真话。他是故意这样说的，他打算与来访者谈一谈。强迫来人接受自己的谈话节奏和风格，这是一回事——‘当然，如果科赫列尔讲了真话——那么一小时后华盛顿就会得知此事。这个行动可以使行政当局得知他的名字。这是平步青云，出人头地衬选径。)

　　副领事麦克说：“好吧，我看看您的证明。”

　　“我看准备不充分。”

　　“也就是说，”科赫列尔替他把话讲了出来， “您希变通过提问使我合盘托出？”

　　麦克定定地看了看科赫列尔，一句话也没说，头向椅子方向”一点，来人规规距距地坐下，圆润的双手放在浑圆的膝盖。

　　“您愿意我作假？”麦克终于说道。

　　“什么作假？”科赫列尔扬起双手。 “您在说什么呀？ 我是做买卖的，在乌德勒支我有个小小的珠宝商店，我想同美国人做生意。我知道，您总认为双方都有利可图，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提出……”

　　“您早就信奉天主教了吗7”

　　“我一直是天主教徒。”

　　“父亲呢？”

　　“也是”。

　　“他受过洗礼吗？”

　　科赫列尔谈淡—笑，

　　“您认为我是犹太人吗？不，我不是犹人，我是个不错的商人，麦克先生……”

　　……两天后，麦克向华盛顿发出密电，声称他已招募一名前来投靠他的军事情报局的间谍，此人在卡纳里斯的汉堡中心成功地获取了有关杜诺万部门在比利牛斯工作的最强有力的反间谍人员情况。他们认为麦克恰恰是在那里。

　　过了不久麦克返回美国，得到了勋章，除了办一些杜诺万委托的事情，他开始为科赫列尔准备假情报。为此他前柱瑞士去见艾伦·杜勒斯，向他介绍了进行招募的情况。对这位年轻同行阶逻辑、力量和坚强，艾伦·杜勒斯拆服了，而且——在后来——在为战略情报局年轻工作人员举例时，总是要提及此事。他支持麦克也是因为麦克已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宠儿。老头子让自己负责科赫列尔的年轻部下与麦克商讨每一步行动，因为公正地说，

　　“此人可称得上我们情报工作的新星。”

　　与此同时，科赫列尔在纽约的旅馆得到一套上等房间。联邦调查局的人开始——以他的名义一一向汉堡发出情报。汉堡复电表示感谢，并且指示，要十分谨慎从事，这项工作正在为反对美国华尔衔金融资本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作出贡献。

　　但是，科赫列尔找到联邦调查局自己的联系人，请求他们履行他在马德里与麦克谈妥的事情。

　　“无论是我还是您。都无法知道此地是否有军事情报局和保安总局的其他间谍，”他说，“我认为有。只要他们像。”

第十四章 施季里茨（七）

　　(马德里，1946年l0月)

　　施季里茨下了肯普为他叫的出租车，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感到奇怪，守在这层楼的那个老头不见了。通常他总是坐在圈椅里打盹，用沉甸甸的巴斯克斯方格毛毯盖使息水肿病的双腿。

　　施季里获打开灯——灯光浑浊，沾满灰尘。他疲倦地脱下搓皱的上衣，转过身立即发现有个人穿着靴子睡在他窄小的床上。皮靴是美式的；又大又笨，好像是约翰逊穿的。这个人真地睡着了。哪伯是极出色的行家也不会这样遏真地装出均匀的鼾声；别扭的睡态和脸颊上红色的皱纹说明不速之客在他床上已经睡了不止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显然，不幸的人等累了。

　　施季里茨在门口站了片刻，想了一下该怎么办，要么叫醒陌生人，要么离开房问，要么去洗脸池旁角落里又小又硬的沙发上睡觉·一房间里没有盟洗室，必须走到走廊尽头，整个一层楼全是廉价房间，每个客房花七个比塞塔。水忽冷忽热，没有什么饮料，一星级的小旅馆，从前这种旅馆里住的是娼妓、大学生和来马德里学语言的穷外国人。

　　施季里茨关上灯，精心地把上衣搭在椅背上，然后躺在沙发上，数了一百下，心里说，你马上会睡着；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你不明白他们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一切都乱糟槽的，没有一—点逻辑性，当然，逻辑是有的，只是你无法理解他们的逻辑，看来，应当等待，只有睡眠有助于消除由于等待而产生的无法摆脱的疲惫，睡吧。

　　结果他睡着了，仿佛跌入了黑暗之中。

　　……醒来之前，施季里茨忽然见到了巨大的草地，开满了野菊花，草地变成了洁白色，萨申卡和沙尼卡走在淡黄的草地上；她依然风韵绰绰，。他从没有见过萨申卡另一付样子，可沙尼卡却穿着没有肩章的德式军服，不知为什么赤着脚，皮肤蜡黄蜡黄的，青筋格外显眼。如果说萨申：看起来愉快、亲近、活泼，那么儿子——由于那可怕的蜡黄色的双脚——则完全是忧郁的，仿佛是虚幻的，头的四周盘旋着一群红色昆虫。

　　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天色还很暗，看来只睡了不超过一个小时。睡在他床上的陌生人身子团成一团，一只手掌放在颈下，像婴儿一样咋着嘴。

　　不知为什么这种甜美的声音使施季里茨怒火中烧。他取出一支姻，点上之后，深深吸了一口说道：“听着，不要太过份啦，我的腿都麻了。”

　　匝嘴声嘎然而止，睡在床上的陌生人屏住呼吸，并且——施季里茨感觉到——动弹了一下。

　　“要知道，请您讲英语，”那人咳了几下后说道， “我听不大懂德语。”

　　“躺到沙发上去。我想在自己床上睡一会儿。”施季里茨说， “腿麻了。”

　　“我从12点开始等您，请原谅我来打搅——我本应在路上接您，我换轮胎，我的同事向您提到过蓝色‘福待’牌轿车吧？”

　　“说过……换轮胎为什么换这么久？我在公路上走了20分钟，一直在等着背后打来一枪。”

　　“我总是对前额开枪，我们不是盖世太保。，那人从床上起来，伸展了一下身子，施季里茨听起来像是他的关节哈哈作响。那人开亮灯，微檄一笑，然后坐在那张瘸腿小桌旁的椅子上。新长出的胡子使他又变成了络腮胡子。眼睛是蓝黑色的，睁得圆圆的，机智又带着讥笑，

　　“我得招待您一顿美餐。要等到早晨，我们去吃顿美味早餐”。

　　“您大概刚到西班牙不久”。施季里茨说，他坐在沙发上没起动：“这里没有吃丰盛早餐的习惯，在‘里特采’只给上咖啡和果酱面包，没有味道。耍等到上午l0点钟西班牙小酒馆开门。只有在那里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有章鱼、香肠和蛋糕……”

　　“可现在才7点钟，”那人看过表后说，“要饿死了，也许，我们可以先谈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不反对吧？”

　　“请吧，没什么不能谈的。您叫什么名字？”

　　“这无关紧要，一个人可以随便称呼他什么。夏利，或者穆哈默德·伊万。重要的是我来找你提个建议。我代表美国情报机关，有兴趣与您相识。我刚刚从华盛顿得到了关于您和您的过去的材料。我观察您很久了，研究了德国人为档案，乱七八糟。显然，有许多文件被销毁了，但是从照片上我得出结论，布鲁思博士与博尔津先生是同一个人。”

　　“听着，穆哈默德，”施季里茨阴沉着脸冷笑一下，但一句话没说，因为那人忽然笑弯了腰。他笑得很响亮，声调抑扬，像个孩子，不像是装出来的。

　　施季里茨心里暗想，他的眼睛像鸟儿似的，孩子们的眼睛往往这样，施季里茨看着陌生人在大笑，重复说：“听着，穆哈默德，如果您了解我的全部情况，那么我不便说我对您一无所知，从昨天到今天夜里我对各种各样的把戏厌烦远了，我想得到解释。”他微笑了一下。

　　“会有解释的，不过您要先回答，在途中您去哪里了？”

　　“我先听您讲完，然后作出决定告诉您实情还是掩盖真相。”

　　“不，博尔律一布鲁恩先生，您没有选择余地，您已失去选择的权力。由我决定而不是您。客人从衣经里取出一个信封，走到沙发前，递给施季里茨，

　　“看看吧。”

　　信封里装的是指纹，他的指纹；施季里茨根信，缪勒给他看的正是这些“指纹”。当时缪勒把他领到盖世太保的地下室，要求他回答唯一一个问题，这些指纹怎么会出现在俄国女间谍的皮箱上。但是施季里茨想错了。指纹——从背面的题字可以看出——是有关“质问者”案卷的复制件。这是1945军3月23日在瑞典就博尔津博士谋杀德国女公民塔格玛一弗莱塔格一案进行的调查。

　　“但是，这是伪造的，”施季里茨想， “塔格玛从瑞典给我打来了电报。” 。

　　他又从信封中取出一张照片塔格玛躺在停尸房，一只脚上接着号牌。镁光灯从白色瓷砖上反映回冰冷的光，警察冷摸的面孔，他的身边站着两个穿着标准黑色西装的人。

　　“这是什么人？”施季里获伸出手指指看段衣人间道。

　　“胖的是德国领事冯·利巴乌。另一个我不认识……利巴乌认为，这个人是你们使馆的公使，他是日尔曼人，这是确切无疑的，我们正在寻访他。会找到的，这是确实的。”

　　“利巴乌发誓为自己的话作证吗？”

　　“为什么？”

　　“为了弗莱塔格夫人之死。”

　　“请仔细看完全部文件，其中有瑞典入的鉴定，我们相信，悠希望得到这份文件。”

　　“为什么？”

　　“因为我为您收集到某种情报。”

　　“在哪里？”

　　“在我们的案卷里。想看吗7”

　　“当然。”

　　“好吧，我们会让您看的。喂，我等着回答呢。”

　　施季里茨从沙发上起来，走到水池旁，洗了洗脸。他感到一股令人讨厌的氯的气味。

　　(自来水不好，水管已经老化，而西班牙人惧怕传染病一对持久的鼠疫记亿犹新，没有什么比大规模流行病或者饥饿更加可伯，因为这样人就变得不可控制。)

　　杀了细菌也坏了眼睛，施季里茨用毛巾擦干脸，认真地将毛巾挂在挂钩上，转身回来坐在沙发上，跷着腿说：“你们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肯普在路上截了我。”

　　“是美国人吗？”

　　他自我介绍说是德国人。也许是个归化的德国人，我不清楚。您去证实要比我容易得多。

　　“我们会去证实的，他想从您那里得到什么。”

　　“和您一样。诚意和我的友情。”

　　“我不需要您的友情。我讨厌它，请原谅我的坦率。我根本不喜欢纳粹分子，但我受入之托和您见面，请您吃饭，并且谈谈您从前所有认识的人。”

　　“您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伪造的文件”施季里茨头向照片以及德国领事的证词点了一下，他看了看，问道。他不大灵便地把这些材料扔到桌上。照片敞开了，呈扇面状，好徐一副新扑克牌。

　　“为了让您知道，他们正在寻找您。说实话，我可以把您送上法庭。但我的上司认为可以利用您当作一个叙事人……他们希望听到您对有关往事的叙述，明白吗？”

　　“明白。”

　　‘如果您不同意，只好怨自己啦。

　　”送上法庭吗？．”

　　“在我们谈话之后，如果谈话是招募性的，那就不会了。”

　　“那怎么办，哎哟哟，我的兔子要死了吗？”

　　“什么，什么？”

　　“有一个关于不幸的兔子的童话，十分完美地译成了德文，不过我尽量用你们的语言逐字逐句转述出来……”

　　“逐字逐句是办不到的。在翻译时逐字逐句就会丧失个性，没有个性，任何事情都将没有生命”。

　　“完全正确”。

　　“肯普向您提出什么建议？”

　　“建议我去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工作。”

　　“做什么工作？”

　　“翻译。”

　　“哼……奇怪……他是什么人？”

　　“如果肯普有窃听器，”施季里茨心里想，“早晨9点之前他们就有破译过的谈话了，这些家伙很会节约时间。如果他家里是干净的，那么合盘托出对他是不利的。”

　　“是个德国人，和我一样，好像是个工程师......”

　　“到此地很久了吗？”

　　“去问问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他可能在骗我。”

　　。我们当然会去问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不过真够蹊跷的，本应当由我建议您去这个公司做翻译工作，而不是什么肯普。您的电话在哪里？在老头儿那里？”

　　“是的。”

　　“我必须打个电话。”

　　“别惊动自己的上司，为时尚早……他会生气的……”

　　“我是头儿。我打算叫醒助手。看门人懂英语吗？”

　　“您自己去问他吧。”

　　那人又笑得说不出话——他不知怎么会突然说不出话，好像挂上了无形的线绳，他一边无声地笑着，一边把另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走出了房间。

　　施季里茨打开信封里边是一本尼加拉瓜公民马克西莫．布鲁恩的护照以及在西班牙的居留证，300美元和一张马德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总经理埃尔·杰克博斯的名片。奇怪的是昨天由警察收定的梵蒂冈提供的假证件不见了。

　　“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施季里茨无力地想，“肯普，这个哈哈大笑的入以及昨天和那个约翰逊都是为达到同一目的的不同圈套吗？对，毫无疑问。可为什么非得要花招呢？是交易的条件？他们认为应当如此吗？要迷惑我吗？不过要知道，我明白他们是想把我弄胡涂。对，我明白，只有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了解我。他们得到了某些档案资料，然而仅凭一些档案资料就可以完全了解一个人吗？当然不能。好吧，不过舒伦堡有可能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他是可能的。但是英国人绝不会把白己的情报转让给任何人。那怕是最亲密的盟友。总之，他们做得正确，窥一斑便可见全貌，别想去过轻松日子，”施季里茨暗瞎说，“阿斯曼·赫道夫，豪尔可能投靠了美国人。这些人和我一起干过，他们没有对我不和的证据。但他们对我的言谈举止有印象，不同的三个人足以描绘出我的心理状况……为什么只有三个人呢？那么和凯特一起在密点工作的人呢7要是认识她和我的那个特洛尔呢？希拉克呢？我们像朋友一样分手，他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人。也许，还是要冒险，而且要直接了当地说：‘行啦，伙计，我们到底是盟友，请通知你们的大使转告克里姆林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还活着。正等着回家。’不，去年夏天可以这样做，当时我无法行动，而现在，尤其是他们想打弗莱塔格事件的主意之后，这就不可能了……同意吧。一切都同意，只有一个条件要求调查弗莱塔格谋杀案，证实这是缪勒干的，他为了在我逃往中立国后保全他的性命。他的目的十分清楚，他可能不相信弗莱塔格，可能害伯我把她变为自己人，但重要的是我离开帝国这件事吓坏了他。他做过保的。他们用无辜者的鲜血来保险，把罪名强加在他们认为必要的人头上。如果这个美国人拒绝这个条件，那就让一切见鬼去吧，他们未必会在寄宿旅馆收拾我，声音大大。还有两个小时可以来取行动。应当坐上地铁，摆脱监视，要用各种方式来摆脱监视。逃入法国，随便去什么地方，只要是法国就行。时而搭过路车，时而乘共汽车。要走路，远离开公路。重要的是要走，唯一可以摆脱失望感的是采取行动。总之，这是出路。不能成为罪犯，否则他们可以任意向我泼脏水，永远也无法洗清。不过也不能用罗耀拉①来宽慰自己。他的话只是证明目的正确的手段……是的，但是你；正是你本人如何证实自己没有参与谋杀弗莱塔格呢？档案中不可能有谋杀者的报告。这种事未必会记录下来。但档案中可能有司机汉斯的报告，后来缪勒的人干掉了他，为了用这不幸的年轻人的血来陷害我。档案中应当有汉斯报告我和他去送弗莱塔格去瑞典。弗莱塔格站在甲板上向我挥手，很久很久，有些纤弱，又十分柔情。要死的人总是有预感……对，这是一条途径。第二条证实我与此案无关的途径是那个渡轮上的船员。船是瑞典的，在一年半之前在这条船上工作的入现在应当像以前一样出入德国。让美国入去问那些见到我在码头上散步的人吧。我的汽车停在那里，我与站在甲板上哭泣的女人告别。当时我一个人站在码头上，天下着雨，车子停在远处，但是从船上可以看到汽车。事实上当时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帝国去瑞典。边境已经关闭，全国人民都成了人质，以便元首不那么可怕孤独地死去……他们大概还记得我。我要说出准确的日期，回亿起那些船员的相貌。那时我出了头等舱，向跳板走，经过他们身边……对这一天我要有精神准备，要集中得力，在脑子里过一下电影，描述一下当时有谁在场。”

　　美国人回来了，思付着坐到桌前，仔细打量着施季里茨，皱了皱眉，晃了几下头，放松一下脖颈，然后问道：“怎么样？”

　　“不错。”施季里茨回答，“助手有没有有生气？”

　　“生气了，骂了我好久。没关系，他的脾气暴。喂，想好了吗7我的建议如何？”

　　“一个有意思的建议。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帮助我证实这一点，我就无法接受。”施季里茨用小姆指碰了一下死去的弗莱塔格的照片，

　　“这是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对我卑鄙的陷害。”

　　“您和他吃的是同一碗饭，他陷害您有什么意义？”

　　“有直接关系。在您接受我的条件后，我会谈这件事的。以关押在重犯牢房的渺小罪犯的身份我无法告诉您我的经历。只有小核子才会讨好上年纪的匪徒。但这违背了我的规矩。”

　　“可这符合我们的规距。”

　　“好吧，就按你们的规距。不过，开始之前请收起这个废物，”施季里茨把护照、照片、指纹、钱和埃尔。

　　杰克博斯的名片推到桌子边上。

　　“请把门关上。”

　　“没必要过份小心，”陌生人的眼睛变小了，一点也不像鸟儿的眼睛，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线，“千万不要忘记，您是个卑鄙的纳粹匪徒。”

　　“可您这个民主分子和自由战士却在向他提出合作建议。”

　　“不要惹我。我会打掉您的下巴的！我会这么干的，因为我曾是个职业拳手。”

　　“一个职业打手殴打一个病人这可真够民主的。希姆莱可是乐于把您拉入他的私人卫队，他喜欢用行家。”

　　“别惹我发火，畜牲。”

　　“离开这里，”施季里茨说，他的声咨不高，十分平静，“走！要么我把这臭窝里的入都叫起来。我的邻居们是些销赃的人，他们可不喜欢暗探。他们没有国籍，走吧，不然要引起乱子。您不需要这样。可我什么都不怕。”

　　“您那身纳粹臭皮会让您什么都怕的……。”

　　“每种规则都会有例外，”施季里茨说，他明白，现在这些人手中除了“指纹”之外什么也没有，无论是阿斯曼．豪尔，还是洛尔弗．赫道夫、希拉克，如果他们掌握了这些人，这个年轻人就不会这样讲话了，他们不能容忍蠢货，一个聪明的民族，强大的国家对智慧评价甚高。

　　“您想以此说明什么？想加上一则消息，好像抓住了误杀希特勒的英雄？拯救犹太人吗？向发疯的白宫或者克里姆林宫递送秘密？”

　　“把衬衣塞进裤子里。情报使他们变化了。”

　　陌生人的眼睛又变得圆圆的。他大笑起来，但和以前不一样。他盯着施季里茨，大笑了一阵。

　　“那么说，如果我试着查清弗莱塔格谋杀案，您准备为我干？应当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吗？”

　　“我的话应当这样理解，待您向我出示了全部与弗莱塔格一案有关的材料后，我才会接受您的建议，我要向您解释，应当证实我没有嫌疑。您要注意，这对您更有利。您与舒伦堡政治情报处负责对外敌策的军官合作是一回事，同一个浑身病痛的杀人犯合作又是另一回事了。不是您造就间谍，穆哈默德，而是间谍造就了您，保证您在仕途上的升迁。”

　　“听着，在集市上有东西吃吗？”美国人思索着问。

　　“可以，只不过没有熟的。”

　　“我们去吗？”

　　“走吧。”

　　“但是在我们出门前您要回答：一旦我满足您的请求，发函给瑞典和柏林我军占领区，您同意与您的同事见面，从前的同事？”

　　“我只认识一个人。您大概也认识他，每周六他给我送钱来。”

　　“戈尔贝尔特，他是佐梅尔吗？他不是您的同事，他是你们那个肮脏的党的人，从未在情报部门工作过。他的情况我全了解，我们对他不大感兴趣。”

　　“是吗？看来，您知道他从哪里取钱？”

　　“这是我的事，与您无关……我告诉您几个名字……您去见他们吗？”

　　“是些什么人？”

　　“一个领导里斯本谍报站，那是在1945年，另一个留在里宾特洛甫的情报部门工作。”

　　“里宾特洛甫没有自己的情报部门。”

　　“他有个研究处，与情报处一样，”

　　“好吧，见面的目的呢？要达到什么目的？需要我的对话者的心理特征吗？家庭地位？朋友？习惯？兴趣？受教育程度？”

　　“真有你的，”陌生人微微一笑，“刮脸刀，顺便说一句，我叫波尔．罗门，波尔先生。”

　　“好吧，我嘛，叫布鲁恩博士。”

　　“那你是畜牲。”

　　“恨我们吗？”

　　“要讲实话吗？”

　　“您撒谎我听得出来。

　　“我很喜欢美国人。”

　　“好像不是谎话，奇怪。”

　　“所以我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中止了党卫队将军沃尔夫与你的老板杜勒斯单独媾和的谈判。如果党卫队大队长在全世界新闻界的闪光灯下握住杜勒斯的手，你们美国人会感到耻辱。站稳立场比做一个犹大强得多。暴君们只引起恐惧、仇恨、暴乱、嫉妒、怀疑，而不是蔑视，而犹大引起蔑视。”

　　“博尔津是你的假名吧？”

　　“这是我的事。你手中有档案，去找吧。”

　　“我们去集市吧？”

　　“走吧。”

　　“不过别喝什么……12点钟你要去埃尔克博斯那里，去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同肯普一起吗？”

　　“不，八点钟你去找肯普。他在二楼，17号房间。他没有秘书。回头见，顺便说一下，他是我感兴趣的两个人之一。自1944年12月起，他已经在你们可恶的里斯本谍报站了。你要和他搞好关系，博尔津，也许叫布鲁恩对你更合适……他是个十足的下流坯，这个肯普实际上叫理查德·威克斯，不是少校就是上校，已经与妻子分居，他妻子在里斯木本和两个黑人睡觉，淫荡十足，显然是个躁狂者。她妹妹与韦斯持里克博士一道工作，韦斯特里克也是个向希姆莱馅媚的狗崽子，他是党卫队员，现在说是我们的人，代表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德国的利益并且在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威克斯—肯普在1945年1月之前是干什么的。他没有朋友。无论是谁，他不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出身贵族，生在汉堡，我们不大了解他的亲戚。还要与埃尔·杰克博斯见面。这也是个畜牲，我们的畜牲，不比你们的那些畜牲强多少。1941年他曾反对我们打击希特勒，到了1945年又高呼‘万岁’，套上军服，同自己的兄弟一起去掠夺德国。他干得对。不过应当把战利品上交国家，而不是中饱私囊，同他一起得倍加小心，十分警觉。”

　　波尔·罗门打开房门，首先定了出去，笨大的皮鞋哆哆作响。他像孩子一样敏捷地下了楼，看也没看施季里茨就走上街道，接着走到拐角处，那里停着一辆蓝色“福特”牌轿车。

　　在车里罗门说：“霍斯`尼普斯……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共和制拥护者吗？在法国银行工作？他是共和制拥护者，如同我是民族主义者。1945年4月之前，他是里宾特洛甫研究处处长助手，负责拉丁美洲。这是2号，家住阿根廷，有妻子和3个该于，他在这里合法居住。在马德里他交际广泛。是阿板廷国籍，出身工人，曾任突击队员，被送往海德堡学习，当外交部迫害没有加入你们那可恶的纳粹党的外交官时，他被派到外交邦……我需要他们的关系，任务明确了吗？”

　　“你呢？”施季里茨问，然后冷冷一笑，“你明白自己的任务吗？”

第十五章 秘密通信（一）

　　1、

　　西班牙，马德里

　　美国大使馆

　　致波尔·罗门

　　1945．11．2l

　　亲爱的波尔：

　　直到今天，我才得以悠闲地喝上一怀水，平静地端详了爱莉扎维塔，还和迈克和约瑟夫玩了一会儿侦探斗歹徒的游戏，然后穿过客厅，又四处看了看，便回到房间，安静地上了床。说真的，我没法入睡，但这可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或心情烦躁，而是由于这两个月来精神极度地紧张。所以在这以前，我简直没法坐下来结你回信。

　　明天我就要离开华盛顿，到了好菜坞我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安顿下来的。

　　九月初，罗伯特·麦克找我去，问到了日常生活情况，问我对在和平条件下的工作有无兴趣？是否有寂寞感？想不想周游世界？

　　我说，傻瓜才会拒绝周游世界的美事。我真想和艾莉扎维塔带着孩子们去旅行。麦克说：“战略情报局已经不存在了——这使我感到震惊，我们都要转到国务院去工作，那里格设立一个调查局。按照一个外交官的身份当然不能一个人外出旅行，还得带上家眷。要不然别人往你床上塞个漂亮姑娘，谁能保管你不向她泄密呢！”我和他都笑了起来。

　　我说，把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调到国务院太荒唐了，我们披看外交官的外衣实在不自在。我们和外交官是按不同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因而思维方法也大相径庭。

　　麦克点点头，但接着说：“要学会做外交官，哪怕是学做魔鬼。不过，他们也不愿相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这是派系之争，是政治。以他们的观点看，我们是历史清洁工俱乐部的。”

　　你怎么会带看政治眼光和他们在马德里的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呢？真是可伶虫，太有趣了。

　　最后，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任我选。我立即否定了西班牙。去马德里你也不会赞成，让疯子比尔独自在巴斯克地区——安达鲁西亚和被占领的加里西亚就够了。摩洛哥倒是很吸引入，但不能和那里的西班牙人生活；你需要的不是我说的这种人，而是阿拉伯人，真正的洛伦索胡人。葡萄牙呢，我和爱丽扎维塔都非常满意，“孩子们可以学会说卡莫恩斯、瓦斯科和加马等地方言了。”

　　像我们别的伙计一样，我到了国务院。一个满头银发，蓄着小胡子，看起来很和蔼的老头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打一个兰白色的蝴蝶领结，就坐在我的对面。不一会儿一个漂亮的女秘书给我送来了砌啡和点心。他向我介绍了我的外交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当时面临的情况相当复杂。很自然，我不可能把麦克交给我的任务又透露给他。我假装虔诚地说，我们是山姆大叔的属下，只要对山姆大叔有利，我愿意服从命令，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尽职。

　　接待我的人又说 “演讲述一下你在杜诺万那儿的工作情况。”

　　我回答他，现在实在是无可奉告，这是我们内部的纪律。未经我的上司同意，我无权透露我全部工作的细节。

　　“你就不说细节，谈谈大致情况吧。”他提议道。

　　我粗略地谈了谈我是从《邮报》社进入战略情报局的，在新英格兰学过西斑牙语和葡萄牙语。1940年我在荷兰工作，还勉强学会了德语；尔后又在非洲呆了些时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

　　他还问我是否受过嘉奖，我说受过两次，他对此颇感兴趣。他又问我在新英格兰还学过什么。我说，从童年时起，我就对法国革命史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父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因为我母亲是法国人。

　　他点燃了一支烟，继续问我受谁的派遣以及与法国共产主义地下组织是怎么建立联系的。

　　我说。如果他知道这些事实，那么也应该了解是选派我去做这项工作的。

　　“斯帕克先生，在你的档案上写着这是由你提出建议的。”

　　不错；是我，我想。我沉吟了一下，我记得奥尔索普是如何向我转达麦克的指示的；甚至还记得，1944年4月初他在伦敦的‘丘吉尔’饭店的咖啡厅，对我说的这件事。当时我们在诺曼底准备登陆。

　　接待我的人还问我究竞与刚一位法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我说，我被派到那里时是在5月，当时纳粹分子已占领了法国，我与法国共产党都是秘密联络。在他们那里，他们叫我“皮埃尔”，而我称他们为“约瑟夫”和“马德林。”

　　“但你和他们见面的时间是在我们解放了法兰西之后．对吗？”

　　“不是。”

　　“这就怪了。”

　　“我们进入沦陷了的巴黎只呆了九天，被重新派到葡萄牙去了。”

　　“在巴黎不是发生过抵抗运动吗？”

　　“当然。这件事我们还在报上写过报道。”

　　“依我看。这只是一场把戏，无非想给戴高乐捧捧场而已。”

　　“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我还在那里打过仗。”

　　“和共产党人一起？”

　　“不完全是。当然，他是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

　　“那么在这场运动中，你也没有打听出谁叫什么名字？只知道‘约瑟夫’和‘马德林？”

　　“不，我曾和罗尔.堂喀上校的司令部联系过，他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真实的。只是我记不得他的真名叫什么了。”

　　“你直接和他联系过？”

　　“不仅仅和他。”

　　“还有谁？”

　　“里昂列希少校。”

　　“这是真名吗？”

　　“我不便于问他这个，并且也没有机会，当时是在打仗。我只知道他在西班牙参加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他还认识我们林肯营的弟兄。”

　　“哦，原来这样……。他会说英语吗？”

　　“是的，说得很流利，但带点法国人的口音。只是这时我联想到法国人操着我们的口音是多么有趣，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普罗旺斯的人。总之，所有的南方入都带有某些特别的口音，就像小孩无法防范地方口音对他们的影响一样。”

　　“告诉我，”他打断我的话， “你和里昂列希谈过西班牙的事吗？”

　　“我们讨论过该如何清除那些房子中的还没有引爆的地雷；谈过怎么和我们的先头部队联络。”

　　“进入巴黎后，你还遇见过他吧？”

　　“我们进入巴黎后，我就和我们的人整整狂饮了一周。”

　　“是和哪些人。

　　“波尔。罗门、约瑟夫.奥尔索普、欧内斯特·海明威。”

　　“大战快结束时，他就调到你那儿去了。”

　　“是的，我认得他，我和他还在这间办公室谈过话。他是不个马克思主义者吧？”

　　“如果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就是个芭蕾舞女演员了。这可能吗？”

　　“你知道吗，他是卡恩教授的门生，那位教授从来没有隐瞒过对那个犹太老人的学说所表现出来的喜悦。”

　　“看来，你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喽？”

　　然后，那接待者又问海明威是不是写过报道有关西班牙的人。我回答，他不仅写过报道，而且还写过书。他说，他看过，但记不清内容了。他不喜欢艾尔尼的风格，满篇粗话，词句刻板，语言俗气，而且把间谍的职业太浪漫化了，在他们的头上描绘了一轮光环。这些都是由于对生活无知。他说，

　　“我本人1917年就在法国做过间谍工作，钻过德国人的铁丝网，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一切都是为了刺探德国人的部署。”我发现，他大概并没读过《钟在谁的身后鸣响》，而只是所过一些不喜欢艾尔尼的人的意见。事实上，许多人不喜欢艾尔尼是因为他太有名气了。我认为，他根本投把约旦理想化，甚至于还相反。

　　“喏，愿上帝保佑他，保佑这个海明威吧！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吧？”他接着说，“你对什么工作成兴趣？领事工作、政治分析或者研究你有可能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我说：“最好是能发挥社诺万和杜勒斯在我们和纳粹分子作战交给结我们的专长来使用我。”

　　“好吧、我会把你的愿望转告给上级的。最好是在星期一，你给欧洲司打个电话。”

　　谈话是在星期四。我和爱莉扎维塔把孩子们留结她姥姥，就动身去了纽约。

　　那个周末过得很惬意，我们拜访了罗伯特和杰克。我们在一起回亿往事，还看了一出喜剧。

　　在杰克处我们还遇见了贝托德·布列赫特和汉斯·埃斯列尔。他们正着手在好莱坞拍一部大型电影。

　　埃斯列尔请我向你转致敬意，而布列赫特却说，1942年，你被派到敌后去之前，给他提供了有关纳粹的情况，简直把他给怔住了。布列赫特说想结你写信，但他依旧是那样，对什么都无所谓。

　　你的地址先被他塞在裤袋里，后来又被夹到公文包里；再后来呢，又塞进了皮夹克；最后，肯定是弄丢了。

　　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唐人街共用午餐，随店又去看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星期一我按那老头给的号码给欧洲司去了电话，他们知道是我去的电话时，要我星期三再去一次电话。对此，我极为不满。一个有传统习惯的国家机构，离了当官的就不能对付派系，见鬼！

　　星期三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又叫我星期五再联系；可到了星期五，还是没有个所以然，我找到了自己的人，他们告诉我，麦克因紧急任务去了欧洲。

　　我真像在一个公司里，忍受看破产之苦。

　　星期一接待我的人又告诉我，他们不能派我去国务院工作。

　　我完全结窘住了：“为什么？”

　　“无可奉告。”

　　当时我和艾伦·杜勒斯通了一次电话，请他给我两、三分钟的机会。他细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应当积极争取，并答应帮忙。

　　星期四我再次和他通话，他说，国务院不肯让步；说我和共产党人有联系使他们为难。“应当等待，乔治，”他说：“等一等吧，兴许像斯大林说过的，‘我们也会有希望的！”

　　你也许有体会，战争不允许我们过多地去考虑积蓄。当缴纳房租的日期临近时，我才感到事态的重要性。我又去找了自己人，想和杜诺万谈谈，但他到纽伦堡出差去了。他将作为原告代理人，去掏开纳粹猪锣的胸膛。那个专门寻找内部奸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司提门斯，也就是接受录用我的人，你一定记得起他。他说他想帮我，只是根难向国务院开口。官僚们，就怕自己的影子。

　　又过了五天．我开始心神不宁了。我顺便去了银行，看了一下我的帐日，显然，再过两周，支付保险金的日期临近时，我就不得不求人借钱了。

　　我不得不马上和报界联系，见到了施列辛杰尔和马尔库斯，还打电话向底持律方面求救。他们把我弄到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社。那儿将给我提供一个去圣地亚哥的职位。可爱莉扎继塔说那儿热得受不了，不能撇下妈妈，老太大心脏受过两次刺激，带着她去那儿有危险。

　　司提门斯终于来了电话，还结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星期五晚上，他建议我马上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联系。他说好莱坞要聘—个懂得政治、战争和一些侦被手段的顾问，周薪是200美元。报酬并不优厚，但有点也好。从没伯过失业，从没想过我会在生活中遇到达个难题。

　　我给布列赫特挂了电话，他很高兴我有可能去好莱坞。他说顾问编辑的工作很有趣，这与创作接近，但不是什么官职，但你越编得离奇，越富有童心，越给人带来愉快，你也就越受到重视。

　　你无法想象我的那个该死的周末。我为自己在短短几周内的变化而震惊——我也会找不到工作闲呆着！鬼迷心窍，我选择了个历史学者的职业。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你什么也不怕。如果谁要赶你走，你可以去任何—个事务所，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一个善于在我们法典的条文上巧妙爬行的人，到处都需要他。我羡慕你有这样好的专业。谁要是给你脸色看，你就凭你的《日尔曼渗透欧洲》你就可以当三次博士。顺便说一句。我讨厌那个打蝴蝶结的魔鬼，他提过你的名字。虽然他也在敌军腹地的铁丝网下爬过，也为把马恩城下德军的军事部署的情报弄到手卖过力，但他显然是一个门外汉；就像是一部乌七八槽的广播剧中的私人侦探。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侦探即使和银行家、失业者、妓女、修女同聚一桌，也会找到共同语言。

　　星期一我竭力克制自己，9点钟拔电话。直到9点30分，我才拿起电话筒。

　　“是的，我们可以雇您，您来签合同吧。”

　　“机票我自己付吗？”

　　“当然，您又不是汉姆弗里·波加尔特。”

　　“那么，我对你们有用吗？”

　　“首都一些有影响的人都出面为您说情。昨天布列赫特谈了您的很多情况。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埃斯列尔以及一些有名望的剧作家和音乐家。”

　　洛杉矶真是个炎热的地方，而好菜坞又使我非常吃惊。宁静、挺拔的棕桐给人以安祥的感觉。无论哪一厂家的电影都不会像我们的电影那样富有生活气息。批评也罢，诽谤也罢，只有那些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才会贬低好莱坞。

　　几周来一种悯然若失的感觉萦绕着我的心，我喝了杯葡萄酒，然后就上床睡觉。爱莉扎维塔已发出了轻柔的鼾声，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发现我身边的她依旧是那样的温柔、美丽。我们结婚9年了，但仍是那样情深意浓。我起身来到书房，给你写了这封长信。

　　给我回信时就窃到“使馆公寓”，我在那儿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间。在爱莉扎维塔末找到合适的房子前，我们暂时就住那儿。

　　当然，你如果能来此地度假，我们会热烈地欢迎的。常有许多年轻、可爱的姑娘到电影厂来碰碰运气。如果你和她们山盟海誓，无论什么时候，她们是不会毁约的。趁早忘掉拉伊扎旧，不要再想她了。我在纽约见过她，忘掉她吧！心里一有害就心烦意乱。这种扰人的思绪比十月里嗡嗡乱闯的蚊子还要可伯，好像由于寒冷的临近；它们更疯狂地蛰人。

　　我努力不让自己流露激动的感情。记得杜诺万是怎样地教我们克制住—切对我们职业不利的感情。我的理智时时提醒着我，但人不是一台历单的机器。没有什么比受到不公平的持遇更令人伤心的了，你说呢？让那个国务院见鬼去吧！杜勒斯是对的，应该等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的

　　乔治·斯帕克

　　2、

　　美国、好菜坞

　　使馆公寓

　　致乔治·布·斯帕克：

　　不知为什么，你的信使我有些忧郁。脱离历史的经济学是难以想象的。你所谓的我的“安定”的职业实在并不令人羡慕。我重读了你的信，我从中看到了西塞罗的古词，并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我们尽力为之做出贡献的历史时代正在纪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既然杰出人物足历史的顶峰；既然人类并没被凯撒、斯巴达克、马其顿王朝、克娄巴特拉、伽利略、路德、克伦威尔、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等这一类人所娇惯，既然每一种思想的飞跃将为一个新思想的世纪所代替，那么当我们获得像罗斯福这样的伟人所赐与的幸福时，我和弥留下的不过是对那个时代的甜蜜回忆。

　　我深信，罗斯福不会再回来了。有人要提出代替他的方针也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还不太理解那些围在杜鲁门身边的人能为国家和世界创造出什么样的前景。他并不出色，根本不应成为我们的国家领袖。我想，杜鲁门将竭力消除罗斯福的影响。当大家都在谈论他的名字，谈论无名的先驱者和庞然大物时，才能使人们忘掉罗斯福。但要做到这点，需要明智和有分寸。看来，在这上，杜鲁门和他的同僚们已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第一，必须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清楚构成威胁的敌人是谁；第二，必须找到战胜这个敌人的良策；第三，应当向人讲明，这场战争的胜利会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好处。纳粹主义巳被消灭，日本侵略者也投了降，那么，威胁美国的是什么呢？是经济衰退吗？假定是这样。是精神价值危机吗？这也有可能。因为代替战争理论的绝不单是和平思想的到来。你知道如何克服经济衰退吗？我反正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人认为，经济嘛，这很简单，只要投资就行。这是外行人的话。你知道如何克服精神危机码7我还是不知道。看来这需要时间，需要在国家内部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可这太难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使全国人民明白谁是威胁美国的敌人——无论是失业的幽灵也罢，《黑色的星期五》之害也罢——，那他就是一个学识肤浅的政治家。斯大林够得上是个强大的敌人，这不仅捐他个人的力旦有多强大，他充其量是个斗士，而是指他企图奴授世界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徒。正因为如此，那位银发者头才那样详细地盘问你同法国共党分子接触的情况；决策的’制定者必须是一切着眼未来，而不是留连过去！那么你还有必要去评价过去发生的那些毫无逻辑关系的而且是事在必行的事件吗？我们只好去承认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果有人向我发问，我就向他讲明，当前的敌人是那些暗藏的纳粹分子，他们随时都在准备东山再起。请你相信，这绝不是我的假想，我目前正在探讨这个问题。可是我料到，杜鲁门的同僚们一定会否定我的这一看法，这例不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希特勒主义的灭亡正是同罗斯福的名字密切相关的，如果他再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似乎捞不到什么“政治油水”，也许会白费力气。)

　　你在好莱坞不太忙吧？请给我写信，我盼望你带着爱莉扎维塔和孩子们到马德里来，国际电报电话公司驻这里的分公司急欲招聘一批工作认真的人员(虽然已进入这个公司的现有人员都曾经舔过希特勒的屁股)，他们会比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老板多付给你两倍的薪金。很轻松，不需动笔写什么东西。

　　我很高兴，你与布列赫特及埃斯列尔又重逢了。请把他们的地址告诉我，我给他们写信，我很喜欢这两位艺术家。我怎么也不懂，为什么好莱坞没给布列赫持派上真正的用场。我在维也纳看过他的剧，那还是在合并①的前夕，那场剧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它使我懂得了不公正的审讯的危害和法庭的冷漠偏执导至失败的道理。

　　你在什么地方见到拉伊扎的？不，你不要以为我已排除情思了，我最感悲痛的是，所发生的一切，难道能把共同生活达五年之久的昔日旧情从脑中一笔勾销吗？确切地说，也有可能从心底里，从记亿里抹灭往事，可是假定人类本来就善于轻而易举地把过去当作偶像崇拜的人忘却的话，那么为什么我却是一个超出一般常理的人呢？我此刻正在看你对我发出怀疑的冷笑，你说话呀，说呀？不，这是真的，乔治！你要相信我。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请你试试：你为我在好莱坞的艳丽佳色的姑娘中为我挑选一位。最好是位翘鼻子，蓝眼睛，满面春风(即使是在秋天)，地道的美国纯种女郎(我总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当然还要具有与你我相当的大学专业文化程度。你尽管挑就是了，但绝不能要傻瓜。有点瘸也行，但要健康的理智。老实说，这件事使我感到烦脑，在拉伊扎的行为使我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对士兵的忠贞”之后，当色情对我已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我曾物色了不少美貌女郎。躺在床上听着妙龄女即的切切私语，是一种无比甜蜜的享受。

　　现在言归正题。你那里的那些法国佬谈没谈到过关于党卫军克劳斯.巴比上校的事情？艾德从科隆给我来信讲，无论我们怎样对他进行军事侦察，这个狗崽子似乎还是那样消遥自在。从那些逃脱法庭审讯的人当中我两次听说关于他的消息。在我们的跟踪行动中，每个线索都是一个谜底，都能搞出点名堂，为我们的行动增添点内容。上帝保佑，我还能干点这种事，杜勒斯对这项工作很内行，他会竭尽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虽然他可能从自己的后路着想对我们的跟踪行动兴题越来越小，可是这种事却会像气油被卷进旋涡一样把他缠住不放。

　　(我甚至感到惋惜：你居然得到了好莱坞的聘用。我这儿有一利很有作为的年轻人，他们都善于表演，但无法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还有，你不是到过里斯本吗，你了解那儿的根底、请你动脑筋回忆一下．把对于曾经在萨拉查手下当过武官的那些纳粹分子的印象台诉我。一切珠丝马迹都可能是无价之宝。)

　　请向爱莉扎维塔转达我对她的至诚的故意。我真羡慕你仍始终不渝的感情。真是天生的一对！

　　你忠心的 波尔·罗门

　　3、

　　绝密

　　致美国国务皖情报局驻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玻利维亚谍报机构

　　1946．3．12

　　据悉，纳粹战犯鲍曼、缪勒、埃赫曼、曼格勒、巴比等可能匿藏在诸驻在国。

　　上述人等可能露面、被捕和送交法庭，并且有可能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取得合法居住权利或获得临时居民证。

　　鉴此，请各驻在国机构向部属下达指令揭露纽伦堡侦辑名单所列之纳粹战犯，使之不得有享受德国侨民合法权利的机会。他们可能落入他人之手，先被其捕获，然后获得国际法庭的允准，取得合法权利，并被作为他人的情报来源。

　　再则，你等驻外机构也应不失时机地利用上述情报来源收集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情报。

　　具体实施办法请酌情自定。

　　罗伯特·麦克

　　4、

　　波尔·罗门细心研究了信函，用单页纸抄了其中含糊不清的几段文字，浏览一遍。然后用密码向华盛顿发了如下电文：

　　绝密 国务院

　　罗伯特·麦克

　　1．对于原系纳粹分子现为德国侨民之人员，是否需要予以侦察？他们是否应属法庭追究之战犯？

　　2．如果一旦发现有为逃避罪责而隐姓埋名且至今未拉列入首要战犯名单的侨民，须否立即陈述国际法庭或将其情况直接向国务院通报？

　　3．来函所指“应不失时机地利用上述情报来源收集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情报”应作何理解？在西班牙也有亲佛朗哥纳粹分子，取得了合法居住和工作权，例如原驻瓦隆的德国党卫军分队长德赫利尔，还有一位纳粹头目霍尔瓦基安待·帕维里奇，现在在此地自由自在。众所用知，佛朗哥一如既往，对被希特勒赐以“大格鲁吉亚公国”新国王的巴格拉季昂·穆哈朗斯基仍然十分赏识，更不必提我在2102—45和479—46号去电中列举的第三帝国的外交官、军界人物和银行主。显然，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制定的条约的基本原则背道而弛的。

　　4．来电中的“盟国”，应作何理解？法国和意大利是否仍在盟国之列(温斯顿先生的演说对此有所提及)？当前的俄国、波兰、南斯拉夫利阿尔巴尼亚政权是否应届盟国之列？

　　以上问题，请来电明承，以使我们对所属人员下达确切无疑治指令。

　　职使 波尔·罗门

　　麦克读完来电，又更新回亿起波尔的悲哀的过去，深深理解他的处境。归根结底，人生不足尽善尽美的，除非是一个献身于过去曾光照命运的那种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任何情况下，他们送入的情报总是搞得极其认真的，对个别出观的疑点，经过他们仔细推敲旁证材料之后都进行了校正．那些旁证材料是经过各种途径从各台站发到华盛顿，再由一批出类拔粹的能人组成的部门校改译出来的，——是啊，精明的指挥来源于表达概念的准确，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足不可能的。

　　可是他感到其要给罗门一个答复，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对方出于职责的要求提出的问题是再明确不过的了。罗门是属于那种绝不允许含糊其词的人，他忠于罗斯福的信念，仅仅基于这一事实把他赶出马德里是不应该的，他的职位微不足道，他没有任何决策权，然而他过去的英雄业绩却使那些曾先后参加过抗击灰色恶魔的战斗的人们在同他共事中始终敬重他。

　　接着，麦克为当前的局势感到担忧，首先他担心自己的同僚们和那些新闻界人土混在一起，由于一时的激动他们会闹出乱于来的，而那些世界各国的记者并不都是喜欢杜鲁门的新政策的。

　　麦克还在继续思索看，这个罗门是国务院各部门里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但他有办法接触绝密资料，他可以对那些资料进行分析．从逐字逐句的校读过程中构思出政府当局的外交政策。因此麦克必须在向马德里复电之前，请可靠的人对那些“杰出的年轻人、富有思想的人，持认真态度的侦察员和抗击纳粹的英雄”的思想倾向作一番调查，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同那些不分场合信口胡说的人交朋友。

　　两个星期以后，调查的结果使麦克警觉起来，他发观波尔．罗门不仅同新闻界人士(包括奥尔京普兄弟、李普曼、索尔斯伯里、史蒂文斯、惠特尼)有来往，而且至今还同原谍报组成员后因左倾情绪而被解职的乔治·斯帕克有来往，甚至他本人还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忠实信徒。

　　麦克见到杜勒斯时，向他讲了所了解到的一切，杜勒斯没有马上结他正面答复，而是抽着烟．不时向他投以审视的眼神。

　　(他有一句处世名言“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然后他把烟斗放在桌上摆有一只盛满荣莉花茶的杯子旁边，说道：“您多虑了。这个罗门我了解，是个好小伙子。您尽管叫他把自己在西班牙探到的所有纳粹分子的情况写个调查报告。然后您把报告给我看看，我可以对证一下，因为就凭我的记忆，就可以列出数以千计的德国人的姓名来。到时候我再对下一步的打算作出决定。您对他说，叫他把那些纳粹分子的情况经过研究之后分别指明，哪些人可以为我们获取情报服务，哪些人对我们有威胁。”

　　……当罗门的材料一到，杜勒斯便花了一夜时间，复印了这份材料，通过渠道询问和查证了盖伦将军掌握的材料，看看是否与罗门提供的名单相符，并向将军暗示，出于工作的需要，必须绝对保密，任何情况下不能让美国方面的任何人知道此事。

　　盖伦将军的回答是，罗门所列的17个人的名单中有一个叫“布鲁恩博士”的人，是舒伦堡的谍报人员，公开的名字博尔津。但可以想象，这是个假名，真正的姓名可能是博尔津·布鲁恩。

　　杜勒斯很感谢盖伦，还请他进一步提供引起他兴趣的若梅尔博士、肯普和博尔律·布鲁恩的详细情况。他找到麦克，逐议他最好给罗门发个电报。接着，他们谈论到最近在美国放映的法国电影。

　　“这部影片有点新意，请相信我的鉴赏力。”好莱坞是否也能在新形势下有所创新呢，这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

　　后来他对最近举行的一场棒球赛作了一番有趣的评论，自信地认为在比赛的队员中淮可能成为健将。他还建议麦克每天旱餐时吃点橄榄油拌萝卜泥，这对肝脏有益处。分手以后，他回到了纽约，并且约定一个星期以后在伟大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大作《彼得鲁斯卡》的首该式上见面。

　　5、

　　致驻西班牙机构代表

　　波尔·罗门

　　应来电提出对3209—46号去电加以说明的请求，现答复如下：请将若梅尔·肯普和布鲁恩的有关材料作一整理，并建议密切注意布鲁恩·博尔津。

　　当你和布鲁恩·博尔律接触并将所了解的情况发来通报以后，我们再作研究，并随时听取你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意见。

　　既然，只要我们友好通力合作，只要驻各国机构入员和情报中心之间关系融洽，就能使您弄清原来不明白的问题，也才能使我们更有条件对你所提供的涉及西班牙特殊环境中的情报作出判断。

　　麦克

　　这份根据杜勒斯的口述由麦克起草的电文带有不信任的意思，因此有必要通过国家新成立的谍报机构进行侦察。杜勒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很明白，他曾私下请求盖伦——通常是避开官方---对《罗斯福小队》的谍报头目进行审查。麦克提出的关于一开始就同布鲁恩·博尔律接头的建议可能会有成效。只要有成效就行，他已经暴露在明处，你尽管去抓他吧，我是不想抓他的。

　　有一点，麦克是不知道的，那就是杜勒斯已经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谈到过关于对那帮持“旧方针”的谍报人员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但是他知道杜勒斯表示的已露破绽的意见：“如果胡佛对罗门发生了兴趣，那你就要体面而谨慎地保护他。我尽力使国务院理解你的态度，他们不喜欢联邦调查局，很重视那些敢于保护自己人的人。”

　　……尽管杜勒斯施尽一切图谋，硬要把麦克往胡佛那边推，让他同国务院和幕尼黑的谍报机构作对。可是他不知道，盖伦也在拉帮结派，他并不想去“研究”肯普以及那些遍布各国的人物，因为肯普是这位将军派往西班牙的谍报头目手下的人，他得到那里的谍报头目的绝对信任和全力支持。

　　6、

　　杜勒斯也不知道，盖伦已经感到他对布鲁思·博尔津发生兴趣。他在指令中要求他等待相应机构的代表的来临，从而“使我们能切实地理握在第三国家，尤其在那些有许多流亡者的地方，在社会生活中无自主权和从德国的未来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地方，美国谍报人员是如何在工作的。”

　　盖伦的这一指示，确实迫令肯普把注意力放在了布鲁思·博尔津的身上，而且向幕尼黑方面提出了请求，要他们尽力搜集被跟踪的目标的一切材料，因为，正如他在通报中写的，如果在这方面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相信客观的材料，那就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

　　盖伦读完了肯普发来的通报，对麦克说，当然不能轻信自己的感觉，建议他不要把布鲁恩·博尔津从视野中放过。正当上帝在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有小鬼喧闹……

　　7、

　　联邦调查局

　　致埃德格尔·约翰·胡佛

　　敬爱的老师：

　　您甚至想象不出，我接到您的电话时有多么高兴。

　　应当承认，我从您身上(我经常回忆起我们在反希特勒间谍工作中共事的幸福时刻)学到了您对同行们的那种不讲究等级观念的爱心态度。

　　我忘不了，您怎样喋喋不休地和公正无私池申斥当今的大亨纳尔逊·洛克菲勒，却同时又那样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清洁女工为在一次会议之后您在大厅内的地毯上到处掸姻灰而对您大发雷霓的训斥。

　　我总是以您为榜样，严守自己助理国务秘书的职员，而当打字室的姑娘们抱怨我违反了她们的工作秩序时，我也只好低头认错。我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难为情，即使是对那些以怨报德的人，我们有时也奢谈对民主思想的信仰，可是我们就像罗马贵族一样，缺乏足够的论据，于是既没有取得战场上的战绩，也没有成为哲人，更没赢得女人的心。

　　现在言归正题。您所谈到的波尔·罗门，据熟悉他的入讲，他很早以前是个谍报员。目前他是我国驻马德里使馆的情报机构负责人，而且十分称职。他好激动，因为他曾被纳粹抓去过。

　　我有点谅异您会对此人感到兴趣，因为联邦调查局从来对任何人感兴趣部是有原因的。

　　我认为，从友谊出发我们都无权向对方提出有损于我们共同从事的事业方面的请求，不过我还是甘愿为您助一臂之力，最大限度地满足您对这位罗门的兴趣。为此我曾多次调查了他所做所为，而且查访了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期间相1945年5月以后在国务院情报局工作期间与他共事的有关人员。

　　谨致

　　崇高敬意

　　罗伯特·麦克

　　8

　　致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

　　罗伯特·美克

　　亲爱的博普：

　　承蒙夸奖之词。应该承认，我还不是相您所说的那样勇敢，比如说，我就从来不敢在总统或司法部长面前顶嘴，虽然有时也感到非顶不可。

　　至于其他的人，论职位，在您之下的比在我之上的要多一百倍，而且他们要记我一辈子，甚至还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忘记我。倒霉的事还在后头，他们的子孙后代会站出来指责我们都是些投教养的官僚。可也是，这种官僚日前在政权部门中比比皆是。您说对了，民主的核心实质不是表现在议员们在竞选的时候对着电台的麦克风大喊大叫，而在于通过国家当权吝的以身作则持久而耐心地唤起人民对他们的爱戴。

　　因此希望您对打字室的善良的姑娘们的责难之辞报以微笑，不过也没有必要雨纳尔逊·洛克菲勒闹别扭。

　　现在谈谈波尔．罗门的事。

　　您知道，我这里不能没有本部门特需的机密，这些机密我无权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像您这样的显赫人物在内。至于具体涉及到这件事，我坦诚地说，我掌握了有关材料，足以证明罗门先生同

　　德国侨民布列赫特和埃斯列尔之间交往很深，这两位早就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布尔什维克主义连系在一起了。

　　鉴于上述情况，目前我所关心的是，罗门先生对于自己并非出于工作需要而纯属私人友谊同那些外国人交往的情况，是否向他们上司陈述过。

　　如果确已陈述过，那就不算什么问题，因为从事谍报工作，有时也需要同敌人结成“朋友”。如果说作为一个士兵，是在公开的战场上作战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谍报人员，就须在战术上处于隐蔽的地位，而不是焰耀于世，否则将一事无成。

　　如果他没有陈述过，那就请允许我采取必要的行动，因为我们珍惜每一个美国人的生命，但更珍惜美国全民的生命。

　　这封信请您阅后销毁，我想您会理解我这一请求的含意。

　　下月末我将结束目前手头上的繁忙工作，希望到时候能与您幸会。

　　谨致

　　衷心祝愿

　　你的朋友

　　胡佛

　　9、

　　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致约瑟夫·麦卡锡

　　敬爱的约瑟夫：

　　正如我所预料的，您提到的那位罗门先生，对于他与布列赫特和埃斯列尔之间友好交往一事，从未对任何部门陈述。

　　我的人巳搜集到有关上述两人的材料(顺便补充—句，他们两位部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对同情共产主义的人都建立了危险人物档案，其中包活查尔斯·斯潘塞·卓别林，保罗·罗伯逊，阿瑟·米勒(一位年轻剧作家，一个末搞告发活动的人，左派对他的作品有兴趣)，所有这些人都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通，组成了一个反对我国现行政策的同盟。我曾派人监视了罗门的一切社交活动，因为克里姆林宫对于这类求之不得的信息不会不感兴趣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罗门先生曾经在纳粹集中营呆过，因而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对他施加过影响，利用他去出头露面，站在反对纳粹的立场。

　　国务院曾指示我对防范工作采取补允措施，我巳获得了罗门先生的亲眷、熟人和朋友的名单。

　　我不想用布尔什维克可能在我国搞什么阴谋来吓唬自己。为了避免病毒感染，最好尽早弄清病因并及时采取徘解措施。

　　我求您，亲爱的约瑟夫，立即从您寄来的各单中把罗伯特.麦克划掉。如果您把我们认为是亲兄弟的人(而且这种看法是对的)，当作异端分子，那只能博得那些指望我国陷入灾难的人的喝采。我愿为麦克担保，他是—个善良的入，他同罗门先生的关系并不影响他本人的形象。

　　关于我的工作进展情况，我将继续报知。请您该完这信后将它烧掉，因为信的内容带有个人感情因素，而且开诚布公地谈到了您的同事们无权知道的事情。这不是你的罪过，而是我们共同的霉运，因为对于红色分子来说尽管国家机构的大门是敞开的，然而对于每一个美国人而言国会大厦的门槛却是神圣的。

　　此致

　　衷心祝愿

　　您诚挚的

　　胡佛

　　10、

　　西班牙，马德里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致埃尔·杰克傅斯

　　亲爱的埃尔：

　　您如此迅速地答复了我的请求，并为我保守了机密，使我深为感动。

　　我要特别提醒您注意的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个人对自己的专业是无所不精的，因而对他必须采取特殊的手段。必要时可以找我的老朋友怀持伍德行听一下情况他以《芝加哥之星》的记者身份住在新德里，而这种身份对于一个献身于反共事业的真正的爱国音来说，是个很体面的掩护，这是不足为奇的。

　　您尽管可以把通讯稿交给他，由他转寄给我。

　　我想，不用说您已清楚，您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同我们的良好合作对我们来说显得多么珍贵。

　　致衷心祝愿

　　胡佛

第十六章 施季里茨（八）

　　(马德里，1946年10月)

　　埃尔·杰克博斯原来是—个身材高大的蓄一头平发的美国人，长长的黑睫毛下一对眼晴湛蓝(这对眼睛要是给一个女人就太好了，施季里茨想)，他脸上皮肤光滑，甚至发亮，看得出来，每天早上他修面后作过按摩，只不过他的面孔与那种温柔的女子气不协调，他的鼻梁凸起，稍稍左歪，是一个真正拳击手的鼻子。

　　“很高兴看见您，布鲁恩博士”，他说，从桌后稍稍欠了欠身， “肯普给我私下谈论过您。想喝吗？”

　　“不，谢谢，你们的人给我两天喝一次酒，够了。”

　　“我每天都得喝，这没什么。——来点儿咖啡？”

　　“很高兴。”

　　杰克博斯离开座位，朝壁炉走去，那儿有一个咖啡磨和一个带紫铜色的耳其装束的小人的电炉。他开始有点神秘地一边煮着咖啡，一边给讲解这种咖啡的做法：“在安卡拉有人送我一个配方，此配方很神奇。不用糖—一—只需一小匙稀释的橡树花酿制的蜜，然后就把咖啡和蜜搅合在一起，不用煮沸，一煮沸就会失去其味。要知道，在体力和精神上受过折磨的人，他们会失去原来的本色的。您不这么看？”

　　“相反，人们是用超高温给大马士革钢淬火。”

　　杰克博斯转过身来，眯缝起自己淡蓝的眼睛，观察了一下施季里茨(我们北方人，弗拉基米尔州和沿海的居民就是这种眼睛，施季里茨想)。然后笑了笑说；

　　“我要雇佣您工作，根据一切来判断，尽管您已经受了超温负荷，关于大马士革钢的插话十分合适。我有过份绝对的毛病，请原谅。我们在这儿喝一坏，这儿更好适些。”

　　施季里茨很窘地站起身来，呆着不动，如芒刺背，他按摩了一下腰，然后慢慢走近壁炉旁的桌的，那儿散发着咖啡的奇香，是完全特殊的香味。真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有自己的住房，我一定试一试。

　　“怎么样？”杰克博朗问， “好喝吗？”

　　“好极啦”。施季里茨答道，“当您破产时，您不会饿死的——一有第二职业了。”

　　“说定了。然而目前我雇您是当鉴定专家。您看怎样。这样我就不需用译员了，每一个大商行的工作人员都会说两、三种语言。”

　　“我将来的职务？”

　　“真是怪问题，一个稍微讲求实效的欧洲人都不会开口就问职务，而首先是问能挣多少钱。”

　　“这就意味着，我是日本人。”施季里茨笑了笑， “以后，处在我的地位，无论付我多少，我都会感激。”

　　“一周五十美元。”杰克博斯感趣地问，“合适吗？”

　　“谢谢，合适。”

　　“真叫人开心……就是说，余下的数将由乔治补给您？”

　　“谁？”

　　“我不知道，他给您介绍的是什么名字——喏，就是今天早上在市场上给您吃早点的那个人。”

　　“他自称波尔。”

　　“是的，他就是波尔。奇怪，总之他是驻西班牙的公使助理，常常管自己叫乔治。”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眼睛圆圆的人？他乘坐的是……”

　　杰克博斯插嘴说；

　　“是的，是的，一部浅蓝色的‘福持牌’轿车．就是他。”

　　“关于补付的款，他对我没说。”

　　“捣蛋鬼！只想收进，不愿付出。他很会为自己捞桂冠，而钱又必须由我来付。我不同意。”

　　“也好，合乎逻辑”

　　“我也想从我付款给他的那个人那儿得到我那份红利，这是公平的．您同意吗？”

　　“同意。”

　　“他请求您什么？”

　　“请求合作。”

　　“喏，这是很明白的，这不是关于战争。你们已经被击溃了，您还留下来干什么，只有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波尔这狗崽子，他是一个知轻重的人，完全能够以‘效劳’这一类官话去代替“合作”这个词儿”

　　“我否认。”

　　“比方说……”

　　“我否认。”施李里茨又重复了一遍。

　　“您怎么来到西班牙？”埃尔·杰克博斯转了话题。

　　“没有把我的案卷给您介绍过？”

　　“概括地说了说。谍报机关的人是永远不会说出这些的。还要咖啡吗？”

　　“很高兴．我是在德国垮台以后来到这里的。”

　　杰克博斯给施季里茨又倒了一小碗之后，他以另外一种面孔清楚而全神贯注地说道，“听着，博士——您在和过去战略情报局的同事一起进行间谍活动，但现在我这儿有你们的人在效劳，任何一种含糊不清的回答我都认为是对本公司的违法行为。”

　　“我已经在效劳。”施季里茨感兴趣地说，“所有的手续部将以适当的方式办理。”

　　杰克博斯又恢复了原来的面部表情，变得温和起来。他拍拍自己的前额，从他们交谈以来，他第一次用这种玩笑的手势。

　　“见鬼，我糊涂了，请原谅。”杰克博斯起身，走到写字台前，取出一张纸，转过身递给施季里茨，——这是每个新入伙的人必须向公司填交的一张保证书。

　　施季里茨戴上眼镜(他受伤以后眼睛视力变坏，因而引起远视散光)，读着保证书上的一段文字：

　　我——(姓名)自愿受聘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西班牙)，保证忠实履行职责，遵守企业章程和劳动法、刑法的有关条款，如有违反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西班牙)利益之行为，愿照章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要签字吗？”施李里茨问。

　　“如果不识字，按个手印就行了，”杰克博斯答道， “您，识字吧？那就写上自己的姓名我想，最好同您护照上的姓名一致。”

　　施季里茨在保证书的空白处填上自己的姓名，在正文末尾签了字。

　　“谢谢，”杰克博斯说道，一边拣好那份保证书 “喏，现在请您淡谈，您是怎么到了罗马？是不是在德军刚被粉碎时就去的？”

　　“在柏林我被俄国人的枪弹打伤了……发生在4月30日……”

　　“不是5月1日？”

　　“也可能。但我的印象是4月30日。后来的事我就不清焚了，已经失去了知觉。在罗马，有人给了我一份凡蒂冈的文书，于是我被转送到了这里。”

　　“是谁转送您来的？”

　　“那些入我不认识，也许是党卫队，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当时柏林一片混乱，您怎么这样走远．这事真奇怪。”

　　“我当时穿的军装，是它使我得救了。我的军衔是旗队长。这是个很高的衔位。我是注定要得救的，我们德国人很注重荣誉和功勋，而对你们来说，也许认为肩章的价值还不如在银行存多少金子的价值高。”

　　“至少我不这么认为。”

　　“那就好。”

　　“波尔要您干什么？”

　　“他要我执行您所交办的—切。”

　　“还有呢？”

　　“他对肯普先生很感兴趣。

　　“还有呢？”

　　“就这些。”

　　“那好极了，肯普精明能干，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如果您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对他大有好处。您在谍报机关研究什么问题？”

　　“我执行舒伦堡本人交待的一切使命。”

　　“他是谁？”

　　“是帝国政治部门头目。”

　　“不是被打死了吗？”

　　“没有。我听说他在英国人那儿。”

　　“您是不是在主管某一个地域的部门工作？您研究哪个方向？是欧洲方向，美国方向．还是俄国方向？是近东？是中国？”

　　“不，我的工作没有固定涉及某个地域。舒伦堡需要我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知识，叫我研究有关澳大利亚、马德里等方面的某些材料。有一次我为他搞了一份有关萨莫萨将军的材料，那份材料是在我们的特工人员要与他见面之前搞的。大约是在1942年……当时主要涉及到有关独裁者于1941年12月把德国的咖啡种植园据为已有的问题……”

　　“这个萨莫萨在什么地方和你们的人见面的。”

　　“不知道。这可以到保安处档案馆去查，他们掌握有拉美地区特工人员的情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档案馆里有关他的档完代号是c一579一A。”

　　“什么？”

　　“C一579一A。”

　　杰克博斯从期刊盒里取出一张卡片，记下了这个代号。施季里茨发现，在他的写字台上，在长条会议桌上和木质窗台上，都摆着同一式样的高脚杯，窗台很宽，站在窗台边可以清楚地观察大街上来往的所有行人。

　　“说下去……”

　　“在克拉科夫，我从事过研究V一2火箭生产的警戒方面的问题。在那里我勉强学会了一点波兰语……”

　　“您认识原来跟维尔纳·冯·布劳思一道工作过的那些人吗？”

　　“不，不认识。我的任务是协助寻找v一2发射试验中打偏了的飞弹。人们都担心火箭会落到波兰人和俄国人那边去。”

　　“找到了吗？”

　　“没有。”

　　“他们没有把您结枪毙了？”杰克博斯惊奇地问道， “奇怪。我听说希姆莱对那些没有完成他的命令的人通通都要枪毙。”

　　“是的，”施季里茨答道，“但是，在德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都有个区别对待的问题……舒伦堡可以向他报告，说我没完成任务，也可以不报告。或者归罪于别的什么人，由他去说......”

　　“还有呢？”

　　“我还执行了好多的使命……您要是感兴题，我可以给您写个详细材料。”

　　“这当然不错……可现在嘛……我请您从明天起整理一下我的档案。然后我给您介绍认识几位颇有威望的经济专家。他们可以帮助您了解许多事情……我对分析德国各公司的工作很感兴趣，所有公司部无一例外，包括他们在西班牙、阿拉伯国家和拉美国家的铁路、机场、电站、化工企业、港口设施等方面的逐设。我需要每一个人员——当然是领导者而不是小人物一—的姓、简历和公司——尤其重要的是拉美各公司——的详细情况。等您把这些材料搜集好以后，我们再来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详细计划。您看这需要多长时间？”

　　“您给多长期限？”

　　“这个问题提得好，”杰克博斯点点头，

　　“我给您三个星期，够吗？”

　　“当然是少了，不过可以试试。”

　　“这就得了。我很高兴见到您。我马上让出纳给您支付200美元，去买套得体的西装，再找个住处。”

　　“谢谢。您究竟打算给我多少报酬？”

　　“我还以为您不会提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我倒很难信得过您。我不大相信那些不讲价钱就乐于干事的人，因为他们恰恰是隐瞒了自己贪财的内心，或者他只是个幻想家。不管怎么说，我反感这样的人。我每月给您300美元。如果在美国，那自然是少得可怜，甚至算得上是个穷光蛋。可是在西班牙，折合成比索，那就是一笔可观的数了。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如果您工作成绩卓著，我还可以给您每月加到400美元。”

　　“明白了。我观在可以走了吗？”

　　“好吧。”

　　“我什么时候上班？”

　　“明天是星期六……您先安顿下来……星期一去见肯普。他是您未来的上司。但也不妨碍您有事需要人帮忙的时候还可以直接来找我。再见。”

　　施季里茨走上洒满阳光的大街。早上波尔给了他300美元，刚才在用玻璃嵌制的明净如洗的出纳室里，他又得了200美元。带上这些钱，我就能勉强到达巴黎，他这样想着，这可是个机会，看来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他们布好了陷阱，想要我上当，可我在杰克博斯那儿签的那张保证书，同在那位波尔的秘密位宅里打算签的契约相比，不过是一纸空文。间谍机构的头头，你也不过如此。此刻我得去旅馆，在旅馆值班室打个电话给住宅租赁处，照他们介绍的地址，去看看为我提供的住宅。我今天就得跑，明天就晚了。而且，如果我现在回到原来的住处，完全可能已经有人按我的住处地址在那里等着我。不，我不需要再回到原来的那个狗窝一样的任处。我得马上到西别列斯去，从电信总局结租赁处挂电话。我打电话时要使那些跟踪我的人(肯定有人跟踪)看清我拨的号，听见我说的话。我要分别给几个租赁处接电话，向每个租赁处详细了解情况，然后决定租哪一处的住宅，哪里好我就租哪里的。还要打听清楚有没有台阶和楼层，如果有楼层，那必须有电梯，因为我爬楼梯很艰难，这是实情，在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左腿疼痛，而且经常引起腰痛，甚至达到昏倒的程度。哪个租房处能把我安排在一层，我就租那里的住宅。我要乘地铁去，使得那些跟踪我的人相信我并不想甩脱他们。也许他们会指使西斑牙人来跟踪我。根据我同埃尔·杰克博斯交谈的情况判断，他们安排要同我共事的人不是一个学者。他提到的那个档案馆，在这个国度里就是秘密警察局。法西斯专横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全面封锁情报。事实表明，如果他们在此地按上我这个接头点，那么他们的一切联络关系都能得以保证。那么好吧，让他们去相信我真的去租住宅了。我的主意是找一套底层住房，要西班牙式的，因为这种房屋很特别，是密封式的，有利于保密，有很多的门，可以通向庭院或别的一条街。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施季里茨这时在想，也许那些可爱的西班牙人跟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一样，把通向庭院的门钉死或用柜子顶住哩，那你怎么办呀……

　　他下到地铁，在电话亭给几个租赁处挂了电话，然后定到站内挂有一块大的指路牌边，核对了自己在一张小纸片上记下的地址，乘车前往一个能为他安排在第一层住宅的租赁处。

　　他和往常一样，没有被人所盘问，虽然在玻璃门附近似乎有个人对他打量了一下，但如果他本入心虚了，他们就会发现你的瞬时即逝的眼神。他们是些没有头脑的人，而且完全是无知，他们只会像追逐一位心爱的漂亮女人那样，跟在别人后面，保持50米开外的距离。可是显得大方正直的人，从来不会引起跟踪者的注意，而你，施季里茨，不是一位正直的人吗？你用不着害伯，你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职员，你现在是去找住宅的，你无所顾忌。

　　在何塞·玛丽亚·彼得洛·拉蒙·镕尔奥萨先生的住宅租赁处里，一位女秘书接待了他。

　　女秘书长得十分标致，但衣着朴素，她给了施季里茨—体最近的杂志，请他等5分钟，“老板马上就来，他将乐意给予帮助，我们处是马德里最有声望和信誉的，尽管我们处是新成立的，然而吉卜赛歌舞演员、大斗牛士和足球手也找我们租住房。您知道，这些人是国家最受尊敬的人。”

　　施季里茨附合地同意了，并询问了一下什么地方可以洗手，他进入盟洗间，看了看窗外：大门旁站着一个人在读报，一切都明白了，有人在紧紧跟踪。

　　……何塞·玛丽亚先生，原来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他在第一层的数十套住宅中提供了一套给施季里茨。他特别对这一套朝间圣．拉法埃尔街的住宅大加赞赏，

　　“街道洁静，很安全，过往车辆少；绿树成荫，街景秀美……”

　　“院子，当然哆，是穿堂院，以致我不在家时，小偷完全可以爬进住宅？”

　　“是穿堂院。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也同意，不过，我们会很快安排好的。我也住在一后，甚至没在窗上加固定栅栏，——没有什么问题，相信吧。”

　　……住宅确实好，窗户大、房间明亮；施季里茨佯装去细看窗框，实际上他在注意什么地方停放着他们跟踪的汽车。不用说，汽车就在信号灯旁，司机是一个高个儿，汽车里还有三个人。的确，午饭后的时间是一天最热的时候，他们累了，可怜的人。大概，还会有第二辆车跟踪我。毕竞他们汽油可能不够，虽然现在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比较友好……

　　“好吧”，施季里茨说， “我签租用契约……您能留下一把钥匙？”

　　“钥匙由您使用，布鲁恩先生。”

　　“看来，电话切断了。”

　　“当然，为什么要白白地付费……”

　　“可以尽快地使用吗？”

　　“立刻就可以，只要您付帐。”

　　“如果我请您为我做这件事，遗憾的是我没有比塞塔，只有美元……”

　　“这不成问题，我去兑换。”

　　“好吧，我给50美元定金，星期一，银行开门时，我再划拨一季度的租金到您的帐户上，说妥了？”

　　“太好了。”

　　“那您留一把钥匙给我，第二把您随身带着，把电话员领到这儿来，如果我不在时，您就把这一切办好，好吗？这是预付的60美元。”

　　“说定了，”何塞·玛丽亚说， “我走了。”

　　施季里茨脱下上衣，把它挂在椅背上说，“我送送您。”

　　在送出楼门的路上，他及时地解下领带和衬衣上的纽扣。是午休时间了，我将一个人在家休息，你们就注意监视我吧。我也会看清你们的，明白吗？我哪儿也不打算去了，你们就盯着吧。我送何塞上了车，关上他陈旧的福特牌车门，用食指敲敲手表说，——就这样吧，您会看出我的意思的——我等电话员半小时。这不会使你们不放心了。然后我回到住宅，不穿西服上衣，就走出院子，穿到另一条街上去，好，我请何塞·玛丽亚绕过一段街区，我现在知道了，哪儿有出租车停车场，谢天谢地，这里就有，我坐进汽车就告诉司机，让他开车去何塞·安东尼奥那里，正好，我从车中的后望镜中看得到并确信，你们还在自己车里休息。如果你们仍然踩着我的尾巴，我就到百货公司附近的格兰——宛纳下车，在楼上成衣部去买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件风衣和一项贝雷帽，到小屋里改了装，我想，这以后总会甩掉你们了……

　　他用小纸写了一张便条：“德尔奥萨先生，我很快就回来，请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上，以便我能把号码告诉熟人。衷心感谢您，马克西莫·布鲁恩”。

　　在这之后，为了集中自己的精力并使之成为目标感情的凝聚物和推动力，他在桌旁坐了两三分钟，然后站起身来，通过后门到了院子里。

　　在出租汽车里他确信尾巴已被甩掉了。

　　……在百货公司的试衣室换了装，他叫了另一辆车，对司机说：“如果车费不很高，请载我到科尔梅纳尔一维耶哈去。”

　　“价高呢，骑士，”司机应了一声， “价很高，要知道，回程我不得不驶空车……”

　　“我付美元……”

　　“为这事会有人让我去蹲布埃尔达一德耳一索利的地下室的？”司机转身问， “我从哪儿知道，您是什么人？”

　　“好吧，在一个银行旁停车，我按牌价去兑换。”

　　“不用，”司机微微一笑，最好让我用牌价换给您。您是外国人7”

　　“是的。”

　　“您没有比塞塔？”

　　“嗯。”

　　“真侥幸，好吧，我收您的美元，我们走吧。 ”

　　“请问，我能从哪里乘车去瓜达拉哈拉呢？”

　　‘当然，随便叫一辆车就到市拉萨一马约尔广场。在那儿司机们闲呆看，他们是乐于干活的……说真的，到瓜达拉哈拉的路难走，崎岖不平，尘土飞扬……”

　　“没什么。”

　　他没打算去瓜达拉哈拉，他干嘛去那儿？他应当及时赶去布尔戈斯，从科尔梅纳尔一维耶哈去那里有公共汽车。“好的，你巳掌握了不仅是去安道尔，而且是到各个方向去的时刻表：从布尔戈斯到圣塞瓦斯蒂安不是这么遥远，用我的美元可以和渔民谈妥，他们会让我上船。就是说后天我就到法国了，我应当在法国。”施季里茨整理了一下自己，“我暂时还得把一切做好；我没有权利走；很可能，我是徒然地恐吓自己，但最好是自我保护，迷信万岁，它们暂时还对谁都没害处，良方是反对自信。”

　　“还有，”他对司机说、 “我们顺便去去戏剧商店，就在这旁边，往右边转弯，我马上回来”

　　过了五分钟他带了一包包有假发和小胡子的东西出来。什么也不用写了，虽然假面舞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人类已经学会了识别改装者的面目的本领。“让他们在地处边界的圣家瓦斯蒂安去搜寻狡这样持征的人吧；他们不会去注意一个长着小胡子的满口烟味的灰发男人；好像没有尾巴了。而如果认为这个司机也是这里暗探局的奸细，这就是说，证明我患了不宁症……”

　　他在午夜时分才到达布尔戈斯。城市喧哗，而生活愉快，街上挤满了人：咖啡馆和旅馆还在营业，保西班牙各地—样，在拥挤的广场上，他不断听见从童年起就熟悉的奇妙的乐声。

　　在一个有名的“艾姆别拉托尔”寄宿旅馆租下一间房间，他脱下衣服，瘫倒在床上．立即就入睡了，这是他在这里度过的那长长的数月中第一次出现的这种情况。他梦见参加一次乡间酒宴，当时清楚感觉到酸白菜的滋味：松脆、白嫩，长成的叶球用暗色葵花子油浇过，刚刚榨出而发出强烈的浓香。然而，梦中使人害怕的是，他一个人坐在桌旁，而那些和他交谈的人，都默不作声，好像口里含了满满的一口水。

第十七章 戈林（一）

　　(1945年秋）

　　在囚室里的最初几天，戈林觉得好像是一场不现实的、虚构的不祥之梦；只要微微一动，睁睁眼，伸一伸懒腰，一切又过去了，在窗外又重新出现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峰，小鸟的歌唱和阵风送来的山花、杂草的芳香，他最喜爱的，还是从童年起就熟悉的香味。

　　白天，当美国土兵给一小盒麦面糊糊和两块面包时，无穷尽的感受使他特别憋气。最失体面的还是把面包切成粗条、许多碎块放在桌上，使他感到受人蔑视，好像是对农忙时雇佣工人的一种施舍。

　　最初他由于失掉可卡因而备受折磨，而他最近几年已习惯于服用这种极好的、轻淡而又使人兴奋的麻碎剂‘丢掉这一切苦恼之后，倒有一种天天过书之感，以至可以听见手风琴的琴声、佩内明德美妙的渔歌、那些俏皮的骂人话，甚至有一次竟然把听到的十分悦耳的小曲调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戈林叫来监狱的医生，告诉他自己身上什么地方疼痛，这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就留存他身上的碎弹片在一直折磨着他；不能要一点儿麻醉药吗，“也许，您能同意，我的医生给我建议的药，一点点儿可卡因，就可完全缓解疼痛。”

　　医生和他谈了大约三小时，重新询问了有关伤口的情况，全面检查了病情，量了血压，然后把话题转到一个被监禁的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未来上，他发觉戈林立即缄默起来，对纳粹的意志力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从他被战略情报局军事行动小组捉住后的病史中明显看出，这个德国元帅是一个彻头彻尼的嗜毒者，他关注了一下，一个被监禁的人是否想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一个疗程，既然嗜毒症属一种精神病。

　　戈林回答，他不打算采纳像医神埃斯库拉庇俄斯这样的大夫的好言忠告，尽管他了解这位医生可使他免于受审。因为，据他所知，对精神病患者是不追究责任的，何罪之有，真是倒霉，不，他完全健康，并准备去接受同胜利者们进行的面对面的战斗使命。

　　“这太好了，您准备去斗争、”美国医生发现了戈林是这种精神状况后说，“但涉及精神病患者，根据法律，其中也包括你们批准的法律，简直像对精神上、身体上有缺陷的人一样，是把他们送到煤气室去室息死。就是说，根据你们强加于德国人民的那些法规，您患有精神病也无论如何不能幸免。”

　　戈林笑了笑，这时他一方面留心着自己，在脸上拣过—丝儿藐视的讪笑；医生——往往是先兆，像似布兰特博士，博士曾向元首写过有关他，戈林，在病中说过什么话，服过哪些药，对什么事感兴趣的书而报告，今天在这里的一切也应向监狱长报告，对他的，一个德国元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要进行分析研究，甚至讪笑也记入了监视卡，要小心，要随时随地小心。

　　“就是说，在纽伦堡打算按德国法律审判我？”他问。 “如果是这样——我就安心了。这个审判将成为反对公诉人的诉讼。”

　　……他谢绝了医生的帮助；当他要求服用可卡因的愿望不可能得到满足以至达到不能自制时，他睡在被子里开始拧痛自己的身子，虽然他明白，每周结他检查的医生会提出有关出现青伤痕的原由问题，让他们提吧，只要我还能完全自主，我曾让自己享用过麻醉剂的欢乐，我也体验过美妙幻象的无限愉快，我从最近几个月的可怕境遇中挽救了自己，与我的同志不同，每晚睡觉时，我都保持着非常好的情绪，我自己会改变这一习惯，相信会出现奇迹和取得胜利。如果我不能作到，如果我无力摆脱习惯势力的束缚，那时我将拧下一棵臼齿中的牙套， (看守们绝不会想到，这是毒药的秘密藏处)到诉讼开始前，一切就会在这里，在囚室里结束了。或是我作为一名斗士去出席审判，或是像轶闻传的一样，为留在德国人的记亿里。我此刻就应当离去。

　　他要战胜自己，被迫遵守最严格的饮食制度，拒食一份面包的一半，使其急剧变瘦，并且开始一天一天寻求得到过去的外表，不是最近几年使之注定要遭难的，而是三十年代使人特别注意他的那种外表：精力充沛、有力量、坚毅、有意志力、专心致志。

　　然而要恢复过去的外表，会引起令人难过的回忆．以致于他有时也怀疑，拒绝医生治疗建议的行为是否正确。

　　为什么德国人沉默了，他一百次，一千次地反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过去在德国的大街、小巷向他致意，每天给他寄来成千上万封信，向“国社党第二号人物”表达自己的热爱之情的德国人．为什么他们不组织突击队攻打这座由美国的可恶而又不善于作战的士兵保卫的监狱，如果每天早上不给他们送炼乳燕麦粥和有益于健康的熏肉块，不夺回他，不带他离开监狱，到他曾宣告开始进行为从来犯之敌的手中解放祖国的斗争的山里去？！

　　为什么这么卑鄙和怯懦？！

　　这些东西在伟大的日尔曼民族中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斯拉夫人，这些狂妄的备受折磨的东方子孙，只有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才起来进行斗争！可恶的犹太人，在得知我们要把他们化为灰烬后，在华沙开始起义。而德国人，他的爱情、希望相自尊心到哪里去了？沉默、等待，像老鼠一样……难道他，戈林错了——还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相信希特勒和他说过的话：世界上唯有一个民族被赋有统治这个世界的使命，这个民族——就是德国人，除此而外，没有别人，只有德国人？！

　　当他的头脑在自己无穷的思绪中逐渐清醒并恢复了昔日的逻辑思维能力时，他起初提出过挽救的建议，在德国人怯懦的消沉中，国际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有罪的。但是他又不得不反驳自己：好，那为什么被德国侵占下的俄国人又俯首听命？

　　为什么波兰人要和南斯拉夫人打仗？遵照什么斯洛伐克人起来反抗？要知道他们也能够屈从自己的命运，背叛自己的领袖还相互说，德国人员犯有一切罪过，但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何况他们又是抵抗了的！

　　不，戈林对自己说，我应该，而且我也必须面对德国人的这一历史罪行闭上眼睛，即使这很困难。如果我想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我必须为了他们的将来接受战斗。归根结底，元首和我把德国引向她历史的顶峰，难道他们连这一点也忘记了？！什么时候德国人才能再达到这样的顶点？难道他们丧失了感激之情？别去想这个啦，他对自己说，你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过失。只有他的民族才凝聚着对一个人的回忆。忘掉那些将撕碎你的心的事吧，想想永远，而只有他们才能给你永恒；共同语言的神秘，共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你永生的保证人。

　　要成为传说人物，要显示勇敢行为，要通过最后一次战斗，现在那些背叛你的人的后代，为了表示对你的敬意，还会写出诗篇和建立纪念碑。

　　经过四周之后，他要求带法律史的书籍到囚室里来系统地认真地进行研究。他知道，通过观察孔经常有武装看守监视他，这迫使自己经常去留心他们的脸孔及在囚室内的活动方式，传说在这里现在就开始有了。美国猪猡不会不和自己的朋友、亲戚、熟人分享他们每天的见闻的。不，一个不会被击溃而失去自卫的人在坐牢，然而，他是一个相信自己的历史的正义性的斗士，会平静地正视那些赋予自己有控诉他，一个伟大的日尔曼民族的罗马帝国元帅的权利的人。

　　当美国人叫他去出席受审以及阿得利安·费塞尔通知他，他可以为自己选择辩护人时，戈林只是耸了耸肩说：“您想，当被占领的德国还笼罩着歇斯底里的恐怖气氛时，有谁下决心来为帝国的二号人物进行辩护？为什么要把诉讼程序当作闹剧？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最好的选择是——拒绝要辩护人。为什么把一个不幸的德国人置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境地？我认为，从我这一方面讲，最好的将是私人的辩护。我以为，我本人，赫尔曼·戈林，不需要辩护人，这里所指的是有关我遵循的那些原则的辩护……就是那件事他也向不列额军事法学家声明了；出席一审的外交部官员往伦敦发了密电，在密电中说，戈林不像是战败的敌人，他决心利用纽伦堡法庭作为他宣传纳粹思想的地方。”

　　只有在这些会见后，按照医生和苔卫人员收集的戈林在监狱中度过的每一小时的专案材料以及精神病医生、刑事律师、社会学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后，战略情报局在此之前解职的一名官员，新来的美国主要公诉人助手威廉·杜诺万传唤了戈林并对其进行面对面的审问。

　　“我叫威廉·杜诺万”，他自我介绍。“将军军衔，我是合众国主要公诉人的助手。

　　“是的，我知道这些。”

　　“我建议给您来点咖啡，您同意吗？”

　　“好的。我同意。”

　　“这不会使您重新染上可卡因的有害嗜好吗？毕竟是咖啡——尽管不多，但总是麻醉剂。”

　　“您得到的情报不客观，我从来也不使用麻醉剂。”

　　“这些情报是我从临时调给您和您的家庭的医生所掌握病历中获得的。他们都是党员和党卫军的老战士，难道您不相信他们？”

　　戈林微微一笑：“要知道，当那些人设置反对我的阴谋时，元首是相信党内和党卫军来的恶棍的。他是这样一个好轻信人的人……这就是我不相信把卑鄙行为记入我的病史的那些人，为以后给胜利者提供反对我的证词。交易的方式，世界史中完全普遍的观象，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够改变人类不完善的多余的供述，并且要求个人最大限度的显示健康的开始，而不是卑鄙的……”

　　“关于这点我们持有另一观点。”

　　“历史将对我们作出评判。”

　　“已经作出了评判。”

　　“啊，不！历史的主要评判是在以后，相信我的话吧。”

　　“您参加吗？”杜诺万笑了笑。

　　“不，我和您都非常清楚，我指的是谁。”

　　“这就是我想和您坦城地谈谈的原因。”

　　“我并不想从被监禁者与公诉人的坦诚的谈话中等待什么好的消息。”

　　“别忙着如此断然，您是—个政治家，您的克制力在哪儿？”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他的坚定性比自制力重要得多。”

　　“我应该是了解您的，您对继续谈话没有兴趣？我重复说一次，这不是审讯。您有权拒绝谈话，我正是为了谈才邀请您。”

　　“自然会推测，您的同事会记录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

　　“不，我要求过，我们的谈话不作记录。”

　　“您作为一个公诉人助手，或者说是作为一名美国情报机关长官，会提出这种要求？”

　　“您的消息灵通，我表示祝贺。我想，这会使我们的谈话轻松。”

　　“您想提什么样的建议？”

　　“我并不劝告您越过边界，戈林。这对您没有好处！您给人类留下了一系列的教训，其中包括，您十分精心拟定了非公开的诉讼方法，当被告失去与外界交往的权利时，他们的话变得无益了。我几次看过你们的电影工作者拍摄的有关审讯刺杀希特勒未遂案的参加者的诉讼影片……我们企图找到那些胶片，片中那些不幸的人说，为什么他们下决心去建立这种功绩，然而—切都被您毁了，唉！”

　　“您有我签过字的文件？文件中我曾下令禁演这部片子的某些部份。”

　　“证人将证明．此外您还教会了世界，应当如何和证人一起在需要的方面工作……”

　　“您不像一个士兵在说话，而像—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

　　“当你们讹诈季米特洛夫和托尔格列尔时，你们清楚地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国会大厦的纵火犯，然而这时您自己想起了谁？一个士兵？或是一个伟大而残酷的拷问者？当你们下令烧死成百上千万犹太人时，您自己想起了谁？当要被杀害的三千万斯拉夫人划十字，祈祷上帝时，当你们下令枪杀被俘虏的飞行员时，您又想起了谁？”

　　“把有我签署的这些命令拿出来。”戈林重复道；因喝了威士忌后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他感觉胸中在燃烧。

　　“会有的，也有凯特尔和罗森堡签署的命令……”

　　“凯特尔——一块擦地板的抹布。他从来也没有过自己的意见，称他为“奴才”更公正。罗森堡，这个歇斯底里病患音，他作好了对付一切的准备，只是为自己辩解，他永远是—个庸俗的沾名钓誉的人，他央求希特勒给他一个部长的职位，还哭诉说，没让他当外交政策的负责人，而把这个职位结了里宾特洛甫。你们该找些好证人……我会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的……”

　　“第一，”杜诺万紧皱双眉说出自己的见解，“我们这些见证人是你们的党员；第二，正是他们曾经相您及元首—起站在主席台上；第三，他们执行了您的命令，而不是您执行他们的命令。您听一听吧，希特勒的青年团领袖巴尔格尔·冯·希拉赫有关您的招供说，您总是把他作为一个闪闪发光的天才，思想坚定的战士和德国的希望来谈到他。”

　　“这么说他就是—个同性恋者喽！谢天谢地，希姆莱不知道这是，否则不会对美男子有好处的……他们在道德方面很软弱——这些可怜人，他需要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就是说，您领导过一批鸡奸者、走狗和沽名钓誉的癔病患者喽，如果把赫斯加进去，那就是一批狂人？还有谁能领导德国？”

　　戈林明白，杜诺万把他打倒了：他的脸上显露出毫无办法的表情——他感到满脸通红。血往上涌，看起来有些可伯。戈培尔在亲自对拍摄的影片进行新闻检查时，特别剪掉了戈林讲话时的那些窘态的片段，这太不光彩了，元首最亲密的助手在大庭广众中应当是一个完美的、年轻而富有诱力的形象。

　　“您要我干什么？”

　　“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杜诺万微微一笑，“我很高兴，您，终于提出了我需要您于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我打算和您讨论的事，就在于，或者是您帮助我，也就是帮助合众国原告方面，和我们详细讨论一下纽伦堡诉讼程序的有关人员出庭的形式，或者是您拒绝帮助我，那么，我就只好考虑我的下一步……”

　　“是作为起诉人？或者是作为在诉讼开始前能把我突然死亡的消息通知报界的情报机关的上司？”

　　“晤，为什么这样尖刻”。杜诺万回答，。这是希姆菜，——经您批准——走到这一步的。至于我——是很困难，我有报告义务，各级机关均有权过问我的工作，进行调查——当着公众和报界代表到参议院或国会去……不过，您的思想值得去思考它一—在提纲中，当然有那些你们系统每日生活中遵循过的道德行为准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卡尔·冯·奥谢茨基写到过，他写得是如此准确啊，我只有不倦地惊叹上帝的恩赐”

　　“这是谁？”

　　“您确实不知道这个名字？”

　　“不知道。”

　　“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是—个新闻记者，在反对您的学说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他在集中营被冰冻过……”

　　“您想说．他在集中营病了。”

　　“不，是扒光他的衣服，用冷水往他身上浇。”

　　“多么残暴……没有一个看透嗜虐成性的国家机关的人能予幸免。”

　　“是的，冰冻他的人完全是精神正常的人，他们是在执行命令。”

　　“谁的命令？”

　　“一个地位很高的长官。”

　　“那他就是一个极残忍的人。是明显的偏离了法规……煽动反对政府要受惩罚——是对的，这是根据法律，但是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虐待人。。

　　“是杀死？或是进了毒气室？”

　　“你们有我的签字吗，拿出证明来！”

　　“当然有，我们有您关于消灭犹太人的言论集。”

　　“这不是事实？我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消灭他们的讲话。我坚持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他们，坚持让他们迁居国外，而不是要消灭他们。我也会就这个问题同意元首的意见。”

　　“您发言反对他是在党代表大会上？在帝国办公厅会议上？”

　　“不，关于这事我是当面和他谈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专横的国度里，我宣誓要效忠元首，因此，我不能发表反对他的言论。我们的法律规定对不服从最高统帅的人是要惩办的。”

　　“他在战争中成了最高统帅。战前你们度过了‘水晶刀’的一夜。”

　　戈林感到自己地位低下，好像被挤进了固定在房子中间的金属椅里—样，他疲惫地说：“请说清楚您的意见，将军。”

　　“我已经把它说清楚了。您和我一起坐下来准备诉讼中有关人物出庭的次序！”

　　“我帮您在诉讼中起诉自己？”

　　“不，是起诉那些将和您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我准备让您处于一个思想领袖的地位，一个把日常事物委托给参谋部——凯特尔·绍克尔、卡尔登布龙纳、罗森堡、弗兰克、施特莱歇尔……的人。他们辜负了您的信任，滥用职权，违犯法规——甚至你们纳粹主义的法规。而当您发指示反对这些极残忍的人时，我估计，您并没和卡尔登布龙纳、绍克尔和施特莱歇尔——这些不折不扣的暴徒进行过争论。当进行辩护时，我答应给您自由行事的权力……您可以发表一个提纲性的声明，分清良莠，在生活中在思想和化身之间划一界限。”

　　“但要知道，让我在扩音器前进行辩护的那天，我会生黑死病或慢性肾炎的，将军。”

　　“我准备让您以一个士兵的身分讲话，您用自己的话发言，不会限制您时间，允许您所有的证人，无一例外全部出庭……”

　　戈林沉默良久，然后微微一笑，“甚至也传鲍曼？”

　　杜诺万也回之一笑：“我们竭尽全力找到他。”

　　“但是您得明白，我不会作告密者？您会意识到我没有权脸？”

　　“谁也没迫使您当告密考。如果我给您看了我们对弗兰克、施特莱歇尔、罗森堡、卡尔登布龙纳、凯特尔的起诉文献，您会颤抖的……您并不知道全部细节，不是吗？”

　　“当然，我不可能知道细节”，戈林回答，感觉到，他打算接受杜诺万的建议，完全相信他，“您等着吧，”他迫使自己向椅背靠了靠，“要是我的关于反对那些以犯罪行为玷污了自己的人的供词招致他们走向反面呢。他们将会往我头上泼污泥……”

　　“应当把‘污泥’收集到档案里。他们在囚室会失去这种可能性的，他们只能凭记忆说，凭诉诸感觉这在法庭上足会导致灭亡的，有份量的只有文献、签字、冷静的目击者提供的证据。”

　　“我应当想一想，”戈林说， “我将仔细斟酌您的建议。”

　　就在那一天杜诺万会见了美国的主要，起诉人杰克逊，对他说：“我还是深信，如果唯一留在人间的匪帮头子承认其它的匪徒犯有罪行，这就会使德国人擦亮眼睛。我担心最多的是一个民族的普遍的，平静的顺从。”

　　“您认为．他会这么简单地就承认自己犯有罪？” ．

　　“不，他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地就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如果我们让他觉得自己就是领袖，尽管是在被告席上，如果他，终于获得他为之理想的东西，仍然是二号纳粹。如果我们恰恰是这样在法庭上第一个审讯他，那时就可以对其它的被告和他就有关行动的方式达成协议。他将帮助我们证实罗森堡、施特莱歇尔、卡尔登布龙纳犯有罪行。”

　　杰克逊朝杜诺万慢慢拾起双眼，惊奇地打量着他问：“您怎么，建议和戈林串通一气？”

　　“我可没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个建议。我们有可能采用灵活的策略，而我们为什么不实施这种机动的策略，勿需对此视而不见。如果他要去作这样的协议，这将是一件严肃的事。”

　　“他——有可能。但我不去作，比尔，如果您要去作，那我要尽一切努力打破这种协议。”

　　“这是眼光近视。”

　　“至少，这是正当的。这里不是演出，比尔，而是人类期待的法庭。耍手腕是不行的，串通一一被这个肥大的恶棍害死的人在人们的记亿中更是骇人听闻。”

　　杜诺万耸了耸肩：“他变瘦了……”

　　“等着吧，您怎么，已和他进行这样的谈话？”

　　“我审讯过他，是例行的审讯，并且讨论了总方针的可能性……”

　　“您怎么，发疯了？总方针？！和谁！？比尔，我禁止您今后和这个恶魔交往！”

　　“您无权禁止我干什么，”杜诺万答。

　　“我又不是小孩，您也不是老奶奶，我对事物有自己的观点，您也有——自己的。让我们瞧着吧，看谁的观点胜利。”

　　……可是，胜利者是杰克逊。他愤怒至极；他向报界暗示，将会出现丑闻；杜诺万被召回美国，行前他仍然再次去见了戈林。

　　是的，戈林在睡前的短短几分钟，没有从事文件的研究，他想，保护自己的唯一正确方针——就是保护纯洁的思想和指控那些偏离它的人。当然，杜诺万是正确的：汉斯·弗兰克和恩斯特·卡尔登布龙纳是一些不正常的人。他们的心理被搅乱了，他们把全部精神寄托在梦幻上。他们幼稚到如此程度，甚至于不容自己去考虑可能发生的灾难，完全丧失了保卫的本能。当不得不对为来自你的办公厅的每一份文件负责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去考虑将来。我接近元首，我从不会忘记，他是怎样在来到帝国办公厅后的第三天，用惊奇的限光望了望官员们给他送去的要他阅读初签字的厚厚的公文夹。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阅读和签署你们的材料，我就不能思考和在纳粹面前发言。我任命部长，您就和他们决定日常的一切事务，除了向和我同级的领袖致贺电或深切哀悼的电文外，我不签署任何一份文件。”他还是像在常一样，邀请施佩尔和两个在梅得堡大学工作过的老战士去自己喜欢的幕尼黑饭店吃晚餐，而可怜的施特莱歇尔每天都在自己的报上发表有关要求消灭犹太人的文章！他，一个幼稚的思想家，他在签署每一行字时，他没产生过元首充当了我们整个事业悲剧结局的代表，因此他早早地远在1933年就预先考虑了自我保护 ……也罢，他，戈林，不得不在这里，在纽伦堡，在那些事件后经过十二年，用这种方式自卫，我的天，总共才12年，好像过了漫长的、幸福而美好的一生……

　　是的，他想，我承认自已的领袖地位，我坚持我们公理的合理性，是的，我们想拯救欧洲免受马克思主义的危害，能够做这件事的只有强大的德国，而不是魏玛共和国；是的，这需要付出；我鄙弃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的不必要的残酷，但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目的一一拯救德国人民、拯救欧洲文化和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

第十八章 施季里茨（九）

　　(布尔戈斯，1946年10月)

　　他不知道昏睡持续了多长时间，他刚一倒床就软弱无力地陷入了昏睡。

　　他醒来了，他觉得好像有人动了一下他的肩膀，然而，房间里没有任何人。寂静，习惯了的孤独。只有在这里才自由自在，不像在马德里的公寓，两扇窗户，一个壁龛，一个大浴盆，一个人很快就习惯了小的空间。这里，在一个大的房间里，施季里获感到没有信心。

　　睡吧，他对自已说，你脱身了，明天你就会出现在国界上，因此应当好好地休息。一切都过去了，你会回到祖国去的，此刻只有养精蓄锐，明天将是艰难的一天，但是你要做完打定主意要做的一切，只有信心十足的愿望才能带来胜利，你会胜利的。像小时爸爸敦的那样，向右侧翻身，开始数数到一百，立刻就入睡了。如果我不能入睡，这可很不好，的确不好，这样我会完全筋疲力尽的。当我打算去做一件主要的事情时，应该使自己感到精力充沛，而大脑已得到休息，准备神速而又能仔细检查作出的决定。

　　他看了看表——两点半；可我想在七点起床，办不到了。可能，在公共汽车上去睡个够；不，在汽车上睡不好．无论什么地方都汉有像西班牙这样有许多爱喧哗的人、愉快的人；是的，当我面临乘车经过我九年前曾经呆过的那些地方，好像回到青年时代一如果认为三十七岁也算青年时代的话——太刺激神经了，我不能不想念珍妮.帕尔码，瓦辛卡，也就是巴兹莱，想念美丽的克劳乌嘉，我不能不忆起，是怎样安排我越过战线到我们的人，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一奥弗辛科和米哈依尔·科尔佐夫那里去。

　　施季里茨从床上起来，没打开灯，他陷入一种臆想，仍旧伯有人跟踪，虽然认为此刻不可能有，找到他实际上也不可能，何况星期六警察局是有人上班，但他们也有权休息；请好好地休息吧，可爱的宪兵们，喝吧；和女人一起溜达吧，睡吧，只要不坐在普埃尔培一得耳一索利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机旁就行；后天一当我已离开你们的国家后你们再去上班吧。

　　他走近桌子，桌上高高地摆着一架大收音机；施季里茨自从来到西班牙就没听见过外国广播，只有旅馆的门厅有一个只转播马德里一个台的扬声器，而他没有—个熟人——未经党卫队秘密组织的批准，他无力购置收音机，否则会丧失补贴，那时靠什么过活——所以除佛朗哥分子提供的情报外．他并没有掌握关于现实的一些情况的情报，猜到比了解的更快，而他属于只相信事实这一类人，是无论如何不相信臆测的，何况臆测有什么用处？只会使头脑陷入毫无生气的不着边际毫无出路的空想……

　　大概，这个古老的班杜拉琴没有鸣响，施季里茨想，他打开收音机，他错了，班杜拉琴在响，而且响得极好。他久久地试图拨找莫斯科，毫无结果。德国——无论是东区还是西区都在广播狐步舞曲；巴黎在奏华尔兹，还走运，拨到英国的——他找到了从纽伦堡实况转播的节目；评论员在评述法律辩护人的讲话；比较详细地评述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辩护律师的发言，他正援引发言中的一些片断：

　　“1942年7月鲍曼写信给罗森堡。信的原稿已不存在，鲍曼的信的基本内容是，斯拉夫人应该为我们干活，那些不能干活的人，应当让他们死去，关心他们的健康是多余的。不能容许斯拉夫人继续繁衍和继续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只需他们能计算到一百就足够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都是我们将来的敌人。宗教信仰，只是作为转移他们注意力的一种手段。涉及他们的供应，只应当保证虽必需的。我们——是主人，应当首先得到一切。”

　　对希持勒最亲密的助手的这封信，罗森堡只能作一种回答：表面上同意，作出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让步，这种在首长指令中令人吃惊的表面上的变化，引起了东占领区部的忧虑。

　　罗森堡作指示时说，他同意信中的观点只是为了安慰鲍曼和希特勒……

　　1944年10月12日罗森堡通过拉梅尔什向元首转遇了一份辞呈……

　　他没有收到辞里的答覆，罗森堡又不止一次地打算面见希特勒，但没有实现。”

　　上帝啊，入的记忆多么短暂，施季里茨想。罗森堡，您明白吗，是递了辞呈！可我们的军队在1944年10月已兵临华沙城下；还在3月整个祖国就从德国人占领下光复了，“东部占领区”的部长该作什么？ ！既没有了部，又丢失了占领的地区！？辩护律师在指望什么呢？

　　还和胜利之师的代表坐在大厅里谈论什么“呈”？如果被征服者力求忘记可以忘记的一切，那末，征服者是会记住的。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忘记，当人们忘记历史时，这是可怕的，这中间隐藏着某种令人担忧的危险！不仅是一个人的，而且是—个国

　　家的想法，无论什么也不会受到如此负义的残酷我们所以还保惩罚。

　　历史留下了多少强国背叛自己基本宗旨的事例——如主张共和政体的罗马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它们的强大原来是在埋藏亘古以来的碎片上实观的……

　　律师接着说：“......作为被告入特别残酷的事例，是起诉中不止一次指控了的所谓‘稻草’行动。在这里话题转到关于中央战线命令从作战地区撤走5万儿童的计划，既然他们是作战地区的极大负担，况且儿童中大多数没有双亲照顾……罗森堡作为帝国东部占领区的部长，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因为，一方面他怕采取这种措施有可能被视为是赶走儿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儿童不可能是我们军事力量重要补充，政治作战司令部首长与罗森堡联系过并向他说明了，中央战线认为，孩子们到帝国不通过东部占领区的帝国全权总部长是有决定性的意义…

　　部长面前也补充进了自己请求的论据；半大孩子不是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而重要的是斯拉夫人生物力量在一个长时期内减少，持这个意见的不仅有党卫军首脑，而且还有元首本人。罗森堡也终于同意采取这一措施。至此，发言提到了不属于罗森堡管辖的有关行政问题的范围。他不想消灭别的人民，甚至不愿作为论据去援引俄国人生物性减退的必须性。

　　唉，施季里茨想，这个律师真是个可憎的恶棍。审判庭的人们能忍受他的这些话吗？

　　只要法官们允许发生他亵渎法律的事？！等着瞧吧．他反问自巳，鬼才知道这样会滚到哪里去。使用残酷的手段是不会有好结果。我们没有权利重复希特勒分子的作法，不让自己的敌人说他们想说的话。民主必须以有言论自由为前提。如果这是

　　法西斯主义！施季里茨反问自已，如果它允许随意布道希特勒的思想，那末这就不是民主，而是对民主的拙劣可笑的讽刺。或者说是对民主的背叛。提出的论据称述是“必须生物性地减少敌人”，不是有意“消灭俄国人”，怎能去保护一个暴徒。那末他们打算干什么呢？不是在加强论据的说服力吗？！

　　“……与起诉的论点相对立，”辩护人千篇一律地碟碟不休辩护说，“罗森堡无论如何也不是鼓吹迫害欧洲人的人，他根本就不是纳粹党和德意志帝国政策的制订者和制定政策的领导者。”

　　当然，罗森堡是—个坚定不移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反映了他的信仰和原则。但是，反犹太主义并不在他活动的前期计划之中……起诉援引了罗森堡作为纲领的以下的说法：“犹太人的问题，在从一切社会职位上排除了他们之后，会找到建立犹太入居住区的最终解决办法……”然而罗森堡并未参与1933年排斥犹太人的运动，也末被吸收参加制定反犹太人的法律：丧失国籍，禁止结婚，失去选举权，从所有机构的各个显著岗位上解除职务。他也没有参与1938年对犹太人采取的一切措施，摧毁犹太教堂和反犹太人的游行等。他更不是唆使人们参与这种事件或命令他们干这种事的幕后指挥……”

　　施季里茨想，当然罗，一个可怜的德国部长竞不知道，所有的犹太人被迫迁出城市，被驱逐到犹太人居住区，并从那里定向奥斯威辛的熔炉去化为灰烬。他要求消灭他们，像消灭思想“力量”一样，但他，“善良的博士”罗森堡不想把他们化为灰烬。当然，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犹太主义者，然而这仅是—种观点，每一个人都有权持有一种观点，否则这就侵犯了一个人表现“自我”的自由权利，不应当把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和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人混为一谈，这种政策是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等人“背着”他们在党内的最亲近的同事中推行的。

　　“……我再来谈谈罗森堡的作战司令部。至少有三个控诉人就罗森堡洗劫西方和东方的科学成果与艺术物品作了系统的诉讼发言。首先我应当仔细分析明显夸大了的，不公正的起诉，认为西方特别司令部的活动没有任何区别地扩大到对社会的和私人的财产的侵占，认为德国掠夺的艺术品，其价值超过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官和特列季亚柯夫美术馆收藏的瑰宝的总和。我也承认罗森堡的以掠夺被占领区几百年来积累的全部艺术珍品和科学成果为目的的‘洗劫纲领’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根据国家的命令行事的……

　　“戈林支持作战司令部的工作，并如他表明的，把得到元首同意的某些事‘分出来’用于自己私人的目的……罗森堡没能采取过什么反对戈林的步骤，但是他指派自己的特派员罗伯特·舒尔茨，至少是准确地记录下转到戈林手上的全部事情……”

　　施季里茨想，瞧啊，他指派了人“记录”！当然俄国蠢货是不会建立博物馆的，他们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不就是有这些托尔斯泰们、普希金们、格林卡们、陀思妥耶夫所基们、柴可夫斯基们……他们的庄园用作兵营十分好，墙厚、炉子暖和，而且彼得宫殿原来是拉斯特雷利建造的，他算个什么样的俄国人，无疑是德国人，俄国人不会成为建筑师的，是野蛮人……我的上帝啊，20世纪，这一切都发生在20世纪，当人们上天，入海，使原子分裂时，在一个给世界培育出令人惊异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国度里，这种破坏文明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一个狂躁者罗森堡结果会比黑格尔和巴赫强？！保卫国家社会主义——这就是未来的纳粹分子的纲领。这位辩护律师建议他们如何避开“不愉快的细节”，如何去拿握适应国家权力的法规，如何用协定的条款为暴行进行保护……施季里茨心里自问，你能把绞索套在罗森堡的脖子上，看着他的眼睛，然后用脚踢倒踏脚凳？你知道，这一瞬间功夫他的身体就会开始弯曲摆动、软弱无力地抽搐。这就是你对自己亲自说的，是的，我会这样做的。我这样做问心无愧，因为我不认为罗森堡是一个人，他是—个恶棍，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他的存在会危及地球上的生命。我会这样坦然地绞死一个污辱毫无自卫能力的少女的暴徒，绞死一个窒杀婴儿的野蛮人，绞死一个把老人折磨致死的畜生，这样做完全符合地球上成百上千万正义的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有谁该来承担这血腥报复的可怕责任——否则，世界将会毁灭，而开始的是—个恐怖和黑暗笼罩的帝国。

　　……伦敦的转播节目结束了，开始播放音乐；施季里茨在收音机的刻度上寻找另一些国家的节目，然而——是枉然的，世界已进入梦乡，是深夜时分，黎明的前夕了。

　　你躺下睡吧，他对自己说。听了纽伦堡的这个狗崽子的谈话后，你要好好振作精神。他使你充满仇恨。特别是当坏面临要越过法西斯分子守卫的国界时，这无疑是—股激励的力量。你应是—名记住仇恨的士兵，否则不会取得胜利。

　　施季里茨躺到床上，像父亲从小教他养成的习惯那样，向右翻了一个身，开始从一数到一百，然而仍睡不着。当年他强迫自己听见爸爸的声音，当父亲给他唱温存的摇篮曲时“睡吧，我的欢乐，睡吧，房内已灭灯，小老鼠在炉后已睡去”……他笑了，他想，只有在父母的嘴里，令人厌恶的秽亵的老鼠才会变成善良、愉快的米卡一玛乌斯。他这样思考着，他忆起了父亲的脸庞，灰白头发，突出的前额，像缅希科夫公爵一样的鹰钧鼻子。他闭上眼睛，为了保住这越来越少萦绕着他的梦幻，他感到恰然自得，因为一个父母都还健在的人是比任何人都特别幸福的人，因为任何时刻他都可能依偎着他们，感到心情这样平静和对自己充满信心，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有多么玄妙……

　　他带着这种心情睡着了……

第十九章 通信秘密（二）

　　亲爱的波尔：

　　请原谅，很久未结你覆信，换一个新地方实在非常忙碌。一开始就应当安置好，谢谢“野蛮的比尔”的明智的教训：“首先弄清，住在隔壁房间打鼾的是谁，然后考虑，是否值得击打破他房间的玻璃”。

　　告诉你，这个地方就是好莱坞！关于这里发生的事，请相信我，还会写成书和拍成令人惊讶的影片的。

　　那末，就依次来讲，首先我应和受我咨询的人认识，为此至少要读完40部有关战争、侦察、爱情、外交、诈骗(冒险事业)、舍己忘身和变节行为的电影脚本。或者我是一个外行，或者我读完的一切那是十分平常的事件。情节简单，内容贫乏，还是按照三十年代的模式构思创作的人物的性格，公式化，没有典型的艺术形象，像

　　结孩子们生产的钟表一样，没有一粒钻石，用上三个月后就可以扔进垃圾箱而无法修理。

　　我对电影制片广厂长斯连塞尔谈过这点他注意地听了我的话后答复说：“斯帕克，我理解您，可您也要理解我们，我们是为几千万观众而工作。人们是在工作之余才看电影，他们累了，他们整天在自己的机床旁和建筑工地上劳动，他们在办公室忙碌，神经过度紧张，等待晚报，不知道他们的美元会升值或贬值？因此他们去到电影院不会去想什么东西，而是沉浸在一种习惯了的享受之中。如果我们给观众显示自己的精神优势，那末我们就失去了观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谁也不喜欢比自己聪明，有独立见解，因而是比较有才干的入。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他们在电影里想要看到的那些人，明白吗？您是一个忠诚的，勇敢的人，但您不要过早地毁掉自己，对于您这不是战略情报局，在电影界，如果有人觉察这个人是仇人，会有人用牙齿咬断他的静脉。

　　你如何理解，静脉对我是宝贵的，我怕，有人咬断它，因此，我不随便表露自己，开始左顾右盼，留心听我周围的人说些什么。

　　那时，我开初真有点儿毛骨惊然，我从来也没想过，在我们美国，尤其是在首都，有这么一个居心匝测的人员繁多的塔兰托夫黑势力集团正在不断活动和积蓄力量。

　　杜勒斯的遗教是万世长存的：“要善于逢场作戏；去融合，去附合，去听，去说，去意味深长地微笑；要记住的不仅是言词，而是停顿，不仅是简单地一句回答，而是对回答的反映，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意见，去挑起争吵，这只能给你收集接近真实情况的可能性。”

　　我开始融合进去并挑起了争论，说实话，最好别这样作。

　　已经查明，这里像在各地一样，发生了同样典型的事，一个有才干的人在自己家里写一部真实的，有人准备购买但末上演的本；一个精明的导演正在拍摄一部影片，但没结他签订必要的租赁合同，然而，一些平庸之辈，利用有才干的人对社会的消极态度，顺着行政管理的阶梯间上爬。须知不是卓别林，不是波尔加特，不是特列西，不是特累西成为了演员公会的主席，而是—个无人知晓的里根坐上了这个宝座。他善于用地道的美国人吝啬的眼泪哭一个在和印第安人对抗中遭到枪杀的朋友的尸体。不是海明威，辛克莱，布列赫特或雷马克来确定演出人选，而是一大群平庸之辈在塑造登场人物。总之布列赫特和雷马克在此地难以处下去在这里的演员公会衣人坦率地说，这些人无权为美国观众写作，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性格，让他们去为犹太人的剧院，或者最坏的，是为德国人编剧；美国人有自己的传统，也不允许外国人来破坏这种传统，这会使民族的文化像铁生绣一样受到腐蚀。

　　我忍不住，反驳着：“塞万提斯，歌德和但丁没在好菜坞工作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契诃夫并没诞生在俄亥俄州！左拉，莫泊柔和法朗士也没在布隆克斯贩卖过果汁饮料！”有人回答我，说我歪曲了事实，但讲话并末涉及古典作品，感谢这些作品，我们从小受到启迪。现在是复兴我们传统的时候了，能做到这点的只有美国人，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人能做到。我当时问什么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可以把阿姆斯特朗、芬哲拉尔德或罗伯逊列为美国人吗？我得到的答复说，我在搞鬼，因为谈话涉及的不是有关爵士音乐，而是有关电影和文学。当时我问．那么雷诺阿和爱森斯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些人呢？争论停正了，我获得了胜利，毕竟可以用知识来制服愚昧无知，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被遗忘。又过了两天我才得知，和我争论的那些人开始到处打听，我是否是俄国人，犹太人或波多黎各人，我的家族中有无乌克兰或德国血统、总之，我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就是这样，的确，如果上帝要惩罚一个人，他是会失去理智的。须知谈话涉及的不是有关一个人，而是整个美国人。

　　我给一个崭露头角的明星科埃尔建议，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来，虽然他没在欧洲作过战，但他仇视希特勒主义，——他制作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如何给德国人“洗脑”，怎样用刨子刨去人类的精英，把最有才干的，有独立见解和鉴别能力的人枪杀和关进集中营的片子。

　　“在这里有准来看这个？”科埃尔问。

　　“我们相报喜欢看电影的是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应放映历史题材豹东西，像一个不识字的靴匠女人，一个纯朴的妇女成为一个舞台明星一样。看这种片于的会有二干万人，成就和利润都会有保障！或者说把我们的小伙子派往纳粹或日本人后方去，而他们将会俘虏敌人的一个师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在背囊里拖来他们在爱娃·布劳恩那儿偷来的十公斤白金，当她在阿尔卑斯山麓顺从他的性要求后向他表取

　　“阿道夫，原谅我，我没有想到这点，他用力抱住了我。谁会去看一个国家怎样被别人打败，向匪帮拱手投降的影片呢？何况这种情况暂时也没对我们，对美国人构成威胁，为此，每一个美国人会说谢天谢地的。我曾想留意一下，在德国，人们在说什么，想什么，然而只能见到人们在低声耳语，又不允许他们记录和宣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征服是表面的，而不是相反——当然，在那种场合，善于思索的入会觉察出群众的情绪的。

　　我带着这种想法去见布列赫特，他只是耸了耸肩，“你知道，”他对我说“我学会了凭感觉去预测未来，在欧洲有人一辈子部在教我这个，让这种科学见鬼去吧。我就是这样预感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即将临近，希特勒完蛋后才过去几个月，不是几年，但你听，这里有人说什么来着？数数看，在当地墨守成规窍的沙龙里，一个晚上会几次听见有人说‘有外人’这个词(这是指埃斯列尔、语卓别林和我)，那个最有天才的得米特鲁克，算什么外人。是的，一个老头儿，——句乌克兰话都不懂，他写东西都是用传统英……人们开始说‘红色’，一词是什么语调？人们已开始忘记把‘红色‘当作战胜希特勒的标记，人们正在遗忘，乔治，你别争辩，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让人们快一点忘掉这个事。而当迫使一个民族忘掉真理，那末等待它的将是艰难困苦的时期，首先这些困难将落在我们头上，落在那些不是纯碎的美国人头上。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次歇斯底里的有关真正的阿利安人传说的谈判——希特勒打这以后就起事了。”

　　马上我要抄写对话和情况，对一部有关我们派柱冲绳附近一个小岛上的侦察员的影片进行咨询，此刻我马上想到了国务院来的那个白发的恶棍，他才该在这部影片中工作，而不是我，他会删掉侦察的全部“浪漫色彩”的，他还会给他们解释，应当怎样拍摄有关战争的真实情况，我们和你，政治家们，该往何处，坐着，不要探出身子！

　　感到快慰的是我的孩子们可以经常下海去，海滨浴场离家不远，令人十分高兴，这里的夜色也是这样优美，波尔，是这样的惊人美妙！我和爱莉扎维塔坐在这幢我们租下的有三个小房间的小院子里，(这里的房租比首都的要昂贵)，唱着咖啡，听看一种什么奇怪的鸟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和歌唱，很快它们消失在高大的棕榈林中去了……”

　　顺便说说，麦克来了，找到了我，带来了威士忌、水果和饼干，我们坐着谈了半夜，他一切都正常，仍在国务院工作，他要求向您转达他的问候，他要给你写信。写了吗？他......顺便询问了你在1942年飞往德国前，布列赫特给过你剧本《措施》没有。我回答，不知道此事。他着迷似的醉心于布列赫特的戏剧，我曾介绍他们相识。麦克很高兴，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专心致志的人。真的，他以前醉心于棒球，然而，看来，将近老年他开始把所有的人吸引到一种永恒的事业上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思想更永恒的呢？

　　我读了你的信想了很多，我还没准备去争辩。也可能不去争辩，甚至相反，表示赞同，首先，我觉得，在这场让人愤怒的内幕中，拉伊扎的痛苦只不过使你受到一点刺激。我重复一下，忘掉她，越快越好。我知道，我说了什么话，然而，我越是潜心阅读你的信，从信的字里行间就越多地了解到，问题并不在于你受到刺激，而在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你仍旧在运转，与我不同。

　　考虑考虑，给我写写有关我告诉你的事，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行动呢？

　　你的乔治·斯帕克

　　又及，你关于纳粹分子的请求：在里斯本武官处有个叫肯普的人是一个最有趣的魔鬼，好像这是他的化名，其现在的姓名时而是维克斯，时而是威克斯，他和往来拉丁美洲的轮船公司的业主和港口工作人员都有很深约交情。

　　他以拥有一大批漂亮的少女提供给外交官而著名，他不仅有欧洲女人，而且备有训练有素的亚洲女人，基本上是战争开始以后从巴黎来此的日本女人和泰国女人。

　　以后他出过什么事，我不知道。如果我又想起了什么——我会给你写信的。

　　你的乔·斯

第二十章 施季里茨（十）

　　(布尔戈斯，1946年l0月)

　　施季里获睁开眼睛，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他轻易地从高高的木床上站起来，也不感到腰部和经常折磨他的左脚的疼痛，那几个月他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一步。在意大利，还是在这里，特别是初期，他都强使自己不用拐杖，他不喜欢与众不同，习惯成自然，毫无办法，不管怎样从20岁起，他就凭别人的护照住在国外，1924年，几乎是人生的一半时间，像传说的一样，他都是在异国度过的。他不甚明白，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要让他留在这里，留在马德里，并且依旧不露形迹，就像所有的人这样。但是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以期待良机的到来，这一时刻或迟或早是会到来的，他毫不疑惑。

　　施季里茨把水倒在一个大的搪磁盆里；罐子不是巴斯克的产品(他们使用的色彩令人难以置信，人人都随便凑合着制作陶器)。最可能的，多半是安达露西亚的产品，萦白色——这种冷色是适应当地40度炎热气候所必需的颜色，这种冷色调至少可以消除视觉的废劳，水虽然从山上引来时是凉的，但过了一夜变热了，尽管还是十月份，他沉了好久，然后用毛巾使劲揉了揉身子，他觉得精神特别焕发，——他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在瑞土，和牧师最后一次见面后，确信，工作巳干完，在杜勒斯那儿和沃尔夫一起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的人不会允许，我们也绝不是小偷小摸的人……

　　他下了楼，去一家小咖啡馆，桌旁一个人也没有，是秋天了；从前，在共和国时期，有许多旅游者到这里来，十月的斗牛赛是最有兴趣的，是明星的各种节目的大会演，而在佛朗哥上台以后，一个外国旅游者也没来过这个国家，拜访法西斯分子有什么意义，一切都规定得很详细，接连不断的禁令；最好的安达鲁西亚吉卜赛民间歌舞演员也迁居国外了，很多入已定居墨西哥、古巴、阿根廷和智利，博物馆内空无参观者，人民目不识丁，半饥半饱，哪顾得上用绘画和雕塑去挣钱来维持自已起码的生计。一个包着黑头巾的白发老太大，这点很像海盗的母亲，结他送来咖啡、二个用橄榄油烤制的面包和果冻。

　　“有玉米饼？”施季里茨问， “根想吃热玉米饼，我给好价钱。”

　　“我们没有玉米饼，先生”。

　　“附近有什么地方卖这个的吗？”

　　“也许只有唐·彼得洛那儿才卖，但他的小食店要八点开门，现在才七点半。”

　　“太遗憾了！”

　　“如果您要，我给您做牛奶蛋饼。”

　　“牛奶蛋饼””施季里茨重复问道，“有土豆？”

　　“有土豆，先生，可用不着土豆……”

　　“那为什么不油炸鸡蛋土豆伴大葱？”

　　“我们不卖这种食品。我会做很好吃的牛奶蛋讲，在这条街上都是闻名了的，我请别人吃过……”

　　“为什么不做每一家都会做的？”施季里茨吃惊适， “依我看，如果所有的人什么都会做，那就太好了。”

　　“那就不存在交换了，先生，贸易就停止了。那时人们该怎么生活？应当让街上的每一个人会做一样自己拿手的东西，而且要让每一样东西各具特色，别人无法制作。在我们街上唐·被得洛会做玉米讲，盐中还放有扁桃仁，玛丽一卡门太太会做伴有鸡肉的伊斯兰波萝饭，唐．卡洛斯以会做伴有海鲜的波萝饭而出名，我呢，请大家吃牛奶蛋饼。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家里做这一切，那就会重新开战，因为光顾的客人没有可以从中选择的东西，所有的人什么都会作，那你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家定才好。最好的是每一个人只会做一种小吃，而且让同行们一个也赶不上。

　　施季里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有道理，您解释得根有道理。”

　　我想，无论何时何地我总以俄罗斯去比试一下。大概所有离开祖国的人都是如此吧。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买到多好的价格又合理的东西，在自己家里已习惯这个了。须知，树木要嫁接，才能获得丰硕的果实，把别的树枝嫁接到一棵粗壮的老树干上，这根树枝以后就会逐渐变成这棵大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入乡随俗：要知道，我们那儿开始吃土豆时，有几个人反对，群众也反对把肮脏带土的核桃放进嘴里？

　　穿一只长靴会感到羞愧，没有谁会让一个妇女去参加大会，人多么怪。诚然，

　　“一个男子汉犹如一头公电头脑里怀着什么样的古怪念头，用尖棍子也敲打不出来……”唉，涅克拉索夫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什么样的大人物，也值得用小说、戏剧去纪念他，他不过是一个社会舆论的制造者、反叛分子的救星、一个贵族，一个好玩乐的人，宪兵杜贝尔特的朋友，囚徒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谋罢了，只有在俄国才有这种可能……

　　“你们的电话在哪儿7”施季里茨问。

　　“唉，先生，我们在秋天和冬天就切断电话线。没有客人，为什么要白白地付钱？”

　　“难道春天接上电话线就不付钱了吗？”

　　“这可要便宜些呢，我孙子统计过。他上四年级了，认得很多字，能随意写和读有画的书。”

　　“太棒了，”施季里茨随声应付道， “可能，您知道，往圣一塞瓦斯蒂安或圣地亚哥一德一孔波斯持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发车？”

　　“没有去圣地亚哥的直达车，但可以换车到那儿。只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换车……最好您去车站问问、先生……在那儿您什么都可以打听到，甚至还有顺路的车停在那儿，司机常载一些人走，休息日是该赚些外快……”

　　“谢谢，为了节省时间，可以用电话向车站询问一下……此地附近哪儿有电话？”

　　“唤，我不知道，先生…”在广场上好像有，但我仿佛已有十年没去过那儿，因为脚氏虽然没去过，九年前，我们的独裁者到本域来了，我去看过他，还往他脚下抛过花，是我丈夫带我去的，我没留意哪儿有电话…”

　　“您喜欢独裁者？”

　　“他虽是独裁音……但怎么可以不喜欢统治你的那个人？当然，我喜欢他，很喜欢，我全家都喜欢他，特别是读书的孙子……也许，只有您才在星期六往车站打电话？人们应该在星期六休息，也许，他们此刻正在喝咖啡。最好您去广场，一切情况您都会了解啦……

　　……施季里茨离开了半小时之后，负责这个区域的警察到旅馆里来查问，他要求给他看外国旅客登记簿；他看到布鲁恩的姓名，这正是马德里感兴趣的那个人，一一还在夜里就有人从普艾尔塔一得尔一索利往所有的大城市打电话，还不仅仅是往布尔戈斯一个城市打电话，——老太太款待了警察，让他喝了咖啡，吃了牛奶蛋饼，抽了烟后问：

　　“这个外国入结帐了吗？”

　　“是的，先生，”老太太回答了。”

　　“就是说，他不回来了。”

　　“是的，先生，不会回来了。”

　　“他问过你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问过，也没有说什么坏话，我告诉他，我们很喜欢尊敬的独裁者，他就走了。”

　　“我们枪毙了你儿子的事，他没问过？”

　　“为什么该他来问，先勿既然你们枪毙了佩佩，就是说，他有罪，战争啦，他什么也没写……没有写，他汉问过有关佩佩的事……为什么他要来问我儿子的事呢？”

　　“因为你儿子是赤色分子，就为这个。所有的外国人都在我国境内寻找赤色分子，以便重新进行国内战争，把我们出卖结莫斯科。你很久没有收到丈夫的来信了吧？”

　　“半年了。”

　　“很快会收到的。他还活着，在集中营他工作得很好……过两年他就回家来，如果他不再有无政府主义的糊涂想法……这个外国人付结你多少钱？”

　　“按市政当局规定的收费标准收的。”

　　“你，这个妖婆，敢对我撤谎，他给你小费了？”

　　“没有，先生。”

　　“把他结帐付的钱币章来看。”

　　“我已给人了，先生，我把它给了我孙子，他在唐·艾尔兰德斯那儿买了黄油。”

　　“什么，这就是说，我不得不让你的孙子我们那儿去几天喽。。”

　　老太大瘸着腿走到放有钥匙的小桌跟前，从抽屉里拿出三美元．把它递结了警察，后者立即把它塞进口袋里，并威胁道：

　　“你再违法，我就处罚你。”

　　“今后我再也不违法了，先生，这个外国人没有比塞塔，他把美元往我桌上一放，我对这些钱不很明白。”

　　“对美元所有的人都明白。他往哪儿去了？”

　　“不知道，先生。”

　　“他问过你什么没有？”

　　“没有。”

　　“什么，一直没开口说过话，一个字也没说过？是聋哑人？”

　　“不是，先生，是健康人……他说过活，他要我做蛋糕，我答复他，唐．彼得洛那儿有卖的，喏，他，大概，去那儿了。”

　　“你撒谎，老妖婆，”警察咆哮道，“我去过彼得洛那儿。他去哪儿啦，没说吗？”

　　“没有，先生，他没说。”

　　“我们会抓住他的。”警察说，

　　“他一定会写口供的，明白吗？他会供出和你说的每一句话。那时我才来这儿抓你的孙子。他娘的！记住我说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先生。”

　　“唔，想起来了吗？”

　　“好像他说过公共汽车什么的……”

　　“什么公共汽车？是去马德里、潘普洛纳，维哥，圣·塞瓦斯蒂安的班车……”

　　“不是，先生，我没记住这些，他像似无意中说出公共汽车的。——就这些。”

　　“他什么时候走的？”

　　“才走不久。”

　　“说准确点。”

　　“我不知道是几点，先生一—请不要生气，我说的都是实话——大约烧开一锅水的时间……”

　　把你的屁股放到水里，多少时间水才开呢。…他穿什么衣服？”

　　“夹克衫。”

　　“什么色的？”

　　”浅绿色的。”

　　“戴的贝雷帽？”

　　“有小胡子，什么样的胡子？”

　　“不，不，完全是一个举止得体，很有礼貌的先生，他穿着整齐，刚修过面。”

　　警察站起来，叹了一声气，慢慢朝门口走去，在门边他停了一下，没有转过身来说：“如果他回来，不许说我来过这里。要立刻到警察局报告……”

　　警察回到区警察局，向市安全部报告了全部情况；监视外国人的两名暗探，毫不费力地查明了施季里茨还在车站排队买过票，早班车于六点巳开走了，只有等傍晚七点发车的晚班车了。

　　过了五分钟，波尔．罗门乘《福待牌》赛车离开了马德里——找来武官温伯格作助手，温伯格的父亲曾和波尔的哥哥一起在林肯营作过战；他们都在韦斯卡城下阵亡了；在合众国他们两家很要好，他们两人都对佛朗哥主义异常憎恨，一起自愿来到欧洲前组1945年4月他们按派来马德里。

　　过了六小时，波尔来到布尔戈斯，黑色的车身沾满了尘土变成了灰黄色，在赫涅拉里西莫街上的“谢戈维亚”酒吧附近——在每个城市这个佛朗哥，真不应该，挂了许多有自己名字的招牌，波尔和安全局的暗探接上了头，。那些人正坐在一个露天凉台上的伞下喝看葡萄酒，对他们不能以金钱去投其所好，波尔发现，酒的质量极差，只能值几戈比，这里的暗探们没有钱花在扁桃仁或玉米絮团上。

　　“我从艾洛尼莫那儿来”波尔说， “他请求我转达，他打算在圣诞节前来拜访。”

　　这是秘密管察局外国人登记处艾洛尼莫上校的接头暗合波尔当时没有马上找到合适的契机去接近他现在总算在一起友好共事了。

　　“想喝葡萄酒？”一个暗探问。

　　“不，谢谢，我不喝葡萄洒，如果有冷矿泉水—…”

　　两个暗探交换了一下眼神，波尔想，没有什么，你们付矿泉水的钱吧，它比你们喝葡萄酒的钱贵两倍。至少我是不愿请他们的，西班牙贵族是不要脸的。

　　一个暗探用手指在桌上敲打着，好像他不是在干秘密警察工作，而是在吉卜赛人的舞台上。波尔提出要矿泉水，侍者没有说话，很快就送了上来，波尔请他们抽烟，他们谢绝了。西班牙人不抽红褐色的卷烟，只抽深色烟草卷的烟。他仔细听完了他们的上司授权向先生提出的问题后，耸了耸肩，回答道：“吓，不，这个美国籍的尼加拉瓜人一点也没有违法，没有违反你们的法律，我没有通过官方途径向你们提出，纯粹是友好的帮助。我感兴趣的布鲁恩先生，忘记了带钱，他只不过是忘却了交税，明白吗？我们在大使馆不得不这样作。”

　　“明白了。”那个军衔显然要高一些的暗探回答， “就是说，您不需要我们进一步效劳？”

　　听，感谢你们，太感谢了。布鲁恩先生此刻正在哪里？”

　　“您感兴趣的对象现在在博物馆里。”

　　“明白了。他怎么度过一天的？他没有忐忑不安吗？他喝得够多的了，就这么回事……他没胡闹过？你们知道，我们是喜欢热闹的，如果我们也喝了酒……”

　　“总之他什么也没喝，”年长的一个回答后，不再说话了． “显然他得到了接受询问的指示。”

　　“太好了，失生们，我无限感澈你们……我在这里和你们一道喝水时，他不会离开：博物馆？ ”

　　“有人会通知我们的。”

　　“博物馆远吗？”

　　“拐弯就是，有三个街区远。”

　　“如果他要走了，什么时候我开车去那里呢？” ’

　　“入口处有人会预先通知您的。”

　　“谢谢，先生们，再见……”

　　当然布鲁恩已不在博物馆了，一个红棕色头发的漂亮姑娘叫住了罗门(波尔起初想，她的头发是染过的，后来才明白，那是自然的天生红棕色。显然，她来自阿斯图里亚，在那个山区常迢见红棕色头发的入，根像罗马人，只是罗马人是尖尖的，有点贪婪的贵族式鼻子，而这个姑娘是一个鼻子，有点像畜牧场他们邻居的小女儿帕特。

　　“他去哪儿了7”波尔轻声地问，虽然博物馆内死一般寂静的大厅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售票老头儿在自己酌售票小角落里打磕睡，他不时把头低到胸前，像一个鳖脚的乐队指挥，不是以本领，而是以姿势取说于观众；不过，他不用从额上向上甩头发，因为他是一个谢了顶的人。

　　“有人请您顺便去圣·彼得洛街123号”姑娘回答。

　　“为什么？”波尔没停步， “有人告诉我，您知道，我需要的人去哪儿了。”

　　“在那里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姑娘答道，然后转身去了；波尔立即明白，和她说话毫无意义，就再没说一句话……

　　他骂了一句见鬼，然后走近售票员向他打听去圣一披得洛衔的路怎么走。听完了许多无用的话后，他得知城内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条优美的绿树如荫的街道，这条街就在附近，从这里一直走，然后转弯到阿列汉得洛·得·拉·别尼亚街，然后在“拉什·巴崔拉什”旅馆旁向左转弯，穿过得·马德里林荫道，就在那里左边的第三条小衔，是一条带花园的独家住宅式的小街。

　　波尔开车来到这条街上，原来这不是圣·彼得洛街，而是圣·被得洛·马尔基尔街。

　　他很想再回博物馆把那个老头儿从售票处内拉出来，让他在汽车前跑遍全城，谁让他乱说一气，但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在一幢住宅旁，他看见了一个女人正在一个大箱内取邮件——至少取了十份报纸，五公斤左右的文稿。报纸内容空洞无物，没有什么消息报导，法西斯主义——有什么新闻报导和真理可言，相互都在造谣，明知都在说谎，然而谎言的编造者还要故意在这些恶毒的胡说八道的字里行间去寻找耶伯是—点点所谓的真理；这真是奇谈怪论，不是吗？

　　而——波尔却反驳自己说，这不是奇谈怪论，法西所主义——无论对谁这都没有保障的，不管部长或将军是如何看待佛朗哥的，只要他对谁不感兴趣，这个人就要遭难，或者被解职，或者被流放到某个边远地区。

　　“请原谅，您能告诉我圣·彼得洛街在哪儿？”罗门刹住车，询问道。

　　“在城市的另一端，”女人应声答道， “据我所知，它是在城南的某个地方吧……”

　　“是据您看，还是确实在城南？”波尔激动地问， “我是指的：圣·彼得洛……什么，这种街名城里很多，是吗？”

　　女人微微一笑，虽然已到了十月季节，但波尔发觉，在她那长着非常美丽的绿眼睛的脸庞上还长着痱子。

　　“我们大多数的街道都冠以‘圣’或‘圣多’以表示尊称， “她仍然微笑着，”我们是比罗马教皇更忠诚的天主教徒”。

　　“倒也是”，波尔笑了笑想，假如他留住她和自己交谈，然后进请她吃晚饭，再带着她去某个地方跳跳舞，该有多妙，她可能就是他从希特勒的俘虏营回来，乘海船横渡到海湾后这当年一直寻找的那个人。他原来在瑞典，从那里飞回家，在机场没给拉伊扎打电话，——他想让她感到意外，他就这样做了——随着突然的敲门声，一个身着黄色、薄薄丝绸短袖内衣的混血种人从床上惊起。

　　然而我没有和她说话，罗门明白，我像套上缰索的马，专心致志干事业，这是我的本性，我不愿离开我的事业，现在对谁我也不相信了，也停止相信白己，而当我埋头于工作时，任何感情、仇恨和追求部没有了。

　　他开出约40公尺，又紧急刹住车，他决定倒回去，因为他刚才遇见的那个女人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照了照镜子；街上空无一人，他最怕旁人看到他可能出现的窘态；他难为情地去按门铃，问：“请原谅，你们这儿任有一个姑娘吗，她长着一对很深亮的绿眼睛，脸上有点痱子……”

　　布鲁恩倒不要紧，他想，博尔津这肮脏的纳粹畜牲，我此刻要能和温伯格一起喝喝酒，而不用在这个倒霉的西班牙的刑讯室中转来转去，如得了法西斯主义？”

　　他回到普拉萨·马略，一个警察仔细听完他的问询后，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我们看看吧……”

　　后来他弄来了一张破旧的城市地图，他打开它，仔细地看了很久，波尔从中断定那个售票处的老头儿是不识字的，尽管后者想帮助他找到那条该死的圣。彼得洛街。但是当车开到那幢独家住宅近旁一长着些许痱子的姑娘的住处后，当然就再也没有上大街了。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仅会有一次机会，他对自己说，我们都知道这点，但所有的人都一样或早或迟地终将得到那个给不同的人淮备好了的机会，因此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切都是混乱的。

　　……他需要找的房子，原来是一间旧的三层楼房，这楼房在一个绿村如荫的大公园里，站在金属大门旁的一个男人要他把车停在旁边，让他沿着一条两旁栽有柏树的林前道步行进去，——在入口处有人接待。

　　波尔大步走过红色的砾石小道，他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怎么到这儿来。

　　“我猜不出，为什么我们这个集团需要这个布鲁恩？干嘛他们需要他？有什么意义7这里定居的纳粹分子还少吗？这恶棍让自己在狭小明暗的房子里隐藏起来，而与此同时他又如此猖狂，我知道，他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不过他们为什么要紧紧地咬住他，也许，这就是他们感兴趣的原由。”

　　“您好，罗门先生，”一个个头不高，穿着浅蓝色上衣，打着耀眼的蓝领带的敦实而健壮的人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他的脸上显出航海生涯留下的痕迹，酷似在于操、昏暗的地窖里过了一冬的陈旧的檄榄油色，特别使人醒目。

　　“您好，”罗门回答， “老实说，我很不习惯这类秘密的游戏，我的时间很话，然而办事的时问还是足够的。”

　　“明白，明白……关于‘马德里院子的秘密’的说法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这个国家憾造出来的。

　　波尔明白‘只有从中心来这里的有地位的人物才敢于开这种玩笑。他显然不是当地人，要不就是普埃尔塔一得尔一索利来这里布尔戈斯的坐探。

　　“怎么称呼您？您没作自我介绍哇。”罗门说。

　　“啊，请您原谅，您可以叫我哈麦……格列戈里奥·巴甫洛·伊·哈麦。”

　　“很荣幸，我是波尔．罗门。我寻找的那个人在哪儿？”

　　“他已在我们的监视下，我将帮助你们。但我想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我早先的一个朋友艾罗尼莫热衷于去做这件有利害关系的事？我一定帮助您找到那个外表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尼加拉瓜人。

　　“是友谊，我们和艾罗尼莫是朋友。”

　　“很久了吗？”

　　“从佛朗哥开始热衷于和合众国发展经济关系时起，我们就把他安插到联合国了……”

　　“不是‘他’，应该况是‘我们’，我们并没有让自己与独裁者分开。”

　　“这个是明白的，是您的权利……既然您没有让自己与独裁者分开，就意味着您该和我保持友好的关系，因为我也是不得已才没有让自己和我们的服饰用品同杜鲁门总统疏远。”

　　“这样评价自己的首领，您认为合法？”

　　“对宪法的修正——这就是我的标准，明自吗？请原谅我，哈麦，我已是成年人了，不玩儿童游戏，有问题就请提出来。您想帮助我找到布鲁恩本人，那就帮帮忙吧。不——见他的鬼去吧，我会告诉大使，西班牙的工作不能给我们以应有的协助，你们的国庆节快到了，让托马斯和你们的独裁者夫商讨这件事吧……”

　　“托马斯……他是谁？”

　　“大使。怎么，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啊，是的，是的，当然，但我怎么也不想把您和外交职务联系起来。”

　　“我们暂时没有另外的人。唉，不过， 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到来的。”

　　“大致在什么时候？”

　　波尔明白，他应当提供些什么情况；让他写一份说明情况给自己那讨厌的普埃尔塔·得尔·束利秘密警察局，到时他将不会感到自己遭受了屈辱；否则他会出来对我谈布鲁思，而我对他只表示轻蔑的嘲笑。只有在此地我和他才没有开始谈对他们曾产生过过分大的影响的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那些人，虽然他们生来狡诈，确是很聪慧的人，在这些人中，一些人很激动，可能会把事情搞遭，我们的谈话持不会对那些需要的人产生影响……

　　“在去我的委托人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路上，”罗门说， “我会高兴地回答您的提问。”

　　“我的助手会把您送到那里去的，波尔。我没有时间和您一起乘车去寻找那个尼加拉瓜人，您此刻回答我，那就太好了。”

　　“您平时记载太差，哈麦，所有一切都可能出现漏洞和引起反响，您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人那里获得了设备，而他们从德国给你们送货，没有任何保障，因为干活的都是集中营的囚徒……让我们到公园里去散散步，那里荫凉，顺便活动活动腿脚，我开了六个小时的车……”

　　“然而波尔，我的帮助正是取决于我打算在此，即在这个房间进行的谈话。”

　　“那你们就进行吧，”罗门站起身来，说了声， “再见。”

　　他确信：佛朗哥的秘密警察只是在一定程度内才允许自己的助手们独立工作，特别是退踪的目标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垮掉和需要去共同协作之后；至于提到广泛的主动控，像杜诺万既给了艾伦．杜勒斯这样的主动性，允许他未经批准可以来取必要行动，可在这里不行，而且也不可能，一切都需经主管老板同意和批准，一切都必须上报到独裁音的总部，并且要和军方讨论，并以某种方式与外交工作相互协调。这个穿浅蓝色服饰的人神气十足，其实他只配和难利是图者鬼混。他出卖的不只是合众国连亲爹亲娘他也会出卖的，只要能把自己的发具的贷推销给那些游手好闲，不泛空谈的高级负族……”

　　“等等，波尔，”哈麦在门口拦住他， “您用不着急……”

　　“我着急？”罗门着实感到吃惊， “真是没有那些事，也就没有什么了，走，我们散步去？’

　　“我就会赶上您的，”哈麦说， “耽搁一分钟。”

　　罗门明白，他将带着录音机，这个笨蛋。

　　当哈麦在公园赶上他时，波尔用眼睛打量路他的上衣，小声说：“关上您那玩意儿，我反正说得很小声，您什么也录不上，脚下吱吱作响的沙石会淹没一切声音的。”

　　“您太多疑了，”哈麦微檄一笑， “您来摸摸我身上看看。”

　　“您给马德里打了电话？经批准去进行一次录音的谈话？”

　　“听着，和您这样的人交朋友令人愉快。我现在理解艾罗尼莫了，可能，我们还会在马德里见面的？”

　　“您能给我什么？我不习惯白白浪费时间。”

　　“我也是。”

　　“使我感兴趣的是有专业的人。”

　　“是西班牙人？”

　　“上帝保佑！我们不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像您想象的那样活着吧，如果西办牙人喜欢佛朗哥，让他统治他们吧。”

　　“是统治我们，波尔，是我们。不要把我和西班牙人分开，我是希望独裁音统治我们的。”

　　“不要为所有的人说话，哈麦。适当地说点。”

　　‘我，明白吗7‘我希望佛朗哥统治我’。”

　　“只有当我的职责是充当民族意见的表达有时，那时我随便什么都能坚持住，、他也就是一个人，是空架子……”

　　“是一个人，哈麦，这可是很多的人，如果是只看一个1，即只看每个单个的1，就不足为奇，但如果后面有一连串零，百万个零出现后，那就是个很大的数，这时如果去掉那个1，零将会全部解体了……”

　　哈麦笑起来：“可我们为了什么？我们不会让它解体，我们将很好地控制它们……就这样，使我感兴越的是有专业的人，显然，不是使我们的市民成兴趣。”

　　“具体的是什么样的？”

　　“不是使你们的市民感兴趣。我理解您并珍惜您的有分寸的态岛西班牙人不会使您感兴趣，而美国人也不会使我感兴趣，让其它所有的人成为我们共同利益的目标，同意吗？”

　　“您建议交换情报？”

　　“是另这样。”

　　“为什么不呢？当然同意……您——对我，我——对你，都是合适的。”

　　“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

　　罗门皱了皱眉：

　　“听着，不要这祥，您已不是幼儿……我非常了解，我的电话您能听到。您将成为这方面的职业家，这是可信的，人们都珍视这种人……习惯于盲目重复别人订出的计划的人是要受到报复，您是一份子，哈麦，您将成为一个零，星期三19点给我打电话，晚上不占线，我们可能会见面的。布鲁恩在那里？”

　　“喂！”施季里茨看了看表，当他从距离长途汽车站两个街区的小咖啡馆的桌旁站起来时，波尔喊住了他， “您去那儿？” ’

　　“您有什么事？”施季里茨耸了耸肩，立即感觉到腰部疼痛和令人难以忍受的疲倦。

　　“这是怎么啦？！”说了这句话后，罗门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随便什么都等着，但不会有样紧张的反应。

　　“是这样的，今天是哪一天？问题就在这里。星期六不是一个人的，而对一个人来说确需要星期六，或者我应当在决定离开住处前办一个注销手续，是吧？”

　　“您应当打个电话。”

　　“为什么？我不应该打电话，关于这点我们并没有约定。”

　　“那好吧，布鲁恩，如果您不说，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就把您转交给当地警察。”

　　“他们喜欢我们，我对什么事也不在乎。”

　　“说得对，他们是喜欢您，但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不喜欢那些那些属于商行的钱的人，何况是像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这种大商行呢，埃尔．杰克傅斯和西班牙人缠上了，对盗窃的人他们是要判去流放和服苦役的。”

　　施季里茨点了一夫烟，缓了一口气，用指头弹了一下烟头；他该往哪里去找那些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他担心疼痛会漫及全身，只好慢慢持身靠向小桌，请侍者：

　　“请拿两份咖啡。”

　　“我没有时间和您慢慢地喝咖啡， ”罗门说， “或者您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我和警察局联系，他们还等着我的电话啦。”

　　“我会回答您的……别发火，喝杯咖啡，要强制我去，不是吗……路不好走，应当松弛松弛……我们立刻就到我想一个人去的那个地方，我将去会一个女人，而您，就请坐在隔壁房间…。

　　只是她喜欢大声说话，您会兴奋的，最好您马上随身带几个人。”

　　“别装傻！”罗门真正地大怒了。

　　“听着，波尔，1937年我就在这里干过事……明白吗？我决定在我去作客的女房东处租下一套住宅……您是知道的，在希特勒时代也是禁止我们和外国女人睡觉的……”

　　“您这一级是禁止不了的。”

　　“我过去在这里还是居于被禁止的那一级。我当时是一名党卫军少校，不过是一条走狗…。．以后，当纳粹主义向前推进后·一对所有的人敌全禁止了，这些禁令又狡所有的人自愿接受，甚至几乎是欣然接受，只是听到议论纷纷之后，他们才开始解除禁令……”

　　“走吧，我是一个阳萎患者，很喜欢听一个纳粹分子如何同当地女长枪党成员在布尔戈斯的动物园怒声呵叱。”

　　施季里茨喝完了咖啡，放了一美元在桌上，服务员似乎没注意他，收起绿色的钞票就俏俏到厨房去了。

　　施季里茨明白，他已没有另外的退路，谢天谢地，他想起了克拉乌嘉，她到哪儿去了？难道她仍在此地？西班牙女人都喜欢自己的房子，她不可能离开此地到其它地方去。她现在会有多大岁数？她比我大约小五岁，就是说，是41岁。唯一的是我没有礼物，我完全不会做什么，还这样假装去爱一个女人，太岂有此理了。他们比我们更软弱和更加纠缠不休，这简直像欺骗一个孩子……然而她爱过我，一个男人会感觉到—个女人对自己的态度比对她们自己更好，他们生活在一个虑幻的世界中，我们不会去做这种想入非非的梦．每一个梦都使自己陷入类似儒勒.凡尔纳所描写的不现实的幻想之中。小男孩从不会以这种方式，像小姑娘玩洋娃娃、去当布娃娃的妈妈和女儿那样，去玩打仗游戏。

　　他站起来，疲惫地猜想，罗门是怎样地算计他，他推测出，当地的警察部门已开始和美国人接触了：这是对胜利者的友谊抱有希望的一次打击；遗憾，贫困的地球，生活在它上面的不幸的人们；似乎有某种无可幸免的灾难笼罩着他们，真是不幸……

　　“您的车在旁边？”施孝里茨问。

　　“是的。”

　　“不过，离此地不远，我们步行去吧？”

　　“随您的便，”罗门回答， “我倒是健康人，倒是您有残疾。”

　　他们默默地走着，施季里茨有点儿瘸，他的腰开始剧痛起来，该死的腰在一瞬间决定了我们一生中的一切；……

　　……他第一个来到冷清的大理石的门前，只按了门铃，他明白他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克拉乌嘉知道他叫施季里获，并不知道他也叫布鲁恩，或者别尔津……

　　他想，有关施季里茨的事，这些人显然还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点越久，回家的良机越有可能，我应做到一切，使她来不及像往常那样叫出我来，所以，我应当在她走出门口的那一瞬间做完该做的一切，不让她喊出声来。

第二十一章 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二）

　　(1946年4月)

　　问：解释一下您在1940华夏天访问马德里和里斯本的目的。

　　答，您是指的1940年7月？

　　问：是的。

　　答：我不得不完成里宾持洛甫部长的命令。

　　问：命令的内容是什么？

　　答：这完全是一个不明智的命令……里宾特洛甫是用挖苦的语气打电话的——他和戈林都具有一种本性——问，我是否有时间立即去他那儿。我答，当然，有。但我问了会谈的主题是什么，以便我能及时准备好需要的材料。“这不是电话里谈话的题目，”里宾特洛甫回答后就放下了话筒。既然我的直接领导者海被里希，像女人一样，是个醋劲大的人，而我所接触的又是元首。周围最亲近的入，所以，我只得告诉他关于这个电话的内容，反正到周末，特种警察向他报告有关帝国领导人的所有电话谈话防，他也会得知酌，只有元首的电话才禁正窃听，关于其余的人则没有什么例外，然而希特勒和戈林的、里宾特洛甫、戈培尔、罗森堡和凯特尔的电话记录都放在海因里希的桌上，由他一人决定，什么该向希姆莱报告，什么应该保持沉默……海德里希详细听完了我的口头报告．我注意到，

　　“这位绅士，看来，并不想就自己的方案征求我的意见，也罢，这证明帝国部长先生是一个白痴，您开车去一路那里，舒伦堡，向他表达我的诚挚无敌意”……

　　通常，当我受希姆莱之托去里宾特洛甫那儿时，他并不让我坐下，然而这一次他却出来迎接了我，邀请我坐在喝咖啡的小桌旁，他在我对面坐下，询问我和西班牙初葡萄牙的秘密组织有极好的联系的传闻。我回答，我在那里的确有联系，而且十分可靠……他又问，这种联系可靠到什么程度，我说，间谍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性质，可靠性的问题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主要的还是相互的利益和共同的适应性问题。里宾特洛甫对我的回答考虑了很久，他是那种很难理解的人。然后，他终于又问，我和温莎公爵是否很熟：“您要知道，在我们安排的那个晚会上，把您介绍给他是为了向他表示敌意7”我回答说，我没有应进去参加那次接见，当然，我知道这个名字。里宾特洛甫问了，我是否知道这个不列颠王室成员是帝国的哪一级友人。我答，关于这点，我可以向他报告。

　　“您有哪些有关他的材料”里宾特洛甫问，我说，回答这个问题感到为难，因为不可能调阅档案。当时他要求我说出自己对温莎公爵的个人看法。我谈了，于是里宾……

　　问：叙述一下，关于温莎公爵的情况您对里宾特洛甫谈了些什么。 ’

　　答：我说，温莎公爵的事证明了英国有着容许就同一个问题发表不同意见良好传统，并着重说明了，处在对德作战的状态下的公爵陛下的政府的立场不是不容妥协的，唐宁街仍然指望．王室自己决定自己的内部问题。我的回答使里宾特洛甫不知所措。他却说，我对对外政策的问题了解甚微。他发现，我“没把主要的事了解清楚：温莎公爵表现出对我们很亲近，他是历任住在岛上的最好和最保守的一个政治家范例。正是他的这种立场导致不列颠执政的集团疯狂起来。我们的任务在于适当地、有根据地在我们的利益中利用帝国的这位忠实朋友。”

　　问：究竞是谁的利益？

　　答：帝国的和英国的那些赞成和希持勒结盟和友好的力量的利益……这一切“有关传统和丘吉尔内阁的宽容问题，里宾持洛甫认定只具有次要的性质，对问题的实质没有关系。”及试图向他表示那种意义，即不能通过与国家有联系的决定，不要把注意力引向一个国家的传统上去，因为传统是“第二性的问题”。里宾特洛甫打断了我的话： “元首和我还在1936年就采纳了关于温莎公爵的决定，通过这项不可能加以讨论的决定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我知道，公爵的每一步都是处在不列颠秘密机关的监视之下，然而我也知道，被强制委派担任百慕大总督的公爵，继续是帝国的朋友。况且，我有确实可靠的情报，他表示希望在中立国定居，为了从那里采取自在柏林和伦敦之间取得和平的步骤。元首认为有实现一个英王室的成员公开地站到帝国一边的这种可能性——这是极端重要的。因此委托您，以您具有的西方人的外表，轻松自如的举止和语官方面的知识到伊比利亚半岛去，尽一切努力使公民离开葡萄牙。五千万法兰克人也以陛下的名义寄居苏黎士。您不管以什么方式，即使采取经力，也耍把他护送出来，甚至如果他表现动摇，您可以放手去办，但在此情况下，您要用脑袋担保温莎公爵的生命安全，对他的健康状况负责。我得知，最近他将应一个西斑牙贵族的邀请来这里打猎。昨天我和元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决定，趁打猎之机您应将公爵护送到瑞士，您，当然，要准备去完成这项任务？”由于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有些紧张，但我仍然请求里宾特洛甫允许我向他说明完成这一系列工作所必须的条件。他允许了，我问他

　　“您说过公爵对德国有好感……您注意过德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总之注意过德国人民，或者是您把公爵对德国现今的执政形式抱有好感也包括了进去！”里宾特洛甫曾想回答什么，但他的脸上突然掠过一片惊吓的阴云，不管怎样我终究从希姆莱的那所房子里走出来了——他简单粗暴地回答：“当我们谈论今天的德国耐，作为一个德国人，您是怎样向世界形容我们谈论的那个德国的。”——“然而公爵对帝国有好感的情报您是从哪里获得的？”里宾特洛甫回答道，材料来自马德里，来自完全可靠的入，这些人在佛朗哥的政府中占着十分显赫的地位。“一切细节由您和我们在马德里的大使去商议。元首和我都知道的那份情报，始终是我们和他的情报，除了我们以外，无论任何入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这里有没有某种反对意见，”我说，“您说过公爵同情的有关情况，同时您又放手让我劫持他。”里宾特洛甫皱了皱眉：“元首让您采用暴力不是反对公爵，而是反对英国秘密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把公房置于他们经常构、甚至日夜不停的监视之下。当我说到采取暴力时，我们的谈话就转到为帮助公爵克服由于丘吉尔的秘密机关的监视而结他造成的恐惧心理。您应该帮助公爵克服心理上的妨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过有关放手的话。他到瑞士后，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走动，而不受警察的监视，他会感谢您的。就这些，舒伦堡。”

　　我站起身来，感谢了这位喜怒无常的人的“信任”正要走。但里宾特洛甫却拦住我，用眼睛向我指点固定在三部电话上的受话器；，我戴上它，他拨动了希特勒的号码说，我的元首，舒伦堡将一定完成命令。”希特勒说：“让他和温莎公爵夫人建立联系，她对她的丈夫有很大影响。告诉舒伦堡，为了让他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他会得到以我的名义签发的采取任何行动的命令。”

　　当我向海德里希报告这次谈话时，他说，整个计划他不太满意，还说，里宾特洛甫这个败类企图在这种愚蠢的行动中利用他的人；并说我无权单独到马德里去，他指定了两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问题有专闻研究的助手归我领导，我没再停留，感谢了他的关心就……

　　问：派谁和您一起去的？

　　答：党卫军少校克洛依泽尔尚茨，他阵亡于东部战线，和党卫军少校施季里茨……

　　问：施季里茨命运如何？

　　答：最后一次我见看他是在1945年4月…“

　　问：您是乘飞机飞往马德里的？

　　答：戈林的一架飞机。这是一架专门的航班，在马德里我租了辆出租汽车，离开陪同我的军官，独自去了德国外交官们住的旅馆。然后．

　　换了一辆车，去到安排我住的那个旅馆，再以后，换乘第三辆车到了大使馆，受到冯&#8226；施托列尔大使的接见。他通知我说，他的情报员———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势力的贵族的代表——说……

　　问：他们究竟是淮2说出他们的名字。

　　答：从间谍与外交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来看，我无权说出与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

　　问：这是些什么人，您没采取任何步骤？

　　答：我不记得了，我难于确切回答您的问题

　　答：您没在大使馆委托您下属的任何人查清对整个行动来说是如此重要的问题？

　　答：您该认为我的陪同的报告是适当的，如果它们保存下来，在那里面无疑有我是否交持过这类任务的指示……

　　问：我们已形成了一个印象，您只是说，对您他说了您的好的方面。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行动，要知道您描述的这些事不过是在5—6午前发生的......

　　答：我不想让您沿着虚伪的路走下去，只是为此我才在那些回答中要求绝对的小心谨慎。

　　问：您能否指派党卫军少校克洛依泽尔尚茨去查明大使的情报员的名字？

　　答：能。

　　问：对指派施季里茨呢？

　　答，当然也可以，显然，我应指派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在1937年既然他曾在佛朗哥的司令部工作过，我记得，他与冈萨雷斯上校有过相当密切的联系……

　　问：是和阿尔弗雷多·何塞伐·依·劳乌尔·冈萨雷斯？

　　答：我不记得他的全名。

　　问：他是佛朗哥政治情报机关首脑的副手。

　　答：是的。如果他真是政治情报机关首脑的副手，那就正是这个冈萨雷斯……现在他怎么啦？

　　问：有人告诉您大使的情报员的名字？

　　答：您说什么，可我没和那些西班牙人有过接触，因此，显然，只命令把施托列尔大使的情报员将材料送到我们的档案室……

　　问：往下讲。

　　答：冯·施托列尔原来是—个十分受尊敬的人，特具外交宫的不妄自尊大，不嫉妒人。对我这种职业的人，他通知安排几次接见，以便让我在这些接见中更多接触那些掌握温莎公爵第一手情报的人。他补充了为公爵安排的、暂时还是保

　　密的准确的打猎日期，以及公爵此时处在十分抑郁的情况中，显然他认为现在被任命为百慕大的总督是一种享有荣誉的流放形式。公爵知道，英国秘密机关对邀请打猎一事十分怀疑，并为阻止这一行动而采取了一切措施。然而，冯·施托列尔说，

　　“可以安排在限定区城内的某地打猎，在那里组织‘偶然’越境。”他补充说， “您应安排把他置于您的监护之下。”……

　　问：根据这个意见来判断，冯·施托列尔的行为不像是作一个外交官，倒像是您的同行。

　　答：马德里是我们在伊比利亚、北非的反谍报机关的中心，是同盟国的海上转运站……很明显，冯·施托列尔不能置身于这项工作之外。

　　问，他是保安处的代表？

　　答：他可能是希姆莱私人的情报人员，在这个水平上招募是不固定的。

　　问：然而是否由于他和您一起时表现出来的举止，才使您认为他可能是属于希姆莱的情报人员的想法的呢？

　　答：在那时的德国要迫使一个人与秘密警察合作并不难……

　　问，我想听听准确的回答：“是的，他是希姆莱的人”或不是，他不可能是。”

　　答：是的，他是希姆莱的人。

　　问：往下说。

　　答：然后施托列尔中断了那些使他作为大使特别感到不安的问题的谈话。他对从马德里传到柏林的情报有时相互矛盾表示遗憾，因为他向里宾特洛甫的报告——是一个方面，国社党的代表发回给帝国领导人波尔的报告——是另一个方面，我们的间谍组织助领导害给海德里希的电报一一是第三个方面，报告的内容相互保密，“每一个都想暗中给别人使坏，”冯·施托列尔结束了谈话。之后他谈到了引起他注意的一个主要问题，他说，为了刻不容缓地使最高统帅佛朗哥卷入战争站到帝国一边，里宾特洛甫正在对佛朗哥施加缺乏应有分寸的那种压力，这在马德里是极其必要的。毫不顾及“西班牙的自尊”，施托列尔说，

　　“自然就不会经常多重复关于西班牙威严的那些词藻华丽的句子，此地无事可作。这个老加利西亚人①——是一个老奸巨滑的骗子，虽然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不能不考虑国家极其糟糕的经济状况，他把钱几乎都花在军队、秘密警察和宣传上，因此工业、农业处于瘫痪状态。如果我们承诺供应西班牙粮食产品、机器、飞机、坦克那么佛朗哥会追随我们。如果他相信，参战会结他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那时他会去干这件事的。但帝国的一个部长先生只是为了帝国的最终胜利而去压西班牙参战，而这点在这里是不够的，无论什么都不能像昔日的威严那样渗透进一个民族意识，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个不能宽容的事闭上限睛，如您能把这个观点传给那个帝国部长先生知晓，就太好了。”

　　问：施托列尔本人不能作到这一点？

　　答：帝国的情报的可靠程度是不以真实性为标准来确认的；而是按照谁更亲近领导人为标准的，既然我与里宾特洛甫常来常往，冯&#8226；施托列尔认为，那个人在更大程度上比他会更听取我的话。

　　问：冯·施托列尔大使是帝国特派的全权部长，而您只不过是一个旗队长……一名类似元帅的上校，难道这符合逻辑？

　　答：假如帝国是建立在以逻辑为前提的基础上的话，我想，现在是我审讯您，而不是您审讯我。

　　问：不要把注意力转到细节上去，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对温莎公爵的行动。

　　答：我和我的西班牙熟人见过面，讨论了在里斯本的接触后，我乘飞机离开了……

　　问：您在马德里和谁见过面？

　　答：根据和西班牙秘密机关的联系，我们的随员邀请了佛朗哥的侦察机关的四名高级官员到我们这儿来共进晚餐。

　　问：他们的姓名？

　　答：我不能确信，这些先生们是否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出席晚宴的。他们多半是使用假名，西班牙人阴私、狡狂和不轻易信任人，直到你还没有向他证明你的力量、能力和准备在他们的公务中帮助他们时为止……我不止一次地记得，塞尔赫奥·奥楚普将军、艾洛尼莫中校和冈萨雷斯上校都去过那里；这个人不隐瞒自己的真名，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是在佛朗哥准备起义时。而且将军……不，我不记得第四个人的姓名了……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

　　问：您直接给他们讲了，您要去里斯本劫持走大英帝国王室成员的事吗？

　　答：我直接讲了这件事，和每一个人都单独谈了话，是的，在这些人分成小组之后，我完全坦率地给每一个人谈了这件事。

　　问：和您谈话的人中，任何人对这种行动的可能性都没有表示过怀疑？

　　答：我们都是以此为职业的，我们是在干自己的工作……

　　问：就是说，职业允许把国际法准则置于脑后？

　　答：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您不能对我加以审讯，因为我是—名战俘。

　　问：您认为您是战俘？这点还应当证实，可只有我们才能证实这点，当然也要看我们是把您当作俘虏呢或是当作被捕的纳粹罪犯来决定。往下说。

　　答：在里斯本我获得一些新联络点的情况后，我就租用了一辆大功率的美国汽车离开了那儿。我在大使馆的人为我租用了一个住处，房东是从荷兰迁来的一个有钱的侨民，是一个持反纳粹信念的犹太人。

　　问：他叫什么名字？

　　答：不记得了。

　　问：您一定记得，您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不是这样的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希姆莱知道，您曾在一个犹太人家中住过？

　　答：不，我没有权利在工作中与犹太人发生联系。

　　问：如果他打听到这个呢？

　　答：我说过，我没有科到这些。

　　问：您的主人知道，您是保安总局的成员？

　　答：当然不知道，只是向他介绍了，我是一位瑞士商人。

　　问：为什么您决定住在荷兰犹太人家，而不住另一家？

　　答：因为在葡萄牙，人们喜欢英国人，人们都清楚知道，党卫军的人从来也不住犹太人家，这样一来，我的住宅是完全安全的，我的安全就有保障，英国的秘密机关也不会注意我。我有根据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确信，你们保存有贝斯特和斯捷维斯秘密拍摄的我的照片，我和他们在你们海牙的司令部进行过谈判。

　　问：为什么您认定我和我的同事与英国秘密机关是一起？我们是侦察机关，和国王陛下的秘密机关没有任何关系。

　　答：当然，是的，让它就这样吧，可以继续吗？谢谢，就这样，我安排好和日本间谍机关在里斯本一个轮船公司老板的家里工作的助手的接头点，并在……

　　问：他姓什么？

　　答：奥什玛。

　　问：什么名字呢？

　　答：一般我称他“奥什玛先生”或“亲爱的朋友”，我请他结我弄到使在爱斯托利尔城堡的有关温莎公爵的情报，然后我拜会了我们的大使冯．古恩，在说明如何完成委托结我的任务的细节中，他给了我热情的帮助。

　　问：冯·古恩是希姆莱的情报员吗？

　　答：我想，是的。

　　问：您的有关冯·施托列尔的回答就没有这么有把握。

　　答：问题在于冯·古恩很顺利地得到过有关我在芬洛的作用的情报，在劫持贝期特和斯摆维斯时……党卫军中的一些心腹也得到过这类情报…．．．顺便说说，他问过，我是否深思熟虑过预防措施，以便我的行为不会损害德葡关系。那时萨拉查还加强了秘密警察的势力，我的人实际上在1945年前夕，为使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完全受我们支配就采取了一切措施。正如我说的一样，这种工作正是大不列颠的秘密机关进行的……

　　问：您谈话离开主题了。冯．古恩还给您说了什么？

　　答：他说他收到了具有特殊性质的情报，不管芬洛发生的事件，大不列颠的秘密机关仍然确信，德国军人中存在着一股反对元首的势力。为了建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一战线，将军们打算排开他与伦敦媾和。

　　问：可能，这个信念的产生并不违反芬洛发生的事件，而正是由于它的产生？

　　答：您想说，不列额秘密机关打算把贝斯持和斯捷维斯交给我们？您还想说，这次行动不仅是在柏林，而且在伦敦也策划过？

　　问：您的观点我很感兴趣。

　　答：我不准备按照这种假设来说出我的意见。我应当想一想……

　　问：就企图劫持他的事件继续您的供述。

　　答：翌日我收到了奥什玛有关爱斯托利尔城堡，公爵和他的妻子，仆人和保留们占用的客厅、居室的详尽无遗的情报，我安排了对城堡的监视，同时也得到情报说英国的秘密机关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后来得到材料说有人公开劝告温莎公爵不接受我的西办牙朋友转给他的打猎的邀请……

　　问：您说过，您不记得那些为公爵安排打猎的西班牙贵族……

　　答：好像，他们中有奥尔加斯伯爵的后裔……还有德·安塞纳达侯爵的子孙……一句话，我得到情报说建议公爵不打猎了，但他仍旧不想去百慕大群岛，高兴留在欧洲。然而公爵仿佛说过，他不打算永远居住在无论是敌对国家或是中立国……他的立场使我感到奇怪。他想住在欧洲，然而那时的欧洲只有两个中立国一一瑞典和瑞士，既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明显地接近希特勒，而不是丘吉尔……我和我在葡萄牙的联系人讨论了出现的局势……

　　问：他叫什么名字？

　　答：我觉得好像叫安东尼奥·杜·圣图什·他是秘密警察局的一个上校……我们拟出了计划……我要他通知温莎公爵，英国秘密机关方面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可能，还有德国的监视。因为，他，社·圣图什应利用自己的人——菌苗牙秘密警察的官员去加强公爵的保卫力量。为了增加杜·圣图什说话的份量，我的人在爱斯托利尔安排的一次事件中，用石块击破了许多玻璃……这一事件给杜．圣图什的人以借口，认为击破玻璃的石头可能是炸弹和窃听装置，于是对爱斯托利尔城堡进行一次彻底的捡查。这对有关温莎公爵的情况补充了材料，总之，关于他将来的情况是复杂的。我还采取过一个很简单，然而令人气恼的手腕，给公爵送去几大束夹有纸条的玫瑰，纸条上写着：“愿为拯救您摆脱英国秘密机关监视而做到一切的葡萄牙朋友”。

　　问，然而照您的话，如果葡萄牙秘密机关摆脱了英国秘密警察的监视，为什么您不实现劫持？您不是有权采取“一切行动”吗？

　　答：问题在于我的监视人通知： “葡萄牙人进行了必要的工作之后，英国秘密机关立即行动起来了；从伦效派来了20几个专门部门的人，他们封锁了进出爱斯托利尔城堡的通道。我遇见我的一个日本朋友。他听完了我的话，只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您没完成元首的命令，那么怎么才能拯救您免遭惩罚？”我回答说，如果我不能把温莎公爵劫走，很难想象我会出什么事．日本朋友说，他能帮助我组织一个“开枪劫持的场面”并在巴西的报纸上有意将达一事件泄露出去。这样，“在元首的服里，您就有理由得到谅解，您作到了您能够做的一切，如果劫持失败的话，这不是您的罪过。”就在那天晚上，我会见了杜．圣图什，告诉他说，我想任检查我们的谁备工作就绪之后，明天夜里和我的人一起不顾射击的危险劫走公爵。这时我问，他能给我什么帮助。杜．圣图什回答，在这种形势下，他不能给我帮助，因为很多人可能被杀死，还有萨拉查也不会原谅他。他还说，如果有人知道这一切，那将会使德国的威望道致不可挽救的打击。

　　“当然这在我的部门也会失去对您的支持，我们不喜欢那些过分浮夸和冒险的人在我们这里工作；我能应允您的只有一种形式的帮助，从我的资料中柏林会知道劫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又过了几天，公爵乘轮船离开了城堡，去了他光荣的流放地百慕大……当我返回柏林时，海德里希听完了我的口头报告，说：“再也不能允许里宾特洛甫卷入类似这样的冒险行动”，正是他的这一立场才救了我免遭惩罚……

　　问：为了损害里宾特洛甫作为这一事件的发起人的名声，海德里希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英国秘密机关关于准备行动的情报？

　　答：不知道。

第二十二章 盖伦（二）

　　(1946年4月）

　　当盖伦收到转交给他的审讯舒伦堡的记录副本时，他注意到，谁还有接近他的可能，当回答他，除了给他照像的那个人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要求助手不要让任何人和他取得联系，取消了预定在路易斯特拉斯的秘密住宅里和斯杰潘·班杰拉亚的会见，并着手精心研究得到的材料。

　　记录是最宝贵的文献，因为它让人明白；胜利者知道帝国间谍机关最隐秘的秘密，留下的什么材料是无人知晓的。当年，正是他在帝国临近失败并在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在自己的部里“东方外军处”作出的口头指示。这远不是记入登记册的全部文献资料。正是在1944华夏天盖伦命令自己的助手查阅从波兰的战役开始以来的档案，并无一例外地把有他签字或加上批示的全部文件呈报给他。正是那时他销毁了近40种他下达的命令和指示，上面有关于对俘虏的待遇的原则，审讯动摇者的方法，对破坏者和指挥官的态皮(不加审判，就地枪决)的批语。还有两封给希姆莱的毫不掩饰其奴颜婢膘的性质和对极权制度又如此典型的信件，在这些编号下，他把另外的具有科持、尊严为特点的并在内容上与元首持不同意见的那些问题的文本塞进档案以代替这部份文件，那些问题是有关罗所福、斯大林、丘吉尔最近在宣言上声明作为属于国际法庭审判的战争罪行的问题。在希姆莱的档案中将留下真正文件的原本，这无关紧要，第一，可以期望销毁它们；而如果没有，那他今后就有可能诽谤它们的真实性，并且证明，这不是别的，而是在帝国垮台前夕，盖世太保想损害那些所有的德国的爱国者、真正的欧洲思想的追随者、反对一切极权主义的斗士的名誉的工作，这些人决心不再走潜在助神经错乱的元首的道路；这是两个文件—一不是一个让胜利者去决定，认定哪一个对他们支有益……

　　盖伦知道，要销毁损害他名誉的文件对舒伦堡来说困难得多；须知舒伦堡知道他的一切；而且还知道那件不该落入英、美人手中的事情的真相，这样就给杜勒斯提供了掌握这些情况的可能性及在如何对待他盖伦的问题上提供了充分根据，即不像对待和希特勒进行过斗争的战友和领导反对布尔什维克渗透西方而进行斗争的秘密前哨的义士那样，而像对待任罪证面前理屈词穷只按命令行事的奸细那构因此，盖伦极想知道，舒伦堡在监禁中表现如何。

　　他还担忧舒伦堡的供词是因为在伦敦执掌政权的是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是的，当然，工党党员们不得不追随美国的政策，他们简直无地自容，然而要知道舒伦堡的某一部份供词可能传到新闻界，于是事情败露的五闻既要开始传开。

　　差伦明白，为了拯救自己免造纽伦堡的诉讼，杜勒斯显示了他的智慧、分寸和坚毅，甚至在那里一次也没提及他的名字，那时，即使像霍伊任格尔将军也被叫去审讯过；只有杜勒斯提交的巳拟好的有关霍伊任格尔追随反对立场的文本的干预，才使希特勒和凯特尔的同事被解除拘禁，免予送交法庭惩罚。

　　因此他，盖伦，应当知道伦敦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知道，他现在掌握的材料，其秘密价值是美国人不可能估价的；甚至杜勒斯的助手，一个叫休·格维尔尼茨的德国人都不了解舒伦堡，因为他是征那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国家受的教育(当然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这样作对事情没有妨碍的话)，而不是在那里，必须复述上等兵的预言，甚至让你亲自好好了解，他胡言乱语些什么。他盖伦，理解不幸的舒伦堡，他清楚那些他该隐瞒主要的事实，为将来安排退路而公开铰尽脑汁，他疾呼要求帮助并且统起了让这些卑劣的民主主义者所能了解的防线；盖伦读过审讯舒伦堡的记录，好像在和镜子中的自己说话一样；上帝啊，谢谢您使我摆脱了这可怕的遭遇。

　　第二天他把舒伦堡的供词提供给军事行动调查组研究，从中摘录出那些他不止一次提及的他的助手的名字，特别是那些使英国人感兴趣的名字。

　　盖伦觉得，从他们制定的下一步计划来看，保安处的13个军官是有前途的。

　　这13人中有党卫军旗队长马克斯·冯．施季里茨。

　　经过一些时候以后，有人向盖伦报告在他和杜勒斯在瑞士谈判期间，被舒伦堡指派去配合卡尔·沃尔夫，以后又被缪勒使用过的施季里茨，(详情暂时还不清楚，可以猜想到，分队长研究过施季里茨与俄国的情报机关秘密联系的可能性，查明这类可能性的工作正在进行)，用马克西姆．布鲁思的名字住在马德里一个很糟的膳宿旅馆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盖伦感到内疚。

　　他并没有立即明白，他为什么对施季里茨特别感兴趣，在间谍机关内幕中，一定要有温柔气质，也就是看重于感性的东西只是在以后的行动时才利用这冷酷无情的手术刀式的逻辑，正是以自己敏锐的间谍嗅觉，他才感到在对他是神秘不解的施季里茨的事情中有某种可以对他盖伦的事业转为有利的东西。

　　他从不催促自己，如今在纽伦堡审讯室苦恼不堪的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希拉赫某次曾给他叙述过有关创作的甜蜜而痛苦的事，希拉赫编写过极坏的让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放声高歌的诗：“前进，日尔曼的孩子们，我们要消灭全体赤色分子，建造一个正义的世界，一个日尔曼的世界、人类最好的朋友一我们的元首的世界！”

　　“您不能想象，将军，当这首新诗在我头脑中出现时，我经受到的是什么，”那时希拉赫曾说过，“我开始理解了怀孕的女人的心情，总希望促成这一过程提前发生——意味看生一个早产儿。而这在民族面前是犯罪，因为早产的孩子具有心灵上或身体上的缺陷，这是国家的累缀。应当会等待。等待——这是甜美的，令人厌恶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痛苦。您赢得这身本事，您会感到幸福，当您某一次在半夜涅来时，您会奔向桌前，根据个人的感受，写就没有一点涂改的诗行。所有这些关于每天工作的必要的谈话，是脑筋迟钝的斯拉夫人和精神范畴不同的犹太人的虚构，等着吧，将军！要善于等待，神秘的、幸福的航标自然会给您指明航向。”

　　盖伦，当时听了希拉赫的这番话，惊讶地想到，谁在掌握德国青年，一个傲慢的混蛋，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胡编乱造可伯的诗句的家伙，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有权命令男女孩子们，把他们驱赶到俄国人的坦克下，在反对英国、美国人的斗争中注定要遭到毫无意义的死亡。

　　然而，他不能不赞同青年团的领导人的善于等待的道理；任何思想的动力都是以主张考虑欠周全而遭报复的。然而，期望，应像希拉赫提出的那样，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服从于一种思想的。

　　正因为如此，在布置好再一次看看他的人及时收集到的缪勒、波尔将军、舒伦堡、卡尔登布龙纳、埃希曼的一切情况的任务后，将军才像往常一样，随身邀请梅尔克一道动身到阿尔卑斯山中去进行每周一次的例行郊游；那个人在这些郊游时成了无人能代替的伴侣；他非常关切地听取并让自己反驳盖伦评价很高且做过的事情，但是，在最大限度内，仍有分寸地注意上下级关系；正是在这次周日的郊游时间里盖伦才明白，党卫军旗队长施季里茨为什么使他这样感兴趣。(保安处里他们有多少！)

　　“您怎么想，梅尔克，如果我们，正是我们的组织能够找得到缪勒和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那些人员，美国人会说些什么？”

　　“他们会说谢谢”梅尔克回答， “只是我想，缪勒已了。”

　　“如果他死了，太可惜。当真正的德国人，就是我们，把这个残暴的德国人缪勒交到司法机关的手中时，这不能不拾高我们的声望，因此，我们应当找到缪勒。这可以巩固我们对阿登纳的立场，因为阿登纳正在和比我们强硬得多的和不受制约的美四人建立关系。他，当然，是一个聪明人，然而我并不想在德国人的交际场合中他成为唯一的政治风云中的倡导者，我想，倡导操纵风云的那些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是我们，而不是阿登纳。”

　　“我觉得，对待老先生您总是充满了尊敬。”梅尔克说。

　　“我的确对他充满敬意，但他是一个特别的国民，因此，他能够，在一定的情况下，去作第二个拉帕洛，并和莫斯科建立联系。任何一个军事战略家都绝不会去做这件事和正确做到这点。”

　　“您拒绝对俄国人采取任何形式的妥协？”

　　“我……我们能做到一切，只要排除这种妥协的可能性，德国人是欧洲唯一能够对和平作出保障的民族。这是我们，不是别的任何人，

　　为了让海军元帅雷德尔和邓尼茨成为将来一代德国人的英雄，而他们将是他们，我们，也正是我们，应该把残酷成性的缪勒交给世界。我要继续定下去，梅尔克……在文件中透露的某件事是关于缪勒假定接触的是这个施季……本人。他叫什么？”

　　“施季里茨。”

　　“谢谢，就这样，他假定施季里茨与俄国秘密机关有接触，然而又不便把他扔进地下室，像应当做的那样，也不便绞死他，而是相反，还留在自己身边，那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但如果我们向世界证实，盖世太保缪勒正是通过这个施季里茨与布尔什维克联系，那末我们将取得任何人都得不到的东西。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单是明白，而是非常高兴。”

　　“他们为荷兰人的写生画高兴……”，盖伦笑了一笑说。

　　“不应当为我高兴，应当和我争论，为了构思得到绝对修正。您看看，我们让肯普去熟悉那些我仍掌握的有关施季里茨的材料，可以做些什么”

　　“将军，我们还未占有军事行动意义的材料。应当表达这种想法，委托肯普去做粗一些的工作，但是，如果他手上没有两颗炸弹，把施季里茨赶到角落去，你是做不成的。”

　　“不要赶，”盖伦赞同道，“我应当达到让这个施季里茨完成在我们的方案中记载的交给他的那一切事，其作用将是显著的，应当热情地研究这个作用，但只能在我们经常的监视之下。去询问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很可能，他们那里有某些施季里茨的材料……希望，当然，很少，但谁不去寻找，他就找不到……我的建议的意思是为了重新把施季里茨安排到拉丁美洲，那里有最强大的国社党员的移民区，那里最有趣的联系是密而不宣的，从那里可以俏悄地接近缪勒，如果他活着，当施季里茨悄悄接近他时，我们把他们两人都打死。但是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应尽力给施季里茨安排和俄国人接触的可能性。这将使克里拇林宫由于这样的排炮齐射而无法恢复元气，和盖世太保缪勒的同盟，这种败坏名声的事，历史是不会原谅的……怎么样？”

　　“宏伟的设想，”梅尔克回答， “只是太可怕了，将军。俄国人有权执意地反对，可能，到一定程度值得把熊刺激一下？”

　　“一般不应刺激它，应当打掉它，梅尔克。”

　　过了三周，梅尔克把瑞典警察局关于寻找到指控预谋杀害达格玛·弗莱塔格夫人的博尔津博士的有关文件放到将军桌上。抛是在1945年3月被人发现死在从德国开往瑞典的轮渡上的。和她最后一个接触的人是博尔津博士，他就是施季里茨，也叫马克西姆·布鲁恩。

　　又过了八天，梅尔克把鲁贝纳乌太太在日内瓦的地址通知了盖伦。她好像曾经向瑞士警察当局申诉过，她把丈夫瓦尔待·鲁贝纳乌的死归罪于党卫军旗队长施季里茨。

　　“派巴比去找她，”盖伦说，“让位好好地试探明白她的意图并把这个不幸的人向瑞土当局提交的正式申请书带来，而结我们私人组织则是为了调查纳粹分子的暴行。”

　　“这不可能。”

　　“为什么？”

　　“鲁贝纳乌太大是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巴比简直不可能和她说话，他是一个病态的反犹太主义者。”

　　“梅尔克，您把命令转达他，并提醒他，不完成命令会引起后果的。我也不是强烈的爱着犹太人，但这并不妨碍我和给我汇款的银行行长保持的友好关系，而他绝对不是西班牙人。”

第二十三章 巴比

　　(1946年)

　　他成功地在蒙特勒找到了夏娃.鲁贝纳乌太太，像梅尔克推测的那样，正是因为希特勒策动反犹太人的运动，剥夺犹太人从事科学和社会活动的权利之后，强大的犹大人团体才在那里形成；予以抵制约有理发店、饭馆、缝纫店、制鞋厂；在工厂做工的犹太人在纳粹分子上台执政以后立即遭到达捕，因为压倒多数是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成员，那些及时离开德国的人中有很多正是在蒙特勒那里定居。

　　在秘密会见时，从梅尔克那儿来的人交给巴比一张瑞士签证的名为奥拉弗&#8226；布林贝格的瑞典护照、300瑞士法朗和一张去伯尔尼的车票；“往后您再乘公共汽车，完全是田园诗般的风光，您可休息休息，过三天您就回来，我在巴塞尔车站等您；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形迹可疑的事，我就不呆在您的车厢，您就回家去吧，我会和您取得联系的。”

　　第二天，巴比来到伯尔尼；他做的第一件事——去到一家旅馆，订购了精美的午餐；多么可惜，雷金娜和孩子；克劳斯和乌达失去了这次享受的机会，我要给他们带一箱食品；成为中立国该多好，真见助首先他吃完了靼郸—阿苏，三份菜：黄油，带干炸面包片的肉汤、维也纳煎肉块，还订了吉斯就咖啡，最后吃了双份奶油冰淇淋，以此结束了这次奢侈的宴席。

　　在日内瓦，在乘坐开往洛桑的公共汽车，最后去蒙特勒之前，他又去了一家位于车站斜对门的小旅馆，买了一块很大的冰块以后，他自己感到有点发窘地订了黄油(含维生素“A”，对视力有好处)和火腿一“想在吃热食以前先吃一点，在途中要错过午餐，而前面进山的路还远”。

　　来到蒙特勒后，他住进弗洛列太太的公寓里；女主人对瑞典客人的发音感到谅异“您带有地道的南方口音，从来也没在里昂住过？！您显然是里昂人，我本人就生长在那里，当德国佬来了，开始了安息日的血洗后，我逃跑了。”

　　巴比由于害怕而打颤；应当把这个老混蛋弄到床上抚摸她的乳头使之难受，什么德国佬，什么血洗的安息日，她都会全忘了；让她记住的是情夫，不是带地道的里昂口音的瑞典人；他要太太买了她认为好的好的葡萄酒；他们喝到夜里两点，然后他留在了老太婆那儿，清晨，女主人还未起床时，他日离开了公寓，让她回忆这一夜吧，不是属于我的里昂人，这样在她老年时，得到了这份礼物，这个法国混蛋。

　　在去夏娃·鲁贝纳乌太大的那个住地前，他去了一家三星级的饭店，要了一份火腿炒鸡蛋，订了香肠和吉斯；后来他才明白。引起服务员注意的原因，哪个傻瓜订这么一顿怪早餐呢；正常人吃早餐就一点点果冻，一个角形小面包和一怀咖啡；然而，他对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帝国垮台，他不再是党卫军的人以后，他失去了习以为常的福利和包装在整齐的硬纸箱内的精美的吃食。从此，他经受了经常性的，过去不曾有过的饥饿感。

　　甚至在盖伦的人一月两次转交美元给他，开始为他增加一些营养之后，他还禁止雷金娜购买黑市上的食品——“我们没有权哪怕是只有一点儿与众不同，邻居都会立即去告密的，这些老鼠充满了羡慕和害怕，他们会像老鼠那样，暗中报复的。”

　　很快吃完了早餐，他向服务员打听了英国人在城里的住地；您知道，我们习惯于早餐吃得得很饱，一清早如果没有吃燕麦粥，好像这一天全身都不舒服；听完了服务员的回答，他一边道谢，一边朝鲁贝纳乌家定去。

　　他很快地找到了这幢房子，幸而，这是那条街上的一位大房子，街面上繁华，人很多，这是一条通往格利昂山区的汽车路；往下走一有娱乐场，押上三十一，再把在家的钱赢光，对你来说这就是通向西班牙之路；巴比对自己说，绝不许考虑这事，你怎么发疯了？要想到雷金娜，乌达和克劳斯，他们还留作人质，盖伦手下的恶棍——那帮毫无道德的小人还监视着他们；他们算什么德国人，是卖身投靠的坏蛋！只有犹太人才有他们这种举止。或者是没有心肝的俄国动物才有的

　　举止。德国人不会这样残酷——留下家人当人质。但要知道，你也拿孩子们当过人质，你也枪杀过他们，他听见了自己的声音，惊恐地立即转过身去。但要知道他们是法国人，他回答自己，或者是共产党人，这些人不是人，是敌人，而我要说的是德国人。假如法国人不进行自己无用的抵抗，我也不需要留人质了。他们自己迫使我做这件事，作用力会产生反作用力……谁也不知道，我在不得已枪杀了第一批人质后每夜饮酒解忧的情形，我的心难过得都要碎啦，但是我宣过誓要忠实，怎么可能做背信弃义的事？！战争就是战争，它有自己的法则。

　　……夏娃·鲁贝纳乌太大使在三楼，房子没有电梯，木制楼梯陈旧，一有人走动就吱吱作响，而且散发出某种特别的气味，邻居都相互认识，见面时都点头致意，交换新闻；如果这个犹太母狗决定和自己讨厌的邻居们谈什么传闻的话，这将是很不好的，此地无疑有一些犹太人，可惜，希特勒没来得及把他们都投进火炉烧死，他要活在世上有多好，那时不是俄国入站在柏林，而是我们站在莫斯科了，当这个斯大林给犹大人以平等时，他就把他们拉到了自己方面，就是他们尽其所能的游行示威，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建立该死的联盟，没什么，美国人还会哭泣，他们还会回忆我们的正义性，他们还会为这可诅咒的民族建立起自己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还会回忆起元首，只是要给时间……

　　“您好，鲁贝纳乌太大，”当一个妇女打开房门时，巴比说，“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我是奥拉弗·布林贝格，从斯德哥尔摩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协会’来。您允许我进来吗？”

　　“好吧，但我不是在等侯您……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我没有您的电话号码……”

　　“号码在电话簿上……任何一间咖啡馆都有电号簿，您可以去查询……”

　　“我请求您原谅……如果您忙，我准备等待……要谈的事情的内容是有关您故去的丈夫瓦尔特&#8226；鲁贝纳乌先生的命运……或者，可能，你们是同姓？”

　　“谁把我的地址给您的？”

　　“我们协会收集了所有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的地址。”

　　“您是犹太人？”

　　“我是信仰犹太宗教的瑞典人，鲁贝纳乌太大，但我们都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不仅是犹大人才受了害。我们正在收集所有那些落入希特勒野蛮人的斧子之下的人的材料……总之，您忙的话，我准备以后再来……或者是邀请您去一家饭店共进午餐……”

　　“请进来吧……我的时间不多，布林贝格先生，我正在打一份急迫的定单，这是我生活的唯一来源……给您安排半小时，行吧？”

　　“行，我尽量不超过……您的小孩子呢？”

　　“上学去了。”

　　“您必须又打字，又做饭，又教按子们功课。是吗？”

　　“这是所有做母亲的人命中注定的事情，是幸福的命运安排，布林贝格先生，如果你不担心有人让你蹲监狱，你的孩子们也会被人送进瓦斯室……”

　　“您在监狱里呆了多长时间？”

　　“不长……三个月……后来我一直住在犹太区……”

　　“您是纯粹的犹太人？”

　　“我是纯粹的德国人。”

　　“什么？”

　　“是的，这是事实，上帝保佑，在这个国家勿需隐瞒自己的民族。在这里暂时还是按照工作或才干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而不是按照民族特征。”

　　“您可以去苏俄，”巴比微微一笑道， “那里不仅能保证犹太人的平等地位，还保证黑人有平等的地位……”

　　“我在此地很好，布林贝格先生，我在我的祖国处境很坏。我憎恨德国，憎恨德国人，我为我生长在德国而感到羞愧……”

　　“我理解您，鲁贝纳乌太太，我很理解您……。

　　“但是要知道您没有道受过希特勒分子的迫害，您是瑞典人……”

　　“我的堂姐妹达格玛．弗莱达格也死在他们手里了……”

　　“谁？”

　　“这是—个聪慧的，很有天才的妇女，语言学者……杀死她的正是我们推测的那个杀死您丈夫的人……”

　　“他姓什么？”

　　“您不知道他的姓名？”

　　“不，我倒是知道他的姓名，我已经把他的情况通知了本地警察局，人家正在寻找他，这个暴徒……但我希望您把这个名字告诉我，布林贝格先生……纳粹分子使我养成对任何人也不相信的习惯。我甚至有时也不相信自己，我经常不相信孩子们，我老觉得，他们对我在说谎，特别是当他们放学以后延迟了回家时……”

　　“我们得到情报，杀死您丈夫的罪人是—个盖世太保的名叫博津的博士……”

　　“不对，是博尔律，这才是正确的。有第二个名字，旗队长施季里茨。”

　　“您曾经见过她？”

　　“是的，”女人答。

　　“您能认出他？”

　　“我可从几千人中认出他来，即使他做了整形手术，我也认得出他。孩子们因此会受到教育，也会着手挣钱去寻找这个家伙，我们会找到这个施季里茨的。我们一定找得到他，我认出他来就杀死他。亲手杀死他，不要谁的帮助。已经寻找他几个月了。但我又不太相信，会找到他。”

　　“为什么会不相信？”

　　“这……我这样想是有根据的，布林贝格先生。”

　　“很遗憾，我应同意您的想法，鲁贝纳乌大大。世界的记忆很短暂。所有的人都想快一点忘掉那些令人胆寒的事。所有的人部渴望从生命中得到从前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这点上留下了人类禀性的不完善。但我们不打算忘掉。我们也忘不了。我们甚至打算在当局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亲自惩办。我们巳找到两个恶棍……”

　　巴比从口袋里掏出梅尔克转交给他的照片，“这个高个儿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监工。我们抓到了他并交到了当局手中。另一个是盖世太保分子库尔，现在已被我们从厄瓜多尔押回德国……”

　　“喏，他们会有什么事？”女人叹了一口气，“有人会给他们进行辩护的可能，像允许戈林和施特莱歇尔这样做一样。会派出辩护人？会把他们的照片登在报上，记者会访问他们。”

　　“我又一次同意您的看法，鲁贝纳乌太大，但须要坐监，等待判决……这是比就地枪决更可怕的处决……”

　　“不要把同盟国的监狱与纳粹的监狱作比较，您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我知道…”

　　“告拆我，鲁贝纳乌太大，为了让您的孩子成为特别有才能的孩子，您不同意把您的小孩送到我们的学校去吗？要知道他依然会写出乐章的，您的18岁的莫扎持？”

　　这个巴比，他知道怎样做母亲的工作，怎样做女人的工作，他多次地部是通过她们‘接近’了她们的孩子和父亲……

　　“生活中我不能没有他，布伦贝格先生，您对巴乌尔的关心我十分感动，但我们再也不能分开……”

　　“那末我们准备给您提供一些津贴，为了能给您的孩子支付音乐教师的费用……”

　　“我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

　　“不必作什么，只不过，要同意接受津贴，”巴比悲伤地微微一笑，“在银行开个帐户，如果您想，我们现在就可做到这点，并且开始给这个帐户汇款，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们是靠私人的捐款为生，但不管如何，这对您总有些帮助。”

　　“谢谢，”女人回答说， “太谢谢了，这对我们很有帮助。”

　　“啊，不值得感谢，您，有什么……”

　　“还有什么吗？”

　　“没有，没有了，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一切，我们去立一个帐户吧，然后我就告辞……”

　　“可我没有多余的钱……”

　　“钱，我有，不过不大多”巴比叹了一口气说。

　　“既然钱归您有。顺便说说，您有权向法院控诉这个博尔津一施季里茨。并要求给您提供抚恤金，这是由于党卫军的罪行进成的。正是党卫军使您丧失了供养人……”

　　“您想想，他们会着手审理这种诉讼吗？”

　　“要看是怎么写的，鲁贝纳乌太太，您有好的律师？”

　　“好的律师咨询一次要一百法朗，我没有这些钱。”

　　“这就是好律师，”巴比用一个手指头指了一下自己的胸脯说， “不取自己人的钱。我们回去。我这就草拟一个诉讼……”

　　他们下了楼；巴比感到这个女人经受过精神压力；他想，这很好，她会告诉我应从她那里得到一切材料。

　　在银行他拿出50法郎以她的名字立了帐户．然后邀请她去商店给孩子搞买了巧克力，水果糖，口香糖；他适时地停下来，考虑买一些便宜的东西——灌肠、黄油和乳酪；你是瑞典人，只有德国人现在才在经受饥饿，这个女人想马上把什么都抓到手，她是一个聪明人，虽然她好轻励并且多疑一一这是平庸的人们所固有的；在里昂我没有理解到这点，我的工作恐怕也许不会那样有成效。

　　“您知道有关这个恶棍的什么吗？”初步谈了昂贵的物价一直上涨，又必须打发孩子们进山里休息后，他问。

　　“没什么，”女人回答说，“我有他的照片和指纹。原物我已交到警察局去了，我保存有一份复制件。这里有的全部东西。”

　　“已经不少了。您没想象到，这对刑事律师是何等重要。您是怎么得到他的照片和指纹的？”

　　“他的长官交给我的。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想必，他明白，战争打败了，能做一些什么事，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得到解脱……他向我公开了瓦尔特是施季里茨枪杀的。”

　　“那个人叫什么？”

　　“他说，任何时候部不许我说出他的名字。”

　　“而您是知道他的名字的？”

　　“是的。”

　　“如果我猜到呢？如果在您回答我的问题中，我猜到了，这不会是您食言吧，您同意吗？”

　　“当然，”经过长久的沉默后，女人同意了。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谈话7”

　　“在他的办公室。”

　　“在柏林？”

　　“是的。”

　　“在机关里？”

　　“是的。”

　　“在盖世太保里？”

　　“是的。”

　　“盖世太保设在哪里？”

　　“您不知道，盖世太保位于哪儿？”

　　“这毫不奇怪。我是瑞典人，从未去过柏林。”

　　“在阿尔勃莱希特施特拉斯亲王衔……”

　　“那里不仅有盖世太保，鲁贝纳乌太大，那儿还有整个保安局的大本营，”巴比刚一说出这一句话，他就明白，他说漏了嘴。

　　“您从哪里知道这点？如果从未去过柏林，那您是怎么知道这些？”女人立即问道，他正难备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明白，他对情况的熟悉已引起了她的戒备。

　　“这个地址现在大家都知道，鲁贝纳乌太太。您读读组伦堡法庭的资料，要知道刊登了大量文献，我们十分停细地研读过……”

　　“啊，是的，当然……”

　　“这是在第几楼？”

　　“不记得了——他们把我们很快带上了楼，我们周围都品党卫军分子……”

　　“孩子们和您一起？”

　　“和我一起的是爱娃，这位先生允许打发巴乌尔到瑞士大使馆去……”

　　“请描述一下这个先生的形象。”

　　“这很难……他的外表变化无常。”

　　“他穿的制服？”

　　“是的。”

　　“他的领章上有几个正方形？”

　　“不记得了……不，不，我完全记不起这一点了……”

　　“好吧……在他的办公室谈了些什么？”

　　“他给了丈夫一张委托书，他希望瓦尔特也来这儿．来瑞士，他还和某个人谈过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这是您记得的全部情况？”

　　“是的。”

　　“谈话持续了多长时间？”

　　“7分钟。”

　　“但7分钟内他不能只说两句话，是吧，鲁贝纳乌太大……”

　　“一开始他说，要救小姑娘，要知道他巳打发我的巴乌尔去瑞士大使馆了……他说，在瓦尔特离开前，他还要救我们，他说过，洛桑住有一个名叫罗森茨维格的人，是1938年在大街上枪杀犹太人时他救下的……然后他又说，只有执行元首的命令和带着一个破碎的心活着，因此，年纪不大就两鬃资白……”

　　“他告诉了您年纪了吗？”

　　“是的……”

　　“鉴于什么原因他要您不要说出他的姓名？’

　　“就在那一天的夜里，他说，瓦尔特被博尔津枪杀了……就是这个施季里茨……他把他的照片和指纹交给了我……并且说，施季里茨可能隐藏起来了……也是在瑞士。他给了我护照和去巴塞尔的火车票，还说．当巴乌尔还隐避在这里的大使馆时，要我保持沉默，而且他和我一旦到了瑞士，我就应当去警察局说出有关施季里茨的一切……您知道，这个施季里茨有一双完全特别的眼睛，当他领着我到来……这个人那儿去时，他眼里似乎合着泪水，他对我十分友善，而当我们送小孩子去大使馆时，他还让巴乌尔坐在自己的腿上……当他休息时，我还想了想，他心理上一定很悲伤，这个暴虐者……带这种眼神的人不可能是冷酷地杀死我的瓦尔特的人。可现在我看了戈林在狱中的照片，那是一张仪表多么令人起敬而又多么善良的脸庞，正如他诚挚地表白过的那样，对准也不想作恶，只是为了完成元首的命令……”

　　“恶棍，”巴比说， “他们都是恶根，他们被元首造就出来．像公鸡还没开叫，就又背叛了他……”

　　“难道对希特勒这一概念，还要附上‘背信弃义’的字眼？”女人问。

　　“他是个人，不是概念”巴比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点，而且，这正是这样地……给您施季里茨的照片和指纹的人叫缪勒，鲁贝纳乌太大……用不着回答，请看着我的眼睛，就这样……谢谢—…他是怎么对您说这个的7他说过些什么话？”

　　“那个人，”女人仍旧不说出姓名，固执地重复道， “要我忘记他的名字。他说，如果我敢记住，他对我不可怜。”

　　巴比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忘掉他的名字吧！”他说，“我只能重复他的话哆，因为我自己也怕纳粹分子，鲁贝纳乌太大，虽然他们已被击溃。现在请您写个申请，由我结您口授，但不要在那里面提起缪勒的姓名，您为您的孩子的生命耽忧，他们要报复的不是我们，而是对着孩子……”

　　女人摇了摇头说：“不，布林贝格先生……我什么也不会写的，我把一切都告诉了警察局……死人不会复生，我也为孩子们耽忧……谢谢您的关心，但我什么也不会写的。”

　　“您能把这个施季里茨的照片和指纹给我看吗？”

　　“可以，这个我能办到。”

　　“您允许我给这些证明材料拍照？”

　　女人没立即回答，巴比也不催促她，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好吧……我同意……但我什么也不会写的……”

　　他用大镜头拍摄了一张照片，把女主人也拍摄进了画面。

　　得到了她要小心谨慎的许诺，并答应过一年再来打听小男孩需要什么，他留下他在瑞典的电话号码，是梅尔克给他的一个斯德哥尔摩的号码，就离开了。

　　在巴塞尔的月台上他见到了联络的人，那个人也发现了他，但他在原地没举步。

　　当火车开动时，车箱进来了两个人；巴比感到好像心哆的一下直往下掉，脉搏剧烈加快，身体感到难受。

　　“您好，巴比，”一个高个子，身材结实的美国人说，“您的熟人在邻近的车箱，他，显然，要明天才来找您，所以我们有时间交谈，您说是吗？”

　　“您把我错认为是谁了吧．”巴比冷冷地回答， “您一定是把我和谁弄混了……”

　　“别来这一套，我们不会把您错认为是别人的，我不想用无渭的举动给自己增添麻烦。从口袋里拿出您当年主持里昂盖世太保时的照片，批准杀人的签字和被你们逮捕的人的亲属的信件。到时我就便把您会见梅尔克的照片拿出来，还有报上有关招待微型照相机的主人的广告复制件……

　　武将出示您伪造的化名为柿得斯和贝克尔的护照，我还有从户口簿中摘录的名字，马布尔格·巴菲塞施特劳塞，够了吗？或者是继续说？我可以给您宣读纽伦堡文件的摘武要找到纳粹分子巴比，把他列入主要罪犯名单，编号为48，喏．再往下说吗？”

　　“不用了。”

　　“那末，你的姓名？”

　　“巴比，克劳斯·巴比，”他用毫无生气的声音回答，声音小得连俯身问他的美国人也没听见，只得要求他大声点说。

　　“克劳斯·巴比。”

　　“军衔？”

　　“党卫军上校。”

　　“太好了，全都对了。我很高兴您没打算说谎。把您随身携带的前往瑞士的证件给我看！”

　　巴比掏出瑞典护照，美国人翻了溯，惊奇地招摇头。还给了他，询问道：“是梅尔克交给您的？”

　　“他的联络员。”

　　“小个子，穿皮夹克的？“

　　“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如果需要——知道他叫根里希。有时必须提：接头人有自知之明，他们有时担负的不是那些职务，派您去瑞士有什么使命？”

　　“您，显然，跟踪过我……您可能知道了…——”

　　“大声点说。”

　　“您已知道了。”

　　“如果一没有呢？”

　　“我该在蒙特勒去找一个叫鲁贝纳乌太太的。”

　　“从她那儿得到了什么？美国人问，巴比明白：美国人绝对知道了他访问蒙特勒的一切活动。

　　“没什么。”

　　“胶卷呢？”

　　“是的，我带有胶卷。”

　　“上面有什么？”

　　“我可以把它给您。”

　　“那您拿什么给梅尔克？”

　　“你们可去没收他的。”

　　“喏，为了什么呢2这是缺乏理智的……您告诉我们，胶卷上有什么，我们不会再要什么了。”

　　“是舒伦堡的政治情报机关的助手施季里茨·博尔津的照片和他的指纹……”

　　“梅尔克需要这个干什么？”

　　“不知道。”

　　“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您，遗憾。我们打算更好地作这事。瞧他．”美国人朝站在车箱门边的一个结实健壮的年轻人点了点头，“他在我们的军事反谍机关工作。他叫季克．拉瓦。下一周他将要逮捕您，在您会见梅尔克以后。但您要跳车，他要用冲锋枪朝您开枪．子弹是空弹头，响声大，关于这事梅尔克会知道的，因此，盖伦将军也将立即得知这一情况。就这样。”

　　“这样看来，是的。”

　　“您为什么如此垂头丧气？其实，是发生了什么事？依我看，您应当高兴。…’不明情况的后面就是安心工作的开始。”

　　“我该作什么呢？”

　　“完成季克的指示。他会告诉您，该作什么。工作很多，您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党卫军战友网。您要无畏地工低我们会把他们中的大多数隔离开，您仍旧和粗鲁无知的人建立联系，所有的人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我的？’

　　“您不是那一级。”

　　“当我做完您要我做的那件事后，也要逮捕我？”

　　“不会。”

　　“为什么我要相信您？”

　　“因为您没有别的选择。”

　　美国人站了起来道：“就您接受梅尔克的任务，给我写一个详细的报告，不用打字机打，要亲手写，签上假名。‘梅得斯’完全会使我满意的。有问题吗？”

　　“有。”

　　“请讲吧。”

　　“请说说您的姓名。您本人说过，有时应该知道……”

　　美国人打断了他的话：“应该知道联络员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我的联络员的名字您已知道了，季克．拉瓦。就这些，够了，巴比，您需要钱吗？梅尔克付给的那些够吗？”

　　“不，不够”。

　　“好吧，拉瓦会付给您，还有问题吗？”

　　“梅尔克也是为您工作？”

　　“您为我工作，也为他工作，请想想，怎么把这个给合起来。提出您的建议。我们将优待地审查它们，这个我可以向您许诺。请您详细考虑一个工作计划，我们尊重首创精神。具体点说——我们是要为首创精神付酬的。我们付酬高，因为我们重视技能。再见。”

第二十四章 杜勒斯

　　不仅在华盛顿，就是在德国，杜勒斯都是这一切阴谋的潜在的幕后策划者，一开始他并没有留意“施季里茨”的姓名，在差伦转交给他的非官方性质的通报中这个名字两次一晃而过。

　　他的眼光通常是敏锐和冷酷的，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在上层人物圈子里，有条件可以在策划的阴谋中起某种作用的那些人物的姓名和细节，次要的人物、详情，如此之多适合于下层某种需要的情报机关，并没引起他的注意，甚至会妨碍他思考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如何把某人推上这个或另一个国家的总理、军事部长或外交政策职务的领导人的座位。

　　他的《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华尔衔集团的利益的中心，他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仅得到来自后来成为合众国政治间谍机关的一部分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暗中拨款的支持，而且得到那么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国家的强大的金融和工业帝国集团——的保护；他们的支持决定了他的战略；当时谈话还没有言及有关贿赂的问题；要获得所求的这种形式，像现在一样，当时还行不通、贫乏的、一蹶不振的欧洲允许借助另—种推动力在政治的棋盘上下构造就一个政党领袖的花费是多么便宜。希特勒特工部门的档案允许采取其它有权威的形式，被掩盖下来的和纳粹分子有过合作关系的入，为了他们的秘密不被揭露而淮备去干一切——因为那时没有比披露和希特勒分子相勾结的事实使人更丢脸的了。

　　但是在研究了国社党的档案后，杜勒斯注意到希持勒还没成为元首时爱上他的那些女人，她们帮助他不是用钱，而是用昂贵的礼物。(第一个这样作的是贝希特英太大，她是一家生产大钢琴的厂主的妻子)。

　　“您可以委托您的朋友们”贝希持英太大曾对元首说，“把这两张画卖掉，他们不会列入我的沙龙，您不要以为这会给我带来某些物质上的损失，钱您有权花在您真正的英勇的斗争上去。”

　　因此还在1945年6月杜勒斯就指示自己在德国的工作人员，要保存根占领军征用的纳粹上层官员的有关城堡里的画、雕塑作品、金银餐具、可送博物馆珍藏的稀有而贵重的瓷器、邮票和钱币收藏品，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把它们作为礼品赠送给他和他的人决定要赠送的人。

　　比较多的时间是在为戴高乐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建立反抗力量，法兰西务必要成为西方反对俄国这一共同目标的一部分，法俄合作的传统也无权更新恢复。

　　意大利也引起了社勒斯的经常关注；政府中有共产党员，他感到他们党的势力是一个威胁，应当筹备一个新的内阁去赶走陶里亚蒂；耍在宪兵的领导层中间和军队的共济会会员中进行工作。

　　因此那么一个施季里茨没能引起杜勒斯的注意。德国的未来应该真正地得到解决只能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得到稳定和当盖伦的“组织”有足够的措施准备在东方的活动范围内，即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华沙、布加勒斯特、地拉那、素菲亚、贝尔格莱德，而且就在东柏林招募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力量之后。

　　然而当“施李里茨”这个姓第三次出现时——况且这一次出现不是来自盖伦，而是由他的组织培植的代理人提供的情报——杜勒斯回忆起了他也曾经听到过这个名字，并要求准备这个人的资料。

　　从资料中显然看出党卫军旗队长马克斯·冯·施季里茨是舒伦堡亲近的助手，显然在瑞士和沃尔夫谈判的事件中完成过舒伦堡委托办理的事务，后来又引起缪勒的注意，尽管分队长怀疑过他在某一神秘的阴谋中和红色分子有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势必使一系列的人物(达·弗莱塔格——在从德国开往瑞典去的渡轮上，和瓦·鲁贝纳乌——乘车从柏林去瑞士)保持中立，这之后，当他在马德里未被无论是罗门，或是盖伦的组织揭露前，他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施季里茨既没去阿登纳那里，也没去见舒马赫；在瑞典和瑞士，他作为一个和政府级建立起信赖关系的人也并末引起人们的注意。什拉格牧师，一个欧洲和平主义的政党领袖，在施季里茨联络的人中也有他的名字，在他得了严重的肺心病以后，他曾经在瑞士治疗过，显然，他到现在为止不可能被用来作为施季里茨的情报渠道，鉴于他与过去的总理维尔特和布吕宁的友好关系，什拉格本人可能引起某些兴趣。

　　然而杜勒斯并未把这份资料退还下边，而是藏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他不是一个性急的人，他久久地思考着自己的决定，主要的——是要善于等待，阿尔杜洛．托斯卡尼尼就多次对他说过，重要的是要学会等待准确的理解音乐的基本精神和意义的那一时刻到来。

　　过了一周，他凭直觉感到策略的必要性，设想盖伦有可能执行自己的路线，他劝麦克把有关施季里茨—布鲁恩的工作委托给罗门。以便“得到对这个人的更加详细的印象，并在西班牙一个有影响的公司中给他一席之地，就有可能迫使他处于我们经常性的视野范围内”。

　　杜勒斯认为有必要把这项工作委托给罗门，因为那时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保护人，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已经从联邦调查同和司法部得到足够多的关于间谍头子的助手在西班牙与反法西斯分子贝托得·布列赫特和埃斯列尔的友好接触中的一些激进的往事，美国的反问谍机关曾详细研究过他们的情况。

　　就在那时候盖伦特别仔细地考虑过自己和施季里茨合作的事，因为他掌握的情报远比他的人提供给美国人的情报要多。

　　他的合作的涵义是以一系列成为十分引入注目的提纲的基本点为根据的。

　　第一，指使威廉·霍持尔，一个党卫军中校、1944年底被杜勒斯的情报部门吸收过来的卡尔登布龙纳的助手，不仅应当在纽伦堡提供反对卡尔登布龙纳的证词，而且还要让“施季里茨”的名字，最好还是和“盖伦”的名字一样，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及他们。施季里茨不在贝利，那里也没有他给杜勒斯的密码信件，请求安排好他施季里茨相反希特勒的间谍机关在根据地的接触。当需要时，他，雷特尔会得到指示去回忆起这一事实的，可暂时还没柯指示，就这样。

　　第二，仔细地研究施季里茨和缪勒可能联系的说法。

　　第三，要造成一种对施季里茨有利的形势，委托肯普研究全部细节，行动计划在原地修改)，如果他确实在和莫斯科合作，则必须更好地和俄国秘密部门接触。

　　第四，既然美国在马德里的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波尔·罗门不隐瞒他对于在德国的那些共产党员一地下工作者的好感，所以当时艾．杜勒斯曾派他去和他们取得联系，这并不妨碍公认的合理的行动，而相反，要促成他和施季里茨接触，从研究资料的结果和查问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文献都非常明白，接触是华盛顿批准的。

　　第五，促成施季里茨——缪勒——罗门——莫斯科四方面的合作的形成。

　　第六，如果合作允许在这一方面建立进一步的进程，要尽最大努力使行动计划具有完全切合实际，同时审查罗门在美国和德国的全部联系点，而对施季里茨——则审查他在西班牙的全部联系点。

　　第七，要组织接近有间谍活动经验的罗门以便每日获得可靠的情报，

　　第八，肯普和施季里茨在一起时，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正，以便在那个人心中造成一种映象，除美国对他有兴趣外，还要使同胞们表现出对他的兴趣。然而，施季里茨表示愿意将来在那个范围表现自己，而不是在行动计划的必要性产生之前说出。

　　后来梅尔克详细拟定的这个计划，在1946年9月10日，即在罗门打算和施季里茨接触前的第32天，给肯普发去了。

　　……在途中截住施季里茨对肯普并没有多大困难，当罗门在道旁的小饭馆喝咖啡，等待领导“一个联络小组”的约翰逊的情报时，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灰尘扑扑的人扎穿了他的汽车的左后轮。

　　当电话铃响起时，酒吧间侍者请罗门接电话，他细听了约翰逊关于布鲁恩准备和他谈话，并在公路旁等他的通知后，罗门立即奔向汽车，才驶出一百公尺，他明白轮子漏气了，他愤怒地在短短的15分钟内，改变了他的计划(千斤顶又有毛病，不管用了)，当他来到约定地点时，很明显，没有见着施季里茨——一切都办得那样停当，一句话——是老手。

第二十五章 施季里茨（十一）

　　(1946年10月)

　　当机遇正在转变为合法性的前奏，或者相反，许多事件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被机遇的支配力中止时，人类命运的交叉点，像那些难以猜测的，甚至在某些事件中的神秘因素一样，都是不可知的。

　　的确，必须解释历史的这种转变，例如，像亚历山大．马其顿之死是出现埃拉达覆灭的先兆？这种死亡是合理的吗？或者这一切都是发瑞于机遇呢？然而为什么那时这局部的机会一个人的死，——会引起世界政治的和道德的如此重要的突变？

　　那种局势会陷入逻辑错误吗？正是在那种形势下被各种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东罗马帝国，由于倾轧，经济上的因循守旧和新生事物的产生而要退出历史舞台宣告自己的灭亡，从而把庄重的东正教传结了年轻的、正在成长中的基辅露西的斯拉夫人？为什么不是梵蒂冈和它的枯竭的，其核心是实用主义的学说占上风，而是东罗马帝国？罗马教皇的使者来迟了些7那为什么他们会迟了些7马的饲料不够——是由于那些人的愚蠢，在从梵蒂冈到基辅的途中，他们把每个释站设置的距离拉得太远，这种田间小道对旅行者来说也是很危险？在这点的背后或是隐藏着某种别的意义？

　　可以在电子计算机上计算一下彼得大帝之死的有因果关系的因素？俄罗斯的历史随着他的消逝而倒退，并且开始了骚乱！过去一直发臭的东西复苏了，尽管结古老的观实浓浓的施上一层脂粉，帝国从彼得和那些为他的国家摆脱落后贫困而建立伟大功绩的追随者的分界上离开了。这是什么——是机遇？或者是规律？

　　为什么像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这样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会挑选哈里．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要明白，管理国家的艺术必须以领袖具有均衡感为前提；既然内阁存在着意见的细微差异，那么，思想的对立可保证方针的稳定性，使之不可能有太大的偏离。然而为什么在数百名如此古乎美国右翼势力的畏惧新生事物和墨守旧习的政治家中，他单单挑选了哈里·杜鲁门？

　　显然，在这个具体情况中罗斯福的参谋部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但在政治家中是十分普通的)错误，提出那个根据自己的数据无论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不合适的竞争者——所受教育十分有限。顺腆，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人。这是什么样的竞争者？

　　按自己的标准物色合适的人选。在参谋部里让有天才的人在总统周围，显然，忘记了人类历史中常有的这种情况，当资本家为自己选择不学无术的领袖时，要比那些闪耀光芒的人物合适得多，因为他完全可以被控制，让他成为那些保守思想倾向的喉舌，让他不去干扰，让他为自己捞取民族荣誉的全部桂冠，倾向不是由虚幻来决定的，激发它的首先是人们那些共同性的私利，倾向反映了思想。

　　所以这就是一—机遇或者说是规律——当替代罗斯福准备通过使国家不安的决议的时候，出现的不足坚持继续和克里姆林官进行友好对话的自由派的亨利“华莱士，而是小心谨慎的保守分子杜鲁门，他让合众国倒退了33年的时间，当孤立主义主宰这个国家的时候，左的观念的代表被认为是敌人，全联邦被认为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患了传染病，对苏联根本不予承认，认为它是属于“地理现实”的范畴？

　　为什么列宁革命的胜利所引起的一切不文明的反共产主义音的浪潮，只有奥地利的狂热者希特勒能够成为德国的内阁总理，成为曾经为人类产生过巴赫、丢勒、路德、马克思等伟人的，但同时又是血腥的，拥有无限权力的那个国家的元首？

　　这个荒谬绝伦的混乱逻辑或者说是机遇，是合理的吗？

　　显然，不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那时的德国并不存在克虏伯和休·斯季尼恩斯，没有形成收受贿赂的政府的官僚制度，冯·巴本，一个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也没表达出它的利益，在西方世界文化素质不高，对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完全缺乏应有认识的人是不能掌权的，合理的情结也没有占过优势，——希特勒也不是像刀子切黄油那样，轻易地就进入了总理官邵，是的，当然德国人曾是凡尔赛条约的受辱者，那条约不是别的，而是只考虑保障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不顾及世界的未来的胜利者的华筵；是的，显然德国人原来是没有准备的——在棍棒纪律笼罩凯撒王朝的一百年以后——随着如此迎合村妇和愚蠢市侩的君主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民主运动的爆发，那些庸人只习惯于依赖上边的命令，而不是指望自己对真理与谎言，利益和亏损，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的思考。

　　但怎么可以相信——并且这个观点已成了民族的，普遍的观点——只有布尔什维克、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才对国家遭遇的灾难有罪？为什么看不到正是那些私人资本的大亨们原来才没有能力把国家领出危机？要知道，正是他们手中握有政权，权也就是钱，刊物、铁路、工厂、警察、”对外政策，军队？怎么可以唆使一些人去攻击那些无辜的人们——这完全是当权害的诡计？！这明明白白的事实。没有什么比愚昧者执政时更可怕的了。这在政权内部会萌芽法西斯主义，流氓和小铺老板的思想体系，这个执行愚蠢方针的王国，不过只是一个民族的共性，这种共性在过去，而且在本世纪和今后超速时代都是可能存在的，当世界变成微不足道的和统一世界的时候，这类学说的产生能引起的只有一个结果一人类的消亡。

　　显然，当这些论断根据“从公有到私有”的原则确立起来时，这类问题的提出迫使人们仔细去研究不仅是一个领袖的命运——在偶然性和合理性的看不见的联合中——而且是最平凡的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在某一时刻正是他，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不引入注目的人，原来在这类神秘的进行洗礼的地方参与了有世界意义的共同事件。

　　这样——很明白，就在罗伯特·哈里斯来布尔戈斯的那一天，施季里茨也是出于去看看那座城市的强烈愿望而纯属偶然来到这里，从1936年起到1938年初他作为伦敦《邮报》驻佛朗哥将军司令部的记者曾在这里工作过。

　　总之他来西班牙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应当和那些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有联系的人见面，既然哈里斯家族在《贝尔公司》有直接的利益，而它，这家英国公司还是从本上校与纳粹分子结盟时起就和仙进行了为时已久的和艰难的争夺。就这样，本上校就把岛上居民从传统上属于他们的欧洲大陆的区域挤了出去。

　　在布尔戈斯，哈里斯利用休息的星期日，去接见新参加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总您到他美好年华进去的地方去，一些人比较勇敢地动身去那里，并不畏惧了解全部最美好的已经过去和留在后面的东西另一些人则企图自己亲自去捉捉迷藏，想象着将来以希望迎接幸福安慰自己，第三种人由于忧郁而酗酒，开始以等待必然终结的临近来维持生命。

　　哈里斯是在施季里茨和波尔去那里之前半小时来到克拉乌嘉的住处的。当然罗，他不该来这里，如果施季里茨租过的房间空出来后，正好是他又住进了这个女人的住宅，又正好是克拉乌嘉成了他的第一个西班牙语教师……这样好的一位教师！

　　女仆请哈里斯在客厅坐下并给他送来了挑选出的杂志——照片多，文字少的杂志，国内40％的人不识字。人们读书越少，最高统帅睡觉越安稳。不过，

　　“睡觉”的概念在这种场合是不确切的，一个人即使在牢房也能睡觉；西班牙人读书越少，书刊检查越加严厉可伯。佛朗哥打猎的地盘越来越大，他收藏的猎枪之多，也难以置信，以他的夫人的名义存入瑞士银行的钱越来越多，她和实业界建立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她作为一个对老头子有形呐的人物，对实业界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离开伦敦前夕，哈巫斯收到有关佛朗哥先生准备通过冒名顶替把商店分布在西斑牙的全国最大的“加列雷阿斯·普雷西阿洛斯”贸易公司的股票控制额弄到手的秘密情报p鞋、衬衫、炊具、大衣、民间工艺品、无线电设备、钢琴、电唱机、香水、肥皂、袜子、厚毛围巾、餐具——西班牙的一切部门，而且不仅仅是西斑牙的工业部门都和“加列雷阿斯”贸易公司联结在一起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贪脏受贿万岁，不是民族经济问题，不是尝试把国家从欧洲的农业附庸变成工业发展的强国，不是与提高生活水平有联系的那些问题，而仅是普通的在官方的刊物上没确定下来的“我为你，你为我”的说法，就是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发生的事情的实质。

　　你在夫人帐户上存入一百万比塞塔，而她就可以使你从政府那里得到最有利的加工——新型塑料的军需定货，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军需”产品的一半，在她的所有商店里，都陈列在用于和平目的的售货柜上去了。

　　你送给夫人的女儿一枝8克拉重的钻石戒指，而她就作这样的安排，以致你追问5年毫无结果的那笔贷款，政府利用自己和银行的贿赂关系，轻易地和无缘无故地就提供了。

　　她以老头子的命令任命你为工业部副部长，而你照样也帮助她的那个公司和巴西的一个社团签订了合同；钱应当转入一家瑞土银行；半年内积累的利息(好像近6厘，一切取决于存款的总数)在夫人、您、副部长和有利害关系的公司老板之间分配。

　　人民的利益？什么人民？不会说话的牲口？一切都是由杰出人物决定，是他们在推动国家前进，不是这些不体面的和不识字的彼得洛、米格尔和布拉济戈。总之他们能干什么？让他们盲目去重复无线电播音员的话和盲目引用从《普埃勃洛人》和《啊呀》的文章上的说教，让他们去抱住老头子给他们的那点微薄的施舍吧。的确，在大街上再也看不见由于饥饿而要死去的入了，每个人不仅能挣到粮食、葡萄、酒和风干肉，而且甚至还能挣到女人穿的漂亮的小连衣裙，他们还要什么？平等——这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稽之谈，空想，极其有害的臆造，人们越快地忘掉这个，越快地背叛教义，越好；不顺从的人可以在监狱中得到改造，在专政的10年中学会这点，况且该向谁学习一希特勒完全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老师。

　　哈里斯去西班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刺探“马德里当局”的秘密(这对事情有利，

　　“贝尔公司”应当知道，该怎么行动，主要的——是要了解隐蔽的迂回曲拆和错综复杂的通向佛朗哥的秘密的道路)，另一方面，在《邮报》上要写有关这一切荒谬绝伦的，不合逻辑的，一时的，但暂时还是强大的事，这事影响着比利牛斯山外，但最终是要完成情报机关的格林波罗将军的秘密要求。

　　但是，飞到马德里后，在第一周，他，哈里斯由于收到的情报很多，有些不知所措，应当歇一口气，以习惯于西班牙的节奏，他的气质完全是非洲人的气质，一分钟说一百个词。

　　他决定出发去布尔戈斯，况且克拉乌嘉的容貌一一只是他回到西班牙后，才真正弄清——这些年经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女仆注意地端详了施季里茨和波尔，表示歉意地说，先生们没打电话来，她估摸着对他们说，夫人可能要半小时后才回来——“我们已有一位客人，如果你们打算等，请进客厅”。

　　“我叫博尔津，”施季里茨对女仆说，“马克斯·博尔津，请记下来。如果夫人来电话，请告诉她，我在离开这么多年后，不能不投到她的脚下。夫人和先生是一起走的吗？”

　　“夫人是一个人生活”，女仆回答说， “请进来吧”。

　　他们走进客厅，哈里斯站起身来，默默地点点头，看了看施季里茨，皱起眉，好像在尽力回忆什么，并挠有兴趣地问：“

　　“我们早先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施季里茨耸了耸肩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在这里，这儿，那是我离开的前夕……”

　　“您—一—是德国人？”

　　“唉。”

　　“就是您在她这儿租了一间居室？”

　　“对。”

　　“您是……”

　　施季里茨回忆不起，哈里斯曾经知道他的哪一个名字——或者像西班牙人称呼他那样，叫他艾斯季里茨，或者叫他马克斯，因此，他急切地去提醒他：“马克斯·博尔津，忘了？”

　　“您好，马克斯！我——叫哈里斯，记得吗？很高兴见到您”。

　　“真的高兴吗？”施季里茨问， “这就是说，您的观点从那时以来改变罗？您常说，必须消灭在欧洲的全部法西斯分子……”

　　哈里斯笑了笑说，“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修养是没有联系的，而您，尽管是来自柏林的德国人，我觉得是—个知识分子。您在这里很久啦？”

　　波尔不让施季里茨回答：“很久了”。他说， “博尔津先生早就住在西班牙。我——是波尔·罗门，从纽约来”。

　　“我是罗伯持·斯潘塞。哈里斯，从伦敦来，很高兴和您识，罗门先生，您是实业家？”

　　“差得远哩。是国家公务员。您呢？”

　　“更糟，是新闻记者”。

　　“‘贝尔公司’的哈里斯家族与您没有什么关系吗？”波尔问。

　　“十分疏远。”，施季里茨注意到了，因为他知道。——在舒伦堡对所有在弗朗哥司令部登过记的外国人进行分类的卡片索引中——罗伯待·哈里斯是“贝尔公司”康采思的资本的直接继承人。

　　哈里斯瞅了施季里茨一眼，一丝微笑从他那苍白的，略带黄色的脸上掠过，他抽了一口烟，回答波尔： “假如我与‘贝尔’康采恩有关系，那末，很显然，我会坐在忙乱不堪的伦敦的金融小心区，而不是在这里，在迷人的克拉乌嘉的幽静的房子里了。您很久没看见她了吗，马克斯？”

　　“从1938年起。”

　　“而我是从1939年起。”

　　“你们通过信？”

　　“是的，战前通过信——可以后一切都忙得晕头转向，顾不上写信了……应当和您斗争，斗争是为了使您屈服……您的生意如何？”

　　施季里茨在克拉乌嘉那儿租过居室是虚构奇谈，他“代表”的是克虏伯的利益，他企图隐瞒和保安处驻国外的间谍机关的联系，然而西班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国家，这里可以有很多的名望，但你看能隐瞒些什么——完全不可能。

　　“不要提我的生意。罗伯特，这就是我的新老板。”施季里茨对波尔点了点头。

　　罗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哈里斯，哈里斯仔细地看了名片，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扬起眉，也向施季里茨和波尔递上自己的名片，在每一张上事先都写上了《菲力普·克瓦特洛》马德里分公司的电话号码。

　　”真可笑，”哈里斯重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说道， “钟情的人都在美丽的西班牙女人家中见了面，但并不想为此而决斗。”

　　“您从哪里知道，我爱上了克拉乌嘉？”施季里茨问道， “这是我的秘密。”

　　“但不是从克拉乌嘉那里知道的，”哈里斯笑了笑说，“她的房间里挂满了您的画，除了马克斯的画外，再没别的了，”他对罗门解释道，“好一个秘密，啊？而且还有您的照片……您变得太厉害了……好像记得。那时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您说叫‘博尔津’……您难道就是博尔津？”

　　“您不是怀疑马克斯吧？”

　　“对马克斯完全不怀疑。”

　　“我现在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公司喜欢不列颠的‘贝尔’，我的朋友给您证实过这点了。”施季里茨单刀直入地说，精确地算计着谈话的每一次变化，特别是在哈里斯围绕他的姓名说话以后。”

　　“对吧，波尔？”

　　“对。”

　　“给我支笔，罗伯特，我给您记下我的电话号码和家庭地址，来我那儿作客，我们一起回亿过去的事。”施季里茨说，明白这一招会迎合美国人的心意，安排了听取他们在居室的谈话；这为施季里茨提供了他极需的间隙时间。

　　波尔抽了一口烟，伸了个懒腰，以致引起哈里斯的某种疑惑，——他是以举止文雅而出名：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正是在达一计划中，保安处一直在对他进行监视，不会是同性恋者吗；舒伦堡有过一个相当可靠的研究他们的部门，——真的，在希姆莱没有批准枪杀自己的有过这种不良行为的外甥以前，部门被悄悄地取消了，出国也急剧减少，总体战呐，不求发胖，只图活命了。

　　“听着，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可我在方向盘后坐了六个小时，头都要爆炸了，罗门说， “来点咖啡怎样？”

　　“那边街角上有一个好地方，”施季里茨附和道， “好像，主人叫季奥尼西奥。”

　　他被关押过，”哈里斯说， “他讲述过有关独裁者的一个可笑的趣闻，因而他被送进了集中营。半小时以前我还在那里。”

　　“他的儿子呢？”

　　“我觉得不便询问，您也知道，现在此地所有的人都相互告密，可怕的疑心病，了解西班牙人，困难呐……”

　　波尔冷冷一笑说：“当有人要毙他们的希特勒时，对他们来说就将是困难的了。”

　　“哪能毙他，”施季里茨反驳道，“这个伟大的独裁者，民族之父，要像保护护珠一样保卫他。这个任务是保安处拉田胡贝旅队长给他安排的，而他也明确自己的工作，要对希特勒的安全负责，这可不是开玩笑。”

　　“他的命运如何？”哈里斯感兴趣地问，“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吗？”

　　波尔笑了一下：“怎样理解您的提问？您感兴趣的是奖给了他什么？是要我们的‘功勋’奖章吗？或是要巴尼勋章？”

　　“我并不是藐视巴尼勋章，”哈里斯以说耳的声明说， “哪会有人愿把巴尼勋章轻易送给一个无功之人呢？”

　　波尔探询地看了看施季里茨。施季里茨微微一笑说：“这是罗伯特在开玩笑，波尔。他以像杰罗姆笔下的主人公那样的幽默为荣。”

　　“先生们，我们上季奥尼西奥那儿去吧，”哈里斯说， “我请你们喝咖啡。”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走出去，克拉乌嘉就回来了。

　　她急急地走进客厅，在门边就楞住了。男人们站了起来。

　　我的上帝，施季里茨想，她可是完全没变，真是奇迹，但愿美丽的女人青春长在。……我来布尔戈斯追逐这个女人看来完全是正确的。我向他跑去！

　　“马克斯”女人很小声地说。她好像没看见哈里斯，更不用说波尔了。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她走近施季里茨，用手抚摸了他的面颊，轻较地重复道，“马克斯，太意外了……”

　　只有在这之后，她才转身走近哈里斯，对他微微—笑，伸过手去，在她脸上没有张皇的表情，而是一种怜悯和惋惜。

　　“太好了，你们都来我家看望我，罗伯特，”她说， “我并没抱希望，您会回到这所房子里来。”

　　“这是我的朋友，”施季里茨说， “他叫波尔，他是美国人。”

　　“您好，”女人这样与众不同地说，又更新放低声音施季里茨， “我原想，……再也见不着您了。”

　　“为什么？”施季里茨笑了笑， “我是不容易死的。”

　　“有人帮我为您占卜过。在托勒多住有一个老太大，她叫艾斯佩兰萨，她用牌和用咖啡渣占卜。降临到您身上的是一匹火红色的马，这是死亡的征兆……我们喝咖啡去吧，先生们，为了表示对这些客人的尊敬，我亲自煮咖啡。”

　　饭厅里很暗，按西班牙习俗，饭厅里的窗户要关上百叶窗，放下窗帘。“森林中缭绕着教堂的阴影”，施李里茨不由自主地记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他在巴黎舶河岸衔买过他的诗集。就在那一次，他从布尔戈斯回万恶的德国去，正象莫斯科的指挥部向他保证的那样，需要整整半年时间，可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10年，不，8年，唉，10或8有什么区别，都是我有生年华的四分之一……

　　克拉乌嘉拉开窗帘，打开木制百叶窗。秋天的太阳使入目眩，但如果审视一下光谱，可以发觉，寒冷已临近，蔚蓝色的天空皎洁如洗，小河上已有某种初冻的感觉。

　　波尔环视了一下房间。墙上挂着鲜明的，充满某种真实感的兰、绿、红色的写生画。

　　“好像是埃尔·格列柯的画，”波尔问道，“夫人，是谁画的？”

　　“猜猜看，”克拉乌嘉说， “想想再猜。”

　　“可我对绘画不很在行，只知道一些享有盛名的画家。”

　　哈里斯笑了一笑说，“应该由马克斯来说这个，只是在他的国家的画林中没列入马蒂斯、德加和雷诺阿，没有提到毕加索和达贝。元首认为他们全是彩画匠和思想幼稚的人，命令把他们的画列入劣等的粗制烂造的作品，唆使万恶的犹太人利用这些作品去愚弄世界……”

　　“可怜的马克思，”波尔哼了一声说， “这个巨匠又是谁，夫人？如果您不要求上百万元，我就买下这一幅油画。”

　　“给比索？”克拉乌嘉问， “或是给美元？”

　　“一百元美元对我不是威胁，唉，莫非这个巨匠受到人们如此高度的器重？”

　　“倒不是很高的，”克拉乌嘉回答， “这是马克思画的画，您仍旧欣赏它们吗，罗伯持？”

　　“是的，”哈里斯回答， “依然喜欢。”

　　波尔惊讶地看了看施季里茨：“听着，什么鬼事您都要管……为什么您不从事绘画工作而又要作画？！”

　　“进来供养我？买颜料？租画室？”施季里茨问， “您倒是快要成为百万富翁，我却放弃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职务，沉湎于别的职业。”

　　“我来设法，”波尔一边答应，一边走近另一幅别具风格的画跟前，画面的颜色比较拘谨，红色与玫瑰色调毗邻，天空色调淡薄、清澈透光，使人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但这不是此地的，西班牙所特有的，例很像是这个国家完全特别的真实平静的秋天，不是吗。”

　　施季里茨注视着波尔以浓厚的兴趣审视着他的这一幅画。这个小伙子正扮演一个放猪者的角色，而他绝非想像的这么简单；来到这里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不像他这样，扎进这个工作中。况且，那时这幅画不是挂在这里，而是在我离开以后，克拉乌嘉才把它挂到这儿来；在政治生活中可以是一名业余爱好者，而在艺术中就不能成为一名知识浅薄的入，而这种事是相当普通的，常有的。一个人在激情和逻辑的均衡中可以等待才能的自我表现，这是一种罕见的结合；对数千万人来说是一个典型；这种情况下在逻辑和激情的均衡中无论哪一种都没有权在一个人身上占优势，激情产生思维，逻辑操纵着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常性进行自我调节，这之前我怎能……

　　“像北方”，波尔转过身去对施季里茨说，“可这不是德国，这完全不是德国特有的那种色调，多半是瑞典，爱沙尼亚，俄罗斯北方……您在哪里写生作这幅画的？”

　　“就在这里。”

　　“是在这里。”克拉乌嘉证实道，“我坐在沙发上，马克斯在作画。我还问过他，什么地方这么辽阔，天气这么寒冷，可他答，“那里，我和你都没去过的地方对吧，马克斯？”

　　“你想，我会记得？”

　　“我记得和您……和你有关系的一切，”她现在好像是在和他一个人说话，施季里茨想到哈里斯：“一个可怜的入，我不想处在他的地位上；总之如果仔细深思，形势是难于置信的；在一个过去和现在我都需要作为掩护的女人家里，今天我看到了对我来说如同空气、救星和希望一样所必需的情敌，因为他确实来自“贝尔”家族，而这个家族很不喜欢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如果我在冈闲暇时扪心自问，有关在十年之久的那个时候，通过我的那些材料，我能够在马德里建立起和他对话的实际模式，而谈话后，我将打开那条和世界联络的渠道．而这条渠道是我现在如此需要的。’

　　克拉乌嘉往桌子上摆好了小碗。咖啡壶就在她的餐室里，这是一把古色古香的壶，而且已接强了电源。

　　“你气色不好，”克拉乌嘉说道，把自己的手放在施季里茨手上。

　　“罗伯待看起来要好些吧？”施季里茨问。

　　克拉乌嘉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甚至看也不看一眼哈里斯；而哈里斯却努力装看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去品尝克拉乌亮亲自煮的咖啡。

　　“看来，你病了？”克拉乌嘉继续说，“你以后要把一切告诉我，我这里有一个老太大在塞维利亚，她会用草药治病，她叫别比塔，已经93岁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吉卜赛人，如果每天早上喝一剂有金丝桃、洋蓄草、金盏花和芦荟这四味药煎制的汤药．人会获得第二次青春的。我服用这个药剂己7年了。”

　　“出卖专利，”波尔说，他稍移动了一下咖啡碗，“我能靠这种药物饮料发财，谢谢，克拉乌嘉，我认识您真是好极了。”

　　他站起身来，随同他一起站起来的是哈里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把它递给了克拉乌嘉，说道：“这是给您的。”

　　“谢谢。”女人答道，好不容易她才把自己美丽的绿跟隋从施季里茨身上移开，“谢谢，罗伯特，这太客气了。’

　　她没立刻打开小盒子，她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了罗伯特，罗伯特弯下腰，吻了它。

　　“我能在您这儿单独和马克斯谈一会儿吗？’波尔问，“我和他说两句话。”

　　“当然可以。”克拉乌亮说，“我暂时还要煮咖啡，是吗，马克斯？”

　　“谢谢，”他答道，随着波尔出了餐室客厅。

　　他抽上一支烟，坐在窗台上说：“我，当然，会打听到，您是以什么名字住在这里，博尔津，谢谢，您简化了我对您的检查，祝贺您有这样的女友，也祝贺您的精明。把去圣一塞瓦斯蒂安的票给我，埃尔会为您支付这笔费用的，我重申，您按我的要求去一趟那儿，把您所有的钱还给我，我这就心安了。”

　　“您表现并不高明，”施季里茨一边说，一边送给美国人一个钱夹子，“第一，我要和克拉乌嘉一起走，第二，假如我决定逃跑，我会带上“货物”的，我能做到这点。谁需要我这两手空空的人？而您在路上将和罗伯特交谈说，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只是和您不同的是他没和过去的纳粹分子合作过。他在您的事业中有用，因为根据一切来判断，他知道您不是在作梦。显然，您对我们的事情感兴趣，我打算和保安处取得联系。他们曾通过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联系过。但是英国人会着手和那些挡道吝一起共事的。这比您更好。”

　　“什么，他从情报部门来的？”

　　“我想不是。无论如何在战前，没有联系，只是对他感兴趣。”

　　波尔打开钱夹，数了数钱，然后耸了耸肩，把钱递给了施季里茨。

　　“拿着，您是对的，我没想到。告诉我，为什么您买票去巴斯克？”

　　“为了离开你们。”施季里茨直率地回答。

　　“往哪儿？”

　　“走到哪里算哪里。”

　　“为什么？”

　　“因为我害伯。”

　　“怕什么？”

　　“怕重新陷入1933年以来的那种恐惧之中。。

　　“您从1933年起就在保安处？”

　　“是的。”

　　“早就认为这个组织是‘可怕的’？”

　　“是的。”

　　“从何时起您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我的事。”

　　“为什么您决定在这里——当我们找到您以后——这种恐惧还将等待着您？”

　　“因为埃尔明白，他不喜欢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以致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我都不知道。显然，目的是旨在反对你们。而我再也忍受不了，长期处于阴谋之中。阴谋只可能是一次．阴谋家可能取胜，但也可能被消灭。”

　　“很困难。我从未参与过阴谋活动。您明日给我讲述讲述，埃尔说过些什么？”

　　“不，我告诉您的，只是我能够说的。如果您想我们对话，请解释，为了什么他敢这样谈及您的事？是傻瓜？不，是聪明人。是你们的计谋？当时我很少把粗活往您身上推。可能，和另一个人会过得去，和我不行。我是—个以此为职业的人，因此我打的是不隐瞒自己意图的阴谋，像我非常不喜欢扣着牌来赌一样。”

　　波尔灭了香烟，从漆成光滑的象牙色的窗台上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只是别偷偷溜掉，好吗？”他要求道，“第一，这不会有好结果；第二，我喜欢您的写生画。这是老实话。”

第二十六章 参阅资料

　　(1946年)

　　克劳泽先生：①

　　据我得到的情报，在巴济利奥②和布拉什⑧之间有可能会晤①。

　　这一消息引起了比尔⑤家族的严重关切，在这里他们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干扰这件享。

　　同时唐·迪戈⑥对这一消息完全是另外一种反映，他说，在这种时刻任何一步都为时过早，看来，既然安赫尔①打算采取某一行动，其意义是什么暂时谁也不知道。

　　唐．边戈表示不仅和安赫尔谈话⑥，而且应当和百货商店他所有的同事⑥在晚些时候，即时机成熟时进行谈话，这次谈话必须以这种方式作好准备，以便巴济利奥不可能在百货商店逗留。

　　您诚挚的

　　约瑟夫·西涅尔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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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克劳泽一指盖伦．

　　②巴季里奥一指莫斯科．

　　⑥布拉什一指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会捂—建立外交关系．

　　⑤比尔家族一指美国国务院．

　　⑥唐·迪戈一艾沦·杜勒斯．

　　⑦安赫尔一指阿根庭总统庇隆．

　　⑥谈话——阴谋，打击

　　⑥百贸商店同事——指南美各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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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利齐奥在百货商店逗留——指必须安排苏联和南美各国之间断绝外交关系

　　②约瑟夫‘西涅尔曼——指盖伦·组织’的代表

第二十七章 里克特（一）

　　(1946年)

　　威廉·里克特相信人生中常有的唯一原则：是与获得胜利的人在一起。

　　……他进入神学系，决心献身于为上帝服务的事业，然而，在德国他明白，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急于想夺取政权，而教堂在一切战线上放弃宗教立场，改变了方针，参加了党卫队，受到威胁的不仅有犹太教会，而且还有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持反对立场的神父及其主持的敦区。

　　起初党利用他作为演说家在辩论会上与那些公开表明反对纳粹分子的残忍的教徒辩论，他几次为报纸写文章，引起高度评价他的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注意，后来命令他到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正在这时希特勒声明，党要上台执政，需要有高等学校毕业文凭的人。

　　他作为校外考生通过了考试，以后(结党卫队成员的一种特权)吸收他参加了一个特殊的分队，这个分队的任务就是监视在秘密科研部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就这样，过了一些年他出现在制控原子设计的小组里。他明白，物理学家龙格和那些支持他的人挡在道上；他认识到只有龙格才能使帝国拥有原子武器，但是大多数和戈林有直接联系的学者痛恨这个被自己的事业弄得神智不清，而对自己周围什么也不想看的人，他只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才是真正的天才。

　　里克特明白，逮捕龙格对帝国是犯罪，他清楚地知道，解除物理学家的职务会把德国抛到后面，既然他相信自己的准则“与胜利者在一起”’那么在神圣的元首的帝国早巳鬼迷心免排斥犹太人主义的倾向获得了胜利1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为此采取什么行动，而是迎合德国的这种要求——让真理取胜。

　　他的想法好像是与肉体分开而单独存在的；在内心深处他明白，战争打输了；他明白这点是在俄国人问波兰边境推进，而英国人、美国人又在荷兰开始了战斗以后，然而他禁止另一个威廉·里克持不要夫考虑有关的这件事；他其至害怕听见这第二个里克特说话。只有当同盟国纳轰炸机炸毁了他的独家宅院，他的妻子、孩于也与住宅同归于尽时，只有当他来到为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多面堡而扩充组织的部门领导人那里，而领导人却说，他，里克特，不得撤退时，因为把原来是半纯种的畜牲——龙格，一个在您鼻子底下干见不得人的事，自在破坏帝国防御力量的坏透了的犹太人》“忽略过去了”——只有到了那时他才允许自己听那个里克特的话，于是他，这个无人知晓他自己的里克特说，最终，那些他从前拒绝自己听见的话：“被握有政权的白痴吓破了胆的蠢货们在某个时候能够获得胜利，然而，要知道你不是白痴，你会明白公式的涵义，以及它炯残酷的逻辑。为什么你到现在不采取点任何措施，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将来的生活有保陈？！要知道在这个帝国里所有白痴崇拜犯罪达到了如此惨绝人寰的地步，以致于简直不受任何惩罚。报应即将来临，受到惩罚的不仅布主要的躁狂吉，而且还有所有那些为他服务的入。每一个人越是诚心谈意地想想个人的利益，国家就越强大；只有这神才是成功的保证。而不是去盲目地奉行希特勒那些随意性的宗旨。但这一真理并没有运用在帝国的事业中，帝国结束了，它的垮台——·只是几个月的问题。你想和那些蠢货们一块儿死？为什么？你理解龙格。须知正是你第一个读过他则公式人并赞美它们。

　　假如你有了权力，你会让他完成他的事业并在实践中实现他的想法，这会使你成为胜利者吧。你会得到荣誉，成为原子武器之父．你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那些蠢货们，而不是别人。拯救你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在于拯救龙格所从事的那件事，他的思想不仅能保证你的生命。而且还将可能为那些失去体面的艰难岁月的年代挽回点面子，当你不是里克待，而是优柔寡断的里克特们只适应那些人一生中没方读完过一本严肃的的科学书籍的歇期底里臆症患者和懒汉们。喏，行动吧。不要去作随声附和的白痴！无论是现在：或是其它任何时候，为将来而斗争，如果你最终能对自己说，主要的是听见了关于发生的骇入听闻的事件的真情！”

　　在慌乱的撤退中，他从保险柜里窃走那些属于龙格和他的同事的文件，他把文件复制了一份，并安全地藏在别墅的地容里。但在1945年的那种情况下，他作出此事后的第二天早上，如有人问他有谁知道这事，他仍然不能作出淮确的解释，为什么他要这干。

　　里克特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么于，他既要开始艰难的旅程迁居国外。他随身什么也没带，只带了这些数据和两颗钻石，是搜查时没收龙格妻子的东西。带着这些东西，他来到阿根廷，莫名其妙地来，各种侥幸的情况奇奇怪怪地凑在一起，使他获得了良机。

　　但救了他的主要之点(他明白这一点要晓得多)，还是他天生的小心谨慎：在反对教徒的辩论会上他发言不是歇斯底里般的，保在帝国时那样习以为常的冲动，他企图开导，不是煽动去立即进行报复，他以笔名暗中给富于煽动性的报纸写文章；完成党卫军的一切命令，但他仍然企图在有可能的地方“制造”混乱，但不号召去流血。

　　他这样作是因为他的遗传基因养成的谨慎性格提醒他你越温顾，越不引入注目，你的生活越轻松些——万一飞来意外的横祸和当局势的发展使你处于不幸时，保持中间立场比拼命倒向无论是哪一边都要安全可靠得多；如果需要抬举你，它就会找到你；如果面临打击，打击也不会像反对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人那样具有毁灭性。中间立场，光荣属于中间立场，归根结底，正是中间立场才是幸运儿和失败者暂时躲避风头的绝好地区。

　　起初里灾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充当装卸工人，收入还可以，他租了一个单问，虽然毫无设备，但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过了三个月，他开始热悉了环境，去市中心，选了卖德文书籍《ABc》书店，认识了商店经理，当然，不会留下自己的地址，在书店里他买了阿根廷的有关人名、党派和报纸的手册，回到自己的居室后，坐下来着手去联络，大学的知识帮助了他，不管在哪里都给了他系统思维的技能。

　　里克特再清楚不过地懂得，为什么需要这些昂贵的书，而且是什么东西帮助他想到要这样做。

　　过了3周，他根据收集到的情况，用各种墨水写出了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势力。

　　他把庇隆摆到第一位，在他的名下划了两条粗线，然后，按次序妙录了在阿根廷执政14年，一直到1930年的公民急进联盟的情况，当军人独裁者夺取政权时，这个党成了反政府派。使用浅蓝色的墨水——为了更准确地记亿——里克特工整地写出：‘党的基本骨干——知识分子；公民急进联盟在不列颇的保守党入和目由党人之间是倾向于定中间道路的党派，受到北大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部分土地所有人中有影响。和庇隆的较量失败了。”

　　他把共产党人列为次要的力量；用红墨水勾掉了党的名称，然后写出阿根廷临时总统乌里布鲁将军组织的国家民主党的名称的缩写字母，乌里布鲁将军是1930年发动军事政变而执掌政权的。

　　既然该党依靠土地所有者，处于天主教神职人员监护下的北方几省贫困的农民，依靠沉湎于贪污受贿之中的官吏们，和依靠军队首脑，正因为这个党由于自己的构成，而不可能控得20世纪不能主要指愚昧的农民，否认工业门进步相指望回到早晚消逝的太古时代和人民群众直接归属于主人的那些年代，——这个党也被他匀掉J—．因为庇隆在1943年政变时推翻：正是这个党执政的政府，庇隆成功地实现了“改变．依靠的是“民族革命”这样一个口号——即“民族革命其目的将是建设一个有力量抵抗无论是美帝国主义或是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的社会，一个服从于民族原则，而不是阶级原则的垂直领导的工会的社会”。

　　里克特用绿墨水划掉社会主义党。那时它还不是敌人，但基于缺乏明确的纲领，这个党垮台了。

　　当里克特研究了各党派为分布情况、人名索引和国家最重要的报纸《号角报》、《民族报》等之后，购到一本西班牙语教科书，无报酬地向一个学习德语的，名叫马努艾尔的大学生学习西班牙语(马努艾尔，23岁，是一个尼采脑狂热崇拜者，同时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法西斯主义音、反美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一个追随“最高统帅沸朗哥的试验”的人，一个早晚跪拜在力量和坚定信念面前的头脑绝对混乱的人)，并开殆参加一些政治领袖发表演说的集会，——自然，要经庇隆当局允许， “言论自由”是被限创办要知道主要的是宣布了人民极想得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以后可以容易地把这种修正案纳入有关自由的法标的程序，让一切都回到自己集权主义的圈子中来。

　　里克特在急切等待庇窿将发表讲演的那个时刻。经马努艾尔的帮助他在一周内打听到了此事。为了能征第一排占一个座位他提前到会：当地的拉丁美洲人完全是一些发狂易于冲动的入，应当注意自卫。在俊卫森严防维台上身材高大的将军讲话，引起了底隆主义工会成员伪狂热共鸣，当庇随谈到“工人的权利”、“帝国主义的压迫”、“共产党人的倾轧”、“民族的共性”时，里克特发现，与析特勒不同的是将军一次也没要求屠杀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没发表反对在港口做工的南拉夫人——南斯拉夫人、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真的，这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取得了阿根廷国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阿根廷入，没有号召“誓死和民族的敌人战斗”，投有号召去进行全面战争，而是相反，将军谈到了阿根廷需要和平，为了和平阿根廷必须成为一个强国，以便“为拉丁美洲大陆的其它各国铺设通向社会协调和进步之路”。坦克特还发现，庇隆也没像希特勒经常做的那样对议会制加以伤辱性的攻击？他也没有对知识分子加以嘲讽，相反，他指出，“没有最广大的有专门知识的民族干部，民族革命的胜利不能完全实现，因为学者的天才有助于我仍正义的社会客提高深的知识，这些知识将为已经觉经的并意识到自己是南美的强大巨人的这个民族的利益服务”。

　　所有的人巳散去，里克特大步定在无人行走的街上(集会近午夜才结束，人们非常喜欢在这里谈论)，一切经过都如同他所期望的那样。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理想，现在又有人给他提示了这些理想，他在理想中曾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人物一个里克特是富于美好幻想的，另一个却怀疑地制正前者，而第三个则是在评价了第一个、第二个里克特之后，不依赖这两者而存在着。他开始把全付精神寄托在帝国时的理想上一—当他躺在宽大的床上．和玛丽·里泽同床共枕时，他闭上眼睛，等待甜蜜的梦幻出现。有时他梦见自己在帝国总理府，迎面碰见了元首，元首和他握手交换意见，邀请他进径．还和他谈到了有关一个党卫军少校行动多么勇敢，不伯官僚主义庞然大物的威胁，因为官僚主义者们把他，一国的元首和民众隔离开，——“您向我提出您的意见，做得完全正确，我支持这个意见，现在您亲自主持调查局，我授予您将军衔，过—年，您来向我报告您打算作的一切事及执行情况。”里克特清楚地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丧失思维能力的人的幻想罢了……

　　以后，当玛丽一里泽不在，缪勒对他像对一个最坏的骗子那样大声吼叫时，当乌云密布东方战线威胁着他时，他不是简单地忽略了对一个犹太人的检查，而是在“工作”中帮助他们，这时他开始幻想另外一件离他好像又是看见了．丘吉尔朝他迎面定来并把他的手放到自己肥胖而苍老的掌上说，同盟国对他表示圾大的感谢，由于他，里克特，使一个著名的学者长期免遭逮捕。他分明看见了给他，里克特，颁发了一枚大英帝国的什么勋章，听见了，当他检阅仪仗队时，有人吹起了苏格兰风笛，军官们向他行礼。

　　但，这个幻想一下子就消失了，他听见了伦敦电台的广播。所有党卫军军官都被认为属于纳粹罪犯之列，必须受到法庭的审判。

　　就在那时第三个里克特取得了胜利，他被第一个、第二个里克特抑制了这么多年，一直害怕第一个、第二个里克特，一直钦佩他们，又强烈地强烈仇恨他们……

　　他听从了第三个里克特的劝戒，把全付精神奇托在世界的现实上。他用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真正理想去衡量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须知，理想像出生在阳光下的所有的人的理想一样，他们都幻想成为首先获得这一生活的财富。驾驭生活，使之听命于自己，享受到生活的愉快和怀抱的人。你才39岁，你的一切都还在前面，你等待得太久了，让自己的思想屈从于别入的吃语，使白己失去生机，为了良知而迫使寻找摆脱困难的办法，可以想像，这种阴险的说法应该是在对民族必然快的理解中产生曲一种严酷的和被得到谅解的需要。虽然你理解透彻，但事情并不是在必要性之中，而是在产生子不可能对抗灼白痴俩的胆怯之巾。在灵魂深处每一个白痴所者虏的邯像冰观交允许自己考虑的一样。制度的主要力圾就在于此。

　　他没立即明白，庇隆——他主要的期望，其中并不是神话式的变幻无常的，类似希特勒或丘吉尔那样的希望，而是绝对观实的希望。他在黑暗中认清了这一点，但仍然是被恐惧所折磨。只是充他听了庇隆的演讲，研究了这个国家的局势后，只是当他加入了港口工人职工会，并得到了完全合法的证件后、他才开始行动。根据马努艾尔的要求，他去丁佛罗里达大街的珠宝店；一颗钻石，那颗稍小一点的，也值一个庞大的数目。大学生惊奇得搀大了双限定出玻璃门。里克特盘算着把比索换成美元．结果将近7千美元，整整一笔财富，这以后他在僻静的苏伊巴切街租赁了一个两套间的住宅，靠近教堂，又买了几件上衣阿根廷人极注重一个人的穿着)并取得了开办现代物理学问题咨询和设计公司的执照，成了那个马努艾尔的主管经理。以后他又印制了精致的名片，并去了位于7月9日林街道的旅游局，获得了到该国东南多山的地区去周游的机会。在疗养小城圣卡洛斯一得一巴利洛切他逗留了7天。这事值得，因为建立原子设计基地找不出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这里地处山区，有秀美的纳韦尔瓦皮，完全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与智利接壤的边界上)，在这里可以安心地试验“那玩艺儿”，况且山区储备有大量的动力资源—一瀑布。

　　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他自己关在家中工作了一月，然后邀请马努艾尔来，为他翻译向庇隆提交的呼吁书。

　　呼吁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阁下2在三年时期内我在帝国主持从事建造原子弹的部门工作，其全部资料迄今一直在我手中，这些办有保险手续的资料其所有权属于我。

　　“我听说，科尔多地区开始了建立强大的阿根廷的航空兵和炮兵；来到您美丽的国家的我的同事的名单，我早就熟悉。为您的民族革命的思想的胜利，我的设计方案将给阿根廷带来不单是必要的空军的优势，而且还将使阿根廷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将会向大家证实，走上正义和为民族和谐的祟高理想而斗争之路的全民族能获得怎样多的成就。

　　“自然，这一设计方案必定是国家的最高秘密，因为无论北美洲，还是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忍受既与华盛顿，也与莫斯科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的民族力旦手中拥有原子武装。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有兴趣，我准备和您见面，亲自和您，而不是和别助任何人见面，以便审查我的方案。然后我就开始行动。我想这会结您的事业带来辉煌业绩的。

　　“由于很明白的原因——不管怎样我是一个德国侨民——我认为不用提供我的地址和电话。如果这封信有可能转到您手中，那么从发出此信件开始，我每周星期二在胡所托林荫道和圣马尔金林荫道的十字路口等待您的使者，使者的手中应孽着一本德文版的尼采的书，我会直接向这个人作自我介绍的。

　　“我祝愿您幸福，作为民族命运的真正主宰者．愿您在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成功。”

　　马努艾尔承担转交信件的任务，里克特确信．他的朋友们在这个行动中有很大的作用；里克特

　　知道应该把一个充满炽烈热情的“主管经理”的全部话“一分为十”，除此之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隐藏起来，坐等良机，以消磨那折路人的时间，所以他每天去《ABC》书店，浏览图书，和书店经理—起喝咖啡；他注意到，唐克教授来到首都多半也在这里，他没提出此刻唐克住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他明白，这会吓坏主人，过去在选购配套设备部门土作的费塞尔结识了一位老太太，得知唐克定居在科尔多巴近郊的某地，正是在位于书店二楼的老太大的房间里，他能够团一翻经常订书者的名单；他掐录了唐克和鲁得尔的地址，惊喜的是，他如此容易地就得到了这一抓这是在阿根廷，他对自己说，我在帝国举止也不会这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假如我成功地得到施季里茨的地址，他第一次这样想；这个人了解龙格的一切，物理学家没对任何人说过的事，他都向旗队长公开，“在逮捕后他们之间有完全特殊的关系……龙格没来得及在文件中记下的那些重点，都留在了他的脑子里，他和施季里茨交流自己的思想，我记得，他们在和反对龙格思想的那些学者对质时，他们是怎么相互地交换眼色。这没有什么，主要的——是开始了所需要的重点，归根结底，可以暗中接近美国人，我找到施季里茨的希望很小，比大海捞针好一些：这样的战争，鬼才知道把人们扔向何方……我等得太久了，不知何时该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谁，手中握有全部王牌，来开始！

　　走去会晤时，双膝打颤，心在紧张地卜通卜通地跳动，第三个里克特说了某句安慰的、明理的话，但是第一个里克特没注意他，老重复说一件事：“这就是结局，马上就有人来抓我。扔进地下室，恐怖就要开始了”。这种恐怖是什么样的，里克特连最小的细节都想像到了：逮捕龙格后，曾命令他去审讯所有参与这一事件的人；他不得不与党卫军少校霍尔托弗一起工作。那个人注意观察里克特怎样残酷地沂解被捕者——用血进行连环保是最可靠的，这是回避不了的，直到最后一息，这可怕的洗礼，永运无法忘怀。

　　还是解脱的第二个里克特安慰第一个和第三个说“赫尔托弗死了，除他之外，没有人知道有关你的什么，不要朝坏的方面想，竭力等待好消息的到来。”

　　……好不容易到达约定的地方，里克特停住脚，他流着汗；等待着，没有力气动一动。

第二十八章 施季里茨（十二）

　　(1946年10月)

　　开出布尔戈斯40公里，波尔打了一个哈欠，懒洋洋地望了望哈里斯，哈里斯好不容易才掩盖住了困惑不解的激动——不能这样再三再四地在大众面前显得缺乏教养；如果这是一种行为方法，一种仔细周密考虑过的越轨行为，某种临时性的行动，那末应当知道，何地、何时利用它。虽然他对自己提出不问看法，我们认识的时问本过才一个半小时、甚至我们相见时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失面的克拉乌嘉简直没有注意到我，这不是做作———她到现在还迷恋于这个马克斯，鬼才知道，他那时姓甚名谁？唉，并且在这里有他的姓名？

　　当你认为你能和另一女人相识，邀请她共进晚餐，请她到自己的房间和她同居后，你觉得这是男人的小事．如果让你完全明白，你无论怎样也不算男子汉，只是一个舒适的枕头！他非常愤怒地想到，他们全是一群牲畜，一群需要权力的淫荡的畜牲，除此而外，什么也不需要！这个马克斯会打网球，我记得，在他的汽车里随时都放着自己的两个网球拍和一打网球，一种特别的，鲜红色的网球，希望不要像其它人那样，在这点上也逞能。(当然，他不知道，在网球场上红色网球是对联络员的约定信号。)而你，继续悲伤地想着的哈里斯，仍沮丧地按照培养你的那个俱乐部的规划生活，

　　“确定一个有礼貌的人的举止态度标准是：沉着，在各方面随时保持沉着；如果将人在你脸上发现慎怒、喜悦、忧伤或者你还缺乏刚毅，可见，你教养差，——在自己身上应具有我的一切”。这个马克斯在自己身上从不具有自己的东西，他一贯坦诚，现在他坦诚而自信，虽然他的国家投降了，变成了欧洲种植马铃薯的土地……唉，这其中有他的故乡！多么孤傲的奢望——当自己的家园中的一切行将破灭时，还想着世界。我这么轻薄地和一个妓女在

　　一起，我瞎编和她在一起，就不耽心询问，她怎么又和别人一起，这会激起我卷入和一个陌生的情敌的竞争，这会给我力量，而且值得我去迷恋一个不错的女人，值得屈从于闪烁的爱情的诱惑，正如面临破产，我什么也不能作一样，我伯因为这个问题或看法得罪于她，多么荒唐……

　　“听着，波勃”罗门说：“我称呼您波勃，可以吗？”

　　“那我就简称您为‘佩’， 同意吗？”

　　“那正合我意！您可以叫“佩”或者“贝”。”

　　“为什么？”

　　“这是罗门的简称，在我们轻松聚会的那些日子里，为这点小事会攒下40秒。您会开车吗？”

　　“啊，当然会。”

　　波尔摇摇头说：“只是不要生气，好吧。那我就合告诉您点事。”

　　“我不知道，怎么会生气，亲爱的佩。或者我交个朋友，或者我决斗，没有第三条路。”

　　“有的，有的。那里有人用眼睛盯着博尔津，以致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不，真的，为什么您用‘啊，当然会‘这几个字来回答，而不用 ‘是的’？”

　　“因为，我习惯这样，比如说，为什么您忍不住老打哈欠？您打呵欠很不雅观，嘴张得很大，像一个仓库，您的牙齿又不那么整齐，何必给外人看。”

　　“正是为给外人看，所以才这样做。如果他们认可，就意味着，他们将成为朋友。如果鄙簿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站到非朋友的—方去了。您来开车，我怕睡着了，我开车要打磕睡，明白吗？”

　　“好吧，我情愿代劳。”

　　“喜欢开快车？”

　　“我认为开慢点好，以便能看见车旁的景致，我憎恨开快车。”

　　“已经到了憎恨的程度，”波尔又讥讽地哼了一句，刹住车，以致车后部向旁边滑了一下，“下去，我非常喜欢开快车？您是个反对派？没有出现中间派等等……”

　　“您自相矛盾，佩。您反驳自己也这么不文明‘奉行我们的逻辑，说‘憎恨’这个词——是节省时间：面说‘不很喜欢’——是浪费时间，我们现在在一切方面都在向你们学习。没有移民区的不幸的岛民，以某种蛇发女怪代替殖民帝国，这种神话般的团结，没有你们的庇护，最终是要分裂的。”

　　“太正确了。”波尔赞同说 “会有人来砸碎石块的。”

　　他下了车，挥了挥手，走了几步，擤了鼻涕，就坐进后坐，伸直了脚(他想把脚放到椅背上，但他明白，英国人忍受不了这个，假如我知道点他的什么情况，假如我对他有浓厚的兴趣，应当逗一逗以促进友谊；成为朋友的人都是那些从对骂开始的人。

　　“我开车去别的国家，常听广播。如果我打开收音机，不会妨碍您，佩？”哈里斯问。

　　“开吧，只是在这里，没什么可听的，早就知道，他们要播放些什么，我可以预先写出来．而您以后可以和官方发表的文章去校对。”

　　哈里斩打开收音机，正在广播歌曲；近来佛朗哥取消了对美国爵士音乐的禁令——他等待，华盛顿对他作出的这种“勇敢的姿态”怎样反应。罗门想他们此时所定的每一步都被视为是对外政策的举动。除了分析情况外，我们似乎无事可作。谁赞成在这里允许我们的号手吹喇叭！这对我，也算是大事！他们自吹，就让他们吹吧，这会妨碍谁呢？他反问自己．这会妨碍希特勒。

　　“美国爵士音乐—一是‘下等的黑种人扭扭捏捏的艺术，是畜牲的放荡不因的节奏，是对瓦格纳和巴赫的伟大音乐思想的嘲弄”。有趣的是，假如在德国，允许我们的爵士音乐，有谁会来赞成这点？是戈林？当然，就是一头恶魔，其中仍然有真实的人的某些闪光，余下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狂，是病人，是让这些疯子管理助八千万人……顺便说说，施季里茨的画也不是给他们元首的礼品……有人可能会扯下肩章是由于这种色彩，由于形状的模糊以及个人对风景和人物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大概，他因此把这一切留在了西班牙。在这里要容易些吗？不，简单地说，大约，他相信这个娘儿们，一个好的娘儿们，她的什么地方有点像那个在圣波得洛街上见过的长着雀斑的翘鼻子的姑娘，多么好的一个姑娘。会落到一个发育不全的低能儿手中，不，显然，这个博尔津仍然去过她那儿，如果我处于这种情况，也会去这个美人那儿的。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一不管我们想不想——都是以女人为转移的。如果你在疯狂的生活中抽彩抽到一个中奖的号牌——你是幸运的，没有抽到——只好怨自己，喝威士忌、抽烟、嫖娼，以便早点结束这种不稳定状态，反正不会有欢乐。是的，但为什么他仍然买了一张去圣塞瓦斯蒂安的票？要知道，他可以买到两个座位的票。而且他有钱，完全可以叫一辆小轿车。我正是这样作的，但愿我有一个像这个绿眼睛的女人一样的女朋友*不要用自己去衡量一切人，这种模仿上流人物的方式是不会使任何人幸福，他对自己说，努力去物色一个人，使他成为自己的亲信，但无论如何也不要视为和自己是同一个人；确定他的特点，习惯、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结交的范围，这样就会使你有可能多多少少得到一个正确的心理上的印象。也就是说，应当算计一下这个克拉乌嘉本人，而且还有哈里斯，何况他来自“贝尔公司”，而对造谣反对我的埃尔．杰克博斯及他那一帮恶人，应当详细地了解清楚，我感到我的周围冷淡无情，我不敢承认这点，但或迟或早我都必须坐在桌旁，拿起笔，记下那些使我担心的观点。可能，我过于激烈地反对和括特勒的间谍机关开始结盟？但要知道，假如我赞成这种结盟，对于美国，这种态度就是极端地缺乏爱国主义精神！那么，我们在全世界的眼中将在臭狗屎中被沾污而无法洗净。想必，对我无可指责。但我又重新会陷入错误之中，他反驳自己说。我像逻辑学家一样苦苦思索，可是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信奉情感，而不是信奉逻辑学的人。为了自由世界的防御，无论在何地，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我反正不能同意德国人使用的方案。打预防霍乱的疫苗，以免感染上鼠疫？前景不是从喜悦中来。不是的，可为什么这个博尔津的画使我这样惊讶？因为它们也使你吃惊，他对自己说，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这在他的写生画中也表现出来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的意外的坦诚使我有可能利用他去揭露不仅是分散在西班牙的，而且是分散在全世界的党卫军分子的整个系统。在阿根廷，党卫军分子非常多，在智利也有数干人。他将是我的一张王牌。到那时让埃尔和他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来试图打击我吧。我要以事实去回答，这就是给每一个决心给我下个绊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这将是对那些在俄国人面前唯命是从，准备去和希特勒的近卫队结成同盟的歇斯底里病患者的一次打击。博尔津将利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西班牙人进行工作。双方都在设法使他脱离对方与自己建立秘密联系，他们将成为我的人，如果博尔津给我十分之一的情报，而他，显然，会把它分开使用，我的监视将弥补他决心隐藏的那一部份。他会成为跟线，这样甚至会更方便些，让他这样吧，终究应该考虑人类自尊的感情，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考虑它，他潜伏起来，他与我见到过的所有那些纳粹——和在布吕赫拷问过我的，现在还住在这里，作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讲演的那些纳粹——不同。好吧，够了，明天你会有许多事，而今天晚上你该用威士忌酒灌醉这个英国人和借谈有关“贝尔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和其它一切来劝解他，而以后把他送到某个淫荡的女人那儿，刚才您还要他去和桌子角亲嘴，太委曲了，我理解—个受压迫的入的心。睡吧，他命令自己，忆起妈妈就睡着了，·你睡过一觉，当你似乎看见母亲，听见她的声音开始给你讲述有一个好结局的可怕的故事时，就很容易忘掉一切。

　　而哈里斯开着车，把油门踩到极限，但仍旧想着， “贝尔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邮报》，专制独裁，民主这一切．和在克拉乌嘉那儿发生的事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事。他对自己说，我们只得活着，活个5年10年，我已有48岁了，我又是一个人，整个一生是一个人，因为要等待，每一天都要等待与神奇的事相遇。克拉乌嘉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西斑牙女人，你想往生一大堆孩子，安排每天家务，吩咐女仆们怎样在太阳下把洗净的床单晒干，其它就是上教堂和一年一次去海边。便于以后一个冬天谈论这事儿。可是她不是这种人，我本人为我自己对克拉乌嘉的这些想像感到懊悔；我还不了解她，一个男人——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像我是一个窝囊废，一定把那个按照自己的臆想塑造灼形像给一个女人，她能实现一切，一定能。一切灾难产生都是出于事前没商量好，我们怕看到荒谬的、过分好用权势的，软弱或过分强大的形象，而应当随时存在白我、而我一生扮演看那个虚构自己进高等学校的形象，把自己臆造成这个理想的人，的确也臆造成了，而施季里茨——是的，是的，那时他叫施季里茨，确实，我不会忘记这点，不叫什么博尔津，而叫施季里茨，克拉乌嘉称他为艾斯季里茨，并且．总是为他忙得精疲力竭，当我询问她有关他的情况时．尽臂他没有给她写过信和打电话，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她仍旧保存着他的照片，从不把他的照片从小桌上拿掉。我一谈到有关西斯莱的风景画和卢瑟福的发现就使她痛苦。她需要一个男人，——‘威严的强壮的男人。我呢．我现在明白这点时已完了。我不可能奋起。就随遇而安吧。为自己编一套很得体的，可以接受的谎言，并且遵循它；随便雇佣一个什么样的舞女吧，一个体态均匀的女人或找一个需要庇护的芭蕾舞女演员，使她依附于自己，在她身边，你会感到有力量。或者从妓院弄一个妓女来，租—套住宅、她会盲目地崇拜你。妓女是些知恩的人，她们会知思图报的，当然，是善报，只是在她的肉欲的感觉中，经常有些粗暴的人。当一个人吃饱了，他不会拒绝再吃一小块气味难闻的乳酪。你—一不是一块内，罗伯概你是乳路，一块你的管家贝扎明端着银盘于上的干而无味的乳酸。

　　他又想象起现在在克拉乌嘉家中发生的事，分明看见了，这个目光冷静的施季里茨和一个女人搞上了，像他一样使她变成了一个温顺的动物。他想这会在他身上激起愤怒，然而却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力量，承认这不是什么愤怒，而是在一个身体和精神上残缺的人身上随时产生的一种淫荡的醋意的反映，这种反映隐藏在罗伯特·斯潘塞·哈里斯的内心深处。

　　施季里茨这时正躺在沙发床上，观看医生怎样往静脉注射一种粘稠的黑色液体，医生是被惊惶的克拉乌嘉叫来的。疼痛既拆磨着他，瘸腿又在气候发生变化的日子里使他难受，但是像在桌旁失去知觉或像死入一样地摔到地上这种情况可能暂时还不会发生。

　　这是一种令人焦躁的负担，他对自己说，这种情况再也不会有了，因为表演已进入最后阶段，没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波尔现在会得知我的其实姓名，会着手采取这种步骤，把那些有利害关系的，完全了解我究竟是谁的入引向我。我不知道，那些站在肯普后面的入会是谁，如果在他后面确实有一个什么入，波尔，他的老板有权分析全部保存的文献；谁是第三者，总之是一个神秘不解的人，但现在一切会提前，我简直没有可能逃出监视，刚才这些事怎么会在这里发生。这可以解释，我感到这里不单是一个安全岛，我突然感觉到了爱，我甚至不习惯于允许自己想着有人爱你，在这个残酷、无聊的世界上谁需要你，等待你，并且这不是在那些地图页上用虚线划定的线后不可能抵达的地方。

　　“不得不在家躺上一周。”大夫说：“我说不上，您出了什么事，显然，后果不堪没想，”他又在施季里茨的胸脯上检查了一下，

　　“可能，这是脑血管轻微的痉挛。我给您开一剂草药，在这里的山中有不少的药草，可以调整您的血压。只是要忌烟、酒。”

　　“我忌不了，”施季里茨说，无论如何我也忌不了。”

　　“但这是不理智的。”

　　“正因为如此我忌不了。为了不进棺材需要每一分钟都包含着理智！不，最好活到上帝宽恕我时，不考虑每一秒你怎样行动，是死或是活。”

　　大夫非常惊异地看了克拉乌嘉一眼说：“夫人，您应强迫您丈夫听我的劝告。”

　　“先生说的一切是对的，”克拉乌嘉说，“感谢悠，帮了我的大忙，草药他不会喝的，药也不吃，我祈祷上帝，让他快点能重返网球场，只有这样才能救他。”

　　“什么网球场？”大夫困惑地两手一举，“这是死亡！他的状况是必须静止下来！不要作任何剧烈运动。”

　　“他会自我调节的，”克拉乌嘉微微一笑，“任何药方对他是一种强制形式，而他是经受不住强制的……这种人很少，其它所有的入喜欢屈从，而他不会命令人，何况是屈从。”

　　“您是作为一个英国女人在说话吗？夫人。”

　　“我是作为一个女人在说话，大夫。”

　　克拉乌嘉陪着老人到前厅，往他衣袋里放了一个洒上香水的装有钱的信封，听了大夫低声细语说，先生的情况十分令人忧虑之后、她返回客厅。

　　“打开收音机吧。”施季里茨请求道，“你这儿太寂静了，最近几个月我使的房间，窗户都是朝向大衔的，我通常习惯了喧嚣的生活。”

　　“收听哪一个台？”

　　“任何一个都行。”

　　“听音乐？或是新闻？”

　　“都一样，然后坐到我身边来，绿美人。”

　　她选了一个在播送优美音乐的台，播的是阿斯士里亚斯的歌曲，歌曲忧郁而动听。然后她走近沙发床，坐到床头的地毯上，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这一吻是那么纯洁、真诚，大约，一个母亲也是这样吻她的孩子的，施季里茨想，我从也没感受到这点，我不理解母亲，当我年纪稍大了一点，我改避开了父亲，他也再没吻过我；小男孩对父亲公开表现的抚爱感到难为情，这以后他等着我走近他，用脸对着他的耳朵，只是这以后他拥抱我．抚摸我的头，用于涩的嘴唇轻轻触及一下我的面颊．像克拉乌嘉那样。

　　“请你让你的女清洁工给我买一张火车票。”

　　“不。”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你离开。”

　　“我也不想走，但我得回去，如果你想，到马德里来看望我，我现在有一套还不错的住宅。”

　　“当然，我要去，我会到地下室去看望你。”

　　“谢谢。”他抚摸着她的面庞，她吻着他的手。屏息着。

　　“上帝呀，我看见你有多么幸福……当你离开以后，我就这样幻想过，我寻找过谁，有谁哪怕一点点像你……谁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你没有在我床上睡过……多么愚蠢的男人，他们都是如此的多疑和软弱……但我反正要把你安置到我的床上。”她笑了笑说，“现在你不能随便地躲开我。”

　　“你想，我会拒绝？”施季里茨笑了笑，“我不会拒绝的。只是我怕使你痛苦．我是一个不好的情人……”

　　“你从哪儿知道，什么是好的情人？在女人们那儿和在你们这儿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以前和以后对你们来说是最主要的，而对我们来说比一切都珍贵。”

　　“那我还会来的，”施季里茨又微微一笑说，“在以前和以后我都保证。”

　　“我对你好吗？”

　　“当然。”

　　“你看见我高兴？”

　　“高兴。”

　　“处在你的位置，西班牙人的回答是’很高兴’。”

　　“但要知道我不是西班牙人。

　　“给你煮咖啡？”

　　“不需要，在旁边呆一会儿。”

　　她叹了一口气，“这是你说的‘在旁边呆一会儿”？”

　　“我是一个心理反常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我爱上你？”

　　“不知道。”

　　“因为你好像一个姑娘。”

　　“是吗？”

　　“当然。”

　　“可我不知道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子汉。”他笑了笑说。

　　“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要知道，你总是竭力在掩盖自己的力量。你总是在演戏，和我也演戏。但只是可不能和一个爱上你的女人演戏。她知道一切也感觉得到。像一个秘密警察一样。”

　　“秘密警察认为，她知道些什么，而事实上她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她是在其它一些人那里得到的谣传，而每一个人是靠自己的观念活着，人们的观念是这么的不同，它们的内幕又是如此多的荒谬……我走之后秘密警察来过你这儿吗？”

　　“叫我去过。”

　　“我记得，你和一些意大利人交过朋友……叫你去的是他们的秘密警察？或是西班牙的警察？”

　　“都是德国的。”

　　“是吗？真见鬼，太怪了，他们要从你这儿知道什么？”

　　“他们询问了你的情况。”

　　“我明白，不是有关希特勒的情况。”

　　“谁常去你那儿……你们说过些什么……你喜欢吃什么，听些什么广播歌曲……”

　　“你怎么回答他们的？”

　　“我没对他们说实话。你喜欢西班牙歌曲，可我回答，你听的只是德国歌曲。你吃玉米讲，并且非常喜欢吃我做的玉米饼，可我说，你要求给你吃民族风味的菜肴。”

　　“到底是什么样的菜肴？”

　　“德国菜。”

　　“我明白，不是日本菜。但要知道，他们问你，我多半喜欢的是德国菜，不是吗？”

　　“当然。我回答，你非常喜欢吃白菜和烤肉。”

　　“什么肉？”施季里茨又笑了笑问：“喏，当然是牛肉。”

　　就这样人们用良善的意向铺平了通向地狱之路，施季里茨想。当她说有关牛肉时，他们明白她在说谎，因为地道的德国人多半喜欢吃猪肉——瘦的，肥的，都不重要。但一定要是猪肉；只有显贵们才认为狍羊外脊肉或鹿里脊肉好。这就是为什么霍尔托弗详细问我这么久，喜欢吃什么肉，听什么歌曲的原因。希特勒把多么可怕的东西注入人们的灵魂，怎样快地弄死这类入。’信仰和友情又怎样，’每一个人从生下采起就被认为是潜在的叛徒……但要知道，如果希特勒的思想在每一个角落怎么哀号——是最正确的，为什么背叛它？！理由是什么？，不是嘛，他们仍然是什么也不相信，施季里茨对自己说，稍微有思索能力的人都明白有关神经错乱的元首的吃语，他们明白，退路是没有的；退路已被截断：—但要为他服务“这意味着，我——被堵住了。而其他，那些地位较低的人逐步成为帮凶，粘满鲜血，’习惯于多疑和不信任，只有这才算是保证忠实于至高无上的不可更迭的完美的政权！“

　　“给你吃吗，施季里茨？”

　　“最好和我呆一呆，绿眼睛美人……就坐在旁边，我该不该这样说？”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听见你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幸福，你的声音有点儿特别。”

　　他重新抚摸她的脸庞，音乐结束了，播音员开始播送最新消息；苏黎士的美元价格猛涨；在走向世界性侵略的道路上，克里姆林宫新的示威；俄国外交代表回打算到达阿根廷，以及白官方面对庇隆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在下一步骤上的否定态度，安达鲁西亚的气候……

　　施季里茨猛地站了起来，没来得及顾及会重新出观疼痛，在阿根廷和莫斯科之间互换外交使团。这就是救星！不是哈里斯，这是虚构，相信它危险，因为负伤过重，十分虚弱，受到想成为超人的影响，不是和波尔在捉迷藏，波尔背后隐藏着某种秘密，不会有秘密，正是阿根廷？玻尔或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开始对我被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作感兴趣。要弄明白，他们需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然后才转向，再以后强迫接受自己的决定——“我将完成正是您在阿根廷所需要的一切，我与那里有联系，我一定能找到这些关系，我将做完您想到的事。”……只要不急，只要给他们灌输这种思想，只要沉着镇静、有弹性、有分析……”

　　“你怎么啦，艾斯季里茨？”

　　“没甚么，”他答道， “突然很想吃点东西。你是聪明人，你会比我自己觉得我好多了。你有什么，绿美人？ 你能请我吃什么？”

　　“你，当然，想得到玉米饼？或者变变口味？”

　　“口味，像性格一样，不会改变的。”

　　“我还有一块很精美的，深红色的风干肉，是唐·安东尼奥捎来的．你记得他？”

　　“是长枪党总负责入？在大广场附近他有一间小肉铺？”

　　“是的，一个可爱的入，善良的人，他很富于感情。”

　　“所有的人心肠都是同样的。大概，他开始给你捎风干肉是在他妻子死了以后……”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头脑中假设的逻想推理，得出他送给你风干肉的缘由，可能是通过这个悄悄走近你的卧室，除此之外，大概没有别的。”

　　“他是—个不进卧室，而进教室的人。拜访神父，和在手指上戴戒指，女人的卧室门可以用左脚踢开……我该问大夫，你可以喝葡萄酒吗……”

　　“可以。如果他建议服草药，那末葡萄酒尤其合适。”

　　“那突然你又开始不好了呢？”

　　“那你就安排一个隆重的葬礼，邀请乐队和请罗伯特·哈里斯在我的墓前讲话。”

　　“你该掉舌头！”

　　“没有这部分器官我就很困难了。”施季里茨叹息道，“这对我来说，像一个好的细木工的那双手一样重要。”

　　他坐近桌子；克拉乌嘉吻了一下他的头，然后就到客厅去了。电台仍旧在播放歌曲，下一次新闻报道还要等45分钟；应当调另外的台，可能，已经就莫斯科和阿根廷之间交换外交使团发表了评论，这是现今政治势力的分配中一个重要的事件。显然，庇隆是在故作姿态，希望这给他在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中拉选票。或者让我们卷入他的政治斗争？找美国人寻衅？为了贸易？使北方的对手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而以后签一个有利的条约？这就合乎逻辑，在这种贸易中总是必须经常保持储备、均衡。俄国有什么不均衡？我不相信，庇隆去建立关系仅是因为现今没有我们，世界性的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这是无法忽视的一一是笨蛋们命中注定的事，而他们在总统府是呆不了多久的。恶人和刽子手有可能统治得很久，而推翻这些笨蛋的人就是那些站在他们身旁的人，事实上，在政治的自我调节和频繁的变幻之中如此需要这样迟钝的和失去应交能力的入，最终他们确信，只有借助他们帮助的入才可能独推上领袖地位。应当公开地和波尔谈。只要明白了他的真正立场才好。他们和埃尔的分歧在哪里？ 谁为谁工作？

　　这个问题不可能这么尖锐地提出来。是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可能缺乏应有的考虑，不过，应当直截了当，为了明白真情。简化任务，研究细节，使最主要的人懂得。必须暂时让任务绝对的单纯。诚然，这“不可能不陷入异端邪说，陷于闻所未闻的愚笨之中。”在赫涅拉里西莫林荫道上波尔的那些小伙子们把车开到我跟前，显然，他们不喜欢纳粹．值得回忆的是那块伤痕的事，在他的眼中露出对我毫不掩饰的仇恨；这是值得注意的。应当造成一个要求他们帮助我的局面；他们喜欢行善，也好，我们就去迎合他们？

　　应该当心美国人的密探。谢谢佛朗哥，他允许影剧院业主放这些影片，最近时期我需要这类教学参考书。以便他们了解我，我也应当了解他们。或者哪怕是接近也算是了解。

　　施季里茨去掏烟；烟被揉皱了，不知因为什么他忆起了肯普；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感受着一种稚气的喜悦之请；的确，禁果甜，这不只是和亚当、夏娃的罪孽有关，假如大夫不毫无例外地禁止一切，我会感到痛苦的。但此刻我的确类似一个孩子，急切而笨拙地去偷吸了一口烟，好像自己是英雄；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他们要扮成成年人？

　　然而他们不扮成成年人又该扮成谁呢？是扮成绿林好汉或是土匪。他们是成年人，而成年人在做什么？打仗。小姑娘们——则扮成妈妈和女人，不会扮成小儿子，扮演的那些角色，对他们不能这么随意地摆布、喂食、洗理、走路、治病．接吻，像小女孩那样把他们放到角落里，尽管儿子长大成人后对母亲更加善良，对上了年纪的人更加宽容，较多地关心自己的妈妈，而女儿回到自己的家，占第一位的是他们的孩子，母亲已退到第二或第三位，顺便说说，母亲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法律也是无法更改的。

　　施季里茨对自己说，为了不让人听到那种你很难摆脱的想法，你是逻辑学家，你要让自己服从于这个方案；这是一个近几个月来第一次你想像中的方案；这个方案极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避开克拉乌嘉；不要欺骗自己，虽然你明白，这对于一个女人是残酷的和不忠实的，反正你不能强制自己把她从拟定的方案中引出，因为没有它一切打算都可能破灭。

　　是的，他回答自己，这是真的，她走进了我的计划。在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看见了她那美丽的绿眼睛，我看出了她不想隐瞒任何人，我的头脑中产生了脱险方案，回家的良机在这个计划中，我无意中使她成了头号焦点，因为正是她才能向法国请求签证和在那里把我的信转到大使馆和给我带来自己人的回信——其实，为什么要把回信托付她呢？为什么要相信她？

　　把一个处于欲心受怕的环境中的同志的生命托付给第三者之前，我要久久地思索好。不仅是在这种方案中你指望着她，施李里茨对白已说，你会立即明白，他们可能不相信她，你想娶她为妻，以取得国籍和有正常来往的权利。但要知道这是不诚实地利用一个女人的爱情。你无权去干这事，因为以后，如果一切都顺利结束之后，你要回到祖国，你对着镜子照照自己不能不战栗。不能把自己的安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一个背叛道德准则的人即使为了神圣的事业，也等于堕落到陷入了您意妄为的泥坑中去，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

　　……克拉乌嘉端来了一盘玉米饼，她曾记得施季里茨不喜欢这道用橄榄油制作的农家风味的极好吃的菜往盘子上摆得太多，以免显示不出一种用土豆、鸡蛋、几小块风干肉和青菜配制成的一份全新的菜。

　　“你喝什么葡萄酒，艾斯季里茨？”

　　“白葡萄酒。”

　　“我没有白葡萄酒——只有红葡萄酒。有一瓶去年的“洛萨多”，来自圣费尔明的播普洛纳……”

　　“你去年参加了费埃斯特节吗？”

　　“我每年都参加，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变成老太婆，我还沿着埃斯塔费塔大街跑步。”

　　“我愿为永远年轻的绿美人喝干“洛萨多’。

　　“可我要为你回到家而干杯……”

　　“我还没回家，绿美人。我只不过是来看望你，以后我还得离开。”

　　“你会邀请我到你那儿去的，不是吗？”

　　“作客。”施季里茨说，“我带你参观谁也没去参观过的马德里。”

　　“要知道，我不希望得到什么，艾斯季里茨，能看见你，我真是幸福……有时……我去你那儿作客时……你要给我留下这个权利。”

　　“别生气。”

　　“我高兴，我一直很高兴，为什么我要生气？”

　　“别瞒着我。”

　　“一个女人应当经常瞒着男人，她应当是他想看见的她，她应隐藏自己的情绪，只要他们幸福，不成为相互的累赘就行。”

　　“我没想到过，你这样明智。”

　　“我甚至完全不明智。只不过能和你一起我才是这样的；从前我不是这样。只是随着岁月的近去，我才明白了，你是谁，你在我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从前我是一个笨蛋，下不了决心说我想说的事。我总是很想说需要的事。学校真不应该教会我们成为像大家一样的人，似乎是一根刨光的木头……怎么可以去爱一根光滑的毫无鲜明形象的木头？ 诗人歌颂的是小树和花，不是木头。在你开始明白，倒霉的是自己，真正的自己时，已经迟了，生命已逝去，一切都已结束了……”

　　施季里茨举起斟有轻度玫瑰色葡萄酒的高脚标，探过身去和克拉乌嘉碰了怀，一饮而尽，又掏出一支姻。

　　“我有布洛烟，”克拉乌嘉说， “喝了咖啡后我给你。”

　　“老实说，那种烟的劲大，我忍受不了。还是请那些喜欢抽的人抽吧。”

　　“为什么你要让我难受？”

　　“我？ 不，我并不想使你难受，我也很想成为那种人。因此我才说，像我想的那样，而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有教养的贵族应该回答的。”

　　“你以后还来我这儿？”

　　“一定。“

　　“常常来吗？”

　　“不知道。”

　　“你从前从来也没肯定地答复过，艾斯季里茨。”

　　“这不好？”

　　“当然，很不好。要知道当时我才30岁，因此我认为自己年轻，而所有的人年轻时都希望表明一定要去教堂，而以后在家里有孩子，有很多孩子，可以后，再以后……问题就在于此……最崇高的表白正好包含在不表白的意义之中，始终不渝的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很合适。什么时候你得出这个结论？”

　　“收到一大堆明确提出的求婚书……况且就是这个罗伯特&#8226；哈里斯……这样的表白比孤寂更糟，那时即使无论幻想什么都办不到……悲观失望，希望破灭，过早衰老，而且是在按法律禁止离婚的国度里……”

　　“会允许的。”

　　“从来也不会允许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除非不在西班牙。”

　　“会允许的，”施季里茨重复道， “所以如果有适当的求婚者——你就同意吧！”

　　女人喝干了自己的葡萄酒，小心地放下高脚杯，好像怕打破它似的，问：“我能帮助你做些什么？”

　　施季里茨沉默良久，这个问题使他措不及防，他不乐意地回答：“也许……大约两周后我回来，或者你来我那儿，好吗？”

　　“好。”

　　“该给车站接个电话，打听一下，去马德里的末班车是什么时间发车。“

　　“不用挂电话了，我已经打发何塞伐去那里了。她马上就回来。末班车在黎明时发车。

　　走吧，我来安顿你，要不你会倒在桌下去的，看你的眼神完全是一副病态。”

　　“走吧，”施季里茨说，“只是要叫醒我，好吗？否则，我醒不来。我该回马德里去，明白吗？应该回去。虽然我不想回到那里，你知道，我多么不愿这样……”

　　……过了一周，布尔戈斯来了一位巴西历史学家杜·巴拉斯杰伊鲁什。他下榻在“普林西佩·比奥”饭店，在这之前，他在警察分局声明，他是应邀而来的，于是给了他45天的居留时间，里约热内卢大学给他选定的工作课题为《十九世纪初叶以前布尔戈斯的房屋建筑史》。

　　这种解释当然会使外国人登记局感到满意，巴拉斯杰伊鲁什满腔热情地埋头于自己的事业，开始从古老的设计方案中摘录，复制图纸，拍摄最招人喜欢的建筑物的正面图，翻阅有关住房的书籍，其中也包括了克拉乌嘉的住宅在内。

　　回到马德里后(飞机只有从那里出发飞越大洋)，他转交给波尔·罗门一些材料，其内容是关于从1936年8月到1938年1月期间在克拉乌嘉·维里亚．比杨基夫人的那套公寓住宅里住过一个“日尔曼民族大罗马帝国”的臣民，获得过毕业证书的工程师马克斯·冯·施季里茨，他生于1900年10月8日，护照编号为SA一956887，是设在柏林威廉街2号的帝国外交部于1936年5月2日签发的。

　　借助波尔在马德里的联络员的帮助，证实美国从军事情报机关收买的间谍那里所获得的情报是准确的。

　　就30年代末，在布尔戈斯的总司令部特别处从事的活动向华盛顿发出函询的答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地在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外国人中有佛朗哥将军的属下。

第二十九章 罗门（一）

　　雷基洛公园往下向西别列斯去时，必须紧靠喷泉，如果你打算转向去阿托切，而他恰好到了那里，因为罗伯特&#8226；哈里斯昨晚喝得酩酊大醉，他要求波尔顺便去“菲利佩．克瓦特伊饭店接他，并一起进午餐，——“我有醉后不适的综合症，心绪不宁，你就救救我吧，马克斯仍然不在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我要死了。”

　　罗门立即挂电话去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他被告知，布鲁恩博士巳在档案室工作，他放心了——布鲁恩没逃跑，他动身去哈里斯——个有用的英国人那里。

　　时间还不紧迫，哈里斯也没约定确切的时间，因此罗门知道西班牙人那疯狂的习性，只要摸到方向盘，就会拼命加大油门。当他感到猛烈的碰撞时，汽车就被挤进了人行线上去(谢天谢地，行人还未涌过街道)，使人感到难以形容的气恼：虽然福特车保过险，但假如违反了规则，就应当等到警察来处理，这里的警察会寻根纠底地作好记录，他们是完全不怜借时间的．那你就糟了，真是疯狂的贵族！

　　然而，一架老式的舍甫洛列车，好像是租来的，开车的不是一位骑士，而是一位姑娘，她跳下车，抓住人就喊叫起来：“您开的什么鬼车，像个老太太！”

　　“您跑的什么鬼车，像个疯子！？”罗门以同样的腔调回敬了她，他打开了福特的门，但没下车。

　　姑娘满脸的雀斑，鼻子小小的，一对浅蓝色的眼睛，一头乌黑的长发好像是假发，她简直就是一个金发女郎。

　　“大概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罗门想，“完全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女人。”

　　“我该怎么办，在这个鬼城市？！”姑娘大发脾气， “我不懂他们的话，我该怎么办？！”

　　“付钱给我，”罗门回答， “趁警察还未到来之前，识相点，赶快离开，在这里违反交通规则是要坐班房的。”

　　“我怎么开！？”姑娘继续发脾气，“用什么开？！干脆，您爬出您的鬼车！怎么，您的屁股钉住了？！我摔坏了散热器！”

　　罗门下了车，舍甫洛列车的头的确被撞得半烂。

　　“应当推到人行道上，”罗门说， “您付钱吧，您撞瘪了我的保险杠。”

　　“还有什么！该您付给我！您刹车太急，因此我才扎到了您。”

　　“那可能，我是故意干的了？我想得到您的保险金。您从哪里知道的？”

　　“您好不知羞，帮帮我吧！”

　　罗门看了一下自己车的保险杠，瘪进去不很深。又没有警察的记录，工厂未必会按保险契约着手修理。虽然可以塞两瓶威士忌给工厂的老板，但也需要付现钱，就算这样吧，我给威士忌；姑娘是个好姑娘，不能闭口不谈，离开布尔戈斯，失去那个红棕色头发的女人以后，你就坐立不安；现在你又会失去这个黑发姑娘；以后死时，将成为一个孤苦伶订的人。没什么，哈里斯，让他等一会，让他在浴室泡一泡。

　　“转动方向盘，”罗门说， “只要红灯一亮，我们就开始推动它。司机们开始疯狂地按喇叭，但您不要管，就继续推您的车。”

　　“让他们帮帮我们吧。”

　　他们移开了车，往后她轻易地往下坡开。

　　把车停在一家旅馆旁后，罗门又一次环视了下舍甫洛列，散热器中仍旧细细地流着一股水。

　　“该怎么办？”姑娘不知所措地问。

　　“我们走吧，搭我的福特。”

　　“您自己走吧，我车上有行李。”

　　“西班牙人不会偷的。’

　　“我就这么相信您的话？爷爷对我说过，他们全都是些小偷。”

　　“他来过这里？”

　　“不，没来过，但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罗门消耗了不少体力，他像往常一样不出声地笑着；挥了一下手，跑向福特。在亮红灯时，他违反交通规则横穿大衔，把车停在了舍甫洛列车旁。

　　“把行李搬到我车上来，”他说， “到那里我们再决定怎么办。”

　　“您搬我的行李吧！撞坏了我的车，现在您又开始利用一个不幸的姑娘。”

　　“把牙齿给我看看吧……”

　　“什么？我砸烂了你的嘴？！”

　　“不，只不过我想看一看，你有一口多么锋利的牙齿。”

　　姑娘微微笑了；她的笑容很骤然，脸色一下子就改变了，明显突出的额头舒展了，长长的浅蓝色眼角未老先衰的鱼尾纹也消失了，没有化装的那种美容，但是她不像我开初觉得的那么年轻；罗门想，她不是像我想的才20岁，而是快要30岁了；那就更好，处女的无知必须在伙伴关系中以年轻人的阅历法为前提，而我快要40岁了……

　　他帮她搬过小旅行箱，大箱子和亚麻布的提包，提包上绣看两个地名： “挪威”和“奥斯陆”。

　　“我叫波尔·罗门，怎么称呼您？”他说。

　　“克丽丝蒂娜·克丽丝蒂安森……克丽丝塔……”

　　“离开了奥斯陆很久了吗？”

　　“您打那儿知道，我从那里来？”

　　“我利用了福尔摩斯的演绎法。”

　　“不可能，是真的……”

　　“谁的提包？”他往后座点了点头，那里不是写着与着有关您的一切。”

　　“我可能从加拿大来……而提包只不过是在奥斯陆买的。”

　　“我在一英里外就能辨别出加拿大人，”罗门说， “我有一个在魁北克受过教育的朋友……我们怎么办？是开车去一趟您投保的公司？”

　　“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把汽车投保的文件给我看。”

　　“它们放在箱子里。”

　　“拿来吧。”

　　她的身段优美，罗门想，这就走运了，啊？ 我感到我周围很空虚；特别是和在里特泽为外国人服务的法国巡回女演员一起鬼混以后，更感到空虚，简直要放声大哭。而和这个长雀斑的姑娘一起我感到心里平静，我才感到自己是一个活人，我想忘掉布鲁恩，那些纳粹分子，让哈里斯和她一起去乡下，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等到傍晚，当人们开始唱自己优美的歌曲时，我和他们一起唱起来，用灵活的手指敲打着发出干巴巴的啪啪声。

　　“这就是，”克丽丝塔把文件递给他说，“我不懂西班牙，我和车库主人是用手势交谈的。”

　　“在这里这是危险的。”罗门微微笑了笑，就发动了引擎。

　　“我研究过日本式的争斗。”

　　“好吧，继续研究它，”罗门一边说，一边仔细看着揉皱了的文件，那是公司收了汽车租金后，交给克丽丝蒂娜的凭单。“我们去他那儿，在那儿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您付给了他们多少？”

　　“三天……”

　　“我问的是钱，不是问几天。”

　　“20美元。”

　　“他们收了您的美元？”

　　“当然。”

　　“在这里这是不允许的，他们规定只能收比塞塔。”

　　“为什么？”

　　“为了巩固本国货币的威信和杜绝黑市交易……您从事什么？”

　　“写论文。”

　　“有关哪方团的？”

　　“是微不足道的，积分的从属性……”

　　“什么？！”

　　“我不想说这个，数学对我来说像甘菊药片，使我厌烦。我不愿提起我很快又要不得不从事的东西。”

　　“那末为了什么目的要写论文？”

　　“这是妈妈的希望。爸爸也希望，而他是一位数学放授。他们活着时，我答应过他们。是他们使我养成了履行诺言的习惯。”

　　“您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很好的爸爸妈妈。您从事什么？”

　　“商业活动。”

　　“您不是英国人。”

　　“对。”

　　“是美国人，是吗？”

　　“正是。从前您没来过马德里？”

　　“从没来过。”

　　“喜欢这座城市？”

　　“要知道我从机场——去租赁局，又从那里——来撞了您的保险扛，这以后坐进了您的车，我到达这里总共才两小时。”

　　“是给自己安排休假吗？”

　　“是的。我的一个朋友说．十月份在这里有最有趣的斗牛赛，且票价也不很贵。”

　　“多听点您的朋友的话吧……票价总是同样的，此地没有旅游者，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价格由政府调整……谁只闲扯这种荒唐话？”

　　“您生气了？”

　　“我没有生什么气，只不过不喜欢人们闲扯这些无关紧要的事。”

　　“您是一个勤恳努力的人？”

　　“而您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

　　“是数学家，”克里斯塔微微一笑，“你不会写什么的，我没有这个可不行……在格子里怎么样……您知道，人们称呼的格子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是犹太人的隔离室。”

　　罗门的额头在方向盘上碰了一下，他付之一笑，说：“我们把您的汽车的事办罢以后，我载您到我家去。我有一套大住宅，您可以住我那儿。”

　　“您先给您妻子挂个电话，她可能会反对。”

　　“好吧。我们以我的名义挂个电话，她在纽约，我问她，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要在我这儿住两周，这姑娘有着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黑发，你反对吗？”

　　“我的头发是染了色的，”克丽丝塔说，。我的头发全白了，您见过有—头黑发的挪威女人吗？”

　　“您在什么地方学会的英语？”

　　“父母曾送我进过英国人的学校……他们都是亲英的……我们中有一部分人喜欢德国人，但大部分入对英国人抱有好感。”

　　他们来到租赁局。罗门走向正在玻璃门后打瞌睡的人，那是一个穿戴打扮得很时髦的人，橙红色的上衣，打一根很奇特的领带，胖胖的长满小毛的手指上戴着两只仿造的宝石戒指。

　　“老板，”罗门说， “您的客户差一点没死于车祸，您塞给她的汽车没有制动器。”

　　“骑士，”那人回答，

　　“我所有的汽车都是最优秀的外国技师检验过的，我不会把我的车交给西班牙人驾驶，您也了解我们的人，做事毛毛糙糙，没有任何保障，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不动脑筋。我给一位女士的是一辆顶好的舍甫洛列杰，乘着它可以跑遍全欧洲。”

　　“老板，您这辆舍甫洛列杰坏透啦，”罗门以同样的语调回敬业主，啊呀，这些西班牙人，他们类似德国人，不说“别若，”而要说“别日殴特”，不说“列诺”，而要说“列纳乌特’，一定要说“舍甫洛列杰”，却不说“舍甫洛列”，他们喜欢绝对的办事方法，可在这块土地上能办到吗？世界都是乱蓬蓬的，毫无秩序，可能，在这件事中就隐藏着它的迷人之处。

　　“让我们达成下述协议：女士不向保险公司提出车碰伤多处，她可能使您遭致严重的损失，舍甫洛列杰在西别列斯附近，让您的人去把它拖回到达儿来，认真负责地把它修好，如果女士需要车．您给她提供一辆耗油量小的汽车。说定了？”

　　“骑士，这不可以。我们应到出事地点，叫上警察……”

　　“让警察给您开一张罚金收据。”

　　“我们和他们会说妥地。”

　　“我们’？无论是好，或是不好，我都不打算和他们说妥。”罗门从钱夹子里取了10美元，放到主人桌上就出来了；克里斯塔打开收音机，找到一个播放音乐的台，播出的是阿斯士里亚斯的歌曲。

　　“一切顺利，”他说， “我们不受任何约束了。您知道，他们唱的什么？”

　　“歌唱爱情呗。”姑娘微微一笑，“还会有什么。”

　　“音乐——这就是爱情，爱情的最高战略，可我问的是有关战术，也就是关于词的内容。”

　　“大概，是关于花什么的……”

　　“不，德国人关于爱情的歌都用花来表达。而西班牙人歌颂的是感情和诺言。”

　　“啊，你的眼睛多明亮，你对我说说心里话，甜蜜的预感使你的心好像停正了跳动……”

　　“您说得古怪……您的举止不是美国式的……”

　　“我该如何表现才是美国式的呢？”

　　“该循理力争。”

　　“向您谈起过这个的朋友，是了解当地斗牛赛票价的那个人吧？”

　　“是的。”

　　“见他的鬼去吧。美国人是好人，不相信闲话，有人只不过由于羡慕我们而不喜欢吧。让所有的人都学会像我们这样工作吧，那样活着就好……我们，可能，只是过于想要，所有的人像我们那样生活，让别人不要妨碍我们……说我们不好的只是一些怀嫉妒心的人……真的……您饿了？’

　　“很饿。”

　　“以后我们会看到城市？”

　　“瞧您说的。”

　　“干嘛您成了这么温顺的人？”

　　“我感受到您的力量。我们像猛兽一样——立即会感到力量。”

　　“您祟尚力量？”

　　“看怎么说。如果说这只是指简单的力量，有很多筋肉，那就没意思……我从事的是日本式的争斗……而如果力量与智慧集于一身，那女人就听从……只有那些有力量的人才可能是善良的人。有专长的医生，有专长的数学家，有专长的文学家——他们都是善良的……而那些知道自己底细，明白自己是一个弱者和屡受挫折的人——即使佩戴着肩章，受到赞颂——也和凶恶的人一样……”

　　“放弃数学，克丽丝塔，”罗门劝告道，“您的位置是在哲学方面……还喜欢什么？肉或者是鱼？”

　　“我最喜欢做吃的，喜欢进餐馆。如果侍者不喜欢你，他可能在烧土豆里吐上唾沫，谁也看不见……”

　　罗门精力不济，额头在方向盘上连撞了几下，汽车从西别列斯向帕塞德里普拉多滑行，转了一个弯，停在了一个有硼的市场旁；当克里斯塔在关车窗时，他重复道，这里不会有人偷盗，西班牙人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民族．然后他拉着她的暖和而柔软的手，引着姑娘走向一家肉店。

　　“我也会卖肉，”他说并向一排排娃得满满的食品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挑选什么才合意？”

　　“我不破费？”

　　“喏，有什么？我们拼凑一个盗窃团伙一路上进行勒索。”

　　“此地有兔子吗？”

　　“只要您有钱，此地啥都有。”

　　“我善于烹调兔子，加上蒜、葱和西红柿。，

　　“是妈妈教会您的？”

　　克丽丝塔摇了摇头：“是那个您一见就厌恶的朋友。”

　　“这种场合我们不买兔子，您还会做什么菜？”

　　“还能做炖牛犊肉。”

　　“谁教的？”

　　“您想要我回答？

　　“是的。”

　　“是祖母。”

　　“那末我们买牛犊肉。您会挑选？或是能帮忙？”

　　“应当回答什么？”

　　“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回答，您想要我做什么。”

　　“我的朋友喜欢我亲自做这个。”

　　“您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您想要停在什么地方，我送您回旅店去。”

　　“我自己能去。”

　　“您的箱子太沉了。”

　　“没什么，战时我已习惯于拖着箱子走。

　　“您为什么要这样和我玩，啊？”

　　“因为我允许您对我抱有一种有兴趣的感情。假如您是冷漠的。我会拼命让您喜欢的。”

　　“女人也喜欢粗鲁？”

　　“不，谁也不喜欢这个……我，当然，可能，不知道，甚么样的精神变态者喜欢这个……但玩是每一个女人都喜欢的。你们，男人，夺去了女人某些参与运筹的权利，你们不让我们去搞外交活动，不允许主持间谍的地下活动，不喜欢我们成为教授，你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发号施令，仅仅给我们留下显露自己做人的素质这一点；和你们玩……不想想，只是为了你们……”

　　“这就是好牛犊肉，”罗门说。

　　“我准备用它做莱，买一夸脱。”她对售货员说。

　　那人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罗门，西班牙人不明白他们说的西班牙语。

　　“小姐问，要多少钱？”罗门帮忙说，“称两块好点的。如果您留有肾、肝，我们也要。”

　　“多少钱？”克丽丝塔重复道，“很贵吗？”

　　“不，价格适度。”他递给她钱，“买一个袋子吧，此地袋子很适用。”

　　“为什么？”姑娘耸了耸肩，“我到车上去拿吧。我总是随身带有一个口袋，

　　这还是从占领时起就这样的……给我钥匙。”

　　“我又没锁门。”

　　“我忘了。我现在就去，”她向市场出口跑去．罗门发现，站在柜台后边的全体售货员都以令人陶醉的眼光目送着她。

　　罗门想，我们毕竟是好斗的人．真正的好斗的人，那些人也像公鸡一样很喜欢储备自已的母鸡，那么高傲地打量着竞争者，那么妄自尊大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说实在的，我距翅不够，而且又没有金灿灿的鸡冠，在这个地球上最笨拙的有生命的东西——是公鸡……傍晚我领看她去了拉什．布鲁哈斯，那里正在演唱安达卢西亚最好的吉卜赛歌曲，让别入都睁大眼睛注视着她吧；原来，这是异常令人愉快的事……这多不好——疏远不该付钱的那些交往甚密的女人．你想想，怎样做比较得体，……她那里放着的东西还少吗—避孕片，或阿斯匹林，最喜欢的人的照片，……见鬼．难道我遇见的那个人就是我理想中的人？

　　这总是太突然，像雪落到头上一样；当你编制什么计划，一定会把一切都弄颠倒……而很不好的是，我亲身经受到对她的某种脆弱的柔情，我不能在旁边亲近地介绍她，我的……失望会把一个人分成两半．——把全付精神寄托在与世隔绝的理想上．和唯一的兴趣是需要得到约略的满足；和谁睡得过久，倒感到自身更加空虚，如果又重新在理想影响之下．就会越来越明白，理想，像任何一个真正的理想一样，是不现实的。

　　克丽丝塔(称她“克丽丝”对我来说比较方便，波尔想)拿着一个小的，但容量大的口袋跑回来，他们在口袋中放进风干肉，蔬菜，乡间出产的乳酪和黄色的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奶油卷——往牛奶里稍加点羊奶和马奶，在它上面洒上一些盐，真怪，就变成了多么好的黄色。

　　售货员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克丽丝塔；忍不住又开始弹起了舌头，这在他们中是无法遏止的，甚至需要根绝的。

　　“葡萄酒？”她问，“为什么您不买葡萄酒？”

　　“因为我家有3小桶极好的葡萄酒。”波尔说，“有威士忌、杜松子酒，战前瓶装的德国的李斯陵白葡萄酒，从马塞来的白兰地——要什么，只要合心意就行。”

　　“唉，我好饿，”姑娘说， “我们买的东西发出非常诱人的香味，我能整天不吃，但只要一嗅到食物的香味．我的唾沫就流出来了。”

　　“风干肉从没品尝过吗？”

　　“没有，这是什么？”

　　“这可无法解释。乡间的乳酷喜欢吗？”

　　“啊呀，请不要让我难受啦，波尔，让我们快点吃吧，啊？……”

　　他把她带到塞兰诺的自己家，他的住宅里像手术室那样清洁，玛丽亚女士一周三次来他这儿收拾，像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她极其爱情洁；拉伊扎一小时做的事，她像做礼拜一样几乎要一天才能完成。要擦三次灰尘，她不使用真空吸尘器——组合机件过于复杂，在床下跪着擦——没有什么比湿抹布更好；更可靠的了。窗户必须抹得绝对干净．被子和厚毛围巾她都要在窗台上使劲地拍打，虽然罗门，除了被单外，从来不盖其它东西。

　　“在您这里，像在教堂里一样，”克丽丝塔说． “谁留心您家中的清洁？”

　　“女朋友，”他答，把姑娘的箱子放在前厅镜子旁一张小桌上．就给哈里斯拨电话，告诉他，会见延期到明天，发生了一件急迫的事，请原谅，波勃。

　　“您妻子对您的女仆如何？”克里斯蒂娜问。

　　“他们相互能容忍。”

　　“您说的不是实情。如果您想我留在您这儿，请把我的箱子拿到那间我睡的房间去。”

　　“您自己挑选吧，”他说， “我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房间．”

　　他领她看了一间大的前厅，厅内落地门窗旁安放着一张矮沙发。落地门窗通向一个巨大的阳台。阳台上有一个小的游泳池和一个日光浴室，自己的办公室*饭厅和卧室。

　　“喜欢在什么地方睡？”

　　“可以在前厅。”

　　“当然。”

　　“当然，理想的话，是安排在您的精致的阳台上。不寻常的住宅……您，大概，根有钱，是吗？”

　　“还有什么……至于阳台，倒是不该招惹西班牙人，他们在夜里都像夜猫子一样，视力非常敏锐。”

　　“您有点过于喜欢他们。”

　　“他们也配得上。”

　　“对在这里给您整理房间的女朋友，怎么称呼她？”

　　“玛丽亚。”

　　“她多大了？”

　　“二十五岁。”他答着，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挂了一个电话。

　　“布鲁思先生在档案室，那里没有电话，我们可以请他到这里来接，但是不得不等一等。”

　　“不，谢谢，”罗门答， “请转告，波尔来过电话，我傍晚和他联系。”

　　克丽丝蒂娜又一次环顾了他的住宅，闻到厨房里散发出什么气味，就问“玛丽亚是个好姑娘？”

　　“是的。”

　　“干嘛您把我带到这里来7

　　“是怜悯……”

　　“听我说，请叫一辆出租车来。”

　　“马上。只是首先得给我做好肉。，

　　“好像我该给您做肉。”

　　“您怎么。嫉妒？”

　　克里斯塔汕笑地望了望他。

　　“您这是做什么？”她重复他的手势，深深地弯下了腰， “这样做？这就意味着您太可笑了，是吧？真是这样，我就这么可笑。等一等，您别报复我的朋友。”

　　他把手放到她的肩上，拉过来靠着自己，吻了她的额头回答说：“你怎么这样想？”

　　她拥抱着他的脖子，盯着他的眼睛，低声地说： “看来，在阳台上我会觉得冷的。”

　　“我也这么想。”

　　他们在十二点来到拉什·布鲁哈斯，克里丝塔重复说了两次：“我要使您相信，那里的一切都已了结了……”

　　“谁在马德里住了一年半？你或是我？”

　　“我最好和你在一起多呆一会儿。我哪儿也不想去。”

　　“可我要称赞你。”

　　“这很快活吗？”

　　“当然。”

　　“要知道我长得很丑陋。”

　　“别卖俏。”

　　“我说的是实情。我知道自己的一切……只不过你一个人很寂寞，你这就想到了我……我知道，我这儿经常是这样。”

　　“你经常怎样？像和我这样？”

　　“你该是胡扯吧？”

　　“你是数学家……你计算吧。”

　　“你说的是假话。你该说，我从来没觉得这么好……总之，如果谈到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谈到有关市场，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一切都不存在……”

　　“以后呢？”

　　“这对于我并不这么重要……这对于您却很重要，因为你们都是好汉，您喜欢看竞赛，看谁输谁赢……别生气……我不知怎么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可靠。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我准备代替玛丽亚一个时期，代替她擦玻璃。”

　　“你打算在这儿住多久？”

　　“一周。然后我去塞维利亚，如果在西班牙，不能不去一趟塞维利亚，再以后回来停留两天，我就飞回自己家去。” ．

　　“你这样说，我觉得很伤心。”

　　“别骗自己。”

　　“我常常这样瞒着别人，对自己照常要说实话”。

　　“你没对自己说这个，却对我……在布鲁哈斯应当穿晚礼服？”

　　“不一定。”

　　“总之我没有晚礼服。”

　　“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吧。”

　　“我随身只带3套衣服，你说，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我对这个一点也不懂。你穿什么合适，就穿什么吧。”

　　“我想喝一点儿杜松子酒。”

　　“加点苏打？”

　　“一滴。”

　　他给她正好滴了一滴。微笑着说， “还要？我惯于完成命令。我是一个认真仔细的人。”

　　“请再给49滴。”

　　“我再给一滴，要是需要的话，再倒？”

　　“那好吧，倒一点吧。”

　　他递给她一个高脚玻璃怀，她喝完了．眯缝着眼，咂了一下舌头，缓了一口气“太有味了，谢谢。马上我就准备。”

　　过了半小时，他们来到一个小餐馆，这里方西班牙最优秀的安达卢西亚吉卜赛民间歌舞表演；在那晚上卡尔缅西塔和她的新搭档何塞作了表演，这个女人已40开外，近年来她稍微有些发胖，但在马德里任何人也不会跳她那样的切乔特卡舞，任何人也不能够这么扭动肩膀，摆弄扇子和红黑色的肩巾；当汗在她的脸上泛起银光时．何塞出来换她下场；他跳得那么聚精会神，那么庄重．以至他穿的丝绸舞衣的袖子也由于出汗大多而颜色变深；大厅中众口一致地大声高喊 “来吧！”，克丽丝塔对此觉得奇怪，因为男人们都衣着严肃、庄重，是真正的大公，而女人们都穿的是晚礼服，只有她穿着轻盈短小的连衣裙，看起来像一个大学生。

　　“喜欢吗？”波尔低下头低声地问，女人打扮时习惯用的香水味没有了，肤肌散发出女人特有的气味，气味是那样的清新自然和诱人。

　　“很喜欢。”克丽丝塔这样悄声地回答。

　　“这里的人不太喜欢劳动。”波尔微微一笑，“太热了，而且土地肥沃，丢——粒果核下去——就会长出一棵桃树。然而这里的人很喜欢在歌舞中显示劳动。”

　　“像在黑人那儿一样。”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不知道。只不过我这么认为。我见过你们的爵士音乐……那里有黑人……他们也干活，很努力地工作，不幸的人……”

　　“也不是这么严酷……难道你喜欢一个舞蹈演员跳舞时不发热出汗？”

　　听知道。总之舞蹈演员的手脚应该和身体分开……须知身体只是表达舞剧导演的意图的一种方式……”

　　“听着，我总是怕美丽而聪麓的女人……你过于聪明了。”

　　“你为什么怕她们？”

　　“恋爱过？”

　　“怕什么呢？迷恋——这是很高兴的事。”

　　“你年轻。你能允许自己这样。可我每一次钟情——最后的钟情……”

　　“你多大？”

　　“今年将满40。”

　　“对男人来说这年岁不算大。”

　　“对男人多大算是成年？”

　　“喏，我不知道……60左右吧。”

　　“就是说，你可以让我20岁？”

　　“让你？ 还可以多让些。”

　　“为什么？”

　　“你不大喜欢……”

　　波尔让她靠近自己，吻了她的鬃角，这时他感到有一双手放在自己肩上。他转过身去，附身向着他的是喝得烂醉的瑞士大使馆的弗兰茨，欧桑。

　　“参赞，”他说， “为什么您不出席我们的招待会？ 又为什么不介绍我和‘拉什·布鲁哈斯’最漂亮的女人认识？”

　　“最漂亮的女人叫克而丝蒂娜。这是欧桑，瑞士大使馆的秘书。克丽丝塔。”

　　欧桑吻了她的手道，

　　“我可以坐在你们这儿吗？”

　　“不，”罗门摇摇头说， “不要坐在这儿，弗兰茨。”

　　“我不妨碍你们。我只不过觉得呆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太太身旁很愉快。”

　　“我还有很多事。”罗门说． “然后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商议：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举行我们的婚礼，是吧，克丽丝塔？”

　　“请坐，欧桑先生，”克丽丝塔说， “波尔是属于那种类型的男人——至死独身的男人。”

　　“不，”波尔又说了。

　　“不要坐在我们这儿，弗兰茨。我决心娶妻之后才死。我希望在我的墓旁有一美丽的女人哭泣。这是真话，别生气。弗兰茨，好吗？”

第三十章 施季里茨（十三）

　　(1946年10月)

　　肯普在10月份接见了施季里茨，施季里茨连胡子都没来得及刮，—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肯普很感兴趣，布鲁恩博士在新寓所的感受如何，他一面诡秘地使着眼色，一面问，假日里是否用情过度，眼睛下的黑圈太明显啦。喝了一杯冷饮之后，肯曾请他一块儿去公司的档案参阅部。

　　那是三个房间，由古色古香的门联通着，白色的门上装饰着银色的花纹。肯普向紧挨着窗户的一张桌子点了点头说，“这是您的位子”。

　　“太好啦”，施季里茨回答，“只是我不擅长在狭窄的空间里工作”。

　　“什么意思？”肯普不解地问。

　　施季里茨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稍微把它朝身边挪动一下，身子撑在桌面上，形成一个直角，然后转向肯普说：“在这儿如何？”

　　“完全可以”。

　　“那么好吧。我做什么？”

　　“工作”。肯普像通常一样开朗、悦人地笑了，“表现一下您的水平，就在那儿”，他冲门点点头，“这位是安赫尔先生。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走进第二个房间；它比第一间要大，摆满了书拒，里面装满了合订本的手册，报纸，公司和西班牙政府各部的财政报告以及全套的刊物。在屋角的一张非常精巧的胡桃木小桌后面，一个像姑娘一样柔弱、五十岁左右的人坐在一把带细马腿的椅子上。他身穿紫色的丝绒上衣，没有系领带，而是扎了一个奇特的，加工精致的丝绸领花，裤子是奶油色的，袜子是白色的，而鞋子上则带着金色的搭扣。

　　他轻轻地站起，好像飞起来一样朝施季里茨迎面走来，他显得这样瘦，握起手来很兴奋，他请他俩抽烟，喝咖啡，还按西班牙人的习惯拍了拍肯普的肩膀，并且说一口地道的德语：“亲爱的布鲁恩，您将与我一起工作，我深感幸运。这就有个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啦。我在这玻璃匣子里简宜是憔悴不堪。我先向您介绍一下这个部门的工作规章，以便一会儿能安静地喝咖啡。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规矩，您要说明取哪些材料，研究的题目，声明受谁的委派进行分析并指出研究某一情况的时间。我把这些都记到我的笔记本上。我们就剩下喝咖啡了。都清楚了吗？”

　　“再清楚不过啦，”施季里茨答道。

　　“那好极了。对啦，还有一个手续。您必须签字保证不将文献带出本部。请您谅解：在西班牙是严禁批评领袖的对内政策的文献扩散的，而我们的主人在报刊言论上又根本不受约束，所以，您知道，并非所有的美国出版物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半岛上出售。我相信您一定理解我的苦衷，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在公司与太阳门的关系上产生麻烦。

　　“为了避免关系上的麻烦”，施季里茨建议道，“应当给太阳门的聪明人送上等的贿赂，这是维系友好关系的更好办法。”

　　安赫尔不知何故显得沮丧，惘然若失地看着肯普，后者故作庄重地一笑：

　　“您要学会习惯布鲁思博士的玩笑话，亲爱的安赫尔，什么也不要写，每个人都有一些怪脾气。他这样随便地谈到贿赂，正是因为它们没有在任何时候送给任何人。假如真要送的话，像我不得不做的那样，就会一声不吭啦。是这样吧，布鲁恩？”

　　“您送了什么？”

　　“油画。这儿油画时髦得很。好歹这里是委拉斯开兹、牟利罗、埃尔·格雷柯和戈雅的故乡嘛……”

　　“别忘了苏巴朗，”施季里茨提醒说， “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始终未被理解的时代。”

　　“末被理解的时代是没有的，”安赫尔反驳说，肯普说了那几句话以后他已稍微平静了一些。

　　“有的，”施季里茨说，

　　“比如说，我就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宗教裁判所，其中包括西班牙的，它们为什么要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赶出西班牙呢？为什么要伤害那些于已有用的人呢？这是反历史精神的。”

　　“先生们，”肯普说道，“我真羡慕你们有时间谈话，可我半小时后就要去见对手。要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不能用油画，而必须露出你的牙齿的东西。”他转向布鲁恩说，“假如您能编一份使我们行情科感兴趣的问题清单，那就很不错了。具体点儿说，世界上有哪些商号正期待着我们的合作建议，又有哪些正暗地磨牙，满心打算着啃我们的骨头。”

　　“就这些？”施季里茨问，他暗想肯曾为何交给他一项完全不同的任务，与埃尔·杰克博斯所说的完全没有联系。“没别的了吗？”

　　“这就够繁重的了，博士。”

　　“但是。就这些吗？”施季里茨又问。

　　“时间呢？”

　　“什么意思？”

　　“您给我多少时间干这事儿7

　　“两天。”

　　“这个期限太不现实。我会使您陷入窘境的，您将无辞以对杰克博斯经理。我请您给我四天时间。”

　　“三天。”

　　施季里茨摇了摇头。“那我就得牺牲礼拜日的时间，把它用于工作。我不想在上司的眼里显得不懂礼貌，肯普，上帝可畏啊。”

　　安赫尔苦笑了一下。“先生们，你们是自愿把礼拜日用于为公司效力，我可不打算这么做。我与你们不同，早就过了五十岁，并且每个礼拜日我都用来做一件每时每刻都越来越不相称的事——我正在谈恋爱。”

　　肯普笑了起来，但施季里茨却说：“这算不得什么，先生。歌德74岁的时候还春心末老呢，而他的女伴只有19岁。”

　　“但那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肯普说。

　　“对男人来说不存在柏拉图式的恋爱，对女人来说才有可能，她们比我们更重感情，也更富于幻想。”

　　“好吧，”肯普一面向安赫尔伸出手一面说道， 我尽量满足给您四天时间的要求，博士。我希望今晚能见到您，请到我那儿坐坐。”

　　他走到第一个房间，站在门旁招呼施李里茨。“请原谅，博士，可以耽搁您一分钟吗？”

　　施季里茨关上通往安赫尔房间的门，走向肯普；他知道，这会儿才是接受真正的任务(或者说是真正的考察)；他没搞错。

　　“您当然明白”，肯普说道，“行情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从未对德国人关上大门的商民，具体点儿说，康采思感兴趣的是与原帝国有联系的企业。我知道在这儿的参考文献中您不一定能找到主动拉生意的细节，但是哪泊您发现的对象仅仅是可能有兴趣，您就可以自认为是完成任务了。明白了吗7”

　　“再清楚不过了。”施季里茨回答，“我对自己也没有更多的奢望。只是，您对哪个地区最感兴趣？”

　　“我们所感兴趣的地区，简言之就是世界。”

　　“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意通过任何国家来接近这个世界喽？”

　　“绝对正确。”

　　施季里茨示意肯普靠近自己，后者会意地凑过身来。

　　“您说，”施季里茨悄悄说，“这个安赫尔是个搞同性恋的家伙吧？”

　　肯普同样诡秘地悄声说：

　　“恰恰相反！我看他是个性欲躁狂者。他讲过这样一些细节……”

　　“一个真正恋爱的人，”施季里茨道， “是从不描绘细节的。他在实践中研究它，在自我的满足和令我们嫉妒的情况下……”

　　施季里茨回到大厅，那位身着紫上衣，白袜子，金扣鞋的先生还在那儿坐着，施季里茨充分评价他煮的咖啡(显然，这里所有的人都模仿他们的老板，在办公室里煮咖啡，施季里茨暗想)，讲了几句笑话之后，又问在哪儿能买到这样考究的皮鞋，它把真正的中世纪风味带到了我们这个汽车时代。他请安赫尔先生吃饭，询问他是否爱吃鲜鱼，唐.菲利普做鳟鱼是非常出色的；怎么，您没听说过唐.；菲利普？——就在去阿尔柯本达斯的路上，十分令人惊奇的地方，最出色的饭菜，够带劲儿的社交场合，我们实在有必要去那儿一趟。然后他向安赫尔打听，在他之前谁在这儿工作过，得到的回答是，布鲁恩博士是这儿的第一个固定雇员，其他人都是偶尔来干一阵。接着他请安赫尔打开所有的书柜，以便他对这里都搜集了什么能有个印象。

　　安赫尔取出个小本子，请他签字收到所有书柜的钥匙，就向博士道了工作顺利。

　　施季里茨在自己的房间开始了工作，你在这段时间里丧失了真正的情报；他对自己说，在这儿的报纸上有端倪可寻，美国的报纸只卖给最高当局，价格奇贵，而且也不是经常容易买到的；没有关于苏联的情况，因为保存这样的资料会被送进监狱的，你必须在与现实隔离的条件下，去分析这段历史的真面貌，这就是你调查的任务。你要用头脑去思考，这对你自己对他们都是必须的；西班牙不大愿意让美国人入境做生意，对德国人也是如此。佛朗哥认为，最好是让国家处于萧条状态，切断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保持自己“天才的领袖和统帅”的地位，——为了保持统治是不择手段的。

　　他取出报纸和杂志的合订本，摆满自己的周围，从过去的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到一种对事业的渴求，不是为单纯干点什么，而是为奉献终生的事业。

　　他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午饭；饭厅分成两部分；靠窗边是一排小桌。中间是长长的酒吧柜台，四周拥挤着酒吧常客，不用等服务员．就可以得到滚烫的蛋糕和稀粥，煎肠和肉丸的味道也很好；午餐用了十五分钟：先喝了一小杯咖啡，又喝了一杯牛奶，然后是蛋糕和煎肠，就着甜食又喝了一怀咖啡，不过这回用的是大杯，还喝了一杯橙汁。

　　从小饭馆出来之后，施季里茨登上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最顶层：安赫尔给了他第二把钥匙；他坐到自己的桌子旁，点燃一枝烟，边抽边对自己说：这是测验；他们事先布置了对我的考察，这是明摆着的，我要做一项他们不曾做过的分析工作；我必须保护自己的生命，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会做他们不会做的事。而我确实能够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我之所以能在舒伦堡手下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公认我有“清晰的头脑”我可以对旅队长感兴趣的问题作出清晰的解释；我先有一个设想，然后往这个设想里充实情报。许多分析人员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陷入源源不绝的情报而不能自拔，不由自主地被它牵着鼻子走；正确的做法正相反，应当把情报组织成观念，让它从属于自已；当然，任何一个真正的观念部必须是狂妄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使人感兴趣，没有才气的玩意儿无法激起任何人的热情；杰克博斯是个易于激动的人，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上，从他对回答的反应上，从他的动作和天生的幽默感上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就像钱一样，不管你如何努力，如果你有它就总会有，如果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要给他们具体的事实，我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这是困难的，但却是办得到的，百分之七十的重要情报是从公开来源中汲取的。然而，为了搞清楚哪些问题是他们感兴趣的，我必须为自己编一份大事记，在这几个月里我中断了天天进行的对发生的事情的分析，而正是这些大事决定了世界的面貌。政治家一旦丧失了情报．会比任何人都快地失去正常的工作节奏。

　　丘吉尔在富尔敦的讲话是悲剧性的，这是一个没有情报依据的构想，它完全是主观的，因而也对非职业人员具有诱惑力；真正的职业素质应以能估算冒险的代价和可能性为基础；感性的东西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能带来留时的好处，但却会导致未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倾向性言论的后面一定有某种势力？是什么势力？银行？那些银行呢？

　　康采思？谁的呢？一些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摆布某个人，对处于社会利益焦点上的个人加以支配；当你逐步了解这些集团隐秘的社会利益机制时，历史就显得人格化了。作家和艺术家生前可能不被承认，死后却荣耀加身；学者生前可能被同代人摈弃，但他的思想却将在他不复存在时显出光辉，于是世世代代都纪念他，抬高他的声望；难道像邱吉尔这样的政治家之所以追求最广泛的知名度仅仅是因为人们期待他讲话，致于这讲话是英明的还是荒谬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在听，都在议论？！

　　施季里茨在晚十一点结束了第一个工作日，公司大楼里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值班员坐在电话电报房里；他从施季里茨手里接过了钥匙，让他在出入簿上签了字，向他道了声夜安，就又一头扎到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列阿利”(马德盟)队与阿根廷国家队的足球比赛。

　　在住所里施季里茨脱下衣服，往澡盆里放满水。心想，我好久没在这样的洗澡间里泡上一泡啦，这简直是一种享受，不是吗？一个人能有多少奢求？他妈的！

　　他躺入绿色的水里，把手垫在脑后，身体松弛下来。

　　……施季里茨——尽管称为伊萨耶夫更准确一些，然而称作弗拉基米洛夫或许更确切——一生下来就是幸运的，在他受教育的环境中是以知识水平，思考能力和对民主、友爱、平等的信仰程度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富有和份量。

　　那还是在苏黎世的时候，他的父亲，马尔托夫的朋友和追随者，在回俄国之前(他们是在“伊里奇派”之后回去的)，问弗谢沃罗德(那时谁也想不到，在1921年捷尔任斯基是用这个化名来称呼他，这个化名一直用到1927年，然后是“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直到缅任斯基给他取名为“施季里茨”)：“你可曾思考过‘百科全书’这个词汇现象吗？”

　　“没有。”

　　“那我就算白说。”

　　“讲讲吧，爸爸。”

　　“古希腊人把这个词定义为以缩略方式包容全部人类知识的咨询性著作——要特别注意，是以缩略的方式。为什么？因为要把人类提出的所有思想编成一部全面的参考书是不可能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与狄德罗，与这个百科全书之父联系在一起？就因为他是第一个总结了以往几千年的经验，把人类知识汇集成一种科学圣经的人。这是思想的火山喷发(在这次谈话过了40年之后，当施季里茨听到“信息爆炸”的说法之后，他想，父亲的话与这个说法是多么接近啊！……)要学会在阅读中思考，不要随声附和，要看到言外之意，补充作者的叙述，为一个词而赞叹，为一个含混不清的短语而义愤填膺……”

　　每当施季里茨坐到书籍、参考手册和报纸、杂志、文献档案前的时候，他总是想起父亲的话、因为正是父亲教会他与无言的读伴融为一体，倾听字里行间的声音，犹如听人谈话一样，想象着言外之意，在阅读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假设，不断地抛弃自己的假设和重新建立新的假设。

　　……次日，在品尝了一杯安赫尔君的咖啡之后，施季里茨就开始着手构造一幅世界蓝图，这是他失去重要信息的几个月期间的世界图景。

　　历史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甚至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事已经成为历史；它是多么令人惊奇地将词汇、思想、事件、人物及利益都浓缩在一起啊！要从这世代沉默的声音里截取出决定事件高潮的因素——这高潮不是一年或一天，而只是一分钟，这是多么困难。须知正是在这一瞬间里有像列宁和爱迪生、克列孟梭和居里、劳合·乔治和高尔基、爱因斯坦和佐丽娅、苏里科夫和兴登堡、卓别林和斯克里亚宾、威廉二世和托马斯·曼、杰克·伦敦和安娜·巴甫洛娃、维特和夏里亚宾、孙中山和齐热夫斯基这样的巨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思考，发表演说，签署文件、创作交响乐或构思公理体系。而假如允许光阴之箭去掉年与日的循环，那么决定历史同一瞬间的将是加皮察和尼尔斯·玻尔，罗斯福和加琳娜·乌兰诺娃，希特勒和奥本海默，邱吉尔和拉赫玛尼诺夫，斯大林和弗希特万格，希姆莱和艾迪特·比阿夫，帕斯捷尔纳克和普里斯特利，毛泽东和萨尔瓦多·达利，艾登和马列谢夫，毕加索和普罗柯菲耶夫，爱伦堡和戴高乐，柯罗廖夫和海明威，库尔恰托夫和索默斯特·毛姆……

　　当施季里茨从19455月1日，从他置身生活之外、被抛入八个月的死寂和黑暗的那一天开始分析历史现实的时候，他开始明白，那根联结历史的，连绵不断而又可知不可见的红线已经延伸到决定今天事件的那些日月，决定着世界的发展。

　　其中有一件事不仅影响了华盛顿和拉丁美洲的现状，而且也影响到这里．比利牛斯山脉南部的现状，这就是1945年2月在墨西哥首都附近的查普德庇克城堡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

　　施季里茨把与1946年事件有关的文献放在一边，转而研究战时的报刊并把所有在西班牙和北美出版物中能搜集到的材料都集中起来，《华盛顿邮报》记者吉伯·埃利斯顿的报道是对会议进展情况的最好说明，施季里茨在他提供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尤其注意当他奔波于柏林和苏黎世之间，为破坏希姆莱与杜勒斯的单独解和而努力时在墨西哥所发生的事件，他越研究越感到忧虑，因为查普德庇克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与杜勒斯及他的幕后人的设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他的助手纳尔逊．洛克菲勒及克莱顿所把持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如果抛开辞令的外壳和外交上的造作，那么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华盛顿从拉美国家身上得到的主要收获如下：承认美国在南美大陆的主导作用(这对于华尔街反对伦敦金融大亨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美洲大陆各国军队建立统一的统帅部以及签署了该大陆各国不受侵犯的条约。

　　“谁会侵犯？”施季里茨马上反问自己。当时谁能进攻？希特勒败局已定，第三帝国的覆灭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就已势态明朗。日本会进攻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失去了“三国轴心”它还能做什？一些国家虽然力量稍强，但若与全世界作对却也力不从心，它们还能进攻淮呢？

　　看来，可以看作法律——行政一体化的泛美组织已经被新建立的军政组织所代替，它与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宪章是显然对立的。

　　谁是这个计划的幕后人？华盛顿操纵的南美大陆军政联盟对华尔街的哪些公司有利？是到墨西哥去的洛克菲勒吗？无疑有他在内。还有谁？

　　反对这个计划的又有谁呢？

　　施季里茨还弄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顺从自己意志的集团，他们的表决权在联合国占绝对多数，利用这个多数就完全可以操纵那些企图在将来决定世界政治的国家的利益。

　　施季里茨还弄清了美国与阿根廷的关系这样的复杂问题，当时的阿根廷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崇拜者，受过德国军事教育的庇隆上校手中，庇窿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对于美国政治家拉拢布宜诺斯文利斯的秘密活动不会没有充分的认识。国务院的专家们准确地抓住了上校敏锐的自尊心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经济潜力和独特的民族性格，因此，在有关与布宜诺斯文利斯的关系的决议中(阿根廷是唯一没有派代表去墨西哥开会的美洲国家)委婉地表示，希望庇隆的追随者们在有关对轴心国作战的问题上使自己的对外政策与其它国家的政策相一致。决议的措辞克制而殷勤，尽管阿根廷是南美唯一继续与第三帝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希特勒的书照常在《ABC》商店发售，电影院的银幕上照常放映第三帝国的影片，戈培尔的《人民观察家》报与《华盛顿邮报》、《人道报》、《普韦布洛》报一起在书亭出售，而里宾特洛甫的大使也照常举行有阿根廷当局高级行政官员参加的招待会。

　　为什么要围着阿根廷大跳华尔兹呢？斯退丁纽斯解释说，没有这个共和国加入美洲的兄弟联盟，西半球一体化的设想就有可能遭到破坏。然而，事实上并非这个原因使各国在查普德庇克一致同意了这个决议案。事实上是智利、巴拉圭，乌拉圭这些国家害怕北方“兄弟”无限制的经济扩张，而正是阿根廷与大不列额的金融界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像通常一样，数的法则发生了作用——多多益善，华盛顿与伦敦的矛盾(虽然用同一种语言，文化相近，但印制的货币却不同！)使南美各国可以在大国之间纵横裨阖。况且圣地亚哥、蒙得维多、亚松森当局知道，庇隆并不打算成为德国的牺牲品，因此，第三(金融)势力受到了保护，而且是更为情愿的，主子们忙着打仗，奴隶们就好歹还能活下去，总能找到个靠山。

　　1945年3月末布宜诺斯文利斯回答华盛顿说，阿根廷赞成泛美会议的决议，并且为了“一致反对任何国家对任何美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之目的”宣布与大日本帝国处于战争状态，同时也对德国宣战——但不是作为敌人，不是作为第三帝国，也不是作为凶恶、恐怖的强国，而仅仅是作为美国在各大洋的主要敌人——日本的盟友而对之宣战。

　　这种手腕使华盛顿把阿根廷硬拉进联合国，达无疑是奉劝人们与公然声称对轴心国怀有好感的国家的代表同室共处，在一间大厅里会谈，也使国务院可以触动一下阿根廷，鉴于1946年是这个国家的大选年，而该国的大多数居民又都明确赞成与那些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强国保持友好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应与它认为有必要的国家确立外交关系。

　　由此，施季里茨懂得了，在1946年春季，政治海洋的表面出现的不过是小小的暗礁，而由巨大的山峰组成的火山岩确则被一望无际、寂静的波浪所掩盖着。

　　查普德庇克会议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讨论拉美国家与亲法西斯的西班牙的关系问题，鉴于这个特别的原因，施季里茨把这次会议作为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随后他就转而研究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的速记记录，试图从中找到使他更感兴趣的东西。

　　他的目光停留在苏联代表鲁登科对凯特尔元帅的审讯记录上，他特别注意到对话中有关战俘处理的段落。

　　鲁登科：卡纳里斯上将在1942年11月15日的报告中提出要大规模杀害苏军战俘并且说必须坚决执行这种意图。您对卡纳里斯致您的报告中的观点表示过赞同吗？

　　凯特尔：接到这封信后，我立即向元首汇报了此事，特别由于自七月以来苏联外交部人民委员已连续发出两份照会，我还请求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我大体是对卡纳里斯的意见产生过疑虑……

　　鲁登科：产生过疑虑？很好。我向您出示卡纳里斯报告的原件，上面有您的批示……

　　凯特尔：我见过这个空白处有批语的文件。

　　鲁登科：请注意批语……这就是卡纳里斯的那份文件，正如您刚才说的认为它是正确的……您的批语写道：“这种意件是出自骑士战争中的军人观点。这里所涉及的是消灭一种世界观，所以我赞同并支持这些措施。——凯特尔”。是您的签字吧？

　　凯特尔：是的，我是将之作为向元首报告后的决定签发的。

　　鲁登科：但那上面没写是希特勒这样说的。那儿写的是

　　“我支持。——凯特尔”。被告凯特尔身为元帅，而且在这里不止一次称自己为士兵，我问您，是您本人血淋淋的批示肯定并核准了对成为你们俘虏的手无寸铁的军人进行屠杀，对不？

　　凯特尔：我承担这项责任……

　　美国检查官艾蒙对卡尔登布龙纳的审讯尤为骇人听闻：

　　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法学博士和希姆莱忠实的守护神一副长长的、有些变质的脸；施季里茨甚至眯起了眼睛，试图注定眼前这惹人厌烦的形象。

　　艾蒙，被告，您在本法庭听到了与“特别处置”有关的供词吗？ 它的涵义是什么？

　　卡尔登布龙纳，应当推测为：这意味着死刑判决，它不是经过法庭审理，而由希姆菜的命令来确定。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施季里茨想，假如有一天某个画家想作一幅表现人的尊严或恶行的壁画，那他从卡尔登布龙纳的像片上就完全可以描绘出“谎言”和“恐惧”的形象。)

　　艾蒙：被告凯特尔指出，这个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您没有听说过“特别处置”这个说法吗？请回答“是”或者“不”。’

　　卡尔登布龙纳：是的。希姆莱有一项命令——我还可以指出希持勒也有一项命令——不经法庭审理予以处决。

　　艾蒙：您曾在某个时候与分队长缪勒谈论过要求对一些人采取“特别处置”的请求吗？ 请回答“是”或者“不是”。

　　卡尔登布龙纳：不。

　　艾蒙：您认识佐泽夫·什帕采里吗？

　　卡尔登布龙纳：我不认识他。

　　艾蒙：我现在把他的证词给您。

　　卡尔登布龙纳：是约泽夫·什帕采里吧？我认识他。

　　艾蒙：或许，您可以看—下从关于“特别处置”开始的这一段……找到了吗？

　　卡尔登布龙纳：为了了解文件的内容，我必须通读全文。

　　艾蒙：可是，被告，您的辩护人那里有这份文件的副本啊。

　　卡尔登布龙纳：我缺少这一份。

　　艾蒙：好吧，那就请您阅读—下该页的中间部分“在各处长的会商中，关于是否应当就某某事采取特别处置’，分队长缪勒曾多次征询卡尔登布龙纳的意见。”下面是这种谈话的一例：“缪勒：请问，关于《A》事应当采取特别处置吗？卡尔登布龙纳回答‘是的’或者建议把问题提交党卫队全国领袖去解决。每当进行此类谈话时，仅提—下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知道谈到的是谁”。被告，这份书面证词是事实呢还是谎言？

　　卡尔登布龙纳：公诉人先生，您对这份文件的内容的解释不能说是正确的……也许缪勒是在我们许多人一同谈话时对我说这番话的，我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是出于对外政策和情报上的观点……

　　艾蒙：您熟悉策拉斯这个名字吗？

　　卡尔登布龙纳：是的。

　　艾蒙：他曾是毛特毫森集中营的队长吧？

　　卡尔登布龙纳，是的。

　　艾蒙，我开始读您认识的这个策拉斯临死前自白的一个片段。“1943年初夏，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登布龙纳博士视察了本集中营……为他表演了三种灭绝方法：向后脑勺开枪、绞死和毒气灭绝。被选出演示死刑的人中还有妇女；她们被剃光头并从后脑勺开枪。参观了死刑之后卡尔登布龙纳博士去了焚尸场，最后去看了埋尸坑。”是不是这样？

　　卡尔登布龙纳：这是谎言。

　　艾蒙：好吧……您面前有一份文件……是关于就地处决英美飞行员的……署名“卡尔登布龙纳博士。”您否认与该命令有关这个事实吗？

　　卡尔登布龙纳：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命令。

　　艾蒙；您否认这上面是您的签字吗？

　　卡尔登布龙纳：公诉人先生……

　　艾蒙：请回答我的问题：您否认是您的签字？

　　卡尔登布龙纳：我没有收到过这种文件。当然，我没有注意到，是否以我的名义发布过这种命令，我本人是有过错的……

　　法庭主席：我一点也不明白！难道您是说，这文件上不是您的签字，抑或虽然签了字，却没有看一看它的内容。您到底确认什么？

　　卡尔登布龙纳：先生们！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这份文件！我不可能签署它，因为这有悖于我的信仰。

　　法庭主席：我没有问您的信仰。我想得到回答：您签署了它还是没有？

　　卡尔登布龙纳：没有。

　　法庭主席；但那上面有您的签字！

　　卡尔登布龙纳：我不能确信这是我的签字。

　　法庭主席：斯米尔诺夫上校，您准备在哪些观点上对证人进行反驳？

　　斯米尔诺夫：被告否认自己参与了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灭绝犹太人活动……他要人们相信，波兰警察总监克留盖尔似乎直接隶属于希姆莱，并且与卡尔登布龙纳没有一点儿关系……

　　法庭主席：请提问吧。

　　斯米尔诺夫：我请求给被告看一下弗兰克的日记，请谈一下并注意译文是否准确：“毫无疑问——克留盖尔说一灭绝犹太人关系到国家安宁……但在犹太工人中有一些专门人才，如用波兰工人取代他们则不可能不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克留盖尔请求卡尔登布龙纳博士向党卫队全国领袖汇报此事……”为什么克留盖尔的行动要经过您呢？

　　卡尔登布龙纳：克留盖尔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说我是他的上级。他只不过是知道，我作为帝国情报机构的长官经常到希姆莱那里去做专业汇报，所以他就请我也向希姆莱汇报一下达个问题。

　　法庭主席：您说得太快并且您的话并没有回答问题。

　　卡尔登布龙纳：克留盖尔是直接隶属于希姆莱的。

　　斯米尔诺夫：我请您回答，克留盖尔是否请您向希拇荣提交他的报告？这既是我要问您的全部内容。

　　卡尔登布龙纳：这种会议常有很多人参加，而且每个与无首或全国领袖比较接近的人都提出某些请求。

　　斯米尔诺夫：我请您回答“是”或“不”。他请您汇报了吗？

　　卡尔登布龙纳：此事我—无所知。

　　法庭主席：斯米尔诺夫先生，请要求他回答问题。

　　斯米尔诺夫；被告，克留盖尔是否请您向希姆莱报告，立即消灭所有具备专门技能的犹太工人是不必要的？后者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卡尔登布龙纳：可能，他向我提过请求．但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他的长官……

　　先生们，施季里茨想，在他们这个遗臭万年的帝国里，当时究竟谁是长官？只有一个希特勒？其他人都是上帝的羔羊？对什么都一无所知？难道他们曾经为那些像送上传送带一样被抛进焚尸炉里的人们的命运而彻夜哭泣吗？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重复说：

　　“我甚至没听到过什么兽行”，

　　“只是在纽伦堡我才了解到保安勤务处秘密特遣队在俄国干下的坏事，”

　　“我只不过是不愿意犹太人在帝国的财政、工业、科学和艺术方面发挥什么作用，但我从未宣扬过把他们消灭在毒气室里，这有悖于我的信念”

　　“我信任元首，不能设想他有这种意图”。

　　只有唯一的一个被告沙赫特，第三帝国银行货币的组织者，向希特勒提供建立武装力量的经费的人，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嘲笑地审视着英国公诉人杰克逊，他对细节毫不争论，承认支持过元首，与审讯他的人发生的唯一的一次争论是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当时沙赫特声称，不是希特勒侵占了布拉格，“他并没有用武力去夺取这个国家，它实在是同盟国拱手送给元首的！”

　　杰克逊气得发呆，但是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报复是毁灭性的。

　　“当您任不管部部长时，”英国公诉人开始提出尖锐的问题。

　　“发动了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的侵略战争；在您任希特勒帝国政府成员期间，发动了对苏俄的入侵并且向美利坚宣战。您仍无视这一切，继续留任元首的部长职务，是不是这样？”

　　“是的，”沙赫持答道，依旧漠然地审视着公诉人，越来越倔傲的笑意挂在他的脸上。

　　“直至德国军队败退以前，您始终没不断绝与希特勘的来往，不是吗？”

　　“我与希特勒断绝关系的那封信的日期是1942年11月30日。”

　　“您那时认为，第三帝国这艘船正在下沉，战争已经输掉了，不是这样吗？”

　　“正是。关于这一点我的口头和书面声明就是十分清楚的证明。”

　　“请问，在占领维也纳之后，您曾强迫奥地利银行的职员宣誓吗？”

　　“是的”。

　　“您强迫他们跟自己重复下面的话：我宣誓，我将服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8226；希特勒……违背誓言，就碎尸万段。向我们的元首三呼万岁’这个对事件的描绘是正确的吧？”

　　“是的”，沙赫特回答。 “这个誓词是预先为官员们写好的”。 ’

　　(沙赫德在承认自已有罪时的那种平静给施季里茨以深刻的印像，被告人中再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举止，施季里茨想象这老头走上绞架时，一定是自豪地昂着头，那又怎样呢？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种立场。然而，他没法想到，这位第三帝国的金融巨头，一个少了他元首就不可能建立起陆军、海军、保安勤务处、盖世太保的人，将由法庭在所有对他起诉的罪行方面宣布无罪。)

　　他特别细致地钻研了为第三帝国最高统帅部辩护的律师拉伦泽尔的发言。他长时间地思虑，为什么拉伦泽尔公然伪造事实，他在自己的发言中确信，起诉的最后一项罪行，即“军事领导人为在事实上允许了实施希持勒的犯罪计划而不是反对它而承担责任”，而把问题归结为军人必须服从的义务。希特勒的命令不仅是军事命令，而且具有法律效力。难道军事领导人可以不服从法律？如果把这命令认为是一种集体犯罪行为而不履行服从的义务，那么除非这种行为基于下述原因，即该命令是要求进行反对国家政权的行为。而如果命令要求的行为不是反对国家政权，那又怎么能说这种行为是犯罪呢？如果要说这是犯罪，那么哪个国家的哪些公民能判断自己的行动是否具有犯罪性质呢？”

　　拉伦泽尔何以会忽视一个无需证明，但对全人类部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没有最高统帅部或离开了统帅部，希特勒就不可能策划任何一场战争。施季里茨记得，国社党的纲领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只有党和军队才是表现第三帝国生活原则的两根柱石。怎么能执意说领导了武装侵略的最高统帅部无罪呢？况且，帝国空军元帅戈林有不容争辩的罪行，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曾被希特勒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凯特尔元帅作为最高统帅部直接长官赞成杀害俘虏！为他们辩护诚然是可以的，但是，基于特遣队在内的军队在它占领的地区可以不经审理就抢杀妇女和儿童的事实，就绝不能说最高统帅部是无罪的！

　　(然而，施季里茨没有科到，拉伦泽尔的辩护词中塞满了盖伦将军的句子，他更不能想到，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和帝国政府将被宣告无罪，尽管苏联法官尼基钦科提出了抗议。1946年过去了；德国西部应当形成一个忠于西方的国家，然而由进来做这件事呢？ 恰恰就是那些知道如何在第三帝国的管理部门办事，并且在迅速修缮的希特勒的兵营中教导青年军人掌握职业入门知识的那些人。)

　　……就是这个时期（从1945年春到1946年秋）成为施季里茨观看的历史舞台，他必须看清台上的主要角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并综合所得的信息，作出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关系他个人的生死存亡，而且是受他从1917年10月的那一天，将自己的生命与列宁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时起就奉行的立场所支配的。’

第三十一章 冈萨雷斯

　　阿尔弗雷多·何塞·拉乌尔·冈萨雷斯将军，在朋友圈中以“罗科”(西斑牙语，疯子)的外号而闻名，事实上他是西班牙情报部门最有才智的人之一。

　　他于萨拉曼卡大学起家，攻读阿根廷和智利史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出色，结论超出常规、标新立异；他出人意料地抛开学术转而从政，在1939年当了上校，成为总参谋部政治处的一名长官。然而(在庸人统治的时代)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才智付出代价；1941年7月他预言被派往俄国的“蓝色师团”将被击溃，并说涉入到反对俄国的战事中是缺乏远见的一步，结局难料。在这之后他被解职。

　　从那时起他就居住在位于德.阿库尼亚街那巨大得有些像迷宫似的住宅里；夏天就去海边，驱车到马拉加只有七户人家的渔村托列英里诺斯去。

　　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车祸。第二个妻子在乘汽艇时受了风，折磨了一冬天，终于由于一种医生搞不清的肺病死在门多萨教授的医院里。 ‘

　　从那时起冈萨雷斯就一个人生活。由他的军士长霍尔赫一一个孤身无家的人来服侍他，后者就住在他的宅邸里，开汽车，买东西，摆餐具(冈萨雷斯在床上吃早饭，从前末被解职的时候就不懂得其中的妙处，他要立即起床，奔到洗脸间，匆匆吃点东西——每一分钟都要精打细算，工作就是速度，只有赶到前面的人才是胜利者)并且用一种特别粗糙的纤维团给将军搓背，因为按摩可以长寿。

　　他总是在同一时间醒来，约在十点钟左备霍尔赫马上就会送来报纸《消息报》、《普韦布洛》和《ABC》报，以及里斯本的《每日新闻》(佛朗哥的书刊检察允许该报在国内通行无阻)；而且，在第三帝国覆灭以前他还一直收到《人民观察家》(这是唯一一份不允许刊登攻击佛朗哥制度言论的欧洲报纸)。

　　在他去职后的最初几个月，早晨读报对他来说成了某种工作的代替物。他在那些对他显得较为重要的段落上划下横线，他曾深深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佛朗哥会发现自己错了，会给他打电话，请他复职，发生这一切都是由于塞拉诺．苏涅尔的阴谋，他早就不喜欢冈萨雷斯，因为他认为情报机构毁了他这位外交部长，损害了他的工作，干涉了他人的特权。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佛朗哥并没有打来电话，苏涅尔下台了，又换上另一位“伯爵”，而他冈萨雷斯仍旧赋闲在家。于是这位被期待弄得心灰意冷的将军就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批评元首忘了一起创业的人，在这次谈话五天以后，一个陌生人打来电话，他没作自我介绍、就奉劝他在表达意思的时候要仔细些，尤其是涉及到国家爱戴的人的时侯，“清白的人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有毛病，就是他这样一位将军，也完全可以来取步骤向人们证明，他不仅应当被解职而且跟把手伸到别人钱包的人一样，应当被送进监狱里去。”

　　将军什么也没来得及回执话筒搁下得非常及时；正是从这一天起，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自己软弱无能的耻辱；还有什么能比无法回击侮辱更令人苦恼的呢？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自己说，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是这样的。我帮助建立了监狱，应该受这个报应。所有的都毫无益处。应当韬晦和等待。我是生活在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里，一切都建立在颠倒黑白上，痛苦被称作幸福，而恐怖则被称作自由。我既然受了报应，那我也要回击他们”。

　　从那时起他不再去俱乐部，只是出去散散步，跟自己过去的副手，负责英美情报网的委拉斯开斯只在电梯里会会面，过去每当他从伦敦回

　　来，两人就住在一间屋里，不用说什么就能互相理解。

　　正是在那个电话之后，他明白了，只要佛朗哥活一天，要指望发生什么变化是愚蠢的念头，孩子似的幼稚，老人的衰颓，不负责任的幻想，应当潜伏爪牙耐心等待；变化终将发生，但这将非常迟，要等国家的工业和科学发展起来，要挽救自己就必须装作平庸，混同在众生之中，成为人群中的一个微粒，抛掉那些表现阿尔弗雷多一何塞—拉乌尔·冈萨雷斯个性的东西。

　　但是在当时的西班牙即使是这样的言行举止也要有充足的理由，以免在什么事情上惊动太阳门的那位官员，这个人天天收到关于他冈萨雷斯的报告，关于他的约会、他的散步、谈话、健康状况，对妇女的自然要求，购买的物品，往来电话等等，以免他去征求上司的意见，导致更严密的监视，或者就是某种惩罚，佛朗哥在这方面是个大行家，他特别喜爱利用空艰或借左翼地下团体组织的恐怖活动来除掉对手。

　　因此、从那个电话之后，冈萨雷斯就呆在卧室里，把门多萨医生叫来，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在此之前他翻阅了内科疾病手册，了解心肌梗塞的症状，他对医生抱怨说，喘不过气来，左肋痛得厉害，经常觉得要呕吐。

　　门多萨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医生，当冈萨雷斯还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长官时就由他咨询看病，冈萨雷斯去职之后他们并末断绝往来，因为他已达到这样一种社会地位——没有必要怕任何人任何事。他用自己行医挣来的钱在加里西亚买下一片大田产，对百货公司投资入股，而且拥有最有声誉的皮制品商店《艾列罗和菲列罗》的股票。与部长、将军和长枪党各部的小职员不同的是，谁也不能把他解职，他是自己的主人，银行的帐户也十分可靠。

　　门多萨听了冈萨雷斯的话后，把自己瘦瘦的、冰凉的双手放到后音强壮而多毛的胸上，不慌不忙地问了十几个问题，最后弯腰贴近他的头低声说：

　　“您投得什么心肌梗塞……假如您想得心绞痛，那您得说太阳神经丛痛……”

　　冈萨雷斯在床上过了半年光景，尽管每天早晨都要做操，以免肌肉萎缩，门多萨这位唯一了解内情的人放出风去说，将军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心脏完全衰竭了，多可惜阿，正当壮年的男子汉，我想这对元首将是个打击，冈萨雷斯要是能活下来，那简直是个奇迹，我可不敢担保他会在哪一分钟死去。暴政只爱软弱的人；对冈萨雷斯的监视撤销了；一个死活人就没什么危险性了。直到这时他才开始着手实施临死前制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要神话般地发财致富，因为只有财富才能使他成为对敌人来说不可战胜的人，高喊“民族的统一和幸福”的空洞口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回到特定的范围，一个人的力量，他的需要如今都取决于他有多少土地，有多少钱财。

　　冈萨雷斯知道，如果他还躺在床上，光顾读书，读个没完，那他是不会发财的；他需要交往，分析各种消息，而且不是报纸上那种空洞的消息，而是活生生的、从那些接触现实的圈子里得来的，未经加工的消息。这种交往必须不至于引起秘密警察再次监视他，所以也要伪装各种借口。因此，门多萨医生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可以起床活动，这对心脏没什么特别的危险，不要累坏大脑，但看看斗牛和足球比赛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要善于控制情绪，因为看台上所有的捧场者都注定会有轻度的血管梗塞症，如果那时没人帮您的忙，那也不是人们不好，只不过那时大家都被《列阿利》队的左后卫结佩佩的传球吸引住了，他从右侧踢地滚球十分娴熟，或者，如果是在斗牛场，那就愚人们正等待着勃拉斯那

　　一刺，他巧妙地拾起左腿，在扑来的牛面前像弓似地—弯，就象《节日》里描写的佩德罗·罗梅罗一样，就是唐·艾涅斯托在小说里描写的那个人。克里姆林宫仍给作家们大把的金条，把他们都彻底收买了，这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从此，冈萨雷斯开始去看斗牛，及时地恢复交往，多听多看，伪装的艺术他用不着现学，他被公认为情报部门的精英，他之所以拥护过佛朗哥，只是因为他曾相信，西班牙需要秩序，共和主义者所要建设的那种无限制的民主还不适于这个国家，必须再经过若干年，人民才有可能不流血就能享有它的好处；暂时应当学会听从对立的观点并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要对着论敌的脑门儿连连开火。他没想到，随着秩序的恢复，开始了恐怖和对姓“佛朗哥”的那个小人无止尽的颂扬。

　　正是在斗牛场他极其秘密地会见了安赫尔——阿尔卡塞。德·委拉斯开斯，并且在“背阴的”看台上过了两小时，互相只匆匆说了几句话，然而为了了解应该做什么这已经足够了。委拉斯开斯是他的学生并且如今(这次会面还是在1943年)在欧洲的情报部门占有特殊地位。

　　委拉斯开斯的经历是非常不一般的，但是如果从西班牙民族性格的角度来看他的举止、言谈、思想和忘超，考虑到这种民族性格中唐．吉河德和桑丘&#8226；潘沙式的特征，那么这种经历又是非常典型的。

　　委拉斯开斯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的时候就上了斗牛场；一般说来，这种事儿总是向往的人多，真去于的人少；甚至十来岁的孩子就敢跳过木栅栏，拿着红布向牛跑去，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躲过致命的一击，大多数人的结局免不了被撕裂肋骨，住进医院，成为残废。委拉斯开斯很走运，他表现出技巧，观众们狂喊着：“让他留下来，让他把牛杀死！”他留在了场上，杀死了公牛并得到了牛耳朵，这在十二岁的年龄是不可想象的，报纸上描写他说：

　　“出身平民的小男孩杀死了最凶猛的公牛！”西班牙长枪党的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向他表示祝贺，送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少年上学，然后又送他进入萨拉曼卡大学哲学系读书；在大学里他校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说客和信徒们所吸引，他们断言民族精神的伟大，认为西班牙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犹太人的国际阴谋的牺牲品，只有唐．阿道夫，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反对大陆上的恶魔侈谈“人类友爱”。在讲各种语言的人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友爱。委拉斯拉斯受长枪党领导人的委派参与了恐怖活动，曾被判处死刑，佛朗哥政变后获释；内战期间他因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他认为杀害何塞·安东尼奥·普思莫是元首的狡猾手腕，他求助于左翼分子的效劳，只要能除掉主要的竞争对手，而所有的左翼赤色分子都是随时准备作恶的，他们得意地除掉了西班牙长枪党的领袖，希特勒的兄弟和西班牙的明灯。

　　也就是在何塞·安东尼奥被杀之后，安赫尔·阿尔卡塞·德·委拉斯开斯的名字出现在冈萨雷斯负责的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因为这个信奉异端的大斗牛士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在有外国人的交际场合讲那番话的，而这群外国人中就有一名在布尔戈斯佛朗哥的参谋部工作的德国保安勤务处军官。这个军官名叫马克斯，熟人叫他马克西莫，但更经常的、尤其是那些与他关系不错的人都叫他艾斯季里茨，因为“施季里茨”这个姓在西班牙语里非常难读。

　　鉴于委拉斯开斯议论个没完，让佛朗哥很“难堪”，冈萨雷斯就把他叫来，对他说，如果他活腻了，他可以在这幢大楼的厕所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此还可以给他提供一支手枪，口径足够大，能揪掉半个脑袋，一点也不痛苦，脑浆会喷在瓷砖上，只是可惜，脑浆混在粪便里，未免缺乏美感。

　　就在这次谈话中，他邀请委拉斯开斯加入情报机关，这种入适合从事危险的职业，并派他去柏林，到卡纳里斯、舒伦堡那里学习业务，而后提拔他到伦敦使馆任新闻专员。

　　在伦敦，委拉斯开斯开始为德国谍报局工作，执行舒伦堡交给他的任务，而在1941年夏冈萨雷斯被解职前不久，他又被吸收参加与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

　　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拜会了西班牙外长塞拉诺·茹涅尔，并商定通过外交渠道的方式与委拉斯开斯交换情报。而正是他冈萨雷斯核准了对情报小组提供经费的形式。日本公使同意不转给委拉斯开斯支票或现金，而是给他钻石和珍珠，以便他能把报酬付给自己的助手，他们是：《马德里》报驻纽约通讯员佩涅拉·德·席尔瓦，《依阿》报记者弗朗西斯科·卢辛泰斯，《ABc》报记者哈辛托·米凯拉林和《消息报》记者阿拉德林。当时冈萨雷斯已经怀疑这个阿拉德林更像是为美国人工作，而不是为日本人工作，因为他有两次去会见了美国驻西双牙大使海斯，并力图(这是一种爱好者的天真)秘密地进行这种接触。阿拉德林的兄弟是个著名的雕塑家，当时与加西娅．洛尔卡住在一起。

　　冈萨雷斯在准备向继任者移交工作时，不由自主地，但不是出于利害关系地了解到日本人究竟给了委拉斯开斯多少钱，数目实在惊人。

　　他们在斗牛场的看台上碰了头(这在寓所的电梯里就已约好了)，他们注意使自己不让任何人怀疑、尤其是不引起在他们左边坐着的两个家伙的怀疑他们交换着对斗牛的印象，显得非常在行，并且，假如说“外交家”的激动情绪超过了限度，那么“将军”则充满了克制和恢谐，而且，将军显然病得很厉害，因为他不时地吞下一些药丸（门多萨提醒他说，“药丸”不过是一种《欣欣》牌糖果，有助于除去嘴里臭味）。

　　表演结束时，人们向出口涌去，百万富翁和失业者都显示出他们是纯粹的西班牙人，就是说，他们猛烈地挥动着两肘，不可遏制地向前猛挤，力图尽快地从狭窄的门洞挣扎到外面的街上，就在这一时刻，冈萨雷斯和委拉斯开斯交换着最重要的情报：

　　“大斗牛土”趁机告诉将军说，他和一批党卫队组织的成员挂上了钩，这些人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见解，他们极力打击大不列颠的称霸企图，还说日本人不知何故停止支付宝石作为经费，而是给他瑞典银行在苏黎世由某个缪勒博士开设的一家分行的帐户信用卡，还说；据传言；德国人现在急于在中立国开办自己的商号，投入了大量资本。他还说，德国人请他把三十万美元转到埃瓦·杜阿尔特的名下。这个人是阿根廷上校的妻子的朋友，希特勒上台后曾在柏林当过两年武官，前不久才回国，他是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拉美大陆，冈萨雷斯听说过这个名字。卡纳里斯曾经说，他与这位有前途的武官关系不错，头脑清晰，能做很多事，前程远大。

　　冈萨雷斯答应考虑一下听到的情况，至于下次的联系他并不着急；他知道委拉斯开斯只有到1945年3月轮到他休假时才能回西班牙来，整整一年他都在慢慢地、不慌不忙并隐秘地与经济专家们建立联系，与他们在斗牛场约会；这样一来，频繁的电话铃声也有了借口——交换对上一场斗牛的观感。与熟人在“里奥一弗里奥”咖啡馆共进早餐也得到伪装，没有任何秘密，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听去吧，秘密警察，写报告去吧，如果他们搞得清谈话的内容。

　　希特勒覆灭后，世界发生了变化，冈萨雷斯的言行开始更无拘无束了；佛朗哥支撑不住了，他的身边出现了十分公开的敌人，他要研究一下谁是他隐秘的敌人，正是到这时，那些把冈萨雷斯叫作“疯子”的人才明白，他根本不疯，而且相反，比那些觉得自已有智慧的人要聪明得多；看来，作为在野派，只要善于坚持，自有它的好处，冈萨雷斯不就出人意外地成了一些拉美公司的代理人吗？它们授权他签订贸易合同，为此付给他极高的酬金；究竟谁领导这些公司，没有人知道，况且谁也不想知道，因为商品质量都非常好，也从未发生过推迟付款的事，并且按月送给有关官员非常丰盛的礼品。

　　同时，冈萨雷斯绝不表示反对元首的意见，他保访沉默，三缄其口，倒是成了一个出色的斗牛内行和预言家；有一天在看台上他坐在一位美国参赞的旁边：那位参赞扑过来和他拥抱——原来，他们在1940年就是熟人，那时参赞还是个新闻专员，并且刚刚开始他的外交官生涯。

　　两周之后就送来一张赴美国大使馆鸡尾酒会的请柬，是为一行从事制冷设备生产的实业家接风；西藏牙出产肉类，牛肉啊、羊肉啊，这些东西有的是，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冰箱归我，肉归你，在饥饿的欧洲携手贸易，我得百分之八十，你得百分之二十，完全是君子协定。

　　……就是这个与美国人接触的事件于1946年春被施季里茨在斗牛场发现，当时他正在悄悄接近那些去过墨西哥的主要角色，他发现之后又忘掉了，只存储在记忆里。

　　从布尔戈斯回来后过了五天，他用得着这个发现了；十年前他正是在布尔戈斯认识了冈萨雷斯，现在能够帮助他的正是这个人，所有那些有一面之交的人，特别是有交情的人都是他所需要。

　　那天早晨，冈萨雷斯像往常一样喝了一怀咖啡，吃丁一个用橄榄油煎的角形面包，就开始翻阅报纸：官方报道他是不读的，甚至不屑于扫上一眼，他先看有关斗牛的报道．作摘录、画示意图，他如今是公认的斗牛结局的“预言家”——难以置信的现实，应当好好珍惜，这是所有约会的口实，他可以出头露面，大讲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回答人们的问题，而且很自然地为他提供机会，提出自己绝非关于斗牛的问题。

　　上校读到一篇关于斗牛的文章：“公牛非常漂亮，有如一颗铁铸的鱼雷”，这开头的句子非常富于弹性，显然不是西班牙人所能写出来的。上校总是把所有异乎寻常的文章裁下来，分别放到不同颜色的本夹里。因而，当将军看到达篇文章时，不由对之发生了兴趣，他把缀有用中国丝线串玛瑙的鸭绒被掖到身下，一下子读完了全部报道，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篇描写斗牛的出色文章结尾的几句话：

　　“记得是十年前，十月的最后几天，月亮傍晚七点就升起来了，秋日的天空像今天一样辽阔，卷层云渐渐融进酷热的、略带黄色的热气中，这热气越升越高，追逐着月亮那摇曳不定的轮廓。此时此刻，伟大的斗牛士欧亨尼奥转身对坐在护栏旁的冈萨雷斯上校，苦笑着说：‘愿上帝分结我一份成功’，随即走向斗牛场的中心，并且已经准备刺死公牛、猎获战利品了，这时，意外发生了，场里跳进来一个十来岁的小男核，公牛正向他冲去，小男孩就要被像链子一样锋利的牛角撕裂，但欧亨尼奥向公牛扑去，把牛引向自己，他救了男孩，自巴也受了伤。尽管他没有得到战利品，但他赢得了人们的记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尔弗雷多·冈萨雷斯，这位人们当时已经公认的最出色的斗牛分析家说的话：‘上帝对成功的分配是公平的，他不仅奖治欧亨尼奥以智慧，而且也结了他一颗金子般的心’”。

　　文章末尾的署名没有任何说明，奇怪的是《普韦布洛》报从未登过这个“马克西莫”的文章。哪来这么一个大手笔？

　　冈萨雷斯立刻回忆起在布尔戈斯的那个日子，欧亨尼奥，以及那一场斗牛，只是自己说的那番话——他喜欢“马克西莫”确认他说的那番话——他记不起来了。不过这无关紧要，别人记着我，人们保留着对我的记忆，我本是不信一提的，不过是人类长河的一滴水，然而我要是能在别人心中留下记忆，那就意味着，这一生没有白活……

　　他拿起话筒，给《普韦布洛》报社打了电话；总编是元首亲自任命的；他从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什么公干。很快，经常报道斗牛的编辑部里就响起了铃声；他让他们转告主编，说冈萨雷斯将军打来电话，这更威严一些，主角应当由平民去充当，而真正的主角则应当保持沉默，不应忘记古代希腊戏剧的教训。

　　“谁要请教本部主编？”

　　“冈萨雷斯。”

　　“您从哪儿打的电话？

　　“我？”冈萨雷斯禁不住笑了。 “从我自己这儿。告诉你的上司，退职将军阿尔弗雷多一何塞夫一伊一拉乌尔．冈萨雷斯有电话打扰他。”

　　“请梢等，”姑娘回答的口气变了；什么东西在话筒里咔嚓响了一下，立刻响起了编辑部头头罗哈斯那沉厚的男中音。

　　“我想对马克西莫表示感谢，”冈萨雷斯说，“您今天登了他的文章，我还记得布尔戈斯的那次斗牛，还有出色的斗牛士欧亨尼奥，如今没多少人知道他啦……死去的人注定要被人们忘却……”

　　“我们接到您的电话非常荣幸，冈萨雷斯先生，我们对您的天才坏着最深切的敬意，除了您，没有任何人善于这样准确地预言斗牛……”

　　“这是夸大，”冈萨雷斯回答， “不过我还是谢谢您，罗哈斯……”

　　“这个马克西莫不是西班牙人……他给我们只写了少数几篇文章……他究竞是谁，我了解得不太清楚……我们这儿没有他的电话……请等一下，我问问阿尔贝托，是他审阅的这篇稿件……不过，您确实对他有兴趣吗？”

　　“是的，这件事干得很好。当然，他对斗牛有自己的看法，除了西班牙人谁也不能理解斗牛术的涵义，但不管怎么说，他对这玩意充满敬意，并且像所有的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尽量避免仓促地作结论。

　　“是这样，将军，虽然没有他的地址，他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他的新电话号码，请您记一下……”

　　……第二个公务电话冈萨雷斯觉得很熟悉；他的记忆力受过训练，是高水平的行家；他翻捡了一下自己的名片夹，从这种名片央重新出版之后，他就开始逐渐搜集；一切都对上号啦，正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经理艾尔．杰克布斯的那个总机号码，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阿根廷大使举行的共和国独立日晚宴上，一个头脑十分敏锐的青年。

　　冈萨雷斯拨了目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号码，请转布鲁恩博士；回话说博士没有电话，是聘任的，要等一会儿；一会儿，将军听到一个他很熟悉的声音，就对他的出色文章表示祝贺，感谢他还记得自己，并邀请他到自己在卡利叶一德一阿库尼亚的住所吃晚饭；被邀的人中还有委拉斯开斯、谢尔赫奥·奥祖将军，著名的彼得格勒摄影师的兄弟，美国大使馆参赞约瑟夫·海特和西班牙赴瑞士贸易代表团团长唐·海默·伯当库尔。

　　……他立刻就认出了施季里茨，他们拥抱起来；冈萨雷斯压低声音说：“艾斯季里茨，我的上帝，见到您我是多么高兴啊！”

　　“我叫布鲁恩，”施季里茨同样压低声音说道。 “咱们的记性可真该死，我不叫艾斯季里茨，而是布鲁恩。”

第三十二章 秘密通信（三）

　　好莱坞，使馆宅邸

　　致乔治·斯帕克

　　亲爱的乔治：

　　首先，我本来应当写你的新地址。我之所以把信寄到你的宅邱，是相信人们会把写错的地址改正后转给你。但若不是这样，那就让上帝保佑这封信，随它去吧，我再写一封。

　　其次，我此时此刻没法向你详细描述我的生活，因为在阳台上正睡着一个叫克丽丝塔的姑娘，我从写信的地方望着她、欣赏着她，并且想到：

　　“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么个黑头发(她人很白)，蔚蓝眼睛，宽额头，长一脸雀斑，细长腿，聪明而善良的姑娘，那就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恶棍都见鬼去吧I”既然你拥有爱莉扎维塔，和一群小男孩，那就让恶棍都见鬼去吧，而我已有了克丽丝塔，但男孩或女孩还是将来的事，反正没什么区别，只要他们也长一脸雀斑，蔚蓝眼睛，淡黄头发。

　　乔治，世界正进入一个不幸的时代，旧的理想正在成为过去，新的理想还在孕育之中。而我们则应当保持自己的本色，要在我们的小天地里保持自己的正派，对友谊的忠诚相帮助无端受欺压的人们的良好愿望。这些东西将传给我们的孩子，由我们的孩子再传结我们的孙子，而这将是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只在这一点上我是深信不疑的。为了反抗我国那些无能之辈的传统(有趣的是，他们是否认为八十车前在美国就成为法律的奴隶制是自已的传统)。应当保持我们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友爱传统，正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给人类以帮助。

　　为此，请转告沃兰克斯——他毕竟是听从我的意见在好莱坞工作，写点惹麻烦的小文章一叫这老头儿在与西班牙记者通信时慎重一些。他在此地时曾在林肯营作过战，我理解他是多么仇恨那个元首，并且是多么热爱他的那些刚刚从集中营放出来的朋友(顺便说一句，这与我施加压力不无关系)，但是不应该丧失头脑而去哄骗书刊检查制度下的西班牙人。我写这些是安全的，因为这封信我将通过外交信箱发出，也就是说，长枪党的恶棍是读不到这封信的，而在美国，我的上帝，通信秘密还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你瞧，这也正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它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它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地珍贵，因为它使你感到自己的个性的存在。关于你的那场争论，如果你还是决心把它继续下去，你就应当问你的论敌，他们如何理解“传统”一词的具体涵义？要穷迫猛打，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我们的传统是屠杀印地安人吗？是枪杀奋起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人吗？是贩卖活人，用人来交换纯种的猎兔狗吗？是三K党吗？或许这些不能看作是“美国传统”？那么，也许林肯才代表我们的传统？我“赞成”。只是不要忘记，他是与什么样的“传统”搏斗的。

　　在此地我国的同胞中也有传统的卫道士；他们通常是那些在缺乏文化教养上最杰出的人们。他们读起书来很费劲，要逐字逐句地看，他们更喜欢听别人说。加上某位神智不清的思想斗士向他们的脑子里灌输了一种谬论，这位老兄自豪得趾高气扬，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大(按领土说)和最富饶的(按百万富翁说)国家的代表。当我提醒说，从领土上说最大的国家是俄国和加拿大时，他们都用一种怜悯的、困惑的目光看我。当我跟你一样，拿出参考手册时，他们就对我说，这家出版社的老板不是纯种的美国人，他在内心深处嫉妒我们，因而才出版伪造的资料。达时，我有一瞬间失去了控制说，传统从来就不是只有一个涵义的，它是在与邪恶、愚昧、暴力、舞弊及贫困的斗争中形成的，曾代表美国传统的奴隶制在我国废除，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说完之后我发觉自己周围是一片真空，就住了嘴。

　　见他们的鬼去吧！乔治，演帮我在好莱坞找—个电报——电话通讯咨询员的工作；因为我有这里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行情很好，就是说，上帝本人命令我改换职业。再说，克丽丝塔与这个职业有种缘分，她是个天才的数学家，研究起数字问题来就像着了魔似的。西海岸边不大的独家住宅(三至四间房)要多少钱？理所当然的要离市中心远一点儿，但交通要方便。并且房子附近既不要有加油站，也不要有药房。我是十分郑重地向你打听这些的。

　　主啊，我是多么幸运，乔治！当上帝把克丽丝塔赐予给我之后，一种宁静、安然的感觉就来到我的身边，这是多么怡然自得啊！须知我曾经埋葬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在不喝威士忌的情况下入睡。我看不到

　　我周围的任何人、任何事，让自己变成个机器人，某种抵御绝望的盔甲，——快点过活，厨房的挂钟快点数完你剩下的日子，只是为了跟着你走的人继续挨日子。而就在这时，一辆老式雪佛兰汽车撞到我的福特车的减震器上，出现了克丽丝塔，一切就都改变了。在一天里，仅仅在一天里一切都变了样，乔治，记得圣经里的话吗？这第一天包括深夜与早晨……在那个第一天里我一睁开双眼就立刻又闭上，因为我害怕发现她不在我的身边；我非常害怕昨天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梦，又—个梦，这几年我做了多少这样的梦啊，足以写几部可观的书啦，我能记下那些梦，并且所有的梦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我慢慢伸出左手，感到身边是空的，我心里立刻产生一种无尽的恐惧，乔治，我简直没法向你表达这种心情。我开始低声骂起来，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这样龌龊地骂人，我躺在床上骂着，可随后我看到小桌上有两只杯子，就知道不该骂人，就是说，克丽丝塔是存在过，我不可能用两只怀喝酒，当然，我像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一样，多少有点精神失常，但毕章不是十足的疯子，可当时我喊了起来“克丽丝”并且更害怕听不到她的回答，也确实没有人回答，不过我想到，如果我先前看到的都是梦的话，这回却不是，因为在梦中出现的都是没有名字的、漂亮、善良。可爱的女人．而现在我却记得我所向往的女人名叫“克丽丝塔”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从记忆中消逝。我从床上跳起来，心想她可能在清晨就走了，不管怎么说，我是40岁的人啦，而她只有25岁，也许，我对于她是老啦，所以她决定能关系还不太深立刻中断这一切。于是，我用一条腿跳着，因为当时我的另一条腿还肿得穿不进裤子，我自言自语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要请警察局的法西斯——长枪党朋友关闭机场、车站，他们一定会声势浩大地这么做，因为不是别人，而是希姆莱把他们教出来的。但是随后我听到洗脸间有流水声，我还听到克丽丝塔的声音，她哼着一支愉快的小曲，是唱田野里的一束野花：她用的是德语，后来，当她做我们的早餐时，用的是挪威语，又后来，当她站在阳台上向我招手，看着我坐进汽车时，用的是英语，她的左颊上有一个酒窝，黑色的头发盖住了突出的、布满雀斑的额头，就在那时我相信，她与我在一起，并且我将回来吃午餐，(我以前从不回家，总是在咖啡馆吃午餐，)我们将面对面坐着，随意谈点什么，至于谈的是什么则无关紧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幸福，英语百科辞典对它的解释是那样乏味。

　　总之，我打算在下个月结婚。克丽斯塔孤身一人．她的父母都去世了，这么一来，无论是回娘家还是与家人谈话的麻烦都没有了，没有人会质问年龄上的差别，也不会有人来问我的出身，我的前妻也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威胁，你知道，欧洲人在婚姻问题上是很慎重的。

　　我们春天就去美国，并且一定要去好莱坞，在你那儿住一段时间．克丽丝塔一次也没去过我们那个疯狂的国家，我想指给她的不是旅游路线，而是我和你所热爱的真正的美国。我非常希望她爱上这个国家。

　　回信，只是别忘了写地址。

　　你的 波尔·罗门

　　又及我给布莱希特寄过明信片和信，他为什么不回信？

第三十三章 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三）

　　(1946年)

　　问：促使您于1941年4月飞到里斯本的原因是什么？

　　答：希姆莱在4月初给我打电话并且命令我立刻准备好报告，他说元首要召见。我还没来得及放下话筒，海德里希就叫我去。他说，希特勒召见我们是出于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机构不断向我报告说，奥托·施特拉塞出现在里斯本。我给您介绍一个我的人，他曾在施特拉塞的‘黑色阵线’组织中工作过。他打入其中，受命从内部瓦解‘阵线’，您可以从他那得到有关这个迁移到国外的集团状况的倚报。不过，我想，希特勒召见您不仅是要组织摧毁‘黑色阵线’，我估计(我是根据元首对施特拉塞兄弟的仇恨来判断)谈话将触及关于除掉奥托的问题。在去帝国办公室途中我可以告诉您引起元首对他们兄弟二人仇恨的原因”。我提醒海德里希，把这个行动委派给那个已经打入“黑色阵线”的人岂不更为合适……

　　问：这个人姓什么7

　　答：旗队长比斯特。

　　问：您了解他的哪些情况？

　　答：除了知道他是高级职业专家。

　　答：如果国际法庭禁止这类情报活动，那么我同意您的结论。但是由于情报机关还未被看作犯罪组织，我保留自己在下述含义回答的权力：旗队长准备完成命令赋予他的任何任务。

　　问：比斯特与国民经济的领导者胡果．施廷内斯保持经常联系吗7

　　答：我对此不大清楚。

　　问：说下去。

　　答：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希姆莱等着我们。元首问海德里希，关于施特拉塞有什么新消息。后者回答说，除了他昨天转达的消息，没有什么新的情报可通报的。这时元首不知为何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每个人都负有军人的职责和遵守誓言的义务。指挥官的命令就是终极真理。如果违犯命令，无论你担负什么职位，每个人都有被枪毙的可能。你们对此已经了解得足够清楚了吗？”我们回答说，这我们清楚。这时希特勒稍微平静了一些，继续说：“没有谁比担负过领导职务，了解国社党和帝国的最高机密，而后又被民族的意志从占据的位置推翻的人对运动更为有害啦。也没有什么能比窃取权力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更危险的啦，何况这些观点与我的观点背道而驰。这是背叛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任何‘维我主义’，任何对个人观点的自负，尽管它掩盖在民族幸福之类的高贵言辞之下，都应当用火与剑无情地消灭。您同意吗，希姆莱？”后者没料到这一问，未免措手不及并有些过火地随声附和。“由于我们及时抓住了老格利戈里·施特拉塞，”希特勒继续说道，“他被处死了，遗憾的是刑罚太轻啦，枪毙，这是士兵的死法，变节者应当被狗嘴撕成碎片，现在只剩下奥托。他不了解全部机密，但他是国社党国外组织的领导人，他有一批极其重要的资料，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的秘密机构都对之感兴趣。所以我命令您无论如何要处决他。”海德里希回答说，他对任务清楚了，我认为自己最好保持沉默。元首继续协

　　“为使行动顺利进行，我已经亲自考虑了一个分阶段的方案。我记得绑架温莎公爵计划的失败，因此，为了保证成功，请检查我的方案。那么，首先，必须弄清奥托·施特拉塞目前的住所。其次，此后应当用任何一种方法消灭他。第三，我赋予您，舒伦堡绝对的行动自由，不要顾虑手段，在处死变节者上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杀一份百，预防国内的低落情绪，是把群众统一在他们自己元首周围的有效手段；任何外人，我重复一遍，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不应获悉我的这项命令”……我们回到海德里希的办公室，在那儿继续讨论面临的行动。我不清楚为何选我承担这项任务。我甚至觉得，在劫持温莎公爵失败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在考察我。一会儿，希姆莱的副官报告说，根据他的指示慕尼黑大学的那位教授已经到了。希姆莱解释说，这个教授是著名的细菌学专家。“他将给您杀死施特拉塞的毒药。不过您要注意，”在请教授进来以前他补充说。

　　“在他面前不得谈论您接受的任务。”

　　问：他叫什么？

　　答：不记得。

　　问：您记得。

　　答：我曾经记得，但此刻我想不起他的名字……

　　问：是施忒别尔教授吗？

　　答：或许是吧——

　　问：想听听他的供词吗？

　　答：我将非常感谢。

　　问：那好吧，请听……“舒伦堡当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面向我了解了毒药的用法。我告诉舒伦堡，一滴毒药就足以杀死任何人；失败的可能性极小，只有千分之一。死亡的症状看起来像是伤寒病，从可能会有医生的医务鉴定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有利的。”供词正确吗？

　　答：是的。

　　问，后来怎样啦？

　　答：看起来，您都知道。

　　问：后来怎样啦？

　　答：教授给了我两瓶毒药……尽管只要一滴就足够了……回到办公室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瓶子锁到保险柜里。然后把旗队长比斯特找来。和他谈话没么用处，他无论对“黑色阵线”还是对施特拉塞都知道得不多。两天之后，当我的技师给我做了一个专门的手提包，里面装着金属鞘保护的两瓶毒药，我们就飞往里斯木，最令人担心的是海关检查。幸运的是，秘密警察的葡萄牙朋友来接应我，名字我不记得了……

　　问：朋友们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吗7

　　答：这都是些低级别的人，没有必要知道他们的姓名。

　　问：但是您称他们为朋友……

　　答：我也不能称他们为敌人啊……一句话，我顺利通过海关检查并住在一个葡萄牙联络员的家……

　　问：姓名？

　　答：杜·桑图什上校。

　　问：您在他那儿过了一夜？

　　答：还有一个白天……在他那里我目睹并了解到我们帝国的钱财是如何花掉的……他们给我一张鞋店的收据让我签字，“为行动需要”他们买了30双皮鞋。错误在于收据上附了商店的一张纸，上面写着购鞋的尺寸，从儿童的到妇女的尺寸，都是从巴黎买来的最昂贵的娃子。不过总的说，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休息因为在葡萄牙人的情报部门搜索整个里斯本的两天里，我却在晒太阳，游泳。可最终奥托·施特拉塞也没在里斯本出现……在海上兜风时我把藏在不锈钢鞘里的两只毒药瓶扔到海里去了，我报告海德里希说，施特拉塞始终没露面，显然他收到的情报是错误的。我建议在里斯本继续监视，但是我用不着呆在此地，如果查到施特拉塞的下落，我再返回葡萄牙执行判决。过了两天海德里希回话说，他同意我的建议……我回到柏林，担心元首会发怒，然而幸运的是就在此时赫斯飞到了英国，况且离对俄国的战争也只剩下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啦……

　　问：“您曾被吸收参与制订这次战争的计划吗？您在战争前夕是如何工作的？

　　答：在此之前俄国秘密机关在德国和各占领区展开了十分认真、积极的活动。确切地说，他们从未减少这种主动性。我曾经负责组织对俄国的侦察和反侦察工作，不仅运用了我们的情报部门，还运用了白匪军，宣布为格鲁吉亚沙皇的巴格拉古昂公园周围的人，及乌克兰反叛者梅尔尼克和班吉尔。但是这项工作十分困难。当我飞往挪威与特伯文专员讨论协调我们的人与谍报局的合作者的工作期间，我策反了一个挪威女人，她是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她在见了我两次面之后承认说，她本来奉命要干掉我。她害怕地下工作者的报复，所以我为了感谢她的坦白并投向我方，我给她新的证件并把她派到葡萄牙。后来听说她转移到法国。她不时发来惊人的情报，我甚至经常把这些情报向元首汇报。然而法国解放后我收到我在法国和驻中立国使馆的情报员的报告说，这个姑娘得到了新的护照并且经常出现在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举办的招待会上。

　　问：您的情报员叫什么名字？

　　答：我得回忆一下……我记不得了，好像是西班牙大使馆的一些人。

　　问：这个姑娘的名和姓？

　　答：据我所知，她叫玛丽安娜·克里丝。

　　问：您用什么化名把她派到葡萄牙？

　　答：好像是克丽丝蒂娜·里维丝。

　　问：这是在什么时候？

　　答：准确时间记不得了……

　　问：描述一下她的外貌。

　　答：是个高个儿淡黄头发的女子，有一双非常大的蔚蓝色的眼睛，左颊上有一个小小的酒窝。鞋子尺寸是“六号半”。

　　问：说下去。

　　答：从1942年夏天我与希姆莱在日托米尔他的司令部谈过话之后，我就竭尽全力去实现我的理想，即与西方列强达成体面的和平这项事业之中。

　　问：这是另一码事。您是否认为自己在准备恐怖活动、劫持和暗杀等方面负有罪责？

　　答：不，我是在执行命令。

　　问：您是否认为，纽伦堡法国会同意这种立场？

　　答：我不知道。

　　问：您清楚您现在的处境吗？

　　答：完全清楚。

　　问：您同意出证戈林、卡尔登布龙纳、里宾特洛甫及其他主要战犯有罪吗？

　　答：是的。

　　问：您准备与我们合作吗？

　　答：绝对保证。

　　问：您准备在与我们的机构合作的保证书上签字？

　　答：我说的还不够吗？

　　问：您是否准备在这种保证书上签字？

　　答：是的。

　　问：您准备提供您在全部联系中得到的情报

　　答：是的，我签了保证书嘛。

　　问：我们现在向您列举一些人名，您必须写下他们的详细情况鲍曼，杜·桑图什，奥尔哈斯伯爵，希拉克牧师，党卫队旗队长比斯特、党卫队突击队长利赫捷尔，党卫队旗队长施季里茨、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巴比，党卫队分队长缪勒，外交部秘书留捷尔；医学博士凯尔斯坦，盖伦中将。所有这些人您都记得吗？

　　答：或多或少记得一些。

　　问：您需要多长时间做这项工作？

　　答：不少于两个月。

第三十四章 施季里茨（十四）

　　(1946年10月)

　　这个文件夹放在那儿，为的是让人一开柜内就注意到它。

　　正因为如此施季里茨没有动它，而去着手查阅其它文件。当肯普出人意料地走进来，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的时候，他更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这个文件夹就是塞给他的。肯普请安赫尔煮一杯神奇的咖啡，“脑袋简直要裂开了，医学不仅应当为心理变态者，而且也应当为‘水土不服者’找到病因，这种人对即将来临的气候有病态反应，会变得完全失去自制，”在这之后他才没不经心地向敞开的柜子望一眼，目光正停留在那个标有“秘密”印记的文件夹上，它仍旧放在原处，没有动过。

　　午休前施季里获走进安赫尔的那间大厅．他今天穿丁一件鲜黄色的上衣，紫色的裤子和一件领子精美的深蓝色衬衫；鞋子例还是原先那双，带金扣的中跟鞋；他端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确是美不可言。

　　“您能让我再看一边美国关于纽伦堡审讯的新闻报导吗？”施季里茨问，“为此我可以不吃午饭。”

　　“嗯……按说，我只有权向美国公民提供这些材料，”安赫尔说，“您别误会，这只是我们西班牙当局的指示，而不是公司领导的指示。已经有人在搞小动作，说您在看这批材料，当然倒投出什么乱子，不过毕毕竟……好罢，好罢……”他发现施季里获脸色不好看，就急忙收住话头。

　　“我给您材料，不过，如果有谁到这儿来，我请您一定理把东西藏到桌子里。说定啦。”

　　“我会把它藏得魔鬼都找不着。”

　　“魔鬼能找到一切，”安赫尔叹口气说，“所以它才是魔鬼……。”

　　……这一天施季里茨还在看安赫尔给他挑来的纽伦堡文件，今天他读到汉斯．吉泽维乌斯的供词。他认识这个人，当他还是第三帝国驻瑞典领事时他们见过面。他寡言少语、躲避社交，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刻扳的官僚，目光短浅，胆小怕事。他的供词使施季里茨大为惊讶，夏天时他就听说过这些证词，但没读过，而西班牙报刊登载的报导都把主要纳粹分子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斗士，对第三帝国内部破坏宪法准则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安赫尔保存了吉泽维乌斯供词的速记全文。

　　问：您是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参加者，对吗？

　　答：是的。

　　问，您是如何进入警察局工作的？

　　答：1933年7月我通过了全国法学考试。作为一个世宦家庭的后代，我表示自己愿意在普鲁士的行政部门供职。我当时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和“铜蛮”组织的成员，这按当时的观念看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这样，我成为官员的第一个职务是在政治警察局工作。这就是说，当时我参加了重新建立起来的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对新手来说。最引人注目，最可伯的是新秩序对自由的剥夺，真是骇人听闻，只有在想象中才有可能；新国家警察局大楼装不下被捕的人。为了关押被盖世太保抓来的人，建造了专门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名称将永远成为历史的污点。它们是奥兰宁堡及盖世大保在巴贝尔施特拉斯的独家监狱一哥伦比亚一豪斯，或者像粗俗的叫法，“哥伦布的洞窟”。

　　当然，这与我们后来经历的相比仅仅是个开始，但确是这样开始的，我想用几句话来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印象。我问我的一个同行：“请问，我到底是在警察机关里还是简直是强盗窝里？”过了两天之后，我得到了回答“您是在强盗窝里并要准备干任何事，您要经受的事情还多着呢。”

　　问：您刚才所说的是在个人感受的基础上认识到的吗？

　　答：我不仅仅是以个人感受为依据的，我从一个当时也在秘密国家警察工作的人那里听说很多事情，他提供的情况在我的证词中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当时秘密国家警察召来一位最著名的刑事调查专家，某个叫阿图尔·奈比的刑事警察总监，他也许是旧普鲁士警察中最出色的一位刑事调查专家。他是旧普鲁士督察的反对派，并加入了纳粹党。结果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人在目睹了警察局发生的事情之后内心经历的转变。我想，在此说明奈比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他一直坚持反对派的立场，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后接受绞刑。

　　1933年8月奈比从现在的被告戈林那里接受了杀死格利戈里·施持拉塞的任务，要求造成一起车祸或者速捕他。这次委派使奈比震动很大，他不想执行这个委派并要求帝国办公室解释委派的理由。帝国办公室回答他说，元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此后，奈比被请到戈林那里，他们严厉地询问他并责难他，最终戈林认为经过所有这些申斥之后还是提升他为好，以便让他保持沉默。

　　问：1934年6月30日发生了称为罗姆叛乱的事件。您朗简要地描述一下这次叛乱发生前的情况吗？

　　答：我应当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罗姆叛乱。6月30日只不过是戈林和希姆莱的叛乱。我能说明这阴暗的一章，因为我在内务部警务司研究了这一事件，希姆莱和戈林用无线电下达的命令都到了我的手里。最后一个命令的报文是“根据戈林指示，应立即销毁与6月30日有关的所有文件。”我当时擅自将这些文件放到我的保险柜里。我不知道文件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被告卡尔登布龙纳的本事。我还是相信能找到它们。我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声称，6月30日冲锋队没有开一枪。冲锋队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然而我并不想以此来为冲锋队的领导人开脱罪责。6月30日不该死的冲锋队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死。但是6月30日的局势是一方是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而另一方则是以戈林和希姆莱为首的冲锋队。他们关心的是6月30日前几天冲锋队的领导人都放弃了休假。希特勒正是于6月30日邀请冲锋队领导人到维西小城开会。他们一下车就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就去了事件的现场。

　　所谓慕尼黑叛乱的过程是这样，慕尼黑的冲锋队基本没有参加叛乱，当他们从慕尼黑出发时．所谓叛国者们都已长眠不醒，不可能像希特勒和戈林说的那样，前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似乎发生了一场叛乱……

　　午休时间一过，施李里茨就把这些报导还给安赫尔，并征得他的同意，明天或者下周读完吉泽维乌斯的供词．就回去干自己的工作。

　　一小时后有人给安赫尔打了个电话，他忙乱了一阵，说要出去两个钟头，然而这时施季里茨也没有去动文件夹，只是等到安赫尔回到档案空，他看完了最下一层搁板，并转而看第二格时，他才把这个文件夹放到桌上，因为现在他还对文件夹无动于衷就会对他不利。

　　翻开第一页，他既完全确信，文件夹是塞给他的，因为附纸上写着“文件是在搜查阿根廷公民奥古斯托。卡尼利亚时得到的，他涉嫌为俄国秘密机关工作。不得泄露。”

　　且慢，施季里茨对自己说，那么说，他们怀疑我是和怀疑缪勒出于同样的原因啦？

　　抑或我掉到怀疑的迷魂阵里啦7他们是应该全面考察我，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何必惊慌。我在此前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美国人的利益，难道不是吗？是的．毫无疑问，但是美国人掌握所有这些文件，这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何必大惊小怪呢？

　　可在这儿，那些对这份文件感兴趣的人直接提醒注意，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我搞一个副本？然后交给联络员？

　　他翻过附页，聚精会神地读起这份关子纳粹在阿根廷的据点的文件。

　　这材料当然是有力的一击，施季里茨想，但是为什么—定是俄国情报机关对之感兴趣？难道说美国机构对拉丁美洲的纳粹分子的命运不感兴趣？为什么这份材料这样不经意地，但又是明显地塞给我呢？

　　他把文件夹往柜里一扔，以使安赫尔能看见，然后看了看表，请安赫尔允许他早走一会儿；肯普说得对，天要变，我的后脑勺也快裂开啦。

　　他叫出租车停在公司大楼旁，后面没有任何人跟踪，尽管从他接触阿根廷文件来看，应当有人跟踪。他叫司机拉他去普拉多博物馆，每当他需要彻底考虑什么的时侯，他就到这里来，没有什么能比大师的作品中蕴合的沸腾感情更能激发逻辑分析能力，这就像热与冷的对立，促使你感到自己蓄足了劲儿，准备着行动……

　　……施季里茨觉得，他是独自一人在博物馆里，参观者非常少；绘画旁很少有人；宁静；自己的迈步声好像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啪哒作响。

　　施季里茨从埃尔·格雷柯的展厅走出来，在门框站住，转回身去端详。他想，埃尔·格雷柯总是用暗绿色的调子，把人画成低首垂眉的样子，并且你得承认这种姿态是十分自然的，远非每个天才都这样，而只是绘画哲学的创始人才会有这样的命运；在埃尔．格雷柯之前没有这样的东西；甚至圣像上也没有这样的画渤在他的画中可以学会思考，亦既学会勾画未来的蓝图，而不仅仅理解创造了他个人的时代。

　　他来到定廊，知道在去出口的路上可以在牟利罗和苏巴朗的画旁耽搁一会儿。在这个阴暗的走廊里步履并不作响；感到一种中世纪拱顶下压抑的沉静；当他还是小孩子与父亲在苏黎世的时候，他经常向往生活在狮心王理查的时代。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那些朗和他谈得来的孩子，而那是不多的)都向往生活在过去？儒勒&#8226；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就要过时，这就像睹博一样；但所有的、孩子都向往生活在骑士竞技、马战、国王的火枪手的时代。只是不知为何年幼的孩子们常常忘记宗教裁判所，其实他们也不了解宗教裁判所，学校教这个内容时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何必贬毁梵蒂冈，信仰是永恒的，宗教裁判是个别的，是令人遗憾的局部，不要翻旧帐，心中没有神圣的东西就无法生活，宗教高于父母，尊重它吧！

　　他走进陈列牟利罗和苏巴朗的绘画的大厅里；传来铃声——工作人员正在提醒最后一些游客，参观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施季里茨并没有走向出口，而是急忙向后退并将身子贴在门框上，因为他看见了肯普，后者站在一个黑头发的高个女人身边，正很快地对她说着什么，但做出的样子却使看见他们的任何人都想不到他们是相识的。女人面向绘画端详看，而肯普装作欣赏另一幅油画的样子，他侧身对着女人，如果有人站在入口处观察他们，谁也不会看到他嘴唇在动；再说肯普根本不会想到施季里茨在观察他们；他完全确信，博物馆已经没有别人；他最好快点对她说完话。施季里茨想，这显然是交换情报。万—有人把我从这儿进出来让他发现，那我就没多长时间好活啦。这个女人是什么人？联络员？执行者？她不太可能是头目，太年轻啦。显然是联络员。她的穿着不是欧洲风格的，不像美国女人，不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加拿大人。最好快点走开。在情报工作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饶恕那些尽管是无意的，成为接头的见证人的人。

　　肯普说完了，他向出口走去，女人转到大厅的另一面，在牟利罗的画旁站下；朗丁朗博物馆的指南手册，找到了对这位画家的说明；施季里茨耐心等待肯普走出博物馆，然后不慌不忙地在画旁走过，迅速地向女人读过的手册扫了一眼，——文字是英语。

　　他在书亭旁耽搁了一会儿，买了两张明信片；应当结肯普走开的时间；他等着女人下了楼梯，直到这时才慢慢走向十八世纪制作的沉重的大门，表面看起来推不动，实际上远非如此；装置是气动的，这庞然大物不仅对一只手，而且对一个手指头都很顺从。

　　为什么你不郑重地和我谈一谈呢，肯普？施季里茨想。你早就该跟我进行这次谈话啦。我全都懂，自制力，善于利用局纸使你的谈话看来十分自然，有必要描绘一下我的心理形象，假如还没有画完，还耍等待指示，如果那些下命令的人还活着。这我都明白，但你为什么迟迟不动，肯普，这是不合规则的，因为这妨碍我考虑各种可能。我怎么帮助你，啊？

　　他再一次看了看问广场走去的女人；机警地跟在她的后面，他一直跟到塞拉诺路；等她上了电梯，他就去察看居民表，第七号房间没有对应的姓名，是空的……

　　……第二天他搞清了，在七号住所住着一个操英语的人，他叫波尔．罗门，是个可爱的入，在经济部门工作，慷慨大方，最近彻底戒了酒……

　　那天，三点刚过一点儿，在秘密警察局工作的埃洛尼莫在过去的格兰——维亚的“佛罗里达”餐馆找到了罗门；波尔现在经常在这里约会克丽丝塔。“这里散发着往事的气众”有一天地对她说，“我在这里感到我们林肯营的人的存在，海明威，帮助西班牙人反对佛朗哥的俄国人，还有安德列.马尔罗。这里是清洁的，别看秘密警察经常在这里布哨：从长枪党进入首都那一天起，他们就一直期待着明谋勾结。”

　　像往常一样，白天这里空空荡荡，顾客要到傍晚七点多钟、最热的半天过去之后才多起来；波尔与克丽丝塔坐在大厅深处；她把他的手夹在自己的双掌中。

　　“非常可口的三明治”，他对论说。用眼神示意他们的手， “只是不能吃。”

　　埃洛尼莫走到桌旁，波尔把他介绍给克丽丝塔，他吻了一下她的手周围的空气(西班牙人不用嘴唇接触妇女的皮肤)，推却了喝威士忌，他看了看表，波尔明白了，就站了起来，跟他一起走到柜台旁；侍者立刻认出是太阳门的先生，建议他们喝点儿啤酒，埃洛尼莫摇了摇头，用眼睛示意一下门口，侍者立刻走了出去。

　　“您指示布鲁恩博士监视您的女友吗？”埃洛尼莫问。

　　“我？”波尔未能掩饰住不安的惊讶，他立刻为此责备自己(在此地的秘密警察当中，你对每一个人部应当敏锐地竖起耳朵，甚至对你收买的人也不能例外。“那又怎么样？您为何对这事感兴趣．埃洛尼莫？”

　　“我对这事儿根本不感兴趣。我只不过是想，也许您不知道这件事串。而男人应当了解一切。如果他在执行您的要求，那就没这个问题啦。”

　　“每件事儿都有额外的点缀，”波尔只是为了说点什么(西班牙人喜欢意味深长，这是阴谋倾轧的前奏)。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他做这件事有多少职业素质？”

　　“他干得非常有素养，”埃洛尼莫回答，罗门于是感到他的手指忽然变得冰凉。

　　“谢谢，埃洛尼莫，”他说， “我非常感谢您的友谊。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我说，后天怎么样？”

第三十五章 戈林（二）

　　(1946年)

　　戈林回到自己的囚室，感到料子制服下穿的衬衫已经湿透了，简直可以拧出水来。宣读判决书是如此令人疲惫，有如向他放映一部关于他自己的电影，他是如此恐惧，如此清晰地看到他在柏林和卡林哈尔度过的所有年代：欢呼的人群、五光十色的检阅、体育盛会、帝国办公室的招待会、举杯致词、通布大街小巷的扬声器，看到了某种力量把他带到的顶峰。

　　他一面听判决，一面不时回想着法庭对他以及其他党魁的审问，心里一遍又一通地检验着“这已经是第几次了？他和他所代表的人的表现在后人看来是否得体？”

　　他想起英国公诉人杰克逊和他戈林的问答，有如照片一样清晰。

　　他决心简洁，清楚地回答问题，以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指责他害怕承担责任或掩盖真相；是的，战争打输了，但是应当回避这个问题，只须记住要与布尔什维克报界和华尔街的犹太人宣传的连篇谎话势不两立。

　　戈林严格审查了这部长达十四个月的影片，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一米接一米，他觉得这部影片的开头是无懈可击的。

　　他看到了杰克逊的脸，冰冷、安详、傲慢、对他充满仇恨的脸，并听到了他的声音，单调而刻板：“上台以后不久，你们立即取消了德国的议会政府？”

　　“他听到自己的回答，对自己似乎冷眼旁观，不是作为戈林来评价自己，戈林很快就会消失，而是作为未来的电影观众，这电影是历史本身而不是摄影师拍出来的。

　　“它对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

　　“为了保持政权，你们取缔了所有的反对党？”

　　“我们认为，绝不能容忍反对派继续存在。”

　　“您宣扬过对纳粹党有反抗念头的人恕必须消灭的理论吗？”

　　“鉴于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妨碍我们为民族幸福而工作，所以这些人的反对立场都是不能容忍的。”

　　“在国会纵火案之后您组织了一场有许多人被捕和许多人被杀的大清洗吗？”

　　“就我所知，我没有听说哪怕是一个人由于国会大厦的火灾而被杀，除了被帝国法庭判定为实际纵火者的范·德·卢勃。您归因于国会纵火案的逮捕实际上是针对共产党人的。逮捕进行与否完全不是取决于这次火灾，火灾只不过加快了对他们的逮捕。”

　　“就是说，你们在国会纵火案之前就已经定下了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

　　“是的。”

　　“在火灾发生前您与元首碰了面吗？”

　　“是的。”

　　“也就在这时您决定逮捕所有的共产党人？”

　　“我说过，这决定在此之前就早巳作出了。但是关于执行这个决定的立即逮捕的命令，是在那天晚上下达的。”

　　“卡尔．恩斯特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名叫卡尔，但我知道恩斯特是柏林冲锋队的队长。”

　　“冯·赫道夫是什么人？”

　　“他后来接任柏林冲锋队的队长

　　“埃德蒙·汉斯又是什么人？”

　　“他是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官。”

　　“您是否知道，恩斯特作了声明，承认是他和上述两人一起在国会大厦放的火，并且是您和戈培尔策划了这起纵火案，还向他们提供了引火物——液态磷和火油，结他们放在由您的住所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通道里？”

　　“我不知道冲锋队长恩斯特有什么声明。”

　　“但是从您的住所到国会大即专门的通道相联吧？”

　　“有一条通道，是为集中供暖运煤用的。”

　　“您曾经夸口说，放火烧了国会，——尽管是开玩笑时说的？”

　　“没有。”

　　“那么说，您从没有声称放火烧了国会？”

　　“没有。”

　　“您还记得1942年希特勒生日的早餐吗？”

　　“不记得。”

　　“您不记得了？请您听听弗朗茨·哈尔德将军的书面声明：‘我亲耳听见戈林高声感叹说，‘唯一知道国会纵火家实情的人是我，因为是我烧了它！’说完之后，帝国元帅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这次谈话根本不存在。”

　　“您知道咕尔德其人吧？”

　　“是的。”

　　“他在军队担负什么职务？”

　　“他曾是陆军参谋总长。”

　　……戈林从坚硬、狭窄的铁床上站起来，轻松地把手甩到背后，在囚室里走来走去，他在窗下站住，仰起头去看那秋夜低垂的星空，不由清晰地想象着，电影导演与摄影师并排坐在高高的凳子，拍摄关于自己、日耳曼民族的大罗马帝国元帅的电影，他一定会让演员重复这个姿势一个望看星空的囚徒，无力的双手背在身后，高昂着头，脸上是—种衿持、充满尊严的微笑。似乎是要向将来自已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再次展示一下这个姿势，戈林回到床边，重新背起双手，然后走到小窗边，然而这一次，他似乎感到有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头昂得特别猛烈，——神态活现，他想，而看我的人是那个看守，他一直都在看着我，应当习惯这件事啦。如果我刚才想象的那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他痛苦地想到，那么戈培尔就会把这部电影给我送来，我们就把导演叫来，给他做指示，叫他改动几处，重拍几处，而他未必敢拒绝我们的要求，当他们拍这部影片的时侯，谁敢要求抛弃美观和造作？另外，片名应当简明扼要。人们无疑是去看影片《帝国元帅》。或者更简单，就叫《戈林》。我的名字更切实一些，其中蕴含着引人的具体事物，《戈林》……对，不是《帝国元帅》，而是《戈林》，这将非常令人起敬。我怎么至今还不明白，我是多么荣幸，如果人们不是根据封号，称号，而仅仅根据名字就了解一个政治家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有所成就的……

　　那么好吧，他问自己，假如导演开始拍片并去研究纽伦堡的档案和这次审讯，他会对自己说什么？“我们的戈林在与联合法庭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或者相反，认为我失败了？

　　戈林在囚空里走着，依然感到投向自己的目光，不不，不是这个美国人从监视孔投来的目光，而是干千万万人的目光，那是复活他的灵魂的目光，这将迟一些到来，要等到清算之日的来临。

　　归根结底，他对自己说，我公开承认曾企图解放反对党和逮捕共产党人。是的，斗争就是斗争，对此可以不赞同，但别想就此谴责我。我直言不讳，我不需要国会纵火案，因为我本来就要把那些不赞同我们的人全都打发到监狱里去。立场？是的，这是立场，而没有一种立场是无可争议的。我可不会像里宾特洛甫或卡尔登布龙纳那样见风使舵，我常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免得看到这种耻辱，放风的时候我劝他们战斗，必须证明自已是正确的，而不要否认明显的事实，但他们不！像牲口一般惜命是多么有失体面！

　　他走到桌边，小心翼翼地坐到嵌在囚室的水泥地面上的小凳子上，开始研究俄国公诉人的审讯记录。

　　“您是否承认，对苏联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及至乌拉尔的苏联领土？也就是把波罗的海沿岸、克里米亚、高加索、伏尔加河各地并入第三帝国，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它各州划归德国管辖？您承认这一点吗？”

　　戈林清晰地听到自己充满辩论尊严的声音，对俄国检察官投去嘲讽的目光，松弛的神态，没有任何紧张，庄重而有力，隐含着充沛的精力。

　　“我一点儿也不承认这件事。”

　　“难道您不记得，在1941年7月16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正是这样确定使苏战争的目的？”

　　“我想看一下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

　　“请看，我们有会议记录。请转交被告戈林。看完了吗？”

　　“我认为文件无限夸大了上述要求。”

　　“但您是否承认这个记录是原本？”

　　“我承认它，是因为我看到了它。”

　　“您是否承认，按这个文件的说法您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我出席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怀疑记录的正确性。”

　　“是谁记录的？”

　　“鲍曼。”

　　“鲍曼出于什么目的不正确地记录会议呢？”

　　“他夸大了某些东西。”

　　“很多吗？”

　　“例如，关于伏尔加沿岸各州，根本没有谈到，至于克里米亚……元首想占有克里米亚。”

　　“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将克里米亚作为第三帝国的一个行省的问题？”

　　“是的。”

　　“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在这次会议上也谈到了吗？”

　　“是的，但从未确定将高加策划归德国。只是谈到德国要施加强大的经济影响。”

　　“也就是说，让高加索成为德国的租界？”

　　“到什么程度——这只有到签订胜利的和约之后才能确定。夸大之处在于，当时讨论的是实际上还不可能讨论的东西，至多谈到那些已经占领的地区，也包括对它们的管理。”

　　“我们现在要确证—个事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关于这些事项的谈话。您现在并不否认这些吧。”

　　“部分地讨论这些问题，但不要像这上面记录的那样。”

　　“我想作出结论，这次会议确定了占领苏联领土的基本方案，是吧？”

　　“这是正确的。但我应当强调的是，正如记录提到的那样，我不赞同这种无止境的推测。请注意，这里是指下述记载‘帝国元帅在回答长时间讨论的这些问题时强调说，有几个重要方面，此刻我们可以停为确定性的问题来讨论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保障必要程度的经济，以及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我想把无限度的讨论——这是陶醉于胜利成果——引向真正实际的问题。”

　　“对胜利的陶醉是有的，这我同意，但从您的解释中不能得出结论说，盗反对把克里米亚归并到帝国管辖。是这样吧？”

　　“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样做。”

　　“您出席过1942年8月6目的占领区德国专员会议吗？”

　　“请给我记录。”

　　“请给他。看完了吗？好，我问您，在对占领领土的经济剥削问题上元首曾授予您特别全权吗？”

　　“我已承认，我承担对各占领国的经济责任，但仅限于我所下达的那些指示……”

　　“就是说，您认为您的待命全权，您的要求对与会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必须执行的？”

　　“是的。”

　　“请您注意那次会议记录的第l18页。找到了吗？”

　　“是的。”

　　“‘过去一切部很简单。那时称这为掠夺。这是那种夺走一切被征服的东西的方式。现在的方式则人道多啦。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高效率地掠夺，再掠夺……你们应当像猎狗一样，在那些还有点什么东西的地方，把德国人民需要的东西部立即从仓库中拿定，运回到这里来。’这是您说的吧？”

　　“可以设想，这是我说的。”

　　“1941年5月最高统帅部制订了一项命令，对于德国士兵针对当地居民的犯罪行为免予惩罚。这类命令应当向您汇报吧？”

　　“这项文件没有直接发给我。在附页上写着‘空军作战指挥部，总军需官。”

　　“但您是否同意，鉴于您的地位应该知道这个文件？”

　　“不，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份文件就会直接发给我，而不是总军需官。”

　　“这份文件是应当向您汇报的吧？”

　　“如果各个级别下发的每一份文件都向我汇报，那我就会埋在文件堆里啦。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才向我汇报……”

　　“向您汇报的只是最‘重要的东西’；“而关于毁灭城市、杀害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向您汇报？ 所有这些都只通过‘业务渠道’？”

　　“假如某个城市要由空军去消灭，这种命令将直接由我下达。”

　　“您知道希姆莱关于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的指示吗？”

　　“这不是命令，而只不过是一句话。”

　　但在德国这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只有—个领导中心——希特勒，您，他的副手和继承人，以及他的亲信。希姆莱能在没有希特勒或您的指示的情况下，下达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的指示吗？”

　　“希姆莱没有下达过这种命令，他说这句话意味着应当消灭三干万斯拉夫人。假如希姆莱确实下达这种命令，那么他不是向我，而应当向元首征询关于此事的意见。”

　　“我没说命令。我是说方针。您能想象他在不与希特勒商量的情况下下达这个指示吗？”

　　“不存在所谓希特勒下达的消灭斯拉夫人的指示。”

　　“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别行动队对苏联公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党卫队保安处特别行动队的活动不是在实行预先制定的消灭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它民族的计划的结果吗？”

　　“特别行动队的活动是完全保密的。”

　　“就是说，上百万德国人都知道犯下的罪行，而您却不知道……您的证人包登夏茨在此，在法庭宣称，1945年3月您对他说，好多犹太人被杀，为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证人包登夏茨没这么说。”

　　“他是怎样说的？”

　　“他重复我的话说‘如果战争打输了，对我们来说代价就太大啦。”

　　“不……总之……”

　　“您赞成‘优等种族’的理论，并用这种精神教育德国人民吗？”

　　“不，虽然我无条件地承认种族间的差别。”

　　“但不赞成这个理论？”

　　“我从未声称让一个种族处于统治地位。”

　　“请直接回答问死您同意这个理论吗？”

　　“我个人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您在法庭上声称，您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在犹太人问题上，在对苏战争上，在对‘优等种族’理论的评价上，以及在枪杀英美飞行员的问题上都与希特勒有分歧。您如何解释，在存在如此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您仍然认为与希特勒合作是可能的，并继续执行他的政策？”

　　“我可以在见解上与我的最高统帅不一致，但是如果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我又向他宣过誓——争论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您认为自己能与希特勒合作，您是否认为，自己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在组织大规模屠杀没有任何罪过的人们方面负有罪责？”

　　“不，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也没有命令进行屠杀。至多您可以问我，我是否大轻率啦，因为我没有试图去了解这些事情。”

　　“您最了解自己……您刚才在此声称，希特勒政府把德国引向了繁荣，您到此刻也确信是这样吗？”

　　“灾难的来临只是在战败之后……”

　　戈林猛然从凳子上站起来；惨败；这个俄国人赢得了战斗；他正是以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取胜的，把他戈林同民族对立起来。他想起1946年3月22日审讯结束以后，他立刻与自己的辩护律师分析了这场搏斗。奥托·施塔默尔是德国海军的法律顾问，他很掌握分寸，审慎地避免预测结果，并且给戈林的印象是，完全没有感情色彩。就在当时帝国元帅对他说：

　　“我想，我顶住啦，啊？！法庭没找到一份我对枪杀的签字！口说无凭！？德国人会理解我！毕竟不会再有一个民族能像德国那样被我带上前所未有的顶峰，对此能毫无感激之心吗？人民是不会失去记亿的吧？！”施塔默尔想避免直接回答，但是戈林要求律师说实话。“我现在并不可怕，”他苦笑了一下，“我没有能力送您去集中营，这个俄国公诉人似乎认为，我从事的事业只是烧了国会大厦，摧残犹太人，处死俄国人和把德国人投进监狱。”于是施塔默尔回答说，“戈林先生，英国人提到了国会纵火案，所有人都提到灭绝犹太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提到枪杀俄国人……至于说到德国人方面，那么我也将使您感到不快，您从来都不知道在商店排长队买果酱代用品是怎么回事和如何实行人造奶油、猪排配给制的。但德国民众却知道这些，戈林先生。并且不是在战败之后，而是从战争开始的最初日子就体验到了。而您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您的副官审慎地不把这些情况向您汇报，况且您家庭的任何成员都从不去商店。您那时可以说您想说的话，但那也显然是小心翼翼的，而德国人民则被希特勒先生的思想驯服成无条件的奴隶。发表任何反对意见——甚至那些为帝国命运担心的反对意见，其结果。最好的情况下也正如您刚才提到的那样送进集中营。我理解是什么使您焦急不安，戈林先生……我们所有的人都害怕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并希图在后人的记忆中延长我们的生命……如果您的措辞能做适当的修改加工，那就可以避免那必将来临的事情，——恰恰要从德国人的角色诅咒希特勒犯下的一切恶行……您只有一个希望：最后发言，戈林先生。您可以捍卫自己的思想，但您必须证明，您一点儿也不了解帝国生活的真相……您已经帮不了希特勒什么忙，而所有决心重复他的冒险的人都将像鼠疫一样，遗臭万年……是的，是的，只能这样，戈林先生……无论如何奇怪，您的主要王牌是与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合作。是他们首先与你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坐到谈判桌旁，这就承认了以希特勒的宣言为依据建立的帝国体制。试试这一招，论据是很有利的。请您记住，一个民族利用军事手段统治世界。这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罗马，一个希腊及一个埃及的时代才能实现。如今，美国公诉人飞回纽约去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只用十六个小时就到家啦，而哥伦布为征服这段距离则用去了一生的光阴，——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思想是妄想狂的明证……为德国人民辩护，您也就保卫了自己，戈林先生，并且请您永远记住莱伊，—一他的判决要比死到临头更可怕。”

　　……戈林永远忘不了“劳工阵线”的领袖菜伊，当起诉书递达他手里以后，他立刻在自己的牢房里上了吊。他的遗书是病态的忏悔，试图将不协调的东西硬凑合到一起。他谈到对元首的爱戴，但同时又说：反犹主义败坏了党的原则……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困难的，然而鉴于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应当鼓起勇气抛弃反犹主义。我们应当向年轻一代说明这是个错误。老资格的反犹主义者应当首先转变成为国社党新思想的拥护者。”他写这些的口气似乎他早就承认反犹主义是—种罪行，可他并没有权力这么做。元首命令杀害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文件从来就没有过！这都是人们的盲从造成的。我们始终反对未经审查的行动！辖，假如未来能了解这些，要枪毙几百个曾绞死俄国人和杀害犹太人的家伙是太容易啦！“鉴于他们破坏了雅利安人的行为准则！”

　　这就够啦！不需要更多的东西！随他们判我们什么罪名好啦。难道他们还能把六千万德国人都推到被告席上？！不能，施塔默尔考虑得不错，但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不过是个卑微的法学家。然而，唉，他是对的——剩下的主要机会就是我时最后发言了。我就得在这个发言中填上校正这一过程的理论，这一过程或迟或早是要来临的，——但愿不要从德国开始，但这一定会来临。

　　……最后发言的起草他没有麻烦施塔默尔，而由他自己来写，够啦，犯下的错误是这样多，他十分准确地遵从了他的劝告——不否认明显的事实，把自己的辩才都用来证明对详情一无所知。并且没有一句话提到希特勒！对他袒护得够多了，在这一点上施塔默尔是对的。归根结底，我曾是他的继承人，让人们去评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国家社会主义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我！我！让他们去嘲弄这个最短的词吧！嘲笑吧！没有比“我”更美妙、更实在的词啦！

　　……当安排他进行最后发言时，他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他重又成为自己的旁观者，似乎是未来那部电影的导演，并再一次感到自足)，他精心雕琢着每一个句子：

　　“为了证明我应当了解并且确实了解发生的一切，人们引用了下述事务我曾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对于说我曾知道一些情况或者极力执行那些命令，我依照誓词作了辩驳，起诉中对这些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文献材料。我们在这里听到，最严重的罪行都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应当声明，我最严厉地谴责这些屠杀，并且我直到此刻也不了解它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多德先生确认我曾命令海德里希灭绝犹太人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也不存在一个由我下达或根据我的指示而签署的枪杀敌方飞行员的命令……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这二十五年中在反对我国的国家里没有一个领导人发表过讲话或写过类似的文章证明我们是有罪的。根据所有这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事情——会议、谈话、法令、行动——起诉书似乎对既定事实做出一个逻辑性的结论，似乎一切从一开始就恰恰是这样策划好的。这个完全丧失逻辑的起诉将有一天会被历史所纠正。杰克逊先生声称，不能审判国家，并且后有的责任应当由领导入承担。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通过递交照会的形式——提请帝国注意，说这个帝国中充满国家社会主义气味的活动将导致诉讼。假如现在人们要求个别人，首先要求我们这些领导人承担责任并且想审判我们，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好啦！但是不能审判一个民族。德国人民信任元首并且在他的极权统治下对事件不能做出任何影响。

　　……我不想要战争，也没有策动这场战争，我只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但是我坚决反对说我的行为是意图通过战争、屠杀、掠夺、残暴和犯罪的手段来奴役另一个民族……”

　　他直到今日对自己都很满意，他此刻也很满意自己的立场他继续在想象中扮演看未来那部民族为纪念他而柏油影片中的自己，然而他也时常感到思维受到某种约束，因为，只要一想到对弗兰克，卡尔登布龙纳，凯特尔，施特莱赫，罗森堡的审讯，想到他们语无伦次、怯懦的供词，以及他们把责任推到元首也维到他的继承者身上的做法时，一种绝望之感就会笼罩戈林的全身，他开始明白，“我”这个美妙的词儿总是与“他们”这个怪异、模糊、不受约束的词儿相对立的。

　　……夜里他幸福地醒来，感到面颊上淌着高兴的泪水，因为他在梦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一群年轻人开明的脸。深蓝眼睛，浅色头发，身材魁梧，是真正北方人种的德国人，他们说，后天将向监狱进攻，解除警卫，而他赫尔曼·戈林将获得自由，消失一段时间，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像奇异的凤凰一样，当从灰烬中奋起的时刻来到时歪现自己，并领导人们与那帮布尔什维克斗争，清除国家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东西……

　　他清晰地听到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青年叙述占领监狱的方案，五十个敢死队员干掉所有这些肥胖、粗心的美国佬，只是不要让在楼层里值班的人冲进牢房；门是钢的，子弹打不透，他要撑住这扇门；重要的是要挺住；一切部取决于最后几分钟，几秒钟，几分秒，我将用全身顶住这扇门，并将为我的孩子们的成功祈求神明，勇士永远是胜利者，勇敢是成功之母，啊，喂，快来吧，快点儿！

　　戈林躺在床上，睁开了双眼，感到面颊上的泪珠；他没有动，以免看守发现他醒了，那个看守不断从监视孔观察他。

　　庞大的、窒人的宁静充斥着牢房，这寂静散发出新生的、无法摆脱的、恼人的绝望之感。

　　他用舌尖轻轻触及那颗智齿，医生不让他拔掉那颗牙，因为他要在里面打上一个洞，装上一个盛有氰化钾结晶微粒的胶囊；毫无痛楚地死，把所有那些不可知的、不和协的情感和印象都与大脑分割开来，只有一种尖锐的、秋天的感觉，一种用盐水煮扁杏桃的气味、没有一点疼痛，不会再有那可怕的几步路，在大地上最后的几步，当他们带着他在走廊上走去，你就会祈求上帝，希盟这条路长而又长，长得没有尽头，使你能沿着它一直走下去，既然你面前是无限，为何不强迫它——动员自己那被撕成碎片的观念的全部力量“一把今天法庭上人们宣判的那一天那一刻变成事实？这些活着的人们宣读了判决而他们却可以在街上散步，打电话，上饭店，观赏盛开的雪绒花，往绿色的浴缸里放满水，安详地坐在马桶上、不必担心监视者的窥视，可是坐在对面长椅上的生命、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同类兄弟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对此没有丝毫的不安，这个世界是多么残酷无情，上帝，救救我吧，给我力量用火柴挑出牙上的金填料吧，只有我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是不可忍耐蚁可怕！不；应当等待！鼓足勇气并等待下去，那些浅头发、深蓝眼晴的小伙子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这将给我带来自由，我的脸上已经感到秋天的雨滴，胸中充满了自由的气息！等待！没有什么比等待更可怕，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美好，所以“等待”这个词是“希望”的近亲。他们当然不会处死病人！我可以病它一、二年，我就说，我的双腿瘫痪，它们已经不能把我带上断头台？！这不可能！有思想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无权这样冷酷无情，他们无权、无权、无权……

　　他忽然在极近极近的地方看到了元首那浅绿色，有点突出的眼睛，并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心中却感到了久已忘却的恐惧；只是在这监狱的牢房里他才得以摆脱经常性的恐惧这种压抑的感受，在法庭上，他觉得自己是个战士，他不再害怕叫喊，他这个帝国元帅常常想，希姆莱会对他，对他的妻子干些什么？他因此才成为元首喜欢的人。我的上帝！难道世界的动因不是理性，而是恐惧？仅仅是无关紧要的、骇人的，保温暖而潮湿的蛆一样吞蚀人的恐惧吗？

　　不，他对自己说，这不是恐惧？我从来不是胆小鬼！随他们给我安什么罪名好啦，只是不要说我怯懦……良心，我们都被良心和软心肠给毁了，这就是造成目前结局的根源！是我们自己在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之间划了界限，称他为元首！我们对自己说，需要树立个人形象，这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须知本来也可以树立施特拉塞或者罗姆！但为什么不树我？反而从希待勒身上捏造出一个名为元首的神话？我们无法超越自己是一个德国人的界限，无条件地崇拜位于顶峰的人。而当我明白，我们快要完蛋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勇气向这个不幸的、患痉挛症的人揭开真相。我怕我的话会扯碎希特勒的心，我可怜他，因为他体现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开端、共同的青春和纯法的思想。如果我不是这样慈善心肠并有勇气提醒他注意发生的事情，不怕触及到他的疼处也许一切都会变成另外的样子，

　　切，肯定是这样！

　　……但并非如此，戈林疲惫而绝望地反驳着自己，因为想到慈善心肠，他总是以“害怕”，“担心”这样的词为借口，它们正是从恐惧这个概念派生出来的，难道还是别的什么吗？

　　……戈林坐了起来，他十分害怕控制不住自己，他捧住头，在床上摇晃着身子，最后还是痛楚地哀号起来，这哀号与那拍林街头的一个老头儿的号嚎一模一样。那是1945年的4月17日，他从离干秋帝国的首都一百公里远的东方战线回来的时候，从这个老头的身边走过，他看到副官的眼色便装作没发现这个老头的样子，那老头儿一边嚎着，一面把充满激愤的绝望的脸仰向天空，一只眼球流了出来，充满绝望和鲜血……

第三十六章 施季里茨（十五）

　　起初施季里茨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强迫自己又重读了一遍报纸的第一版，是的，不可能搞错，三个主要纳粹战犯，——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亚马尔·沙赫特、副总理冯·巴本和戈培尔的助手，第三帝国的主要宣传喉舌纳乌曼都被开释，尽管苏联法官提出了异议。

　　这已表明一种趋势，施季里茨想到。它是这样令人不安、引人注目，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情报部门会接近我、因为他们需要我和我这样的人。因此他们劝那个为建立第三帝国的军队出钱的人，对那个把政权交给能够战胜德国共产主义的铁腕人物、伟大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人，乃至对那个第三帝国主要反共喉舌都宣告无罪。这三人表明一种反俄倾向，因为——不管谁喜欢不喜欢——俄国是共产主义的中心，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这三个人与希特勒亲密地提过头当他检阅军队和党卫队时一起和他站在检阅台上，如今，战争仅仅结束十七个月，他们就被认为是无罪的了。

　　政治是暗示的科学，就连傻瓜也明白这个道理：银行家、宣传家和高级政府官员呼吁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因而是可以利用的人，并且今后就不再是罪犯了。邓尼茨元帅作为阿道夫·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曾经接受元首移交的政权，也基于上述原因保全了性命。

　　军队和第三帝国政府也被宣告无罪，不把它们看作犯罪组织……这暗示什么呢？立场……

　　施季里茨拨了罗门的电话，问他“喂，怎么样？”

　　“你欢天喜地了吧？”后者冷笑着。“请到“佛罗里达”餐馆来，我们一块儿乐呵乐呵，我半小时就到……”

　　在“佛罗里达”餐馆他给施季里茨要了杯咖啡，询问业务进展如何，又问肯普在于什么，杰克博斯在哪儿，可对施季里茨的回答漫不经心，他四处张望着，似乎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然后突然问道：“布鲁恩，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怎么回答您的问题？是一本正经呢？逗逗乐？”

　　“罗门深深地吸了一口姻，沉重的目光直盯看施季里茨的脸，回答说：“能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您想一本正经——就严肃地谈一淡，如果想逗逗乐儿，就逗逗乐儿。只是别让我笑死过去。您知道我是多么爱笑的人……离开我您能干什么？”

　　“的确是这样，没有您我将一事无成。”

　　“只不过在您开始回答问题以前，我要帮帮您。那样您将明白我想从您那得什么。为此我要告诉您，当我落到你们手里的时候，是如何受到拷打的。”

　　“您要是落到我手里就好啦，我是不会拷打您的。一般说，我不拷打任何人。”

　　“因为信奉人道主义？”

　　“‘处身奴隶之中不可能成为自由人’，——有个家伙这么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的部门不是从事刑讯，我们的职责是思考。”

　　“但您不是与刽子手们分享自己的思想吗？”

　　“我个人力图不与他们分享我的全部思想，”施季里茨答道，不知为何苦笑了一下。

　　“好样的，”罗门说， “那好极啦。我们离开这儿，换个地方，到那边谈谈，”

　　在汽车里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只是一枝接一枝地油烟。

　　他们走进位于马德里最古老市区的《安塔露西亚》餐馆，离少校广场不远56色的楼墙像西班牙各地一样，恍如置身于乌克兰；墙上用浅蓝色的瓷砖拼出地道的安塔露西亚语句“牙齿重于亲情，”“我们应当传给后人的，就是吃面包喝啤酒！”“喝酒得力气，喝水得风湿。”“谁唱得多，谁晚付钱’”

　　罗门要了啤酒；啤酒非常出色，在厚玻璃怀中完全像黑色的一样，散发出冷气和窖藏的气味。人不多，午饭时间已过；人们都回家去了，要一直睡到五点钟才会醒，六点或八点坐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结束一天的工作，反正公家只给一点微不足道的小钱，真正的钱得与有关的人联系才能挣到，在这儿或《西里西亚》，或是在德国人聚集的《埃尔餐馆》，或是在美国商人开始光顾的《里茨》酒店，这些人爱吃火烈鸟，看斗牛，捕鳟鱼，在这些场合就可以和他们接触，不能单指望国家能养活你，当然台不得花费功夫是不会有所得的。

　　罗门又喝了一口啤酒，随后抽起烟来，在施季里茨面前晃动着火柴、一直到它熄灭，把它扔在大烟灰缸里，说道：“那么，我结您讲讲我的遭遇……他们抓住我的最初两天没有碰我……一个长着顽皮眼睛的高个子黑发男子与我进行了十分文明的谈话……他说，我现在已经毫无痕迹地消失了，在空降时摔死了、沉到湖里去了、或者落到冶金厂冒烟的大烟囱里去了，因此，不要对战俘公约有任何指望。他知道，也许牢房中有人会认出我来，即使如此，也别指望瑞士红十字会的帮助，因为我不是在交战区跳伞，而是跳在平民区，就是说，我是间谍，而间谍是不被作为战俘看待的。‘我本来，’黑发男子补充说，‘是赞成将我们这类职业人员算作士兵的，我突然不得不在佛罗里达的某地跳伞，但是，唉，他们不考虑我的意见。’他最后说，如果我不说，他是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我的。‘您来的任务是与某个人接头。我们想知道；和谁？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您可以不说您的任务，我们需要知道您的联络人。’我回答说．即使我知道谁是联络人，我也不会说出来，并请处明白无误地了解我的意恩‘如果您处于我的地位，也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是吧？’黑发男人说，不应当把他这个忠于某种思想原则的人与一个美国间谍，一个从华尔衔的金融寡头那儿拿钱的人相比较。我回答说，我没有从华尔衔接受任何东西，我是一个忠于誓言的士兵。于是他就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与联络员接头的时间被无可挽回地错过，如果我搞拖延战术，那就只好怪我自己啦。我重复说，我不知道什么联络员，我对他们瞎编说，他们将在《凯撒霍夫》饭店找我。到此，这次审讯就结束了。过了七个小时以后，他们把我带到另一间牢房。那儿没有黑头发的男人，坐着一个矮小的、红头发、流看汗并显然是非常病态的人，他说，联络员已在《凯撒霍夫》抓到了，现在就让我们对质。他们把一个姑娘领进牢房，是个希腊女子，我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折磨她时，她用自己的语言叫喊。红头发的男人找来三个年轻的、喝醉酒的小伙子，命令他们坐在墙边整齐的长凳上；就开始审问姑娘，让她承认，是谁派她到《凯撒霍夫》去的，她要和谁在那儿接头。她回答说，谁也没派她到那儿去，她是在街上被抓住的，当时她正从饭店旁边走过。红头发男人几次单调地理复他的问题，然后说，如果她不马上承认一切。那就只能怪她自己了。不幸的姑娘哭了起来，她说不知道应当承认什么，。这个红头发男人就向三个醉鬼转过脸去，朝他们点点头，他们就走到姑娘跟前，扯下她的衣服，开始强奸她。我从未听到哪个人像那个不幸的姑娘那样叫喊，红头发男人看着我并且说，如果我对他说实话，他现任就放了这个姑娘。然而我不能对他说实话，因为要跟我联络的也是一个妇女，不像这个姑娘那样年轻，但也是个女人！如果她落到三个酒鬼手里，那她也什么办法但没有。我捂上眼睛，免得更见这恐怖的景象，但是红头发男人用橡皮棍打我的颈部，我出于突然，咬了自己的舌头，舌头肿了起来，就像肉铺里卖的牛肉。这是新约的默示录，一个半小时，90分钟的恐怖我试图扑过去，扑向这些畜牲，但是他们把我摔倒在地并开始毒打我；我是受过保护自己的训练的，这在那一晚救了我的命。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绑到椅子上，事先脱光了衣服，就一面开始拷问。一面把通电的导线挨向四肢。您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吧？”

　　施季里茨在罗门面前划着了火典，然后将它扔到烟灰缸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回答说：“我经受过类似的拷问。”

　　“谁拷问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

　　“既然我当时什么都没回答，那您凭什么认为我现在会回答呢？”

　　“因丸如果您回答我的问题，谈话就转到另一个话题啦。”

　　“什么时候转移话题都不晚……实在地说，使我最感兴趣是，您怎么从那个地狱里出来的？”

　　“您为什么对这感兴趣？”

　　“因为从那儿是出不来的……也许为您组织了一次越狱行动……在您被拷打之后……”

　　“您不相信我？”

　　“您请我讲一讲，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我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为谈西斯主义是不信任任何人、任何事，它只相信自已；……所以，请允许我再问一道，您是如何从那儿选出来的？”

　　“我回答……只是我应该先强调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在那次拷问之后我成了阳萎患者……或许是—种类似的状况……据说，一切都取决于女人……在床上……后来，女人们，她们躺到我的床上，做了不少次尝试，想使我回到生活中来……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结果我竟然遇到一位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女人……”

　　“她叫什么？”

　　罗门挪动了一下烟灰缸，耸了耸肩：“想知道她的名字？”

　　“非常想。”

　　“那又怎么样呢？好吧，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谈话遵循什么轨道。至于说我是怎么获救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是我们的飞行员把我搭救出来的……他们轰炸了你们的监狱，我就被转到集中营，它离海湾不远，我下定决心，哪伯是在逃跑中把我打死，也比说出一切要好，何况我无权向你们这些恶棍说。我与一个地下小组建立了联系，这个小组有三个妇女和一个残废。其中一个女人的名字在你们那个可恶的帝国里名头很响，因为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在毛比特被斩首，她

　　开始向希特勒复仇。说起来她干得非常出色……”

　　“如果这个女人姓朱古丽，那么我可以肯定，她的儿子得到了去瑞士的护照。”

　　罗门将身子靠在雕花椅的高靠背上，拿起自已的杯子喝了一口，用自己那沉重的目光久久地瞧着施季里茨，然后摇了摇头：“不是，她完全是另一个姓。不过关于这个朱古丽的儿子的遭际我要找到资料。”

　　“不必找了，这类事情常常不是用文字、甚至不是用谈话组织的，应当理解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姿势……小伙子在学校学画画……而我对那些善于用颜色和松节油的准确比例表现世界的人怀有偏爱。”

　　“不过您在这之前失策反了他，不是这样吗？”

　　“共产党员实际上不会接受策反……当然如果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话，那么他们参加某种运动就不是为了从中得到某种好处。”

　　“您想说，他们同纳粹分子一样是—群狂热的信徒？”

　　“我却不愿意比较这两种意识形态。许多国社党的成员为您效劳，他们一般愿意接受招募，尤其1944年以来……”

　　罗门冷笑一声：“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一块招牌——社会主义。”

　　“您很不了解历史。希特勒的招牌上标榜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让我们回到您的问题上吧……我不会逗您乐的，我尽力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指出，纳粹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对人的不信任，让个性服从于高居他们之上的某个人的见解，虽重要的是——盲目崇拜，没有个人观点，对思想的全面不信任。

　　‘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背叛……清算这个过程不应从希特勒开始，而应当从墨索里尼开始，他曾经是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主编，而后他又解散了这家报社的编辑部，而出版人员都放他投入监狱并根据他下达的命令严刑拷打。”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罗门指出。

　　“这是一种误解，有—些人，他们打算这么说的目的是因为有人想听到这种议论。但您搞错了……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继续大讲我的思考……或者，让它见鬼去吧？”

　　“不，您接着说，我听得很有昧，况且是我本人开始这场谈话的。”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墨索里尼这个‘现象’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他从哪里来到罗马？从农村。但他生于小资产害的家庭，父亲有个铁匠铺，母亲当级师。而在受城市大亨压迫的农村中谁最革命呢？是小业主……墨索里尼的父亲，给他起了个非常奇怪的名字：‘本尼托·阿米利埃·安德烈亚。为何起这样怪的名字？因为本尼托．胡亚富斯是墨西哥反美斗争的英雄。阿米利埃．契普里亚尼和安德列亚．科斯塔是两个最无畏的无政府主义者。震撼了意大利的众多城市。

　　这个小男孩受到家庭的熏陶，在这里‘社会主义’一词是一种防卫的盾牌，用来反对城市资产者向古风犹存的农柠的入侵。在我们所分析的问题中墨索里尼的性格有没有意义？有。有意义。还在学校时他就称自己为‘杜切’，也就是领袖的意思。还在上学时他就参与打架斗殴、还在学习期间他就自命不凡。正常人对此是难以想象的……您不会自命不凡吧？波尔？您不习惯听人群的欢呼，对您的祝愿吧？您希望自己的画像挂在所有的大街上，所有的住房里，所有的办公室中吗？有没有这种愿望？”

　　“您讲吧，讲吧，博士，”罗门说道，仍然用沉重的目光注视着施季里茨。

　　“墨索里尼抛弃了母亲给他安排的低年级教师职务，去了国外。当国内没有实现自我的机会的时候，当社会上的贪污腐化扼杀了一切朝气相独立自主的时候，那么为了给自尊心找一条出路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以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一类人的野心膨胀，而墨索里尼正是一个朝气蓬勃和独立自主的人，这是社会悲剧的根源……侨居瑞士期间他除了接近那些抨击罗马政府的人之外别无选择，而抨击它的只有—种势力——社会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正是社会主义考，请注意，是那些先追随马克思，而后又追随伯恩施坦的那些人。1902年墨索里尼20岁的时候就在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侨民办的《前进报》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写作……在侨居国外期间他写丁46篇文章，他有天生的工作能力…”而且，您知道是谁把他提携上来的？是扎钦托·塞拉苗和安瑞丽卡·巴拉巴诺娃，两个社会主义者……”

　　“您这就自相矛盾啦，”罗门说， “如果法西斯主义的头子是受到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的支持，那就意味着我说对啦。”

　　“他那时还不是法西斯分子的头子，波尔。他是过了12年之后，在战争引起危机的时代才成为那种人的。当他侨居国外时他远不是法西斯分子，他那时只是在考虑，在哪里和依靠谁的帮助他才能成为墨索里尼。正因为如此，他才急于创办一份意大利最左倾的报纸《阶级斗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这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揭露资产阶级的文章，——对强者和富人骂得越尖锐，在弱者和穷人中获得的权威就越大……而且‘他们人很多，比富人要多得多拉，是吸收后备力量的有利对象；这很少科学的成份；不需要任何证明，也用不着什么逻辑性，最主要的是感情、言辞和造反者头上的光环……您提到‘社会主义’在元首访问意大利前夕，我得以陪同舒伦堡前往罗马与领袖的秘密机构接洽……临行前我研究了保安局的参考档案……我找到了墨索里尼非同寻常的表白：‘我将使自己成为著名人物；剩下的只是显示出我的智慧和意志’；您认为这种见解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什么真理，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这将成为新一代的座右铭！’或者是‘我仇视健全的理性，而以生活及我对冒险不可遏制的兴趣的名义仇视它！’

　　‘群众只喜欢强有力的人。群众就像女人一样！’‘我对社会主义只有粗浅的了解，我把它作为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否定和破环行动来接受！’怎么样？这与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吗？‘如果社会主义不愿意灭亡，它就应当有勇气成为野蛮的主义；’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吗？首先应当弄清墨索里尼立论的真正哲学观念，其次要朋白，他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政党中得到一席之地，我从第二点说起。社会主义者们经历了一阵涣散。改良主义，亦即对现实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党变得摇摆不定；随时准备接受妥协，只要还能在政治生活中占一席之地就行；那么为什么最终正是墨索里尼而不是别人占据了讲坛呢？这我们只有分析了第一点才能解答；不枯燥吗？”

　　“一点儿也不。”

　　“可以接着说吗？”

　　“别耍赖。”

　　“我不会的……这就是说，在保安局的秘密参考档案部的研究，我看到的有关材料说明了墨索里尼的思想基础，——这些材料是事实而不是传言。情报机关报告说；墨索里尼钻研的不是马克思，也不是恩格斯，也不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不是普列汉诺夫，也不是列宁，而是施蒂纳和尼采，这两个的学说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强迫周围的人。而后他又转向伯格森的直觉理论，亦即个性比社会发展法则更重要的理论；亦即个人拯救世界并统治自己的同类的理论。之后他又盯上了索列尔的学说，这个人认为现实中达到目的的唯一形式是暴力。墨索里尼重复索列尔的话说，能够征服群众的不是科学，而是我给他们创造的神话。神话容易被记住。它诉诸平民的情。随着墨索里尼就出现了帕皮尼和普列卓里尼一类的哲学家，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意大利精神的伟大秘密，是罗马帝国阶传统，是找回神话时代的必要性。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帕累托提出一种答案：‘应当有新的精英替代消亡的精英，应当由优秀人物来管理群众，群众祟拜力量和源于新信仰的像神的启示一样的言辞。当统治阶级再没有力量统治人群的时候，就必须推翻它，取而代之。对平民没有必要以理智的态度讲话。他们只接受命令和许诺。’墨索里尼吸收了这些观念，然而作为—个工于心计的人，他深深懂得，现在还不是显露自己的新面目的时候。首先应当置身于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内部，在那里获得主导地位，而后——在必要的时机，在有利的条件下，成为自己的宣言的领袖。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时机真的来临了。他正是在这个时候与社会主义者断绝了关系，而且第一个对这件事表示欢迎的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领袖普列卓里尼，他宣称‘墨索里尼崇高的天性终于摆脱了对社会主义的依附！’墨索里尼被驱逐出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之后，早先畏避‘革命左派’的意大利外交部立即与他进行了秘密接触。墨索里尼从‘爱迪生’公司得到巨额资金，顺便说说，这里还有您的资本呢，还有‘菲亚特’公司的资金，正是这些公司为他发行《意大利人民报》办理了不动产契约。法国政府的秘使交给他约一百万法郎——可不是嘛，这个社会主义者呼吁意大利加入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同时俄国政府也与他进行了接触，他向沙皇的间谍海登施特罗姆建议为俄国效劳，但要求付给他一百万法郎，当彼得堡还在考虑的时候，墨索里尼已经被其它势力所收买，也就在他被收买之后，当他拥有三倍于社会主义政党的资金时，他宣布建立‘革命行动队’。您知道，意大利语的队，联合会这个词是怎么说的吗？”

　　“不知道。” ‘

　　“是‘法西斯’，‘法西斯主义’由此而来的。接着说吗？”

　　“说下去。”

　　“《意大利人民报》已不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它成了‘战土和生产者’的无党派刊物。一切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到这儿就说完了，以下我还要提到一些词汇、术语、定义，但不是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已经谈完了。此后是他与资产阶级——贵族的上流社会的接触。这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保持着‘意大利精神’传统的集团的支持，他就不能成为领袖，从而实现自我，——虽说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传统，我基本上不懂什么是‘民族精神’，他能给强者集团，也就是富人们什么建议呢？只有一个：‘我，墨索里尼，负责给国家带来秩序，保障你们的安宁生活，但作为交换，你们要给我领袖的封号，并加冕我为‘民族秩序的领袖’。谁能给意大利以秩序？谁能把意大利从民主政治‘中拯救出来，避免天才的沽名钓誉吝各执己见，闹个没完？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控制着人民的不满，学会了管理群众并且能够把他们引向另一些人所希望的方向，那些住庄宫殿里并且非常不愿意从那里搬到茅屋去的人们所希望的方向的人。右派政治家是不能引导饱受压迫的人们的，上流社会的人都深明此道。军人专政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实行。出路只有一个：拉拢墨索里尼，让他尝尝统治的滋味，要这个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做出保证，他在私有财产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成为过去。墨索里尼也确实向上流社会表了态。他重复看法国哲学家勒邦的言辞，重复着为尼采所进一步发挥的言辞，叫嚷；‘文明是由少数几个有理智的贵族创造和保护的，而从来不是大众创造和保存下来的。大众的力量只能导致破坏。同时，大众只能接受那些简单到极点的思想。为了吸引群众，需要诉诸他们的想像力，而不是诉诸他们的理智——他们不具备理智。大众践踏弱者并崇拜强者，能够迷住平民的英雄就像是凯撒，他的头盔闪着耀眼的光芒，统治博得尊敬，而宝剑则使人畏惧！为了管理群众，应当确认上流社会。有两种精英：狮子和狐狸。二十世纪韧，狐狸的统治衰落了，狮子统治的时代来到了。十九世纪是理性的世纪，否则就不能积累资本。如今到来的不是理性的时代，而是直觉的时代！有理性的直觉，也有神秘主义的直觉。我主张后一种直觉，我准备表态反对知识分子民主的退化和入文科学的矫揉造作！遵从天性的人是软弱和低劣的，即使他能取得一些成就，也只是基于恐惧。我将对懒惰进行惩罚。罢工和示威将被无情地制正。我将拿来开刀的人会批评我。那又怎么样呢？我将让他们住嘴，为了在国内巩固秩序任何方法都是好的！没有什么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杜撰！有的是民族，只有民族并且除了民族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您认为，墨索里尼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民族主义者吗？”

　　“可能是同一物种的两个变体。总之不能不考虑意大利的多血质特点，但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它起初的叫法‘战壕社会主义’最早的宣扬者正是墨京里尼。它对于战时体系来说简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体系又在战后捞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些人懂得，他们人数不多，他们得保护那个群众跟他走的人，所以他们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他们别无选择，工人罢工，政府不知道如何，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而同时又不损害军工老板的利益。社会主义革命是—个现实的威胁，乌云密集，俄国的前车之鉴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实业家们组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资助军人培训雇佣兵，但是分散混乱的部队等于没有，是微不足道的。暴力只能用暴力去消灭，社会正在分化，它需要一个领袖，既能安慰军火企业的老板，又能安抚工人群众。看来似乎不可煎而得之，不是吗？然而这种不调和是一种表面现象。实业家们所希望的是墨索里尼引导工人去进攻议会和民主政治，而不是进攻银行和百万富翁的庄园，而人民则已厌倦了贫困和喋喋不休的争论，人民需要明确性。他们这就得到了明确的东西。像通常一样，左翼阵营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论，这就失去了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联盟的可能，像通常一样，意见不一，像通常一样，、人们被争论所因扰，而墨索里尼率领自己的法西斯党徒进军罗马，不经战斗就夺取了它。确切点儿说，他并没有去夺取它：是实业家、银行家和军队要求国王把政权交给他，‘进军罗马’之所以必要，正因为它是一种神话，因为墨索里尼认为支配群众的不是逻辑，而正是神话。就这样，当他坐进首相办公室，掌握了陆军，警察、海运、电讯、铁路交通之后，他轻而易举地收拾了思想上的敌人，并授意手下快笔杆子创造一个对‘民族救星’的崇拜。自由一词已经没有用处，封锁国境，实行报刊检查，严禁罢工，怀疑成为一项高度原则——法西斯主义有其独特的面貌……您赞成这种说法吗？”

　　“您认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墨家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区别，希特勒受的教育更低，他基本上是出身于流氓无产者，承认自己在绘画上的无能，这显然深深地伤害了他，由此产生了残忍和对血与仇恨的崇拜，像所有救养不高的人一样，他不相信逻辑并且鄙视科学。而且由于希特勒发迹的时候，德国泛滥着对暴力的崇拜，以此作为对战争的恐惧的反动，因为理智的上流社会变得与世隔绝，日益孤立，因为经济的崩溃，将干百万工人抛上街头，被社会所抛弃；因为有教养的人太少，所以大多数人都听从了歇斯底里的言辞，追随那个用习见明白的言辞宣称：‘一切罪过部在于犹太人！一切罪过都在于布尔什维克！’的人。”

　　“您显然是要我相信，是财阀们把希特勒推上台的……但却有些不符事实。财伐——我像所有有理智的人一样不喜欢他们——也是有思想的人。看来，您说的主要是实业家，他们为什么要帮助那个哦使群众攻击他们自己的人呢？”

　　“群众是希特勒用来讲价钱的资本：’我可以统治他们，而你们不能。如果你们想得到庇护，想让我把德国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中解放出来，想让我成为元首，那么就要接受我的本来面目，我许诺给你们安定的工作，保证不影响你们的银行帐户。’顺便提一下，英国石油大王在德国大选前夕转交给希特勒约二千万马克。难道您真的认为，没有亚马尔．沙赫特和副总理巴本的支持，元首的获得政权吗？是他们把政权送给了他，就像送给墨索里尼一样。但是财阀们非常害怕俄国，沙赫持相巴本比害伯任何东西都更害伯俄国的试验，在那里，‘给贫民以和平，给宫殿以战争’的口号已经贯彻到生活之中……”

　　“我想问一下，您不是共产党员吧？”

　　施季里茨耸了耸肩，吸了一口泅，问道：“如果是的话，那又怎样？”

　　“克里姆林宫在1944年底策反了您？”

　　“如果更早呢？”施季里茨微笑着说。“又怎样？”

　　“您说过，盖世太保是如何拷打人的……如果您也被拷打过，那么是谁拷打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

　　“我不能回答您的所有问题，但对”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这是因为我做了某些努力去破坏艾伦.杜勒斯与卡尔&#8226；沃尔夫的单独媾和……这是1945年初在瑞士的时候……”

　　“看来，我的直觉没有欺骗我。”罗门严厉地冷笑着说， “您是被共产党人招募过。破坏媾和除了对他们还能对谁有好处呢？”

　　“我感到……，奇怪时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竟然是美国……难道它贸然成了一个与希姆莱相勾结的国家吗？扯进这种事且是很难洗清的

　　……我认为，我为您们国家效劳的成分并不次于为俄国人效劳……政治上的威忘问题是非同小可……”

　　“所以，为了维护这个最诚恳可敬的大国的名望，您杀害了不姓的弗莱塔，亲爱的施季里茨旗队长？”

　　“您早就知道我的姓名吗？”

　　“您看呢？”

　　“我看，您只是在不久前才得知的。”

　　“我得知这一点，是在你这个法西斯变节者开始跟踪我的朋友们之后……”

　　“肯普手下那个漂亮的，长雀斑的间谍是您的朋友？”施季里茨感到惊奇，他想抽一支烟，但没来得及从烟盒里掏出来，因为罗门向他的脑门儿猛击了一拳，把他打了个仰面朗天……

第三十七章 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致波尔·罗门先生

　　亲爱的波尔：

　　爱莉扎维塔和我衷心祝愿你得到克丽丝塔。上帝听到了你的祈祷并满足了你的要求：聪明，蔚蓝色的眼睛，脸上有雀斑，在你给我的一封信中你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位姑娘。祝你们幸福美满。

　　关于西海岸的住宅问题。你可以挑一桃。房价的确昂贵，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住在好莱坞，而不是住在别的什么地方。我看了三处独家住宅，一处有游泳池，六个房间，很贵，但是可以分期付款，另一处单身住宅，总共只有一个寝室和一间起居室，对啦，还有一个很大的晾台，有40平方公尺的面积，这一处便宜一些，所以钱要求一次付清。第三处需要修缮，德国和法国侨民都租过这处房子，现已完全空出来了，因为他们的工作状况不佳，反对纳粹的作品现在已不像1946年那样需要了，所以他们悄悄收拾起自己的皮包，决定返回欧洲，回到自己那破败的家园去。

　　我预订了这三处房子的照片，下次给你寄去。

　　我考虑了你对争论的有关建议，并坚决照办。你是完全正确的：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幸福的小天地，从中产生了和平和信任，这正是大多数人所丧失的东西。

　　顺便说一下弗兰克斯。他从你提到的那个国家连一封信都没收到过。他写了五次信，但一次回音也没有。我向他转达了你的建议，他对此非常惊讶，同时表示感谢并答应考虑所有方面。第二天他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将他的信和我的信

　　一起邮。我回答说，我给你的信是像通常的信一样平寄的，只有你给我的信是通过外交信箱寄来的。

　　我有许多新闻，但我从你前一封信的字里行间领会到，所有这些等我们见面之后再谈更合适。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你明年春天与克丽丝塔来到这儿以后再谈个够吧。请不要预订什么旅馆了，如果你不住到我们这儿来，爱莉扎维塔和我就要见怪你啦，让孩子们到外面去大喊大叫，他们不会妨碍你们，而且我们给你们难备的房间、窗子是向花园开的，这园子是艾斯列尔的朋友、作曲家德米持里·焦姆金的，你一定记得他，他和指挥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一起为影片《一百个男人和一个姑娘》配了乐。他住在这儿已有20年啦，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说话口音很重，而且他只在傍晚才邀请艾斯列尔，以免任何人看到，白天和星期日他那儿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总之像谚语说的那样，人们有时应当比罗马教皇更虔诚。它之所以成为谚语，就是因为它表达了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的本质，它们因而被载入教科书，成为人人都懂，人人必须的啦。

　　如果你们使馆里放映《伞兵》这部电影，你看一看……在字幕里你能找到我的名字，请欣赏一下演联(演员联合工会)主席里根的表演，我跟你提到过他，他在片子里扮演一个我们的破坏者。

　　遗憾的是，当俄国作家西蒙诺夫和爱伦堡到美国访问期间，我因为得了一种很重的流行性感冒而卧床不起。谈论他们的文章很多，而且各式各样，他们说，爱伦堡是斯大林的私人代表，很早就与我国秘密机构有联系，主管过共产国际巴

　　黎委员会，而写过许多抒情诗的西蒙诺夫则是作为一种掩饰陪同他来的。不过报刊的反响终归是报刊的反响，此间对他们的接待是十分隆重的，气氛非常友好，而且，布列赫特后来对我说，那个离群索居的列昂·孚希特万格给他打电话，以乎也要从他远离尘世的隐居之处出来了。他所持的举止正像你向我建议的举止一样。他这样做更容易些——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他就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一点也不苦恼，而我这个庸人，没有写作或绘画的才干，所以，如果不与像自己这样的人交往就没法活下去。

　　那以后一个月又来了两个俄国逃亡者，一个曾是上校，另一个是少校。他们讲述了有关俄国的十分可怕的故事，情节丰富，可以直接加到影片里去，他们的讲述吸引了一大批有名望的听众。我和他们谈了谈，原来他们在1942年投靠了希特勒，与弗拉索夫将军合作，你还记得，艾伦讲过许多他的新鲜事。我的兴致一下子冷了下来，因为我像你一样，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对背叛者有自己的态度。我看他们总是穿着德国军服，我想象，你若看见他们将有何种感觉，须知你被关的那个集中营的看守就是穿着这种制服的。

　　布列赫特到我这儿来，显得很懊丧的样子，我问他为什么不给你回信。他十分惊奇，并说他从你那儿什么也没收到过。不过我想，也许由于他特有的漫不经心，或许他把你的信塞到什么地方去啦，只有当他决定收拾一下堆积着书籍、杂志和信件的办公室的时候才会找到它。

　　我们期待着不久后的见面

　　衷心拥抱克丽丝塔和你

　　你的乔治·斯帕克

第三十八章 施季里茨（十六）

　　(1946年11月)

　　罗门坐在他的福特车的方向盘面前，仍在发着火：“谁命令称这个法西斯狗崽子跟踪克丽……”

　　施季里茨迅速打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送伦敦发来的新闻。

　　“关上！”罗门喊道。

　　“关上它！没有人在偷听我的谈话。我说关上！你现在就去和克丽丝塔说，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看见她和肯普在一起，狗杂种！”

　　“听着，胡涂虫，”施季里茨安静地回答，“别跟我大喊大叫，像个正在发作的歇所底里病人似的。在这个国家里上茅坑都有可能被窃听。这是常规。”

　　“这是你们纳粹的常规：这是因为你们谁也不相信，所以在厕所里也安上窃听器想了解一切底细，并且因此连自己都不信啦！关于人的一切上帝都有权知道。而你们甚至打上帝的主意！下流胚！关掉它：我讨厌这个肮脏女人和她的最后新闻。”

　　“我不关。你把我赶下车就关掉罢。对我来说生命是宝贵的。”

　　“谁也没威胁到你那肮脏的生命，谁命令你跟踪克丽丝塔的？快说！”

　　“你先对我说，何时知道我的名字的，然后我就回答你的问题，这是我的条件……”

　　“放大音量！”罗门突然喊道，猛地刹住了车。“调一调频率，别跑了！大点声！”

　　施季里茨没有马上明白罗门为什么骤然停住车子，并急急拐向山路，他把音虽放大到极限，只是在这之后才明白，罗门为什么这样急切地要听广播。

　　“本节目之后，”伦敦的播音员读道，《纽约时报》的两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专家弗里德里克·沃特曼和霍华德·拉什摩尔发表登报声明，主要内容是说艾斯列尔是布尔什维克间谍，这个人是当希特勒在德国展开反犹暴行时来美国避难的。沃特曼指出，要审查艾斯列尔可能进行的共产主义活动，必须特别注意那个写歌词的贝尔托德·布列赫特，国家政治局著名的行吟诗人。据接近国会的消息灵通人士声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总调查人将由罗伯特·斯垂普林出任。据传，他已预审了阿道夫·门罗，罗纳德·里根和罗伯持·泰勒，但详细情况尚无报道。观察家们认为，审讯显然将涉及日益蔓延的共产主义阴谋问题。今天斯垂普林传讯了艾斯列尔的姐姐露特·菲舍尔女士，她在二十年代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涅太华消息。今天在此地的《乔治亲王》饭店发生了火灾，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是著名的高山滑雪家克洛德·法默。起火原因……”

　　罗门关掉收音机，掏出一支烟，抽起来。他用心不在焉的目光瞧了施季里茨一眼，然后打开车窗，运远地吐了一口唾沫。

　　“看看，这帮狗杂种，”他自言自语地说，“肮脏、愚昧、无知的杂种们……‘写歌词的作者布莱希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我不说这是法西斯主义，”施季里茨笑着说，“但是有某些相似之处。法西斯主义总是先拿精神健全的人开刀。”

　　“你给我住嘴！”

　　“我可以下车吗？”

　　“不行。”

　　罗门深深地吸了两口烟，那支烟变得像是灵幡：黑色的灰好和红色的边缘，十分可怕。他发动了车子，掉转车头，不顾一切规则地全速向市中心的哥伦布广场驶去，停下车之后也不看施季里茨就说：“走吧。”

　　施季里茨试探着问道：“或许，我在这儿等你一会儿？”

　　“给我走，”罗门重复说，“我需要你这个鉴定法西斯主义的专家，你这个小希特勒……”

　　“那好吧，”施季里茨苦笑着，小心翼翼地从汽车里爬出来，因为罗门把他打倒在铺着瓷砖的光滑的地板上以后，他的腰又疼了起来，“很有气派嘛，美国情报机关鉴定希特勒主义问题的专家，你付给我优厚的周薪，我准备提供咨询，为什么不呢？”

　　他们走上—座新楼房的第三层，穿过长长的走廊，在一扇钉有《合众国际社》铜脾的门前站下来。

　　罗门按了一下大铜按钮，里面传来一段音乐旋律，门敞开了，门里出现一个矮小的、穿着揉皱的衬衫，长长的裤子的人。

　　“你好，波尔，”他说，“坐下吧，别乱走，现在正播送十分重要的新闻。”

　　然后他回转身，快步定到电传机前，旁边都是巨大的机器，轰轰地颤动着，传送着新消息。

　　罗门跟在他的身后，撕下一张刚刚传来的报道，就聚精会神地读起来。他飞快地扫了一下全文，施季里茨发现：罗门读报是有职业素养的．他先—下子看完新闻，然后挑出段落，在这之后，全面掌握报道，搞清对自己重要的内容，抛掉不必要的内容。然而根据对这个美国人瞳孔运动的观察，施季里获了解到，在这篇文字中，每个字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

　　罗门读了四遍，默默地递给施季里茨，然后猛地站起身来，又走到电传机跟前。

　　施李里茨浏览了一下报道，掏出香烟来，想起了在伯尔尼那个春天的日子，当时他和希拉克牧师一起坐在岸边的大堤上，沿着幽美的小径走下去，路上铺满硼砂和陈年锈色的树叶，一直走到圈养鹿群的栅栏跟前，这是动物园里最空旷的地方，没有人迹，只有野鸭子飞来飞去，充满了寂静。正是在那个地方，他第一次想到，如果杜勒斯与沃尔夫达成协议，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思想的扩散是一种复杂的事情，纳粹主义会不知不觉地渗透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去；他想起了1932年的柏林，他清楚地记着那一年，如果能忘记那个时候该多好，它是那样地可怕，个人无助的感觉是那样痛苦；你看着并且知道国家滑向哪里，但是又做不了任何事来防止国家滑向恐怖……

　　据此间报道！”他再一遍通读报道：非美活动委员会由下达人士组成主席佩康·托马斯，参议员卡尔·蒙德，南达科他，约翰·麦克道威尔，宾西法尼亚，理查德．尼克松，加利福尼亚，理查德·威勒，伊利诺斯，约翰·兰金，密西西比，哈定·皮特森，佛罗里达，以及赫伯特·鲍涅尔，北卡罗来纳，他们与好莱坞著名作曲家艾斯列尔的弟弟格哈待·艾斯列尔进行了预备谈话。受委员会委托，总调查人罗伯待·斯垂普林和调查人路易斯·拉塞尔为座谈准备了材料。正式听证会将在1947年初举行。

　　现在援引从辩护人处得到的记录全文。

　　斯垂普林：艾斯列尔先生，请起立。

　　文斯列尔：我不打算起立。

　　斯垂普林：您有辩护律师吗7

　　艾斯列尔，是的。

　　斯垂普林：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可以允许证人请辩护律师。

　　主席：艾斯列尔先生，举起您的右手。

　　艾斯列尔：如果你们不先让我发表声明，就不举起我的右手。

　　斯垂普格主席先生，我认为您应当声明，在决定证人艾斯列尔的权力时，应当服从什么。

　　主席：艾斯列尔先生，您是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根据民法第61条，我们有责任调查在美国进行反美宣传的性质和目的，并且搞清，哪些外国是这些活动的幕后者以及是否以推翻美国政府为目的，以及与主要问题有关的其它问题。鉴于美国共产党已被认为是破坏组织，它的任何形式的活动都在本委员会考察之列。因此您对问题的回答应当是宣截了当的和负责任的，没有任何模棱两可，在您宣誓以前，我们不打算让您发表任何声明。只有在宣誓之后，委员会才会考虑您发表与此有关的声明的申请。所以，请您举起右手。

　　艾斯列尔：不。

　　主席：艾所列尔先生，不要忘记，您是这个国家的客人。

　　艾斯列尔：没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因为我…

　　主席：这是非美活动调查委……

　　艾斯列尔：因为我不是客人，而是美国的政治囚犯。

　　主席：请等一下！您是否准备宣誓？

　　艾斯列尔：在让我作几点声明以前，我不能宣誓。

　　主席：不行，您现在不能作任何声明。

　　艾斯列尔：就是说，尽管叫我出庭，无论如何也不审理我的案件。

　　主席：您拒绝宣誓？我是否正确理解您的意思，艾斯列尔先生？ 您拒绝宣誓？

　　艾斯列尔：我准备回答您的所有问题。

　　主席：请等一下……您拒绝宣誓吗？

　　艾斯列尔：我准备回答您的所有问题。

　　主席：斯垂普林先生，请传唤另一位证人。委员会将遵循自己的秩序。您已经当着委员会的面拒绝宣誓。

　　艾斯列尔我并没有拒绝宣誓，现在也不拒绝。

　　斯垂普林：主席先生，我认为，证人应当住嘴。或者起立宣誓。或者从大厅出去——总之，直到我们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止。

　　蒙德参议员：主席先生。请再问他一次他是否准备宣誓？

　　主席：您还是拒绝宣誓吗？艾斯列尔先生？

　　艾斯列尔：我从未拒绝宣誓提供证词。我作为一个政治犯被带到这里，在我宣誓和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请求你们给我机会就我的案件作些申诉——只要三分钟。然后发表我的声明。

　　主席：我已经说过，您只有在宣誓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后，才有发言的权力。这之后才是你的申诉——如果随后有机会的话——委员会将会考虑。但是您首先必须宣誓。

　　艾斯列尔：在这一点上您说错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必须，因为我是政治囚犯，而政治囚犯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必须。

　　主席：您拒绝宣誓？

　　艾斯列尔：我请求给我三分钟，让我向委员会澄清，我……

　　主席：我们只在您宣誓之后讨论您的问题。

　　蒙德参议员：我认为，应当带走人。

　　兰金参议员：同意。

　　主席：把证人带下去。

　　斯垂普林：主席先生，我想知道，艾斯列尔将被送往哪座监狱。

　　主席：是谁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斯垂普林：是在场的两位人士，请说出你们的姓名。

　　格林南“我是斯蒂夫·格林南，司法部移民局秘密部门的军官。

　　博罗斯曼：我是博罗斯曼，司法部移民局秘密部门的军官。

　　主席：是你们把艾斯列尔带到这里来的？秘密机构的军官肯定了这一点。

　　主席：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

　　格林南：华盛顿市监狱。

　　随后露持·菲舍尔女士被请来提供证词，她是住在纽约市韦弗利庄园122号的作曲家汉斯·艾斯列尔的姐姐，和关在华盛顿市监狱的格哈德·艾斯列尔的妹妹。宣誓之后，菲舍尔女士参加了预审并提供证词说：

　　“格哈德和我都是在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的。我曾任柏林支部的书记；后来成为政治局成员，还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我们和格哈德关系很好，尤其是当他在战壕里度过4年，从前线回来之后，然而在1923年，我们的友谊终结了，因为我成了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里的反对派，我今天之所以决心出面发表声明，也是因为我认为格哈德是一个最危险的恐怖分子……”

　　主席：请原谅，菲舍尔女士，您是汉斯和格哈德·艾斯列尔的异母兄妹吗？

　　菲舍尔：是同胞兄妹，正因为如此我请您允许我作一个声明。

　　主席：当然。

　　菲舍尔：我认为格哈德．艾斯列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饰分子，对于美国和德国都是危险的。鉴于这个人是我的兄弟，更使我敏锐地感到

　　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他企图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欧洲和全世界。作为斯大林国家政治局的走卒，我的兄弟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孩子、妹妹、好友当作牺牲品。当我了解到他在美国以后，我时常为美国感到恐惧。格哈德．艾斯列尔利用了人们对纳粹的受害者的好感，在这里开展颠覆工作。他是带着在美国建立以斯大林为领袖的极权体制的任务来到这里的。

　　主席：我们想了解格哈德·艾斯列尔自1941年6月来到美国以后的活动。

　　菲舍尔：他最早来到美国的时间是1933年，那是我在第弟、作曲家汉斯·艾斯列尔在巴黎的住所遇见他之后，那时，汉斯从纳粹德国迁移出来之后就住在巴黎沃瑞拉大街4号。格哈德到美国是要组织反政府斗争。我认为，这些年他一直在领导着这里的俄国秘密机构的地下网。

　　主席：他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吗？

　　菲舍尔：是的，尽管他从1928年到1930不是反对斯大林的。

　　拉塞尔参议员：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您的兄弟还去过哪里？

　　菲舍尔：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菲舍尔女士，您出于什么原因脱离了共产党？

　　菲舍尔：因为斯大林把共产国际变成了国家政治局的一个部门。

　　蒙德参议员：《纽约时报》在lo年前就写文章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秘密集团，它的目的就是破坏民主和夺取政权。是这样吗？

　　菲舍尔：是的。

　　主席：您的兄长确曾是集中营的囚犯吗？

　　菲舍尔：不。

　　蒙德参议员：但是调查人斯垂普林提供给我们的文件说，他曾是纳粹恐怖活动的受害者。

　　菲舍尔：他曾被贝当元帅关进维希政权的集中营里…，

　　主席：因为反纳粹活动？

　　菲舍尔：是因为共产主义活动。法国警方知道，他是个高层的共产党员，就想把他从社会生活中除掉，因为法国被希特勒占领了……

　　尼克松参议员：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了吗？

　　菲舍尔：是的。

　　尼克松：是否可以认为，尽管您退出了共产党，您仍然赞同马克思主义，因为您对于他们队伍里的一切，以及有关您兄长的消息都非常了解。

　　菲舍尔：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帝国对全世界的威胁。为了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恐怖主义的斗争，我应当消息灵通。

　　主席：我们要尽快结束这场审理，因为参议院将就重要问题举行表决，我们必须到场……

　　威勒参议员：菲舍尔女士，您说过，您有一个当作曲家的弟弟。他还在美国居住吗？

　　菲舍尔：是的。

　　威勒参议员，在法国时您的兄弟们互相保持联系吗？他们在这里也联系吗？

　　菲舍尔：是的。

　　威勒参议员，您与作曲家的关系怎么样……与您的弟弟？

　　菲舍尔：跟与哥哥的关系一样。

　　威勒参议员：就是说，您与汉斯．艾斯列尔断绝关系是出于与格哈德同样的原因？

　　菲舍尔：是的。

　　威勒参议员：您的作曲家弟弟也是共产党员吗？

　　菲舍尔：在哲学思维方面是毫无疑问的。

　　尼克松参议员：他与格哈德，艾斯列尔关系 密切吗？

　　菲舍尔：是的。

　　鲍涅尔参议员，鉴于您很了解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请问，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向美国派出多少人？

　　菲舍尔：有几千人。

　　施季里茨慢慢把宽宽的电传纸挪开，拾起头来；罗门坐在对面，伸看两条低低的下领向前突出，似乎被狼咬了一口，头发放乱，衬衫领子敞开看，领带扯下了一半。

　　“您何必焦急不安呢？”施季里茨问道。“当您向我询问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的时候，您不是已经知道这一切了吗？”

　　“我现在又想揍你啦，”罗门应声说。

　　“这个菲舍尔让我想起了范·德·卢勃”，施季里茨说。

　　“母狗。”

　　“为什么这么说7她是在履行自己美国公民的责任哪。她申请了公民权……她应当为之奋斗……他们给她写好了台词，她把它条理清晰地背下来……这位太太曾经落了选，她感到受了侮辱……然而情节也太有戏剧性啦：如此诋毁自己的兄弟……说实在的，没有什么比更年期女人的歇斯底里症更可怕的啦，谁也不会像女人那样听从导演的摆布……”

　　“谁侮辱了这位太太？”罗门问道。

　　“怎么，您没听说过她早年的情况？”

　　“没有。”

　　“她曾经想扳倒德国共产党的领袖恩斯特·台尔曼。是要从极左的立场。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她就肆无忌惮地蛮干，因为她非常想成为至高无上的人物……而且，她非常接近墨索里尼这个社会主义左派……您没发现吗？”

　　“我非常热爱汉斯……”

　　“哪位？”

　　“艾斯列尔。”

　　施季里茨谨慎地咳嗽一声，没有抬眼去看罗门，他问：

　　“您听过他的音乐吗？”

　　“我连音乐的毛儿都不懂。我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热爱的。他是个堂堂男子。非常善良，温和……什么恐怖分子……看这母狗，啊？！她胡说八道些什么：‘不是由于反纳粹活动，而是因为搞共产主义活动才把他关进集中营。要知道这是一码事！”

　　“听着，波尔……千万别打我的脑门儿，好不好……”

　　“喏……”

　　“您要答应不打。否则我要还击的。我会把大烟灰缸砸在您脑袋上。说实在的，我能这样做。您答应吗？”

　　“我答应。”

　　“还有谁知道您与艾斯列尔关系不错？”

　　“这关您什么事？”

　　“一点也不关我的事……她……您的亲友与华盛顿发生的事没有联系吗？”

　　“想想你说的是什么？ 你这个纳粹恶棍。”

　　“我考虑了我说的话，长官，您是在执行你们国家的希特勒之流下达的任务。”施季里茨向电传机点点头。

　　“也许你认为，所有这些下流勾当都是民主政治的胜利？”

　　“再说一遍你刚才说的话。”

　　“你为什么要为新的希特勒之流效劳……”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粘上一个女人……为什么竟敢说她是肯普手下的间谍？你这个在臭气熏天、谁也不信任谁的第三帝国训练出来的混蛋，为什么竟敢拿菲舍尔这样的贱货来污辱你不了解的女人？！”

　　“放下手！放下……就这样……现在我回答你……”

　　施季里茨就对他讲了在普拉多博物馆发生的事——包括最微小的细节。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罗门本想对施季里茨说、这是因为他害怕一切，他似乎到处都看见秘密警察的间谍抓他并把他送交“国际法庭”，这个按照自己主子的命令干坏事的爪牙，或许也没什么命令，而是自己主动干的，他显然不过是看到肯普在博物馆里对克丽丝塔低声说了些什么。但是罗门没有对他说这些，这不仅是因为他怀疑这样做是否正确，而且，他清晰可见地想起乔治的信中那工整的、稍微向左倾斜的字迹，信中祝贺他得到了克丽丝塔，还说上帝原原本本地满足了他的订单，让他遇到了一个恰恰是他波尔在一封信中描述过的姑娘“蔚蓝色的眼睛”’“满脸的雀斑”，“不仅可以和她作爱，而且可以在睡觉前对她谈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事情。”

　　胡说八道，波尔反驳着自己。如果有人想在我身边安插个间谍，因而很精确地满足我在一封信中开玩笑似的愿望，那不可能不引起我的警觉；我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手，而不会听从他的安排。这是我这么想，他对自己说，但我的对手也许有另外一种考虑，你没法和你的“第二个我”撕杀。

　　“将”来“将”去，总归是和棋……好罢，我毕竟有办法证实这一切。当然不是一切，他反驳着自己，但通过埃洛尼莫我可以了解到，此地的鬼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拆阅了我的信件。如果他们监视了林肯国际纵队的弗兰克斯那老头——可乔治总是在不经外交信箱寄来的信中冒失地提到他的名字——那就可以证实施季里茨说的话啦．那时我就会明白，他们和肯普在打什么主意。他们也确实应该有某种算盘，因为埃尔&#8226；杰克博斯是个戴假面的家伙，他知道我不喜欢他和他那个兄弟打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网罗当地的纳粹分子。埃尔很清楚我不会被他们肮脏的股票收买，也不会因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我们效劳而掩盖他对希特勒分子的企图，叫它试试不效劳的滋味。我叫它一蹶不振……

　　且慢，他对自己说。你对施季里茨说，他是个肮脏的纳粹，因为他是在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环境中教养出来的。你确实说了，那你为什么开始考虑各种狡猾的计煤，而不直接到克丽丝塔面前问她：“喂，你和肯普在普拉多见过面吗？”你不是确信，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出真相吗？你何不试试……是的，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真相，但那就将失去证实必须证实的真相的机会……那样还需要证实什么呢？——他问自己。那样的话、当然就不需要了。如果我了解到，施季里茨没有说慌呢？这将是一场崩溃，一场无法挽回的崩溃。经历了与拉伊扎一起生活的恐惧，你决心单独生活，这是艰难的，埃尼可以单独生活；艺术家可以一个人生活，他被自己创造的人物所包围，而你却不适于独自生活，你需要精神支柱……所以你才拒绝了自己这个决定，祈求得到一个姑娘，向往着她，而你突然知道她不过是个安插到你身边的……这还需要证实什么，想什么招数，折腾个没完吗？在家里成了妖妇的乐园的同时，他还要履行公家的义务，有责任帮助这个妖妇，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是在为国会的那帮家伙工作，尽管他们津津有味听着那个歇斯底里的菲舍尔对自己兄弟卑污、凶狠的言辞……应当让这一切都见它的鬼去，我要到乔治那去……谈谈战争影片什么的……到晚上就喝它一瓶威士忌，倒头大睡，彻底地禁止自己向往什么幸福。你不会再拥有它啦。你还能活下去。胃还工作得不错，心脏不疼，肝也没什么病，活着吧，像所有人一样活着吧，这盘棋是下完啦，等着收场吧，悄悄地准备上路……不，他对自己说，所有这些部是胡说八道，我之所以陷入这种恶劣的情绪只是因为读了电传。这就是为什么我好像受了伤害似的……对于发生的事我还不能做什么结论，我实在是被这一切给窘住了。一件事接一件事，件件痛心，这就是我六神无主的原因。感谢上帝，我听到了收音机里的报道，好在我没把施季里茨领回家，没有让他对克丽丝塔说他对我谈的那些话。那将是可笑的。一个人如在恋爱，爱情对他就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人并不觉得他是可笑的或是可怜的，这就是人的天性，任何方式都可以保持住享受。甚至背叛理想？——罗门问自己，尽管他是个残酷无情的人，这个问题也使他失去了力气他懒懒地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香烟，并用自己通常那种阴冷嘲弄的嗓音冲电传机喊道：

　　“哎，尼克，给我们煮点儿咖啡吧，啊？”

　　“自己煮罢。我正在等新的报道。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明白点什么没有。”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罗门答道。

　　“这一切都像早晨一样明朗。大清洗开始啦。屋里应当像外科手术室一样消消毒。是不是？您同意吗？”

　　“是像停尸房那样消毒，”尼克笑了起来。“我还不记得在我国的历史上有过这种事。你呢？”

　　“我想想，”波尔回答，走进了小厨房，那儿有个电炉。

　　“可是我记得。”施季里茨静静地说道。“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萨柯——万泽蒂案件。国内要是没什么热闹，首脑就没什么事可干啦……何况战争不是他结束的，而是他的前任。您也参与搜寻奸细吧；这对您的仕途非常有益。”

　　“好吧，我参与。”罗门答道。

　　他把咖啡壶放到炉子上，往里面倒了两包摩洛哥产的咖啡，他想，施季里茨准确无误地感到事件的可能发展趋势，而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嘲笑可能的事情，在内心深处却认为这些恐怖的可能实际上永远也不会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当我读电传的时候，我感到恐惧，尤其在他告诉我说，克丽丝塔在看牟利罗的绘画时肯普站在她身边，半侧着身，命令似的对她说着什么，而克丽丝塔在听他说。他问自己——也许你不过想利用这个借口与她断绝一切关系？你本来就担心年龄上的差距。你也担心，纳粹分子跟你开了那些玩笑之后，你在床上本来就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东西。而且你经常想起那个与混血儿躺在一起的拉伊扎，她浑身浸透着汗珠，头发散乱，目光恍惚不定。也许你得到的是个未知数，也就是回到一周以前克丽丝塔还没投入你怀抱时的老样子。可她车子开得很出色。那天我在《拉斯．勃色哈斯》高兴得喝醉了酒之后，她开车像男人一样猛，我当时感到诧异……本来应当让我在没多少人的广场上站站稳……简直像计划好的一样。还有她一次也没问过我是干什么的。甚至在那个瑞典人史塞姆称呼我“参赞先生”之后也没问过。而我的保险柜钥匙就乱扔在桌子里面……我记得艾伦上的英明一课，他说：“如果你想避免被人窃密，就永远不要藏任何东西，要把所有最机密的东西放在显眼的地方，对手就永远也找不到秘密之处，这就是逻辑。”

　　不知为何，他想起了芝加哥一个做图书生意的买卖人，他濒临破产，现实迫使他想出一条独特的出路：他出版了印数惊人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先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声称书中有意保留一个错误，以检验读者的注意力，谁若能找到这个错误就给他一万元的奖金。书立刻销售一空，这位商人不仅重振自己的事业．而且获得了十万元的利润，因为有文化的人很多，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有文化的人很多。——所有的人都十分指望凭空发一笔财。然而谁也没发现错误。于是又寄来成千封愤怒的信：“这些贪婪的生意人只会让美国入上当受骗。”这时，那位商人就登报声明：“没有谁欺骗了什么人。在书的封面上把托尔斯泰的名字的‘O’印成了‘A’，成了塔尔斯泰只不过谁也不看封面，全都一头扎到本文里去啦……”

　　“哎，布鲁恩，”波尔从厨房喊道，‘帮我一下，拿两个怀子，我煮的咖啡好极啦。。

　　“这人很坚强，”施季里茨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么几分钟内就控制使自己的，况且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这种打击下恢复过来。但是假如他会演戏呢？那我就不羡慕自己了，我就会树立一个对头，他对我给他的打击将回报以他给我的打击，而且将是毁灭性的，往脑门儿上一击，你就从椅子上飞到瓷砖地上，那也算不了什么啦，那不过是小意思，下回就会让你他做健美操，而不只是一击而已……”

第三十九章 罗门（二）

　　罗门悄悄打开门走进房间，他立刻听到她，克丽丝塔唱着歌谣；她在厨房里忙乎着，他了解到达一点是因为目里散发出香科的气味，她做苹果块时放了许多香草。

　　他站在门框旁，将后背贴在墙上，看看威尼斯大镜子里自己的形象，用十指使劲地抹了一下脸，脸上出现了红色的条纹，不好，太神经质了，自从他被纳粹监禁过以后就变成这样，这还起因于那次他也这样悄悄地进来，想给拉伊扎一个意外，结果看见她和那个混血儿在一起；他想，最糟糕的是我对克丽丝塔讲起过脸上这些红印是怎么回事儿，谁也不会像一个爱上年轻女人的中年男人那样轻信。他对待她就像对一个孩子似的，没有任何秘密，这是将近老年时上帝赠给他的终生的、最后的、最出色的礼物。

　　罗门用手掌揉了揉面颊，使红色条纹渐渐消失，只是脸色还有些发红。奇怪呀：年轻时一喝酒脸就变得彤红，而如果喝过了量，脸就变得像石灰一样苍白。最好别看到自己唱完半瓶成士忌后的脸，白得简宜就像石膏一样吓人……

　　“克丽丝塔！”罗门招呼着。

　　“哎！”

　　“是我”，他迫使自己大声、愉快地讲话，一切都应当像往常一样。

　　“我以为，你要晚一些才能回来”，她一面说，一面从厨房跑出来。“你也不打个电话，我就想你一定有许多事要干，也许半夜才能回来。后来我又想，也许我已经使你厌倦了，你就跑到别的女人那里寻找慰藉去了。”

　　她穿着运动短裙，扎着巧克力色的围裙，她是什么时候买的？头发用一条带子系使，蔚蓝色的眼睛愉快、坦然地望着他；她拥抱着他，用热吻着满他的脸，在他的耳边说着飞快的，他听不懂的话——她经常这样撒娇——她问他：“你为什么生我的气，亲爱的？”

　　“我是生这惹人发怒的世界的气，”他答道。“我对它不仅仅是生气，宝贝儿，我恨它。它配得上它那个上帝，别担心，我还没变成一个牢骚满腹的人……美国人想把几个德国人关进监狱……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出色的德人……”

　　“指控他们什么罪名？”

　　“根本就不可能指控他们什么……”

　　“这对你有什么威胁吗？”

　　应当问另外一些问题，罗门想。她最好问我能不能帮助他们。虽然她问得像个热恋中的女人；她们较之男人是更强烈的占有者；孤身一人是没有幸福的，而我是她的幸福的组成部分，那么说，这个问题是合平逻辑的。她的问题不能使我满意，这是另一码事，但这已是我的事，像通常一样，我急于做结论，我总是着急；我总是武断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出色的青年”，“下贱的媳们”，“可爱的老头”，顶多两三天过去就熟悉这些人啦。过后才知道，所谓“出色的青年”是个卑鄙的家伙，“下贱的娘们儿”原来是可靠的朋友，而“可爱的老头”被精神分裂症诊疗所诊断为施虐淫者和躁狂者。不。他对自己说，她没有什么过错，总之，不要急于挑她的错，再考虑一下，为什么施季里茨对你说这些话？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回答说，“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我是总也不会受到什么威胁的，”克丽丝塔微笑着说，“我是一个职业最自由的入，数学教师的职位总能找得到，但你是非常贪恋权力的，如果你被剥夺了事业，你就活不下去：你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我看得出来。我们去吃煮苹果块吧。要给你准备点儿什么喝的吗？”

　　“当然，不过在吃苹果块之前先让我吃通心粉。我变得像爱喝酒一样贪吃。这就不用担心酒精中毒啦。别人是空着肚子喝，不吃东西，喝得越多，越不想吃东西，可我却相反，狼吞虎咽，食量惊人。”

　　“晚间吃通心粉？”克丽丝塔耸耸肩。“这是有害的。”

　　“我跟你出个透汗就无害了，”波尔笑着说．他想到，这句话说得粗鲁，但是克丽丝塔笑起来，愉快地笑起来，但是她是个细心人．像薄膜一样能感受到任何微小的震动，管它呢，他反驳自己说，如果你在恋爱，你就会力图把一切不合你意图的话语都当作耳旁风，察觉不出它对你所爱的人有什么伤害，据说，爱情是盲目的，这个说法不准确，爱情是十分敏感的，但与此同时，对那些应当忘记的、不应有的事情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我本以为，我今天会不能做那事啦，”克丽丝塔说，“可实际上可以，也许我把日子记错了……我现在就去做通心粉，用荤油炸锅？加上奶酪，许多许多的奶路，然后再往锅里放上西红柿，如果这奢华的宴席确实不会吓着你…”我也是像你一样猛吃的话，很快就会变成个大水桶，你就会立刻把我赶出去啦……幸福的人，尽情吃吧，我都嫉妒死啦……我还要弄点威士忌，是吧？”

　　“不，我想喝点儿‘热乎的’。我要喝不加冰和果汁的伏特加，来几口纯正的伏特加。”

　　“难道你喜欢这令人讨厌的东西？”

　　“所有的人都喜欢它，只不过有些人不承认罢了…”你做通心粉要多长时间？”

　　“23分半钟”。

　　“不用看急。我要写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我想在喝得醉醺醺以前做完这件事。我给你40分钟，好吗？”

　　“好吧，亲爱的，我不着急。”

　　“明天我早点儿脱身，领你去艾斯科里奥。”

　　“哎哟，太捧啦！”

　　“或许，我们还可以先看看普拉多博物馆。”

　　“你领我去普拉多吧！我在那儿什么也看不懂，那儿的参观指南手册也太糟了……”

　　“是的，到那儿去得和一个多少了解一点儿西班牙的人一起去。好，那我们就决定了，先上那儿去，去煮通心粉吧……”

　　她对于我提到普拉多表现得很平静，他想，没有发一下抖，她承认去过那里，可我记得自己受审讯的情形，我知道，当地雷就要在你身边爆炸的时候要保持平静是很困难的，你非常恐怖地等待着下一个提问，竭力让自己保持和他们带你进牢房的时候一样，始终注视着他们的脸，因而也无法再领会他们的意思。难道你相信施季里茨这个德国人，却不相信她？难道雅各的事迹就那么确切？难道人就是那么堕落的动物，总是竭力去干坏事，而抛弃一切好的东西？

　　他走到书房，挪了挪打字机，装上一张纸。很容易地打出了地址和开头几句话：“美利坚合众国，好莱坞，贝弗利广场，456号，乔治·斯帕克。亲爱的波尔…。”

　　“喂，你应该写什么？他问自己。“如果我按安插到敌人的家中，那我会对什么感兴趣呢？我将会对他的行为发生兴趣。讲话都是些无稽之谈，今天日出这么一句，明天冒出那么一句，人总归是人，难免前后不一贯。行为则是情报人员唯一感兴趣的东西，联络和记在纸上的可能和思想，这就是行为。

　　“今天，”罗门斟酌着每一个词，开始慢慢地打下去，“当我从广播里听到逮捕艾斯列尔的消息和露特·菲舍尔这个坏蛋的证词时，我深感震动。她可是提到作曲家了！我开始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觉得这不是伦敦的广播，而是莫斯科又在表演那套宣传喜剧。我前往合众国际社，看了电文之后才确信，这不是戏剧，这之后我喝多了，就像那次我从纳粹战俘营逃出来回到美国喝得一样多。起初我什么都不明白，你知道，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我总是要搞清事情的原因和结果。你还知道，我在想出办法帮助落难的朋友之前是无法安生的。所以我迫使自己清醒起来并去致力于行动，而不是陷入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让情绪见鬼主吧！这我也是做得到的。我盘算出一个方案，必须和你商量一下。

　　“首先，我至少认识三个原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人，他们都在马德里公开生活，做生意，成了受人尊敬的绅士。他们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肯普，同一公司的施季里茨，以及罗什凯，后者做电影发行生意，把欧洲的旧电影轧平，然后像消除领袖的骨节疼那样剪下可疑之处，而此地认为的可疑之处如下：1）、批评梵蒂冈；2)、展示半棵的妇女(如果展现全裸的女人，就会因‘公共场合的流氓行为’关半年牢)；3)、提到‘共产主义’、‘苏联’(这里没有这个词，只有‘俄国’)，‘暴政’’‘纳粹分子’，‘营私舞弊’，‘集权主义’这类词汇；4)、批评佛朗哥，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为此马上就会报送去服苦役。

　　“就是说，这三个人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那时是如何上演反共产主义的戏剧。也就是说，他们对这种事的了解与我们不同，他们是从内部了解到一切细节，记得每一幕的情节，知道接下去的应当是什么和如何结束这一切——落幕收场。

　　“对这些人好说好讲他们是不会交出情报的。因此我立即开始准备能毁坏他们的名誉的有利材料．但我感觉到这也将是很不够的，核桃硬得很．用牙是嗑不开的。

　　“因此，第一个问题是，你那里或我们自己人中有没有记得这些人的情况的？

　　“其次．去看望一下艾斯列尔和布列赫特。问问．我们可以帮他们什么忙？他们自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你还记得《编年史》杂志的埃德蒙吗？立即让他与他们联系，因为他和纳粹打过仗，他是我们的人，在那场疯狂的叫嚣中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他是非常诚实和敢做改为的，能说出事情的真相。

　　“第三，我请你立刻给艾伦．杜勒斯打个电话。他是个智者。请他干涉一下还为时不晚，因为没什么复杂的，就是洗洗一下污点，况且不是给哪个人，而是给国家澄清。利用他的关系干涉一下是不困难的，同时也因为除了他没有别人能够了解布列赫特和艾斯列尔的创作对于反纳粹的斗争来说是多么重要。

　　“其四，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船倾斜的剧烈行动，当弥向外舀水的时候就会降低速度和破坏稳定性，我害伯的正是这个，我们需要的首先是”

　　罗门看了—下表。过了半小时啦，现在该拖延啦，他对自己说。你一定不要写完这封信，应当把它一直放到明天早晨。为了使这一切显得自然，你要睡过头，看表的时候装出懊丧的样子，然后给使馆打个电话，从床上跳起来，喝点牛奶，然后对急着给你煮咖啡的克丽丝塔说．你要回来吃午饭．我迟到啦，事情非常重要，再见，然后走出去，把信留在托架上，*剩下的就是等待随后发生的事，唉，最好什么也别发生，那时候，施季里茨，你就挺着吧，如果什么也不发生的话，我可不想处于你的地位，啊哈，我可不想……

　　大约过了45分钟一他看了—下表针——克丽丝塔在厨房减道，“波尔，意大利式的通心粉在等着你呐！”

　　“我就去。”

　　“煮咖啡哟还是煮茶？”

　　“再搞一杯‘热乎的’。”他一面回答，一面床边站起来。

　　第二天他来到埃洛尼莫的秘密寓所，在电话机旁找了个位子，等待对自己的寓所，对肯普和施季里茨的监视结果，以及监听他的住宅的电话通话的结果。

　　上帝啊，最好什么也别发生，最好让我确信这一切都是坏蛋们狡猾的冒险，他想，那时我甚至打算击碎施季里茨的颧骨，我干脆把他送到赤道几内亚去——埃尔．杰克搏斯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做，欧洲人在那儿活不上一年，很快就会死于黄热病或麻疯病。让他在那儿活活地烂下去，没有什么比看着敌人但慢地死掉更惬意的啦。枪毙——这是一种解脱，吊死也是一种解脱；假如希特勒落到我们手里。当然会绞死他，但这是不公正的。他应当被慢慢地、成年累月地处死，应当召集一些施虐淫者来会诊，让他们想出一种痛苦，能够警告那些新的希特勒之流三思而行。这些新的称特勒之流又要开始新的恐怖，他们对自己的人民说，他是最伟大、最英明，最正确的，说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或银行家妨碍了他，或者随着时代的变化，成了粗鲁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失业者妨碍他了，你只是不要去想，是你的同族人在掠夺你，正是他们极力不让你成为有思维的个体，通过法律限制你在能表现自己的地方施展才能，只是不要敢于去想，魔鬼总是藏在我们中间的，这样，希特勒之流很轻易地就把自己置身于批评之外，随便认定民族痛苦的罪魁祸首在哪里都行、只是不要说，它就在家里……

　　“可是倒底出了什么事？帕布洛？”埃洛尼莫问道。

　　(他按西班牙人的习惯称他为“帕布洛，而不是“波尔”)；上校今天穿了一件柔和的埃及色上衣，他家里的衣服似乎包括了彩虹的所有颜色，他天天换着穿，只要看一眼埃洛尼莫，就不用猜今天是星期几：星期三他穿青色上衣，星期四是褐色，星期五是浅绿色，星期一是浅蓝色，星期二是黑色；每到这一天他就向他的上司一艾斯皮萨诺汇报工作，后考是个老派人物，在德国住过很长时间，认为黑色对官员来说是最尊严的色彩，只能配红蓝两色的领带，这还由于黑一白—红是纳粹旗帜的颜色，而蓝色则是长枪党的象征，非常富于爱国精神。

　　“什么？”罗同心不在焉地问。“我没听到你的话，请原谅……”

　　“我是问……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暂时——还没有”，罗门回答。‘你肯定我们的监视结果不会形成报告向将军汇报吗？”

　　“不用考虑这个。”

　　“我不能不考虑这件事，埃洛尼莫。除你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与此事有关的举措。”

　　“没法排除别人来了解此事。”

　　“到底是谁？”

　　“费尔南德斯。”

　　“在‘蓝色师团’里打过仗的那个人？”

　　“是的。”

　　“就是说，他的德国朋友也将知道这件事啦？”

　　“恐伯是。他的儿子要去纽约。他想让儿子受贵国的大学教育。况且从今往后与德国人交往已经不那么时髦了……你可知道，报界现在尽可能强调说，我们在战争期间是保持中立的。”

　　“你可以答应帮费尔甫德斯的忙……我可以帮助他的儿子，我会关照纽约对这孩子多加照料，只是他必须管住自己的嘴。”

　　“好罢，我和他谈一谈……但他是不需要钱的……他的丈人在塞维利亚买了一家工厂……”

　　“给予关照’完全是婉转的说法，埃洛尼莫，对它可以有各种解释……你可以关照那个穷小于避免由于他的父亲为希特勒作战而受人唾骂……对他说，美国人非常不喜欢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的人……我们的谈话很短，但是每个美国人都能搞到武器，这是宪法保证的权力，——‘为了保卫个人尊严’——……你转告一下，说我准备见见他。”

　　“好的，我转告他。”

　　“你跟他解释一下，说今天的监视从对公事的角度看，不像对我个人那么有必要……你就说，我是个神经质的老头，在你为我效劳时我有许多可指责的地方……这件事对那姑娘来说也不像对你本人那么有好处……叫他费尔南德斯放明白点儿……”

　　埃洛尼莫冷笑了一下说：

　　“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想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一切人，对所有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在和西班牙人谈话时，尤其是你对谈话有兴趣时，请不要用‘好处’这个词，波尔。这不合习惯，不合我们的习惯，懂吗7应当谈思想的相似之处，谈友谊的法则，谈随时准备牺牲，应该说你对利益之类不感兴趣，说你憎恶那些谋求好处的人，那是多谋的阿拉伯人和唯利是图的犹太人的天性，你应当谈崇高和永远的东西，只有那样才能开出一块事业合作的土壤，进而考虑各种打算……”

　　“没关系”，罗门冷笑着说，“直提了当地签一张支票也没什么不好。我们看不出在业务合作中有什么侮辱。”

　　“但是我们看得出。当你给我签支票时对我说，让我把钱用于不幸的人们身上时，这是符合我们的习惯的，尽管我会马上用这笔钱给自己的女友买一颗钻成……但是假如你塞给我一信封的钱让我花销，我一定会把它扔到你的脸上……我们是唐·吉河德，是最不讲理性的纯理性主义者，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感谢上帝，你是个例外。”

　　“这是因为我不是西班牙人。我在产房里就被人搞混了，妈妈与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妻子住在一间病室里，我被错塞在她的床上，我具有岛国的理智，帕布洛，我是个天生的实用主义者，我像个真正的英国人一样，从小就开始赚钱，”埃洛尼莫苦笑着说，“而西班牙人是嫌恶这种行为的，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谈论崇高的事物，向往不能实现的事物．反对速朽的东西，而不谈论尘世虚幻的荣华……”